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江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

41 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7,No.1,,P.P123-155.中文本,《捍卫汉化:驳伊夫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

  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上承“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满鲜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征服王朝”的历史论说,与中国学者的政治、文化立场和情感冲突很大。20世纪初,日本出于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的“满鲜史”研究,并将辽金元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下进行阐释。“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以及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他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的范畴。这就把中国的对立和分裂看成是常态,而把长城内外的统一看成是变态。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在强调辽乃至金、元、清的内亚文化特征这一点上,与日本“满鲜史”传统不谋而合,在二战以后很快引起日本学界的热烈响应,这使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征服王朝”论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不过,正如吉田顺一所说,在日本积累而来的“征服王朝”论,具有魏特夫理论完全看不到的倾向,他们把“征服王朝”看作是独立的“北亚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游牧国家”到“征服王朝”,正是“北亚”世界由古代向中古的转变。田村实造的《中国征服王朝研究》对这种带有新倾向的日本“征服王朝”论进行了体系性的论述。比之“征服王朝”说,岛田正郎则更为彻底地坚持了“北亚史”立场,他一直称辽为“胡族国家”,认为它根本不能置于中国史序列之中。有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学界在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魏特夫中国研究的立场,其基本趣旨是通过突出、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古代王朝在内亚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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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渡边浩《中国与日本人的「日本」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年9月7日。

  第一,据京都学派尤其是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宋朝中国进入“近世”的标志即是经济上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背后的历史“普遍规律”,就是帝国必然分裂为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乃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正常形态。采用京都学派的中国史叙述,无法回避其中蕴涵的这种“普世主义”标准。

蒙古时代史并不是中国元朝史,它不同于当年重编《新元史》,只是扩充史料,而是要跳出以元朝史为中心的中国史,站在更大的世界空间来看历史,这个历史虽然包括了中国这个空间在内,但中国却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空间,更不是唯一的历史叙述空间。同样的是清帝国,1998年,美国学者罗斯基(Evelyn
S. Rawski)在其著作《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中再度表达一种超越「中国史」的观点38,这部著作很有趣,她主要论述的是,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39,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族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满清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所以,满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

  作者 马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40 罗斯基(Evelyn S 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5,No.4,PP829-850.

  其二,反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普世性,强调中国自有“天下主义”的传统,多民族可以和谐共存。而梁启超以来民国的中国民族史论述走的是第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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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空间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是会引起一些问题的。

  近些年来,有一些中国学者积极回应后现代、区域史、全球史、北亚史对中国认同以及中国史内在连续性的挑战,葛兆光是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相继出版了《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何为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来讨论相关问题。在他的中国史叙事中,10—13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宋朝完成了“中国”文明同一性的建设,有了有限疆域和领土的意识,有了接近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华夷之辨”,周边民族也建立了类似的民族国家如辽、金、高丽、西夏、大理、安南、日本,整个东亚已形成一个“国际社会”。然而,由于蒙元和清两个“异族”王朝的兴起,向“民族国家”转化这一历史大趋势变得相当曲折,而且呈现出与欧洲近代绝不相同的国家建构路径。今天的中国既继承了“大一统”的传统理念,又继承了“大清帝国”多民族的国体,其历史“疆域”和现代“国境”,就越来越成为充满争议又值得讨论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指导下,葛兆光将宋朝的“中国文化”总结出五大特点,认为正是围绕着这些核心特质,历史上的“中国”才成其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今天的中国也才有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宋朝的那种有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萌芽的“中国”意识又成为后来历史上乃至今天“中国”意识的基础。不难看出,这一论述是吸收了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论”,然后回到“汉化史观”并加以充实,可是,这一论述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46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一译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8页,李金梅译,麦田出版,台北,1997。

  五、结语:“内亚史观”与“汉化史观”如何兼容

在过去习惯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的,就是蒙元和满清两个帝国的历史。在宋代「中国意识」逐渐清晰也逐渐确立以后,历史仿佛有意开了一个玩笑,让蒙古人建立了一个远远超过汉族中国的世界性大帝国,而在明代汉族人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中华帝国,仿佛再次确认族群与国家重迭的这一空间后,历史再一次让来自长城以北的满清取得胜利,建立了又一个远远超过了汉族中心区域的大帝国。

  民国时期的宋、辽、金史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观。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辽、金史一直没有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研究和讲授宋史的学者,往往把辽、金二史当做附庸。事实上,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把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提及,1979年出版的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6册《辽夏金卷》,首先给予辽、夏、金朝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二、当时的学者以古况今,把宋辽、宋金战争与抗日战争相比附,以宋自居,以辽、金、元为“外国”,这是当时关注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原因及特点。三、学者们多把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的趋势说成是“汉化”。姚从吾是民国时期以及台湾研究辽、金、元史的重要学者,其文《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统观国史演进,以大唐帝国瓦解之年为界,可区分为两大阶段,在这之前,秦汉、隋唐,俨然两个罗马帝国,但自907年以后,边疆民族入侵不断,杂居混合,激荡起若干新的变化。然其结果是,边疆民族皆无例外地依次接受了中原儒教文化,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辽金史大家陈述于1948年出版的《契丹史论证稿》中,一方面指出“国史中之北系文明”及其影响,一方面强调契丹、女真如同鲜卑族一样,最后同化于汉人,泯然无痕迹可寻。

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常常不止是被等同于「王朝」,而且常常只是在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了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需要忠诚的祖国,于是,现在的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都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

  金史专家张博泉于1994年出版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宋德金认为其书为建构我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他的主要观点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族王朝相比,10至13世纪的辽、金、夏政权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强自树能力,他们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和制度,为本民族办学校、开科举,他们不是被“汉化”,而是把“中原制度”发展为包括各民族制度、文化、习俗在内的、具有多元性的新的统一制度,从后见之明看,这样一种伟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历史赋予这些北方民族的历史任务。于是,元朝的统一便不同于秦朝的统一,我们今天应当把这两种不同格局和模式的“统一”区别开来,元朝和后来的清朝实现了将多种民族、制度和文化都包容进来的“统一”,建成了真正“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而现在的中国正是对元、清式的统一国家的继承和发展。张博泉批判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认为他承袭了日本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论”,其思想实质正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通,无非是固执地认为“中国”就是汉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辽金不是中国,宋才是中国,元朝的统一其实是中国已经亡于蒙古。张博泉显然是吸收了“征服王朝论”的某些内容,转而用之论证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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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也曾经在一次会议中,以近代佛教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参看葛兆光,〈互为背景与资源──以近代中日韩佛教史为例〉,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2002。

  而影响辽朝的唐文化不只是来自汉族,也还来自渤海。辽代的各个文化领域以佛教为核心,学术、艺术、建筑以至雕版印刷等,都随着佛教的兴盛而达到独特的成就。西夏虽然也受到唐宋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夏文化基本上是以吐蕃文化为核心又具有党项的特点;金朝则随着女真人的汉化而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带有女真特征的金文化。

结语: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距三史修成五年之后,杨维桢、陶宗仪期待的“续通鉴纲目”出现了,陈桱有意针对修三史时的正统之辨著成《通鉴续编》,叙宋建国至“归于大元”,以辽金纪年系宋纪年之下,如吴、魏之于蜀汉。陈桱祖父陈著,宋亡后居四明山中,著《历史统纪》申朱子《纲目》之说,其学可谓远有所承。至正二十年(1360年),周伯琦为之序,说自己曾为三史编修官,因反对王理之说而辞职,三史虽成,但正统未定,陈氏之作表明“公论有所不可掩者”。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张绅又为之作序,说三史各自成书,等于没有确定正统,至今士大夫仍以为憾事,而陈氏之著终于“持至当一定之论,以驱天下百世之惑”,可谓“大义凛然”。

不必说「亚洲」或者「东亚」本身就是来自近代欧洲人世界观念中的新词,就说历史,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过认同,也恐怕只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越南和琉球对于中华,确实还有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是「广被四表」,曾经让朝鲜与日本感到心悦诚服,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在这种众星拱月中洋洋得意。可是,这种以汉唐中华为历史记忆的文化认同,从十七世纪以后开始瓦解。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鲜,不再顾及明帝国的势力,其实,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不仅丰臣秀吉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就是在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对于「华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他们开始强化自我认识,1614年德川秀忠发布「驱逐伴天连之文」中,自称是神国与佛国,「尊神敬佛」,在文化上与中国渐行渐远19,特别是到了满清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20,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21。接着是朝鲜,毫无疑问,在明帝国的时代,朝鲜尽管对「天朝」也有疑窦与戒心,但是大体上还是认同中华的22,然而,本身是蛮夷的满清入主中国,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他们一方面始终坚持明代的衣冠、明代的正朔、明代的礼仪,一方面对他们眼中已经「蛮夷化」的满清帝国痛心疾首,反复申斥道:「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23。

  在中国很畅销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著述,正好与葛兆光的中国史叙事形成鲜明对照。杉山正明是以全球史视角研究元朝史而著称的,在讲坛社中国史系列中,他写作了《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夏、金、元》,概括而鲜明地反映出他对10至13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看法和论述框架。杉山正明在强调和颂扬辽、夏、金、元之历史成就的同时,又不切实际地贬低了两宋的历史成就,乃至于过度贬低了中原南方的农耕文明。正如台湾学者吕正惠所批评,他几乎无视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始终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农耕区,各种游牧民族最后消失于广大的“汉族”之中,汉族和农耕文明的范围在历史上越来越大。广大的农耕地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相关的社会习俗和文化心态,构成了我们所说“中华文化”的主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汉族—农耕区发挥着作为中华世界之核心的作用。杉山正明既然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以农耕区为中心的中国如此广大绵延的历史缘由,当然也对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现实存在,感到不解甚至厌恶。

后现代历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包括了对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天然正当性的质疑。自从福科关于「权力」与「话语」的理论被普遍用于历史,对于任何「天经地义」的论述的质疑,就有了相当锋利的武器。而在关于民族国家方面,特别是自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论问世以后,对于从现代民族国家反观历史的质疑,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对于「国家」的误解,这就是我们习惯于用现代国家来想象、理解和叙述古代国家43。可是,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仿佛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编整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因此,为了维护现代国家的「天经地义」,这种看起来很正当的历史书写,常常给我们带来一些尴尬44。

  四、面对“征服王朝”论和“内亚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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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怀真《东亚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史学方法的探索》指出,有两种「自国观点」,一种是中国的,「中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即预设中国自古以来即是一自我完成的文化整体,故中国史研究的各项目可在中国的历史空间内探究而得」,一种是韩国的,「以追求历史中的自国成立为目的,即欲藉各种历史证据证明韩国自古以来即为独特的一国」,其实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内部都有。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4月8日。

  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正是在拉铁摩尔的影响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征服王朝”论。1949年,他与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撰写的《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出版。在该书的导论中,他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入侵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分为“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两种类型,辽、金、元、清被归为“征服王朝”,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不同,“征服王朝”在中原建立统治的同时,精心维持着北方根据地,并形成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文化上,具有民族本位意识,不是单向地被汉族文化同化,而是双向地“涵化”形成“第三种文化”。他还进一步指出,辽朝和元朝有受到限制的文化变容,属于“文化的抵抗者型”,而金朝则有比较大的文化变容,属于“文化的屈服者型”,清朝属于“中间型”。当今的中国学界虽然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说”接受度越来越高,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仍然并不愿意使用“征服王朝”这样的概念。不过,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文化变容”或“文化涵化”的理论,突破“汉化”思路,重新考察和探讨辽、金、元时期文化冲突、文化的双向采借,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深远影响。

在杜氏的理论背景中,除了依赖区域史与世界史论述,分别从「小」与「大」两面消解「中国论述」之外,把「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分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柱29。由于杜氏的论述是建立在把「台湾」从「中国」认同中拯救出来的基础上,因此他强调,所谓「中国」是在战国晚期逐渐形成的,「此『中国』与以前具有华夏意味的『中国』不同,它进一步塑造汉族始出一源的神话,汉文化遂变成一元性的文化,这是呼应统一帝国的新观念,完全扭曲古代社会多元性的本质」,这种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整合,使被强行整编到中国的文化,又随着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周边地区,改造土著,因此,「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为「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坚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30,因此,按照他的说法,台湾是被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当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神话,这种所谓同一性,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九月望日,一群儒士文人聚集于汉人世侯严实治下的东平府,讨论是年元月灭亡的金朝“将来国史何如”。这些汉族士人都是在金朝政权下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金朝怀故国之情,对辽、金历史抱有责任感。其中论辩的主角修端自称燕人,来自原辽朝的燕地,更是久处“夷狄”之中。他首先要反对的,就是那种把宋朝当作这一历史时期之“正统”的看法,按照这样的观点,辽、金历史就得作为“偏据”“僭伪”成为《宋史》“载记”的一部分,就像唐朝修《晋史》时把胡族建立的十六国政权写入“载记”一样,这是这些北族王朝的儒士绝不能接受的。修端指出,宋朝从来没有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对唐朝统一结束之后的历史,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所以,应以五代史为《南史》,辽史为《北史》,统一了中原的北宋可为之作《宋史》。这样一来,与宋朝相比“僻居燕云,法度不一”的辽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就与“元魏北齐”相当了。对于金朝,他强调,完颜氏世为君长,保有肃慎,继承的是辽的“大统”,与宋不存在君臣关系,所以不存在“篡宋”的问题。按照历史实际情况来说,金朝平辽克宋,占有中原三分之二,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南宋对金称臣侄,已经把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金朝,所以“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他认为靖康之后宋统已绝的说法,和把金史作为宋史的“载记”一样,都是偏颇之论。但实际上,他其实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看待“敌国”南宋的,心中仍充满着金宋世仇的意识。他驳斥金朝灭亡是宋朝复仇的说法,说金朝的灭亡完全是“大朝之力”,而南宋扮演的角色是极其不光彩的,是“自撤藩篱”,“昧唇齿之理”,必将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取笑万世,何复仇之有”!又特别指出王通所著《元经》,将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归于“中原”即北魏,这其实是暗示“奄有中原三分之二”的金朝才是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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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元司《宋代の地域社会と知──学际的视点からみた课题》,载伊原弘、小岛毅编《知识人の诸相──中国宋代を基点として》,勉诚出版社,东京,平成十三年。

  首先受到中国学界重视和重新阐发的西方学者是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他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并沿长城进行实地考察。在40年代抗战期间,他受罗斯福总统委派出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与当时中国政学两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交游。19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二年即以《中国的边疆》为名翻译为中文。2005年,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此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08年、2010年、2014年重印。中文译者唐晓峰指出,在西方学术界,是拉铁摩尔首先系统论说了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和互动关系,长城地带就是这两大对立的世界中间生长出的辽阔边境,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中心。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可以矫正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让我们去思考长城地带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2017年,黄达远和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出版,姚大力著文介绍这部论文集说,它反映出人们在当代历史状况下对拉铁摩尔的再发现和再思考,他批评中国民族史和断代史研究并没有真正摆脱“汉化史观”的藩篱,基本上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秦汉时期确立的国家模式不断被复制和向外延伸,即使对于元、清这样起源于内亚边疆的王朝,也把它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统治者能主动“汉化”,其失败在于不够“汉化”,而拉铁摩尔的学术理路却在于“从边疆发现中国”,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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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以来日本「亚洲」论述的风气,可以参看竹内好编《アジア主义》,特别是书前的竹内好《解说:亚洲主义的展望》和书末所附的《亚洲主义关系略年表》,筑摩书房,「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9种,1963。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对与亚洲的研究又一次兴盛,仅仅根据手边的资料举例,像追溯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有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义と日本主义の相克》(东京:柏书房,1997),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编的《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东京:绿荫书房,1996),间接用这种视角来思考历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特别是第一卷《アジアと日本》的卷首〈刊行にぁたつ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代中国相当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的丛书《从亚洲出发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的日本和中国都引起了这个话题,《アジアから考ぇ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共七卷,1993-1994)。

  西方“内亚史”研究产生自欧洲的东方学,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二战后欧美的内亚史研究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不再将内亚草原世界看作是野蛮世界,而是将之看作一种独特的文明传统,自身有着连续性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则摆脱了过去注重考证的东方学传统,注意吸收、借鉴社会科学理论,试图对内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南北社会互动的历史规律进行归纳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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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十三卷三期,39页,台北,2002。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汉文化修养颇高的右丞相脱脱奏请编修三史,得到顺帝支持。对于纷攘不已,迁延日久的三史正统问题,脱脱作了一个决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正如不少学者所论,三史独立成书,“各与正统”是有着重要思想意义的。金毓黼指出,这其实仍然是以《宋史》为《南史》,辽、金二史为《北史》,正如李延寿之修南北史,自比于完成“大一统”的唐朝。瞿林东指出,三史正统之辩,其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如何看待和评价各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而三史“各与正统”表明元朝同时是辽、金、宋三朝的继承者,它以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平等看待这三个不同民族政权的历史,无疑更加符合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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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2。

  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中,面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产生了“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的思想观念以及历史论述,这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中国“国族”意识,在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上有着莫大的意义,也使得中国史学开始从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形成的视野去重新考察中国历史进程。今天已毋庸讳言,民国时期,国民党及其周边的知识分子在民族思想和政策上,大都倾向于以汉族为中心而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以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只是“同化”更是在平等融合意义上使用,并不存在汉族独尊之思。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首先引介“民族”观念进行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和叙述。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史的论著纷纷出现,影响较大者如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柳诒徵《中国民族史》、宋文炳《中国民族史》、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俞剑华《中华民族史》、张其昀《中国民族志》等。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撰述,基本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血统上现代诸民族都是混杂的,但在文化上却在渐趋同化,而文化同化的方向就是“汉化”,这一同化趋势与中国历史相始终,按此趋势,未来中国各族熔铸为“中华民族”时,也一定是以其他各族同化于汉族而完成的。有学者指出,自梁启超以来的中国学者已经察觉到,欧洲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民族理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以及现实不合,可能的解决之道不外两种:

22 今西龙《朝鲜古史の研究》146页,国书刊行会,1970。

  在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思想原则指导下,1949年以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更加重视和强调辽、金、夏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对它们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文化面貌的特色研究更加深入。很多学者都指出,辽、金、夏政权积极开发广大边疆地区,长城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空前发展,“华夷一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此奠定基础;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改造和移植中原王朝的礼法制度,创造了一国两制和一国多制的国家模式,这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辽、夏、金文化的认识也突破了“汉化”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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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中国史论述,至今仍然是一个很敏感很热闹的话题,比如2003-2004年在台湾发生的高中历史课程争论,主要就是围绕着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是否应当纳入世界史?决定台湾地位的国际文献中,即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日华和约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何者的国际法位阶比较重要?中学应当两年历史课中,是否第一年先上台湾史等等问题展开的,而这些问题引申出来的一些话题相当刺激政治神经,就是说,对与台湾来说,中国是否「外国」,中国史是否「外国史」,国父孙中山是否「外国人」?参看许倬云《我对史学争议的看法》,《中国时报》2004年11月24日A15版。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应该是一部能够反映西方内亚研究视角下对辽、夏、金、元时期总体看法的一部著作,其中文译本于1998年出版,在中国学界有广泛影响。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所撰写的《导言》十分精彩。他虽然基本上沿用了魏特夫“征服王朝”的概念和理论,但同时强调了,尽管每一个征服王朝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至上性及其世界秩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但每一个征服王朝都是中国的王朝,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部分。征服王朝的制度、文化、生活具有“内亚性”与“中国性”复杂结合的特点,而正是征服王朝使得中国式的皇权—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各种“化外”政权所采纳和适应。可以将他的主要观点简单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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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黄秀政就指出台湾史研究本来是中国史的一个支流,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区域史研究风气的兴起」,才逐渐蔚为大国的,黄秀政《台湾史研究》自序,转引自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159页,麦田出版,台北,2002。

  巴菲尔德深受内亚史学家傅礼初(Joseph
F.Fletcher,1934—1984)的影响,傅礼初较早论述了内亚游牧国家产生于外部刺激,而巴菲尔德对此进行了理论提升。根据钟焓的介绍和论述,内亚史大家、哈佛大学教授傅礼初是伯希和的再传弟子,他一方面继承了东方学的实证功夫,一方面注重吸收社会科学理论,试图以内亚为中心,从宏观上思考欧亚大陆各地区历史的密切关联和共同趋势。他曾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了关于清属内陆亚洲以及清俄关系的三章,被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北美“新清史”研究也深受他的影响。他在1978年发表了长文《血腥的竞争继承制:奥斯曼帝国、印度穆斯林政权和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承袭》,从内亚视角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进行了一番总体性的概括。与我们熟知的“唐宋变革论”不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应该从金朝的建立算起,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及其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金元时期,如行省制度、更强势的军事镇戍制度、专制皇权的强化、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的世袭性诸色户计制度,这套制度框架由蒙古人继承下来,并将其扩展到整个中国内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和文化特点是要从“内亚化”中寻找原因的。20世纪40年代,金毓黼曾论述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正与傅礼初之观点不谋而合。周良宵、顾菊英于1993年出版的《元代史》也说:“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钟焓认为,比之“宋一元一明”转型这种强调中国内部变革的解释模式,“金一元一明”转型这一带有内亚视角的解释模式能更好地联接起横亘在唐宋和明清之间的时代鸿沟,或许将这两种转型观彼此互补,方能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历史后半期的演化趋势。

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我有一个可能是很固执的观念,即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从宋代以后,由于异族国家的挤压和存在中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三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47。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在宋代之后逐渐凸现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唐宋以来一直由国家、中央精英和士绅三方面合力推动的儒家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使中国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48。因此,这个几乎不言而喻的「国家」反过来会成为汉族中国人对历史回忆、论述空间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使他们一提起来就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使他们一想起来就觉得应当遵循「三纲五常」的秩序,使他们习惯地把这些来自汉族文明的风俗当作区分自我和异族的标准。

  一、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

这两个帝国对于「中国」史学带来的麻烦,就是它必须超越汉族中国这个中心,采集更丰富的、来自不同立场、不同语言、不同叙述的文献数据,论述更广大的地域空间、更多的民族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使得传统的「中国史」似乎不能胜任。这一历史学的困局在晚清学术界已经被敏感地注意到了,晚清西北地理研究的兴盛,无论是否有主动响应这一历史现象的自觉意识,但实际上都是被这一历史的刺激。而对于明代所修《元史》的反复重写,包括从晚清以来的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洪钧《元史译文订补》到柯绍忞《新元史》等等,之所以反复出现,也就是因为以「元朝中国」为历史空间、以汉文史料为主要文献来源所叙述的历史,并不能充分反映那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岭表」的王朝35。特别是,这个王朝既是汉地政权,又是大蒙古帝国(Yeke
Mongghol
Ulus)中的一部分,正如萧启庆所说,「元代君主兼具蒙古大汗与中原帝王的双重性格……忽必烈及其子孙不能仅以中国的『皇帝』自居,立法施政必须自蒙古『大汗』的观点着眼,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汉族在这个大帝国中始终只是被统治者,而「蒙古至上」也表明这个王朝绝不同于汉唐宋这样的汉族王朝36。因此,近年来,日本京都大学的杉山正明氏就提出世界史中的「蒙古时代」,他认为,用这一概念工具重写历史,是一个让世界史也是让中国史改变面貌的历史现象,他建议学术界要研究「蒙古时代史」(history
of Mongol
Period),这个历史不是「中国史」的,而是「世界史」的37,他本人最近不仅出版了《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ゥルス》一书,而且也运用超越中国的地图资料和域外文献,撰写了《东西方地图显示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伊朗、伊斯兰文献所描绘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等等论文。

  然而,1949年以后以及新时期以来,关于怎样认识和评价10至13世纪的民族战争,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的有关历史人物,仍然充满争议,而且牵动情感。1987年,辽金史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都同意辽、金是两个重要的“北朝”,在国史上应与宋朝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关于辽宋尤其是宋金之间的战争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辽金在今天看来属于中国,但在当时乃是外族和外国,辽金与宋的战争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有人认为,辽金对宋战争是契丹、女真对于汉族的掠夺战争,西夏对宋的战争则是掠夺和分裂战争;有人认为,不能把辽金看成异族敌国,当时的战争是各族统治者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还有人认为,不能用“民族斗争”来看待辽宋、宋金战争,辽金政权事实上是以契丹、女真为主体的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权,他们之间的战争更合适说成是割据政权之间的兼并战争。有人说,岳飞是宋代汉族的民族英雄,但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岳飞式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加以分析,里面有忠君思想和大汉族主义,而研究宋史的学者则很不满意这种说法。“中国”的历史形成充满了各民族之间血与火的斗争,这使后人很难以统一的价值标准来看待和评价这个过程中的人物和事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叙述之难”。

9 Peter K Bol: The Multiple Layers of the Local: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Defining the
Local,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4月8日。

  明朝建立之初,纂修《元史》的儒士文人皆当时名士,他们大多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强调明朝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奉天承运”继承元朝,因此也并不持“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看待北族王朝的历史地位。如王祎(1322—1373),于洪武元年与宋濂同为修《元史》总裁官,其所著《正统论》,既反对《通鉴纲目》的正统论,也反对“北人”士大夫引据的《元经》,主张只有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才算正统,无论蜀汉还是曹魏,无论东晋还是北魏,都不足以当正统之名。按照这个原则,金宋对峙,南北分裂,其事“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当元朝灭宋再次完成天下一统,复绍“正统”。修《元史》诸臣中只有胡翰持“华夷之辨”以论正统,其所著《衡运》《正纪》,历数周、秦、汉、晋、隋、唐、宋,上不及北魏,下不列元朝,将北族王朝尽悉排摒于中国正统王朝之外。其后,方孝孺(1357—1402)继承发挥胡翰思想,著《释统》三篇和《后正统论》,三代以下,仅汉、唐、宋为正统,元朝作为乱华的夷狄之主被摒弃出正统,不再允许其“进于中国”,更遑论辽、金。但方孝孺意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观即使在标榜“恢复中华”的明初,依然是惊世骇俗的:“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自此之后,重申“华夷之辨”的思想兴盛起来,将辽金元摒弃出“正统”王朝的历史观成为主流思想,以两宋为正统来重写10至13世纪历史的史书纷纷出现,最有名的当属王洙《宋史质》、柯维淇《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然而,明朝终亡于女真后裔清朝之手,清朝建立之后,又为自北魏至辽、金、元的北族王朝正名,将之全部纳入中国正统,经乾隆皇帝钦定,辽、金二史列入“二十四史”,等于重新承认了元修三史时“各与正统”的历史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三史“各与正统”是“最有理者”,“诚定论也”。又说王洙《宋史质》乃“病狂丧心”,柯维琪《宋史新编》“大纲之谬如是”。

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杜正胜引起极大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重新绘制地图,他设想以台湾为中心,改变过去横向东西纵向南北的地图画法,使它转个九十度,他认为这样一来,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东南「边陲」,而中国沿海就是「台湾」为圆心的上方的一个边缘,而琉球以及日本则是台湾右边的边缘,菲律宾等就是台湾左边的边缘。那么,在这样的历史与空间叙述中,「中国」是否就被消解了呢?34

  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中国”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系统。重新考察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和再造,必须在全球史的视野和高度下,用一种结构性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原农耕文明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也就是说,要以“全球史观”和“内亚史观”兼容“汉化史观”,才能对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一体性做出更有说服力、更有时代感的论述和解释,从而真正说明多元而一体的中华世界的历史形成。

引言:「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欧美和日本学界看待北族王朝的“内亚史观”,其背后有着“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甚至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分裂、殖民中国的政治野心瓜葛不清。民国时期、1949年以来,尽管这个领域的学者或隐或显地受到内亚史学的影响和刺激,但总的来说,主流中国学界始终对这一学术立场和观点持警惕和抗拒态度。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以崛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中国开始以更加主体性、开放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待中国与周边亚洲地区的关系,中国学界也开始以更加主体性和开放性的眼光去面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传统,去吸取其中的学术资源。近些年来,“内亚史观”算是对中国史研究宏观层面影响最大的理论范畴之一了,“新清史”掀起的轩然大波就是例证,有学者就这个现象说:“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同。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无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有学者甚至提出:“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

应当承认,近年来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甚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他者」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空间」,承认过一个「历史」18?我在前引文章中就提出,「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

  “征服王朝”论和“唐宋变革说”是两种影响深远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进行宏观理论概括的学说,我想指出的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或者说“宋代近世说”与日本式的“征服王朝”论之间其实有着紧密的配合关系。提出“唐宋变革说”的内藤湖南(1866—1934)对“满鲜史”用力很深,于20年代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近世史》时曾论述说,契丹崛起在东方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作为一个非中国的又受到中国深刻影响的国家,开启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周边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民族继之而起建立国家并征服中国,这成为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中国近世史”的主调。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的假说,他于1950年出版《东洋的近世》,其中“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不能不说是吸收并提升了日本的“北亚史观”和“征服王朝论”。他论述说,辽朝把大本营置于长城之外,坚守国俗,立国二百余年,而与北宋对峙,这是“东洋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即对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在中国以及周边民族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勃兴,西夏、安南、大理国的独立莫不反映了非汉族国民主义的跃动。宋与契丹的对等外交关系,更是说明了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格局首先出现于“东洋史”。这样一来,“宋代近世说”就完整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两大特质,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出现于10世纪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之中了。于是,在宫崎市定看来,元、清两大帝国的出现就是对“东洋史”近代化进程的打断:“东洋的国民与国民对立好不容易才出现。蒙古帝国极度强大的统一意志又将之抹杀,结果是东洋近世史特征之一的国民主义—时消灭。这点可以认为是东洋史与欧洲史在平行发展线上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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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心圆理论的最新表达,参看《新新闻》924期(2004年11月18-24日)25页,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忆这一理论的提出,说「我开始不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而是以全面性来思考,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历史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和知识的思考」,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历史同心圆的理论,不是从历史研究,更主要的是从对于国民的历史态度和知识的教育角度提出来的。

  (一)10至13世纪创建征服王朝的民族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不是新来者或局外人,他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游牧民,不是所谓的游牧帝国,他们从事混合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本身都是多种族多语言的联盟,其中汉人是重要的组成。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征服王朝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按传统的方式想象成华夷之间即高等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对抗。

这是一个日本学者的说法,但却是以欧洲为思考背景的定义。然而,欧洲的定义并非来自亚洲数据而是来自欧洲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历史,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诸国特别是中国。我一直很反对把一种本来是来自欧洲历史的描述方式作为普遍历史的统一尺度,尽管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国际秩序」和「近代性」逐渐取代东方「朝贡秩序」和「传统性」,并获得了普遍性身份,但是那种本来只是区域的经验和规则,在解释异地历史时,总有一些圆枘方凿之处。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语言、伦理、风俗和政治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51,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摘要: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到元世祖再次统一,10至13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对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今天的时代重新叙述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重新建立适于时合于势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

三 台湾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辽朝明确设立二元的南、北面官制,且以北面官为主,金朝化二元制度为一元,元朝因之。而金朝之尚书令及左右丞相,元朝之中书右丞相,皆继承辽朝的北院枢密使之制。金、元其实是采取隋唐以来的政治制度,而改易其面目,将“北系之彩色”寓于其中。明朝号称“兴汉灭胡”,但其政治制度沿袭元朝,清更不必论,民国亦蒙其影响。这一见解是很精辟的,它强调了中国史的划时代变化是因北方民族的兴起而发生的,而此后的历史发展趋势并非“汉化”所能完全说明,而是中原农耕世界的文化、政治传统与北方民族的文化、政治传统的深度融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16 矢野仁一《大东亚史の构想》,31页以下,东京,目黑书店,1944。

  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和元、清“各与正统”的正统论,并没有随着王朝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它们各自以新的形式存在于现代中国认同意识的深层。大略而言,民国学界的中国史观,继承了“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中国史观,更是对“各与正统”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的继承与发扬。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是证明中国也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

32 台湾历史学会编《认识中国史论文集》卷首,稻乡出版社,台北,2000。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明确认识到,辽、金、元与此前的北族王朝在国家形态和文化性格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与汉族王朝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辽、金在中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吕思勉指出,辽、金、元、清之入主中原,和此前的“五胡之乱”性质大不相同。“五胡”久居塞内,半已同化,他们的崛起,固然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内乱。而辽、金、元、清皆以国家的资格侵入。尤其重要的是,自辽以后,北方民族不再自托于黄炎子孙,可见其民族意识的自觉。而汉族的“民族主义”亦因民族斗争的失败而发扬彰显。其论与当时持“宋代近世说”的宫琦市定相近。钱穆特别强调了辽、金、元三朝并没有真正“汉化”,而自有其民族意识、文化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辽之立国,实“中国史上一种空前未有之大摇动”。安史之乱以来,东北部地区长期割据,这一地区的汉族逐渐与“异族”武力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新国家。由于长期的政治稳定,那“隔绝沦陷”在东北方的民众,早已忘却他们的“祖国”,而自有其国家意识;金朝入主中原后,女真族上下虽已渐染华风,但其统治者仍抱持深挚的“种族之见”,政策措施皆有民族差别;蒙古族继起,中国史第一次整个受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之统治,而元朝始终未接受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观念,始终不脱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

在这一争论表面,毫无疑问有出身美国(罗斯基是日裔美国人)和出身中国(何是基本教育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的两种学者之间,在认知上和感情上的差异,不过,在这些论争的背后,却还有关于「世界」和「中国」的不同观念。在魏复古(K.
A. Wittfogel)的《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以来到现在,在西方学术界仍然很有影响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其最重要的精髓,就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而强调各个民族成分的延续和传统的影响。换句话说,强调征服王朝的「超中国」意义,一是保持双重民族性的历史描述、二是强调历史过程中异族对汉族的反影响,三是否认以现在的汉族中国,来追认一切以往的历史,因为从现在汉族中国的特性来追溯历史,就会把所有历史都按照一个后设的目的,百川归海似地归入「中国」42。

  10至13世纪,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形成历史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到元世祖再次统一,10至13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在唐朝文化的养育下纷纷立国,进取中原,谋求成为中国之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北族王朝有着自觉而强烈的民族意识,辽与北宋对峙百年,金进据中原,最后,北方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重新实现了“天下一统”,这是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变局。在这个时代及其之后的元朝,传统的“天下”观念、“华夷”秩序、“中国”意识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叙述、建构中国的历史,也成为困扰人心、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应当承认,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而且,也不能要求欧美、日本的学者,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出于自然的感情和简单的理由,把「中国」当作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4,更不能要求他们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有意识地去建设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和传统同一性的中国历史5。所以,有人在进行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描述时,就曾经试图以「民族」(如匈奴和汉帝国、蒙古族和汉族、辽夏金和宋帝国)、「东亚」(朝鲜、日本与中国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闽广、川陕)、以及「宗教」等等不同的观察立场(当然,也包括台湾目前的「同心圆」论述),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的历史。这些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确实有力地冲击着用现代领土当历史疆域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做法,也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6,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三)在这一时期,内亚文化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深度作用和长期影响,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出现了“内亚性”与“中国性”深刻结合的特点。

最后,挑战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历史学。

  终元之世,围绕辽、宋、金三史编纂体例,扰攘不已,纷争难平,其问题的实质就是怎样认识由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王朝在中国史上所处的地位?怎样认识这些王朝的文化倾向和特点?怎样认识元朝与这些王朝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也是怎样认识和安排元朝在中国史上的位置?事实上,这一争论贯穿于此后的全部中国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实之中。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或以“华夷之辨”的立场,或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或从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视角,或从中国传统王朝史的视角,或从内亚游牧国家之历史发展的视角,或从欧亚史、帝国史的视角,或从全球史的视角……各有各的动机和目的,各有各的所见和不见,始终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也互相交叉、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一番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今天的时代重新叙述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重新建立适于时合于势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

36
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载《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2-194页,他觉得,与其说元朝不仅是「中国」的「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统合」,即「消弥构成国家的各部门──包括区域、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向心力高、凝聚力强的政治共同体」。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5。

  二、“华夷之辨”还是“各与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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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一听说「天下」一词就以为古代中国就没有「中国」意识,汉代也自称是「天下」,但是汉代铜镜铭文中却常常出现「中国」一词,它是与「匈奴」对举的。日本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天下」,西岛定生曾经根据熊本县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铭上也有「天下」的铭文指出,这一「天下」只是大和政权的支配领土即只是倭国的领域,对中国说,似乎「天下」是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但是对于倭国来说,倭国也是「天下」,见西岛定生《日本の国际环境》77-78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三、“汉化史观”与“多元一体”视野下的宋辽金史

西川长夫曾经归纳道,现代国家作为国民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区别有五个方面,一是有明确的国境存在(国民国家以国境线划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而古代或中世国家虽然也存在中心性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但是没有明确的划定国家主权的国境),二是国家主权意识(国民国家的政治空间原则上就是国家主权的范围,拥有国家自主权不容他国干涉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理念),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不止是由宪法、民法与国籍法规定的国民,而且由爱国心、文化、历史、神话等等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不仅仅是帝王或君主的权力),五是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存在表明民族国家之主权独立与空间有限性)50。

  中国革命包含着对于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深刻同情,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强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文化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关于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形成,是历史学界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热点,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相关问题引起热烈的争鸣和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成果的观点。在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的讨论中,白寿彝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打破那种以历代皇朝疆域为“中国”的观念。的确,正如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批评一样,这样的观点目的论色彩太重,似乎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形成,但是,它打破了那种自觉不自觉地以汉族王朝为中国、从而以汉族史代替中国史的历史观念,其实那是“华夷之辨”正统论在现代史学中不自觉的但却强固的遗存。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谭其骧继续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不能等同于汉族王朝,甚至也不能等同于中原王朝,而是要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并贯彻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之中。以清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之疆域为“中国”的标准,意味着将历史上凡是自称“中国”以及最后纳入“中国”的民族及其政权都看作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纳入“中国史”的范畴之内。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各与正统”的影子。从理论上说,这其实是反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普世性,不采用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框架,而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天下主义”的思想传统。

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它与族群、信仰、语言以及历史并不一定互相重迭,正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地图上的国界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而作为政治领属空间的国界也不过就是地图上的国界2,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所以,就有了类似「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流行的理论3。至于「中国」这一历史叙述的基本空间,过去,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很长时期内,这似乎还并不是问题,因此也不屑于讨论。

  江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 – 海交史 – 1

21
《华夷变态》卷首载林恕的序文中,就解释「华夷变态」这个书名,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见《华夷变态》1页,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东方书店,东京,1981再版;又,日本的山鹿素行(1622-1685)在《谪居童问》中,也曾经说到日本的礼用人物自与圣人之道相合,所以应当将日本称为本朝,把清帝国称为「异朝」,这种思想被后来学者称为「日本型华夷思想」,见桂岛宣弘《思想史の十九世纪: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第八章,198页,ぺりかん社,东京,1999。而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满清的敌意。

  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有一个根本的预设:民族国家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并形成民主体制的基本条件,宋、明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相对单一的汉族王朝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而将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纽合在一起的北族王朝阻碍了近代化进程,那么,继承北族王朝之政治遗产和国家理想的现代中国,则是不够“现代”的,它有待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宫崎市定“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在当今史学界是相当流行的,很多观点都与之相关,如宋朝产生了含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意识,有了关于“中国”的有限的空间意识;10至13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对等外交关系,东亚世界超越朝贡体系,形成了多元的国际体系,等等。这些观点在强调了10至13世纪中国史的某些重大变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在这个时代自称“中国”的除了宋还有辽、金,激烈的“正统”之争中反映出来的“大一统”观念,比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其实更为重要,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局面的历史动力将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38 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1988年,费孝通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在泰纳演讲(Tanner
Lecture)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年,他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出版。1999年,又出版此书的修订本。他的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新时期以来认识现实中国民族关系以及“中国”之历史形成的思想原则。在这部著作中,费孝通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观叙述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开端时期”包括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这一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北方民族走上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中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称谓;隋唐辽宋金是“发展时期”,在10至13世纪,辽金王朝把州县制度推广到东北地区,牧区则推行仿唐代藩镇又结合游牧民族特点的部族节度使制度,辽金两代的“皇帝”已经是兼具农牧两大类民族的国家元首之称号。元明清进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中央政权直辖区域扩大到牧区,中国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中国农牧两大类民族文化的交融结合。马戎说,费孝通在1991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曾指出,许多民族都曾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凝聚核心”,如元代的蒙古族、清代的满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宁有族乎!这一被马戎称为“在理论上非常重要的突破”,不就是“各与正统”的现代回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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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下武志在其名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到过去的研究,常常把「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但是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被包容进去」,而他所要当作历史论述单位的,就是这个在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地域」即「亚洲」,中文本,朱荫贵等译,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金毓黼指出,国史上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之大转折,凡有三时期,其一为秦汉,其二为隋唐,其三为宋辽金时期,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

首先,在历史意义上说,谈论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在当时「中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是汉唐宋明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球曾经进贡,就觉得现在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分离,和琉球最后归于日本,同理,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是高句丽的东北地区,现在归入中国版图,而觉得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这种观点不但在“南人”士大夫中占主流,很多北方士大夫也坚持这一观点。世祖朝名臣张之翰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即元世祖去世元成祖即位的时候,为闽士陈光大的《古今指掌图》作《序》,他说:“五季扰攘,至宋而混一。建炎渡江,辽灭金强,至国朝而混一。”他鼓励陈光大要按照“序三国之正统,屈曹魏而进刘蜀”的《纲目》正统论,来叙写宋辽金时期的历史。历仕世祖至顺帝的雍古部贵族赵世延,在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为戚光的《南唐书音释》作序,将南唐比南宋,认为按照《春秋》《纲目》的正统之旨,应以南唐为正统。而他真正想说的是,朝廷纂修宋辽金三史因正统之争始终不能成书,若“太史氏复申前议,必将有取于是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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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胜近年来的很多论著,其前提都是为了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建立台湾认同,参看其《到「台湾」之路》,载《自由时报》1999年1月10日。

  认识中国历史,不是站在汉族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而是打破长城的界限,把北方草原和中原南方连成一体,认清其结构性关系,这本来是新中国大力倡导的“多民族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新中国主流学界因为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长期以来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传统,对任何从内亚立场对北族王朝进行的研究,都十分警惕和排斥。无论怎样合理定义“中国”的疆域,中国史长期以来都被当作一种“国别史”,并在“国别史”范畴下对北族王朝的历史进行民族史或断代史的研究。这样一来,以北方草原民族为本位,对长城以北地区以及民族之历史的认识,就显得不足和单薄。所以,尽管强调“互动”,强调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但是中原农耕地区的“核心”作用还是大大强化,而北方民族主动参与和塑造中国史的历史还是模糊不清。

7
以上参考陈家秀《区域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之关联──探讨宋代成都府路》第四章《新视野、新角度──宋代区域研究》,46-73页,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

  这就要说到辽、金治下汉族士人的政治、文化意识。辽朝统治下的燕云十六州的汉族世家大族,在辽朝有着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甚为契丹朝廷倚重。他们以君臣纲常淡化了华夷之辨,辽金易代之际,燕地一度回归宋朝,但当地的汉族大族却多不愿意出仕,而当金人占领这一地区后,他们则纷纷主动出头效力,这一状况很能说明辽、金统治下的汉族士人一般的政治、文化倾向。而自认为“中国”的宋朝人对辽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士人则抱持一种“非我族类”的态度,称之为“北人”“汉儿”,甚至在情感上比之对于真正的“夷狄”更加蔑视和隔阂。金朝自世宗、章宗以来大兴文教,制度、文化渐成规模,产生了“金朝文化”的自觉,代表人物如元好问,其文学风格自觉继承唐朝传统,并批评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风格,显然,金朝文化并不甘心成为宋朝文化的影子或学徒,而是表现出以“唐”抗“宋”的文化自觉意识。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谈到10—13世纪的中国文化,是不能将之等同于“宋朝文化”的,而必须将以“北人”“汉儿”为主的辽金统治区的中国文化纳入视野,并进行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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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当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的疆域内的每一平方公分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迭之处」,同上引书,25页。

  如蔡美彪论述说,辽文化有三个系统,一是契丹族的文化。二是突厥系的文化,北面官制基本上是承袭突厥、回纥的制度,又结合契丹族的实际,借鉴汉族的某些制度,经过修改而订立的。西辽能在中亚建立起对突厥系部落的统治,这和辽文化中一直含有突厥系文化成分是有关的。三是汉族的唐文化,构成辽文化的汉族文化,并不是宋文化而是燕云地区的唐文化,南面官制基本继承唐制。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在亚洲中消融的「中国」

  辽、金、元这一系列的北族王朝将多种民族、文化、宗教、制度纳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不同于秦汉隋唐的新的“大一统”国家模式。可以说,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相对于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说,毋宁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正统”乃是天下公器,不为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所私,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这样的思想观念蕴含的是包容并有多元民族、文化,多种异质性并存的“中国”意识,它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

从台湾看天下,因此台湾是中心,历史论述中,时间如果被王朝所捆绑,那么历史常常就是以政治王朝为经,以皇帝更替为纬的王朝史,空间如果被帝国所限制,那么历史描述常常就会有中心与边缘的层级差异,但是,当这种时间与空间被新的视野和新的分期所替换,那么确实会形成新的论域。1998年,郑钦仁在《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反思》中引述了日本人尾形勇、岸本美绪《中国史》、矢吹晋《巨大国家中国のゆくへ──国家.社会.经济》、《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华形成の东方と世界》以及李济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等等,重新讨论古代中国的范围,他觉得,还是日本支那史的「中国」范围比较适合,他说,古代中国的精神线,大约应当在长城以内,并批评所有中国学者都用现在的中国政治疆域来处理古代中国问题,甚么都说成是中国的,这是民族主义32。而廖瑞铭的《远离中国史》,不仅有一个惊世骇俗的题目,而且提出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宣告」,觉得过去台湾的中国史有太多的迷思,总是沉湎于四点,一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二是在中国历史中寻求智能,三是中国历史提供太多词汇来定义现代事物,四是世界二分并立。他说,这里面有太多的政治考虑,「历史是一种诠释的学问,具有理性与感性的双重性,它可以是一种学术、真理,也可以是族群情感的粘合剂」33,但是,当他斩钉截铁地要远离中国史的时候,他是否也是落入了以台湾为中心的「太多的迷思」,或者完全变成台湾「族群情感的粘合剂」了呢?

  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50—)于1989年出版了《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该书中译本于2011年出版,中文译者袁剑指出,在拉铁摩尔之后,巴菲尔德提出了对中国边疆史加以整体性解释的又一种主要模式,更深刻系统地论述了内亚草原国家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依存关系。他将中国定义为“原生型帝国”,而把草原帝国定位为与原生型帝国进行互动而随后出现的“次生型帝国”,其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经济资源要依赖于原生型帝国,一旦原生型帝国瓦解,如影随形的次生型帝国遂因丧失经济支柱而与之同归于尽。巴菲尔德在其书《导论》中说:“内陆亚洲是一块有着强烈彼我观念的两个相互对抗的文化之间长期互动的区域。”“游牧国家的发展因此就不是一个内部需求的反映,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而最具组织性的游牧社会在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且最集中化的传统定居国家时产生,这一点也不偶然。”巴菲尔德指出,能向南征服“中国”并将内亚游牧世界也囊括在内的大帝国的建立者,往往是生活于游牧与定居的过渡地带的“东北民族”。这一点,拉铁摩尔也已经认识到了,他曾论述说:“我相信还没有人指出,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在雄踞大草原的时候,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忽然出现在大草原的,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草原深处,而是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到金的册封。”巴菲尔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当内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处于衰落时,像契丹、女真等“东北民族”就会崛起,建立“东北边疆国家”,对中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而以内亚草原为边疆,实行内亚与中原混合的二元体制。巴菲尔德所谓“东北边疆国家”大体等同于魏特夫所称“征服王朝”,但其内涵却与“征服王朝”有所不同,既然“东北边疆国家”形成于中国北疆两种经济区的边缘过渡地带,那么所谓“征服”二字就无从提起,巴菲尔德说:“东北王朝与其是征服者,倒不如说是拾荒者。”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东北区域如同一个纽扣,一次次将长城以外和长城以内这两大幅地域扣合起来,而终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中国”。

其次,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元朝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元顺帝下诏修三史。“南人”名士杨维桢在三史编修过程中写《三史正统辨》,上书史馆,对修端、王理之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论虽没有获得采纳,但影响极大,总结了“南人”的历史观而加以系统阐发。当时实际主持三史撰修的总裁官“南人”欧阳玄赞叹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另一位“南人”名士陶宗仪说其文“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元朝虽然再次实现了“大一统”,但从修三史引起的正统之辨来看,分裂时期造成的中国文化内部的分裂和矛盾,终元之世并没有能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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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当然在张光直论述古代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他说,在古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政治程序,而不是技术、贸易等等是主要的动力,国家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见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载《中国青铜时代》480-483页,三联书店,北京,1999。

  当今中国学者之积极吸收、采用“征服王朝论”和“内亚史观”,其意图在于以一种全球史、区域史的叙述策略,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框架,强调这个时代辽、夏、金、元政权的民族主体性、征服性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内亚游牧帝国的历史脉络,从而将之从中国王朝史的脉络中解放出来,发掘其社会、文化、政治上难以被传统的中国史叙事回收的那些面相。这样一些尝试,有助于我们打开重新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多种文化因素,发掘内在于中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亚洲、世界的历史联系,而这些方面都是以往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观乃至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所无法充分认识的。但是,无论“内亚史观”还是“征服王朝论”确实又有另外一面,它或多或少质疑、解构着作为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中国”概念及其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忽视或较少强调贯穿于中国史的超越具体政权的“中国”认同,不太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把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看做是人为的强制的,是不自然、不正当的,这与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情感、政治立场是有所冲突的。

11
小岛毅《地域からの思想史》,载沟口雄三等编《交错すゐアジア》,《アジアから考える》1,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

  修端的这一主张在北方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回应。这篇《辨辽宋金正统》先是被王恽(1227—1304)载入《玉堂嘉话》,继而被苏天爵(1294—1352)收入《元文类》,当三史即将开修之时,翰林待制王理又祖述其说著《三史正统论》,引得一时士论纷然。苏天爵自幼“习知辽与金故实”,一向有着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心愿和准备。他对宋、辽、金三史孰为正统的问题十分关切,编纂的《元文类》不但收录了修端之文,还收录宋本所拟《乡试策问》:“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代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当三史纂修工作开始后,他出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与,遂写长文《三史质疑》寄给总裁官欧阳玄。可见,他是倾向于修端三史正统论的。

35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1345页,中华书局,1976。

  (二)五代以来中华世界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发展出了一种多国体制,但是,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多国体制中,多国共享一套礼仪象征系统,共享“正统”观念和历史记忆,虽然政治上四分五裂,但仍然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中华世界,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而西方人对这种基本的中国共同体并不理解。

33 同上,25页。

  第二,把宋朝的“中国”观当作此后乃至现实中“中国”认同的基础,无疑是以宋朝的自我意识来定义10—13世纪的“中国”,而将辽、金排除于“中国”之外。以宋、明时代凝固而成的“相对清晰稳定”“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中原—汉族文化为“中国文化”,就必须回到以中原一汉族文化为中心而向四周扩散辐射的中国形成论,回到正统王朝相继的中国史叙事,回到以汉族同化周边民族即“纳四裔于中华”的那种“中国”意识,而这正是中华民国主流的“中国”意识,这样的“中国”意识倒确实是宋朝“中国”意识的延续。而无论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回到“纳四裔于中华”的“中国”意识,回到中原—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国史叙事,其实都是简单地站在以中国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各种解构论的反面,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辩驳,也无法解释这个不合“标准”的多民族、跨文明“大中国”的存在,无法真正解释和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他们觉得,这是袪除台湾文化认同与历史叙述的「混乱」的良方,但是,且不说这种论述的历史依据如何,从历史论述上看,台湾的清晰,带来的是中国的残缺,原来似乎没有问题的中国论述,在这种「离心」的趋向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混乱」。2003年底,在庆祝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的会上,作为原所长的杜正胜,又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其中提到当年在大陆时,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历史学,即「不该有国情之别,只有精确不精确,可信不可信」的学术,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内心关怀和外在环境,有很浓烈的「学术民族主义」,这种「学术民族主义精神使史语所扮演另一个爱国者角色」,可是,如今却不同,他在第六节《期待新典范》中他提出,「史语所在台湾,客观情境让它跳出『中国』这个范围的拘限,让它走出与人争胜的『国』耻悲情」,这个时候,他提倡的是「超越中国的中国史」,是「从台湾看天下的历史视野」31。

  与修端之论相对,杨维桢强调,被奉为官学的朱子在《通鉴纲目》中已明确规定,不以宋朝接五代之统,而是以宋朝续唐朝之统。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宋与汉、唐地位相当,都是“大一统”王朝。杨维桢直斥契丹就是“中国之人所不道”的“夷狄”,辽之与宋,正如匈奴、突厥之与汉、唐,根本不能列席于中华国家。对于占据中原百年的金朝,杨维桢不能将之贬为“夷狄”,而是比作三国时的吴、魏,是“割据”“强梁”“僧伪”。杨维桢再次搬出朱子,强调《通鉴纲目》尊蜀汉而非曹魏、东晋而非北魏为正统,根据《纲目》正统论的“顺逆之理”,南宋当然继承宋朝之正统,所以元朝必须接续宋朝之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汉唐宋相继的中国“大一统”王朝序列。他认为,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对这一点有清醒自觉,他当时就“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而那些“北人”士大夫,却“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他质问道:“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从这样的质问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南人士大夫,他对于元朝的批判或者说期待:实现了“大一统”又尊奉“道统”的“我朝”为什么不能以汉唐宋自期,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华国家呢!杨维桢的正统论并不代表这些“南人”士大夫对元朝不认同而对宋朝有故国之思,但却仍然曲折地表达出他们的民族意识。

8
参看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他指出,「在帝国时期,地区之间的不同,不仅表现在资源的天赋或潜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方面」,所谓「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有点儿类似通常说的「社会阶段」,他把帝制中国分为九个地区,显然暗示着不同地区分别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能以一个「中国」来描述。此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242-252页,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37
又,可以参看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ゥルス》,特别是参看其序章《世界史の时代と研究の展望》京都大学出版会,东洋史研究丛刊之六十五,2004。

30
杜正胜《中国古代社会多元性与一统化的激荡──特从政治与文化的交涉论》,《新史学》十一卷二期,2-3页,38页,台北,2000。

注释

在我们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冠以「中国」之名的著作,仅仅以历史论著来说,就有种种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等,在我们的课堂里,也有着各式各样以中国为单位的课程,像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等等。通常,这个「中国」从来都不是问题,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里面,使用着「中国」这一名词,并把它作为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可是如今,有人却质疑说,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一部很有影响,而且获得大奖的中国学著作,名称就叫《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1。这些过去不曾遭遇的质疑,可能使这个天经地义的「中国」,突然处在「天塌地陷」的境地,仿佛真的变成了宋词里说的「七宝楼台,拆来不成片段」。本来没有问题的论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问题,问题就是:「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

23
《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成均馆大学校,1960。

43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

如果在这种区域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到明代中国的进一步论述,这应当是相当理想的,至今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仍然需要大力提倡。但是,有时候一种理论的提出者,其初衷与其后果却并不相同,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并不一定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区域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却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

51 比如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民族与民族主义》8页,他已经注意到这「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所以,在讨论到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时,他也说到「不过中国的情况是一大例外」,李金梅译本,75页,麦田出版,台北,1997。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很「特殊」,或者说,欧洲式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途径很「特殊」在中国,至少从宋代起(这就是为甚么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这个「中国」既具有安德森说的那种「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色,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49。作为一个中心地域很清晰的国家,汉族中国很早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空间的边界,它甚至比那些单一民族国家还清楚地认同这个空间作为民族国家的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一个边缘相对模糊的「中华帝国」,它的身后又拖着漫长的「天下中央」、「无边大国」的影子,使它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遍性的大帝国。因此,对于复杂的中国,后现代历史学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未必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有合理性。

6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如果说,作为区域研究的地方史研究,蕴涵了以地区差异淡化「中国」同一性的可能,是以「小」溶解「大」,那么,近年来区域研究中对于「亚洲」或者「东亚」这一空间单位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大」涵盖「小」,也同样在淡化中国的历史特殊性13。

47 参看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现》,《文史哲》2004年第1期。

罗斯基是在回应两年前的一次论战。1996年,当罗斯基针对何炳棣1967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关于清朝「汉化」的论点,在全美亚洲年会上以前任会长身份发表会长演讲〈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后40,作为一个中国出身的历史学家,何炳棣曾经尖锐地反驳,写了〈我对汉化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朝」一文的答复〉,何认为,对于满清来说,儒家化就是汉化,儒家化和中国化是一回事,因而隐含的一个结论就是满清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41。而罗斯基的这部书无疑是对何的响应,也是对超越「中国」的清代历史的再度论述。

1982年,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的论文,他认为中国在这八百年来的变化,应当考虑的是各区域内部的发展,各区域之间的移民,政府的正式组织,精英分子的社会与政治行为的转变,他把唐宋到明代中叶的中国历史研究重心,从原来整体而笼统的中国,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区域,把原来同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分解为国家精英(Founding
elite)、职业精英(professional elite)和地方精英或士绅(local elite or
gentry),他特别强调地方精英这一新阶层在宋代的意义,这一重视区域差异的研究思路,适应了流行于现在的区域研究,并刺激和影响了宋代中国研究,比如韩明士(Robert
Hymes)、Richard Von Glahn、Richard Davis、Paul Smith、包弼德(Piter
Bol)对抚州、四川、明州、婺州等区域的研究7。

也许,很多人会想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觉得古代中国以朝贡体制想象世界,并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边界。但是,仔细考察可以知道,这种「天下」常常只是一种观念或想象,并不一定是实际处理「中国」的国家与国际问题的制度或准则52。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如果简单地说,大体上可以注意三点:首先,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与国家,由于在空间上的重迭,使得这一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很容易清晰地固定下来。从宋代起,在辽夏金元压迫下的勘界行为、海外贸易确立的市舶司制度和清晰的知识,以及关于知识与财富的自我与他者界限的警惕,加上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已经使宋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其次,由于汉族同一性伦理的逐渐确立,宋代以来建立的历史传统、观念形态和文化认同,已经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华夷」之辩、所谓「正统」之争、所谓「遗民」意识,在宋代以后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国家意识的产物;再次,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53,尤其是自明清以后,明清王朝、朝鲜、日本等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国际」,只是这个「国际」原本是有一套秩序的,但是,后来却在另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冲击下逐渐崩溃,终于被取代和遗忘而已。

关于台湾历史学的讨论,最麻烦的是政治化问题。我的评论不可能完全摆脱两岸立场的差异,但是,我试图尽量从学术角度讨论而不作政治价值的判断。对于「中国」这个议题,台湾方面当然一直有相当警惕,他们对于大陆用现在的中国政治领土来界定历史中国,有种种批评,有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如一个叫做吕春盛的学者,对大陆流行的四种关于「中国」的论述,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他说,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也几近是不可能的事24。

42
参看李明仁《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理论》的介绍,收入台湾历史学会编《认识中国史论文集》,稻乡出版社,台北,2000。

对于「亚洲」的特殊热情,本来与日本明治时期的亚洲论述有关,那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我在另一篇论文里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必去讨论14。其实,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叙述空间的芥蒂,也不始于今日,而是在明治时代就已经开始,而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举一个例子,二战之前的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国的同一性,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满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领属和历史上的叙述15。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便提出了超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の构想》为题出版16。当然这都是陈年旧事,但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日本、韩国与中国学术界出于对「西方」即欧美话语的警惕,接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如东方主义的影响,以及怀着摆脱以欧美为「普遍性历史」的希望,这种「亚洲」论述越来越昌盛,他们提出的「东亚史」、「从亚洲思考」、「亚洲知识共同体」等等话题,使得「亚洲」或者「东亚」成了一个同样不言而喻的历史「单位」,从宫崎市定以来日本习惯的「アジア史」,突然好像成了「新翻杨柳枝」17。

12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这种注意空间范围的研究视角,也同样出现在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关于清代考据学是否只是一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论述之中,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005年3月23日再改于北京

15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弘文堂书房,1923;参看五井直弘《东洋史学与马克思主义》,载其《中国古代史论稿》,58页,姜镇庆、李德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五井氏指出,随着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激发了日本当时的东洋史热,矢野的这种论点越来越流行,例如《世界历史大系》(1933-1936年,平凡社,26册)和《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934-1936年,岩波书店,全18卷)就是这一潮流中的产物。此期间,又相继出版了池内宏《满鲜史研究》、冈崎文夫《支那史概说》上(弘文堂书房,1935)、桔朴《支那社会研究》(日本评论社,1936)等等,均多少有这些观点的影子。

24
吕春盛《关于大陆学界」」「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之讨论》,载《台湾历史学会通讯》第二期。

近来,为了破除那种把现存民族国家当作历史上的「中国」的研究方式,也为了破除试图证明历史上就是一国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亚洲」被当作历史研究的一个空间单位,但是问题是,当「亚洲」成为一个「历史」的时候,它会不会在强化和凸现东亚这一空间的连带性和同一性的时候,有意无意间淡化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差异性呢?从中国历史研究者立场看,就是从亚洲出发思考,会不会在亚洲中淡化了中国呢?

四 大汗之国:蒙元与满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

31
杜正胜《旧传统与新典范》,原载《庆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演讲会文集》,台北,史语所,2003年12月22日;正式文本,其后载于台北出版的《当代》,未见。

2005年2月6日初稿于北京

39 何炳棣的说法,见于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6,No.2,P.P189-195.

很多人相信理论仿佛时装是愈新愈好,也有很多人总是把是否认同新理论与「政治正确」联系起来,当来自西方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新理论与新方法一经提出,曾经引起研究视野的变化,人们不仅对这种时尚的理论和方法相当赞许,而且常常不由自主地对坚持「国家」这一研究空间的历史学有一种鄙夷,觉得在今天仍然进行这种近乎「前近代」的研究方法,好像不仅「落后」,而且有「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嫌疑。可是,这种新理论总是来自欧美等西方世界,它的历史依据和思想背景常常和我们不一样,人们反过来可以追问的是,欧洲历史可以这样理解,非洲历史可以这样理解,亚洲和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理解吗?特别是,当这个「国家」一旦形成「历史」,当这个民族和国家不仅有一个共同的空间,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伦理、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体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习俗,这种伦理、体制和习俗又有了一个漫长的历史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否会使历史叙述本身,很自然地环绕在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共同体展开呢?汉族中国文明在很长历史时期中的延续,是否使围绕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叙述,比起另外选择和组合的空间的历史叙述,更加有明显的内在脉络呢?

45 可以参看[荷兰]彼得.李伯赓(Peter
Riebergen)着、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上册第三部分第八章《一个新社会──欧洲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介绍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289-330页,明报出版社,香港,2003。

前面我们提到过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正因为上述困惑,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理论的确有其意义。不过,我以为,杜赞奇解构了以当然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后设历史,指出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而是本来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是「虚假的同一性」,所以要从这种民族国家虚构的同一性中把历史拯救出来,这当然很敏锐也很重要。但是,反过来提问,我们是否要考虑与欧洲历史不同的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尤其是汉族文明的同一性、汉族生活空间与历代王朝空间的一致性、汉族传统的延续与对汉族政权的认同,是「偶然的」和「争议的」吗?中国是一个在近代才逐渐建立的民族国家吗?我们知道,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与论据,一方面来自产生于被瓦解和被分割的殖民地,如亚洲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如非洲大湖区的国家,在这种已经被撕裂的族群和国家的重建中,确实有按照新的民族国家重新建构历史的现象,但是始终延续的中国却并不是在近代才重构的新的民族国家;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和依据,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近代历史,我们知道,欧洲近代有民族和国家重构的普遍现象45,因此霍布斯邦说「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46。然而这里所说的「人类历史」其实只是欧洲历史,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分裂,但因为一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政治、文化与传统却一直延续,所以既无所谓「文艺复兴」,也无所谓「民族国家」重建。

44
比如以现代中国的地理空间来描述古代中国,以现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当作古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因而总觉得那个时代的「异族」也应当算在中国之内,因而不是把当时的异族入侵理解为「内部矛盾」,就是把中汉族政权的征服描述成「中央对地方」的「统一」,像现在争论不休的高句丽问题,就是陷入了这一尴尬。关于高句丽的历史争论,我以为中国方面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以现代中国的疆域来处理古代高句丽的历史归属,而韩国方面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古代高句丽的疆域来期待现代朝鲜民族国家的空间领属,关于这一争论的情况,可以参看南黎明《韩国队中国的文化抗议》、钱文忠《高句丽是中韩共同文化遗产》,载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7月25日),16-20页。

1 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喆、孙慧敏译,《新史学》十一卷三期,173页,台北,2000。

20
比如1672年林鹅峰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到了本居宣长等人提倡「国学」,更是确立了平分秋色的国与国的对峙立场,甚至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观念,参看黑住真《日本思想とその研究──中国认识をめぐって》,载《中国─社会と文化》第十一号,9页,东京大学,1996。

53
这一点,其实西岛定生已经指出,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第六章《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史》中说到,原本包含了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有四个指标,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但是,在各个区域,这四者是不等同的,比如日本,假名文字以及以此写作的和歌、女流文学、能、茶汤等等,以及更后面的俳句、歌舞伎等等,就是日本特有的,到十世纪,律令制弛缓和芏庄园的扩大、贵族如藤原氏的全盛与武士阶层的勃兴,更开始了日本主体的形成。这与唐代九至十世纪的衰落有关。他指出,「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的国际秩序」,616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

当然,对于中国的区域研究或者地方史研究,并不是从Robert
Hartwell开始的,而是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那里已经开端,施坚雅在他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非常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8,不过,这种具有明确方法意识和观念意识的研究风气,却是从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蔚为大国」的。公平地说,本来,这应当是历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研究确实在很长时间里忽略地方差异性而强调了整体同一性,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明确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二是凸现了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士绅或精英在立场与观念上的微妙区别,三是充分考虑了家族、宗教、风俗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尤其是近来包弼德提出的超越行政区划,重视宗教信仰、市场流通、家族以及婚姻三种「关系」构成的空间网络,使这种区域研究更吻合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9。

也许,「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

2 福科(Michel
Foucault)《权力的地理学》,中译文见《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0
西川长夫《国民国家论から见た「战后」》,载其《国民国家论の射程》256-286页,柏书房,东京,1998。

避免界定一个包括台湾的「中国」,避免一个包含了台湾史的「中国史论述」,试图超越现代中国政治领土,重新确认台湾的位置,这一思路当然掺入了太多现时台湾一部分历史学家的政治意图25。不过,在历史学领域,确实也有人从台湾本土化的愿望出发,借着区域研究和超越民族国家研究历史的东风,重新检讨中国史的范围26。其中,一些台湾学者提出了「同心圆」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杜正胜。在一篇相当具有概括性的论文中,他说,「到1990年代,此一历史幻像彻底破灭觉醒了,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已经引起年轻学生的更大的兴趣。我提倡的同心圆史观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27,他觉得,这是反抗文化霸权,因而试图瓦解传统的「中国」论述,代之以一个以台湾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28。

3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译,时报出版公司,1999。

这一区域研究方法,在日本学术界同样很兴盛,不止是宋史,在明清以及近代史中,也同样得到广泛使用,领域也在扩大,除了众所周知的斯波义信在施坚雅书中关于宁波的研究,以及此后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外,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中,也同样有相当的呼应,这一类研究成果相当多,正如冈元司所说的那样10,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学界,对于「地域」的研究兴趣在明显增长,这种区域的观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过去笼统的研究。举一个例子,比如在思想文化史领域,小岛毅的《地域からの思想史》就非常敏锐地批评了过去沟口雄三等学者研究明清思想,存在三点根本的问题,第一是以欧洲史的展开过程来构想中国思想史,第二是以阳明学为中心讨论整体思想世界,第三就是以扬子江下游出身的人为主,把它当成是整体中华帝国的思潮11。这最后一点,就是在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中运用了「区域」的观察视角,它使得原来朦胧笼统的、以为是「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现象,被清晰地定位在某个区域,使我们了解到这些精英的思潮和文化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区域而不是弥漫整个帝国的潮流或现象12。

48
参看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葛兆光
1950年生,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着有《中国思想史》等及论文多篇。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

五 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甚么历史?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无论是「地方」或者「区域」的论述、「亚洲」或者「东亚」的论述,「台湾中心」或者「大汗之国」的论述,还是所谓「复线历史」的论述,都给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多点透视」的新视角,使我们意识到,有关「中国」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叙述的现实性,仿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样,让我们这些大陆中国的历史学家意识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接受这些挑战和超越这些理论,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就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的理论话题。在这样一个既涉及理论又涉及历史的领域中,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

2005年2月21日修改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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