新蒲京338棋牌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这位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的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就以一本《西方的兴起》赢得大名。2003年,他与其子著名环境史研究者者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人类历史》(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2011年引进此书,2018年推出的中文修订版,则更名为《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值此新书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采访了小麦克尼尔,请他谈谈撰述此书的初衷与经过,以及他们父子对全球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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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初版于1967年,一经问世,便扭转了当时世界史学研究中的颓势。相较于此前美国学界一谈世界史便以欧洲为主体的心理,麦克尼尔所站的“世界”更高、更远、更全面,最主要的是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比如,他认为世界史只有研究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所以他不断书写文明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而书的副题更直接被他定为“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您的祖父是一名历史老师,您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又是一名蜚声全球的历史学家,是世界史研究的先驱性人物。您选择从事历史研究是否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在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您觉得这种家学渊源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80.00元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

麦克尼尔:没错,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历史学家。我祖父研究的主要是基督教会史,他是加拿大人;我父亲研究世界史,他们都很成功,写了很多书,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成为历史学家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家学渊源是一种优势,我比大部分其他孩子能耳濡目染更多。但也有一些劣势,因为我父亲很成功很有名,我常常被拿来跟他比较,可以说我还没有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但这也没关系。

在“世界史”或“全球史”写作颇为风行的当下,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鼎鼎大名似乎已没有被刻意突出或强调的必要。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麦克尼尔撰写了多部影响巨大的作品,奠定了世界史学科在美国学界的地位,被誉为“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必须首先说明的是,中美学术语境下的“世界史”概念和内涵有所不同。欧美历史学家所谓的“世界史”指的是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与“全球史”同义;而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的“世界史”研究的是除中国史以外的其他地区和国别的历史,可理解为“外国史”。本文中的“世界史”均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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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努力学习其他学科,我在本科一开始学的是数学和物理,我也尝试过工程方向,但学得不太好,所以我直到本科最后一年才转向历史方向,因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你一开始不需要选定本科专业方向,你可以在中途选择,你可以改变主意。我就改变了主意,因此我较晚才决定要成为历史学家,但我很庆幸自己做出的选择。

20世纪60年代,老麦克尼尔以一本《西方的兴起》一举成名,而其此后的多部著作,大多是该书的缩编或补充,很难说有根本性的突破。、《瘟疫与人》、《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等)直到2003年,他与儿子、著名环境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人类历史》(J.R.
McNeill, W. H. McNeill,The Human Web: A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W.W.
NortonCompany,2003.)一书。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引进该书,现又改以《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之名推出了中文修订版。对于耄耋之年写就的这本世界史新著,作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期待。老麦克尼尔曾在回忆录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此书“比先前所能见到的书对文明进程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和平衡的叙述。我一直试图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并将此书视为这一努力的恰当的顶峰。在读本科时,我就萌生了上述想法;1940年,我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读到汤因比的著作,视野更为扩展;1963年,《西方的兴起》实现了这一初步的学术构想。40年后,我的儿子和我编制了一部修订的、校正的和浓缩版本的人类历史。不论其他人如何评价,我一生的雄心壮志如今已经竭尽全力并心满意足地实现了。”此言颇有些给自己的学术生涯画上句号的味道。那么,麦克尼尔父子是如何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考加以修订和校正,并浓缩进一部单卷本世界史中的呢?

麦克尼尔

如果说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他们的专注投入和勤奋。他们工作都十分努力,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职业道德方面的榜样。这大概是我从他们那里受益最多的,但肯定不止如此,因为我父亲是世界史学家,这影响了我的观念,有时使我也想成为世界史学家。

麦氏父子以“网络”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写作该书时,正值互联网方兴未艾之际,这一概念的选取明显受此启发。但作者所言的网络并非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人类诞生之初即存在的历史事实。用他们的话说,网络“就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的关系”。全书用八章的篇幅,具体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网络生成、演进、互动、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描述了“它们所具有的合作与竞争的特性、它们的扩展趋势和它们在人类历史中重要意义的增长,以及它们对地球历史的影响”。正是借助这些网络的此消彼长,世界历史的长轴画卷在读者面前徐徐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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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写作全球史对历史学家的知识面的要求非常高。《麦克尼尔全球史》不仅涉及西方世界,还涉及诸多非西方世界。这让我们很好奇,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您和您的父亲是如何进行知识上的准备的?

在麦氏父子的笔下,最初的人类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即形成了一个个小型网络,用于组织小规模的采猎活动。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作者特别强调了语言在这一阶段的重要作用,以及舞蹈和歌唱所形成的集体意识。正是借助这样的交往与合作,人类得以走出非洲,迁徙到全球各地,诞生了一个“纤细微弱”的“世界网络”。尽管这一最初的网络颇为松散,但为后来的基因、信息、思想和技术交换奠定了全球基础。距今约12000年前,定居农业在全球至少七个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农民们与周边的小共同体交换着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开始具有区域规模的网络。这种面对面的交际网络仍显粗疏,却为人类保存了文化习俗的多样性。公元前3500年左右,以崛起的城市为中心,这些原有的乡村网络聚合成了“大都市网络”,并在这一基础上孕育出几大辉煌灿烂的文明。及至约公元200年时,一个遍及欧亚大陆和北非的“旧大陆网络体系”形成了。在随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旧大陆上的各个文明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互动,该网络也变得愈加“密集化”。与此同时,美洲大陆虽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也发展出了分别以为墨西哥和秘鲁为中心的两大网络体系。15世纪海道大通,诸多网络终于联结成了一个单一的世界性网络。人口、商品、信息、生物和传染病的加速流动,深刻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新,推动了这一全球网络的扩展,也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产生了复杂的互动。1914-1941年之间一战和经济萧条暂时延缓了全球化进程,但二战后该进程得以复苏并加速发展,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世界史》简体中文版

麦克尼尔:我们所做唯一的准备就是多年来的历史阅读和教学。我们合写这本书时,我父亲的阅读积累和教学经历已逾五十年,我也有二十年的经验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准备。我也努力学习了我父亲不太熟悉的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非洲史,他不太了解非洲史,我的优势在于我曾在大学教过几年非洲史,这增进了我对这一地区的了解,这就是准备工作了。

这便是麦克尼尔父子所勾勒的从史前到21世纪初的“人类之网”。与数十年前问世的《西方的兴起》相比,《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在保留了鲜明的“麦氏风格”基础上,提供给读者不少新知与创见,也折射出美国学界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新动向。

美国一位学者曾说:“如果把研究世界历史当成一场运动的话,人们会异口同声地把它的兴起归功于威廉·麦克尼尔。”他的著作《世界史》在西方畅销近50年,一版再版,被全球近千所大学当作教材。不久前,《世界史》简体中文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

我们能够读到的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历史著作,有不少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对您和您父亲写作的这部世界史来说,你们是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来写人类历史的呢?现在回看这部已经完成的著作,您觉得你们对这一点完成得怎么样?

新蒲京338棋牌下载 ,首先,“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的选取和使用,体现了麦克尼尔父子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和分期等基本问题的反思。注重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并将这种互动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向来是老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研究的最大特色,《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基本上延续了这一解释框架。不过,“网络”概念的引入,使得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有了更具说服力的载体。因为网络的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商品、文化、技术、物种乃至疾病的广泛交流,文明内部的社会变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模仿、合作、竞争也才得以实现。强大的文明可以通过网络扩展自己的权势,弱小的文明同样可以借助网络而崛起为大国。由此可见,网络不仅是对过往实际的描述,更具有塑造世界的力量,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发展之动因的独到认识。

《世界史》初版于1967年,一经问世,便扭转了当时世界史学研究中的颓势。相较于此前美国学界一谈世界史便以欧洲为主体的心理,麦克尼尔所站的“世界”更高、更远、更全面,最主要的是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比如,他认为世界史只有研究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所以他不断书写文明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而书的副题更直接被他定为“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麦克尼尔:我不确定,我尽力规避了,但是很难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所有偏见,因此尽管我尽力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但也许在某些方面并未做到,肯定有一些非洲、亚洲的历史学家会反对我或我父亲所写的内容,觉得这本书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这也是事实,但同时我要说,我和父亲都做出了努力。如果你将这本书中涉及欧美历史的页数与涉及非洲、南亚和东亚历史的页数相比,就会发现此书并未过分强调西方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自己数过每一页,但我认为情况大致如此。我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努力在于尽力公平分配读者的注意力,使世界上的各个地区所占篇幅大致平衡。

除了对横向联系和比较的偏重,在人类历史纵向发展这一维度上,“网络”还体现了麦氏父子的历史分期观念。一方面,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沿着上述“第一个世界性网络-定居农业和大都市网络-旧大陆网络-世界性网络”的线索和脉络而演进;另一方面,这些网络并不是后一种完全取代前一种的关系,如乡村等某些地方性网络一直顽强地存在,全球网络的发展也会遭遇阻碍甚至倒退。因而,“人类之网”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线性的,不同大小、类型的网络的并存和交替,展现了一种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时空架构,这也体现了作者对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思考。此外,由于网络的存在,人类自诞生之初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相较于另一位世界史大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将1500年视为世界从孤立走向整体的开端,这一观点无疑更为大胆。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历史意义被淡化了,因而《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对西方中心论的摒弃更进了一步。

麦克尼尔有如此宏大的史观,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有着鸿鹄之志的人。1917年,麦克尼尔出生于加拿大。他的父亲詹姆斯·T·麦克尼尔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家、神学家、史学家。麦克尼尔对史学如此酷爱,离不开父亲的熏陶。在他10岁时,一家人迁至美国。上大学时,麦克尼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专业。

您父亲在其回忆录《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中说:“40年后,我的儿子和我编制了一部修订的、校正的和浓缩版本的人类历史。不论其他人如何评价,我一生的雄心壮志如今已经竭尽全力并心满意足地实现了。”可见,您的父亲对《麦克尼尔全球史》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也是他世界史著述的封笔之作。他曾说起,这本书的写作缘自您的提议,那么,您当时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呢?您觉得这本书与其他世界史著作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您自己如何评价这本书?

总之,麦克尼尔父子笔下的“网络”,既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性概念,更是由历史学家所构建的分析性概念。相较于“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等理论,作者在构建自己的“世界史网络体系”时,对“宏大叙事”采取了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即便如此,老麦克尼尔仍毫不掩饰其学术“野心”,他希望“人类之网这一概念流行开来”,因为这“是一种比旧有方法的解释更好地理解人类过去的方式”。当然,读者大可以对“网络”这一世界历史编纂的“新范式”提出质疑:这些网络都是真实存在的么?偶然的相遇或暂时的互动能否构成一个网络?网络的“更新换代”是否具有世界普遍性?推动网络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有哪些?不过,“网络”背后所体现的学者的概念化能力和历史想象力是毋庸置疑的。

上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大学里,西方文明中心论是最普遍的世界史观。但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受到战争的刺激,美国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整个世界。1957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大学都认识到,对世界各地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能为加强美国国防服务。

麦克尼尔: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这一想法,我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即将迎来第三个,这意味着两件事:一,我需要更多的钱,所以我就想,如何赚更多钱呢?我可以写本畅销书。我之前写过几本书,但它们是学术专著,《人类之网》不是学术专著,更像普及读物,这是我写书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这与我的家庭环境也有关,那时候家里有小孩,我无法继续写之前那类作品。之前我写作时会在海外待一年到一年半,泡在档案馆里。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在四个国家的档案馆里工作过,耗时约一年。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去了六个国家,离家一年半。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继续这样做,所以我得写另一种可以在家完成的书,我不能去档案馆,只能参考二手来源、出版资料。写这本书时,我的研究是在图书馆完成的,没有离开家乡。这就是我制定这一计划的两个原因,都与我的家庭情况有关。

其次,在对待各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麦克尼尔父子的态度更为审慎和全面。与很多世界通史著作一样,《麦克尼尔全球史》的基本叙事单位是各个文明。和《西方的兴起》相比,该书有意识增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等区域的论述。另一方面,麦氏父子对非西方世界的重视并未达到“新全球史”领军人物杰里·本特利等人那样的程度,即对世界各地区的文明等量齐观,平均分配篇幅。该书在叙述1500年前的历史时,仍将“旧世界网络”的四大文明和游牧民族作为主角,辅之以对美洲文明的少量提及。而在全书的后半段,西方文明的强势和主导更是随处可见。这样的叙事或许隐含着作者的矛盾心理:既对西方中心论保持警惕,又试图凸显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和重点。

而对麦克尼尔来说,写一部全球史早在计划之内,只不过因为二战影响,不得不推迟。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充分的准备: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崛起》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的作品《疾病与人》、《追逐权力》等一部部问世,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1967年,《世界史》第一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麦克尼尔以一己之力,涉及整个人类历史,可谓抱负不小。

我可以跟你聊聊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当时我父亲住的地方离我有五百公里远,我们每周通过邮件联系,不是电邮,是传统纸邮,因为我父亲更喜欢写信,虽然他后来学会了发电子邮件,但他还是更喜欢写信,我保留了所有往来信件。我们的通信持续到2000年,那时我们基本完成了全书。他先写完了他的部分,因为我还要照顾家庭和上课,没法写得像他那么快。他当时已经退休了,全天都有空写作,所以他比我早完成,然后我们交换所写部分,对对方的部分进行修订,有时我们会争论最后的呈现方式。我一年至少去看望父母三次,每次去就会和父亲长时间讨论写作计划,也会具体到某一句话的遣词造句,这就是我们的写作过程。最后一部分是与出版商交涉,这一块基本是我在负责,因为谈这些事情用电邮更方便,但我父亲不喜欢用电邮。

这也就涉及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如何看待各文明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它们的关系是什么?以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史著述,常常容易陷入一种道德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泥淖。“文明”对“野蛮”的开化,或“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征服才是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体现。《西方的兴起》一书就曾遭到批评,认为其暗含了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推行文化霸权的野心。《麦克尼尔全球史》并未从根本上规避这种文明的“进步史观”,处于网络中的各文明自然也有中心和边缘之分。那些在网络中能够更加便利和低成本地获取资源的文明,往往会走上崛起的通衢大道,反之便会遭到淘汰。不过,作者也不忘指出,网络带来的不光是进步,更有种种不平等和灾难。那些命运悲惨的边缘群体,如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非洲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塔斯马尼亚岛和复活节岛上的原住民,还有数不清的被瘟疫和饥荒夺去生命的个体,即是这些网络的牺牲品。这种对文明多元性的强调和对“失败者”的观照,体现了历史学家独有的人文关怀,也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投射。

“抱负”二字在有的人面前是大话,在有的人面前则是奇迹。按照儿子小麦克尼尔的回忆,这部《世界史》许多章节是麦克尼尔在度假的帐篷里写的。这项工作远比我们想象中艰难。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表达技巧,把故事讲得通俗易懂,而且需要跨越民族、地域、文化,涉猎多门学科……麦克尼尔认为,只有视角开阔,素材齐全,才可能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关于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它的篇幅几乎短于任何一本世界史书籍。其次,它有一个主题,即标题中的“人类之网”,对人类社群不断增强的联系的探讨贯穿了每一章节,所以这本书并非想要详细阐释某地的历史,而是试图表现地区之间的联系史,所以我认为它有多数世界史没有的主题。

第三,麦克尼尔父子力图将通史与专题性研究相结合,从而构建一种既有鲜明特点,又保持平衡的世界史叙事。众所周知,世界历史包罗万象,历史学家在题材的选取和材料的编排上必须有所取舍,才能形成一种清晰条贯而又详略得当的叙事。在《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中,贸易、交通和通讯技术、战争等老麦克尼尔向来重视的领域依然占据较多篇幅。作者还紧扣网络这一概念,着重对两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论述。其一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人类如何应对自然并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及这种活动如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瘟疫、饥荒、物种交换和自然灾害又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走向。其二是突出文化因素,特别是宗教与“人类之网”的互动。宗教的扩散与人口迁徙、商业贸易、军事征服等息息相关,既得益于交际网络的存在,又反过来延展了网络的范围,加深了网络的密集化程度。除了这些颇具“麦氏特色”的主题,作者还在宏观研究中穿插进一些历史细节,以增添可读性。例如,汗血宝马和苜蓿草在改变欧亚大陆政治军事均势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潮时期,旧金山甚至从香港进口活动房屋。不过,正如学者史景迁所评论的那样,麦克尼尔父子的“鸟瞰式”研究留意了这样那样的因素,却唯独忽视了具体的人的情感和声音。此说不无道理。既然“网络”是由千千万万的历史当事人参与构建的,其核心本应是人与人的关系,但该书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是非人化的。当然,这也是世界通史写作这一体裁所限制的。

有中国读者在看了《世界史》后评价说:“这本书会赋予你一种强大的才能:就像站在开阔的田野里仰望满天星斗,在静谧的大气中发现宇宙宏伟的运动;而且你可以用望远镜任意跟踪聚焦于某个星球,然后退回到全景仍能准确地指出其位置。”还有读者写道:“它不像大多历史记录那样正襟危坐,而导致被束之高阁;当然也并非近年自《明朝那些事儿》之后,逐渐偏离轨道的通俗说史。它介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学者不会感觉它缺乏广度深度,普通读者也不会感觉枯燥乏味。”

我对这本书整体来说挺满意的,其中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些妥协。我们写作时争论过,并且各有胜负,有时互相让步,有一些部分我并非全然满意。我现在在写另一本世界通史作品,已经快完成了,我是唯一的作者,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不用妥协。但我对这本书的满意程度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了。

要而言之,无论是核心概念的构建、对文明及其关系的理解,还是在题材的选择上,《麦克尼尔全球史》均颇富新意,带有麦氏父子鲜明的治史理念和写作风格,可谓自成一家之言。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史景迁与本特利等人撰文予以评介外,该书出版后并未引起学界太多的反响,这令老麦克尼尔颇为沮丧。如果我们要对该书的学术地位作出评价,或许有必要对美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史稍作回顾。美国的世界史研究首先是作为一个教学领域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老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学者出于对西方文化模式的反思,开始对原有的《西方文明史》课程加以改造。加之冷战时期美国亟需了解非西方文明,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课程应运而生。经过数代学者的惨淡经营,世界史终于成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麦克尼尔全球史》只不过是当今诸多世界史著作和教材中的一种,不可能再像当年《西方的兴起》那样一枝独秀。对该领域的开拓者老麦克尼尔来说,世界史园地的百花齐放,或许也不失为另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成功。另一方面,主要基于二手材料而非档案研究的世界史著作,长期受到所谓“专业历史学家”的轻忽。尤其是碎片化带来的对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的反感,导致很多历史学同行对这类通论性著作兴趣不大。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已经非常成熟的历史编纂方式,世界史对于纠正史学专门化倾向、培养具备国际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回应全球化时代的种种挑战,都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这同样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因为在世界历史方面的开创性,麦克尼尔曾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耄耋之年的他依然笔耕不辍。2010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他颁发国家人文勋章,表彰他在文史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您和您的父亲选择以“网络”作为贯穿整部书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能否请您谈谈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您的父亲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一种比旧有方法的解释更好地理解人类过去的方式”,我们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虽然老麦克尼尔早已声名卓著,但在中文世界,对他的译介近几年来才逐渐增多,这与中国学者和公众对世界史的热情显然是分不开的。与同类型图书相比,这本倾注了作者毕生心血的《麦克尼尔全球史》篇幅适中,雅俗共赏,似乎更有理由获得中国读者的注目。当然,学者们标榜要“从月球看地球”或是对世界历史进行“鸟瞰”,但世界史的撰述从来未能真正摆脱其民族特性。包括《麦克尼尔全球史》在内的世界史著作大多出自欧美学者的笔下,它们诞生于欧美特定的学术语境和社会语境,主要面向的是西方读者。我们更加呼唤中国学者能够充分吸收外国史学成果和本土历史资源,撰写出有价值的世界史著作,参与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对话。

或许历史是这个家庭的传统,麦克尼尔将自己的史学热情传给了儿子。小麦克尼尔与父亲合著了一部《人类之网》,反响同样不错。

麦克尼尔:因为我觉得“网络”一词展现了地区和社群间的交互联系,我选择该词后,我父亲也立即同意了这一选择,因为我们写作时,电子互联网还是我们不太熟悉的新事物。互联网象征着人群和社群之间不断增强的联系,所以该词在当时十分恰当,现在我仍然认为它展现了这种联系关系。我认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变革来自这种联系,所以当个人和群体接触到新的思考方式、新技术,可能还有新的疾病时,这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思维和社会。在我看来,这种联系常常是人类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因此这本书和我写的所有史学文本都强调联系。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麦克尼尔父子分别陈述了他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看法和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展望。小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演进的过程。他担心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信息和能源问题,人类或将最终毁灭自己。相较之下,父亲老麦克尼尔的看法更加乐观:如果能够保有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网络中共同生活的能力,人类是可以克服种种危机和挑战的。不论踌躇抑或乐观,谁也无法否认的是,你我正生活在一个自己亲手参与编织的全球网络之中。如今,在这个巨大而又密集的网络遭到种种质疑、挑战和冲击的时刻,彷徨无措的我们不妨回首过去,从悠远的“人类之网”中寻觅到哪怕一丝丝的激励、感动或慰藉。

我父亲的那句话是指他自己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书,即《西方的兴起》,这是他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也同意,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西方的兴起》很少涉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史,尤其是前哥伦布时代的拉丁美洲,即西班牙人到达那里之前,我们合写的这本书对这些地区的阐释要好得多,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更好的原因之一。第二,这本书对网络和联系的探讨更明确、更清晰、更有力,《西方的兴起》就略逊一筹,尽管我父亲在《西方的兴起》中就思考过社群联系,但比起这本书还是有不足。

具体到“网络”这个概念本身,您觉得推动网络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有哪些?

麦克尼尔:有好几种,有些是无意识的人类行为,带有偶然性,一些社群间的联系是偶然形成的,并非人为,一个例子是生物交流,比如天花怎么就传到了日本,没有人有意这么做或想要如此,但天花就传到了日本,这是偶然事件,是网络构建的途径之一。此外,人类也有许多有意建立起来的社群联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商业联系,为了经济利益寻找贸易伙伴,所以历史上很多网络是由商人建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丝绸之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此外还有成百上千个类似的例子,有海上的、陆上的,它们共同组成了社群间的联系。除此之外在扩展联系网的背后也有政治动因,比如帝国的建立,随时间流逝建立更牢固的统治,但也有僧侣和传教士建立的独立的文化联结,例如佛教传入中国是通过五百年前访问印度的僧侣。佛教的引入改变了中国,这与政治扩张无关,与商贸也只有微弱的联系。这些是网络构建的其他方式:经济、政治和文化。

更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各个文明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麦克尼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被提及很多次的汤因比,他写《历史研究》时将人类历史划分成几类不同的文明,我记得他一开始列出了二十一种,后来这个数字又有增长。我认为这不是了解人类历史最好的方法,如你所知,我强调联结性,否认文明之间是独立分离的,至少一般来说是这样,因此“独立的单个文明”这一概念在这本书中出现得很少。如果完全按我的想法来写,它的比重还会更少,实际上我完全不会使用这一概念。我自己并不将历史看作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等的集合,我认为它是一系列人类社群的联结,所以我也不太接受“文明”这样的概念,它们常常限于精英文化,很少提及普通的村民、牧人等等,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印度或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只是进行无意义的分类。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觉得这种分类很有用,但它们主要用于理解精英文化,社会最上层百分之一的人,他们能识文断字,了解宗教传统等等,这一分类对理解大众没有太大帮助,所以我倾向于弱化单个文明的重要性,很少使用这一术语。

如果不使用这一概念,那您在书中如何区分不同的文明?

麦克尼尔:我会用社会差异、文化差异等表达,避免“文明”这一概念,但我父亲对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就比我高得多,当然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不是在说日本文化就跟印度文化一样,远非如此,两者差异很大。在本书中,我们首先会从地理和生态方面描述某一地区,然后很快涉及更多方面,如经济、宗教。有人可能会说你综合了这些方面,就是在描述某一文明,但我不会这么想,这本书的网络联结视角没有忽视不同社群和文化的差异。

在这样一个史学专门化和碎片化的时代,您怎么评价《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种史学上的宏大叙事对历史学、历史学家乃至历史读者的意义?

麦克尼尔:我倾向于这么想:所有历史学家应该从事不同规模的研究,这包括了细节化的地方研究,有历史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其他历史学家从事更宏观的研究或是全球研究也很重要,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应该覆盖所有地理规模。我常说这跟地图制图很相似,描绘北京中心城区的地图很有用,能展现很多有效信息,比如每条街道;但它无法展现北京与其他亚洲地区的关系。这时就需要另一幅地图,有时甚至需要地球仪来展现大洲之间的关系、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巨大的地图,因此我眼里历史跟地图类似。我们需要小范围的地图,也需要大范围的地图,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宏观历史学家,也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微观历史学家,但作为整体,我们要研究所有规模的历史。

您希望更多普通人能够读懂这本书吗?对世界史而言,您是否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呢?

麦克尼尔:是的,更多的普通人读懂这本书,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或者说这对我,比对我父亲要重要得多,部分是受到我母亲的影响。她不是学者,喜欢阅读流行小说,她总是对学者式的自负不屑一顾,包括我父亲的,她更像个普通人。我在写了两本学术专著后,希望其他作品都通俗易懂,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看懂里面的用语、概念和论点,我觉得这样更“民主”。我觉得每个人都懂一点世界史很好,如果懂很多就更好了。但事实上,我也知道这不太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历史,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学,所以这不会很快实现,但若实现,世界会变得更好。

您现在将更多精力放在环境史的相关研究上,世界史研究对您的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帮助吗?

麦克尼尔:我研究环境史差不多三十年了,环境史和全球史是我的两个专业领域,这两个领域有许多交叉共通的部分。我有两部作品都是关于全球环境史的,试图全面地梳理地球上的环境变化问题。其中一本书针对二十一世纪,另一本研究的时间段则是1945-2015年,我很快就会再出版一本全球环境史的专著,范围是十九世纪。这两个学科有很多交互的机会,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气候变迁的进程常常发生在全球性的范围内,几乎不会仅限于单个国家,因此环境史在性质上往往是跨国的,甚至全球的。例如,你想充分了解大气层的历史变迁,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含量的上升,你只能将它视为全球性的现象,否则无法理解。

那么,目前仍有很多学者研究世界史吗?世界史的前景如何?您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吗?

麦克尼尔:我只能从美国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太了解。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而且我觉得这是对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的映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化,这大概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史研究越来越热的主要原因。尽管没法下定论,但我认为这一趋势仍将继续,我也认为在某些方面全球史研究会越来越简单,因为现在通过电子媒体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二十年前,你要撰写全球史专著的话,必须接触到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现在这一点就没那么重要了,因此现在研究全球史的门槛降低了,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

在《人类之网》中译本修订版中,书名翻译为“全球史”,您如何区别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概念?

麦克尼尔: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我用这两个术语表达同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区别。但也有一些人坚持两者的差异,认为全球史针对的只是现代时期,学术界意识到“全球”的概念之后。比如说,两千年之前中国没人知道南美洲的存在,南美洲也没人知道中国的存在,有些人就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会有“全球史”。因为人们需要意识到“全球”的存在,“全球史”才得以成立。但我不同意,我认为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术语可以相互代替。

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您父亲说这是一部全球范围的“极其简短的历史”,您为什么希望它尽可能地简短呢?

麦克尼尔:一开始我想将此书命名为《全球简史》,但出版商说,这个题目不好,你得换个题目。我希望它尽量简短主要是因为我希望更多人来读这本书,我想效仿刚去世的英国学者史蒂芬·霍金。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时间简史》,那是一本宇宙史。我想如果霍金能用两百页写了一部跨度达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史,那我也能用两百页写一部世界史、人类史。它的跨度最多也就二十五万年,但我没能成功,这本书超过了两百页,部分原因是我“聘用”了我父亲跟我合写,他写的一些章节比我们预想的长,所以这不是一本“极其简短的全球史”,但它是一本“全球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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