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app下载杨奎松: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他,曾多年在可以读到当时还没有解密的某些资料的中央一级部门工作过,80年代《档案法》制定前后比较开放的几年蹲过中央档案馆,90年代初俄国档案解密最好的时期去过俄国查档,并一直跟踪研究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他对今天的“读史热”提出忧虑———
今天,人们不再因猎奇而读史书
史料并不一定等于历史真相羊城晚报:您的两本书《读史求实》和《谈往阅今》反响都很大,在网上和各地书店连连被推上10大好书榜,作为关于近现代历史的著作,其实离现实生活都不近,为什么还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是否跟近几年的“读史热”有关?杨奎松:其实“读史热”,并不是近几年的事情,早在80年代“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刚开始,思想言论尺度稍有宽松之际,就形成过一波“读史热”。那个时候中共党史、民国史的书出了很多,特别是纪实文学作品十分畅销,影响极大。80年代末到90年代相当一段时间里,许多研究党史的年轻学者都参与了“攒书”的生意。所以说是生意,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学者,或者说是老师,凑在一起做书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乘机挣钱。当年这方面力量最强的是人大党史系,有老师甚至把“攒书”做成了一门事业,专门雇了一些打字的农民小姑娘,把他们找来的各种书和文章分别录入电脑,最后由老师或老师的学生归类加工迅速成书。这比早些时候的“剪刀加糨糊”的加工方法要先进多了。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怕招收人大党史系的学生到所里来工作,因为那个年头在人大读书的硕士生、博士生有些也跟着导师做这种事情。那个年代“攒书”那么容易挣钱,原因也就是市场需求量很大。像以现当代史为范围的《炎黄春秋》杂志,创刊不久就发行到七八万份之多,自负盈亏而有余。羊城晚报:今天的“读史热”和当年的“读史热”有什么不同?杨奎松:八90年代虽然关心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史的读者很多,但读者以老同志和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人居多。老同志经历过文革后很想直截了当地了解历史真相,青年人则多抱着猎奇的读故事的心理。因此,他们对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比较重视史料考据的著作文章通常难以接受。1997年郑惠先生找我们创办《百年潮》杂志,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想要用经过学术研究的新的史实,去影响一下热心历史的读者。结果并不十分理想。因为我们的文章大都是从学术研究成果加工改写的,学术研究讲证据,重过程,因此一般文章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有的还要连载。就因为这,我们的印数一直上不来,最多也就两三万份。即使喜欢我们刊物的那些读者,也往往会抱怨我们的文章长,说是岁数大了,一口气读不下来。今天的情况大不同了。这几年读者的文化层次明显提高了,不仅受过高等教育的读书者越来越多,而且过去只是埋头于官场和商场的众多官员及商人,也越来越多地发现读史的价值了。包括前几年只是想着怎么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去恶补儒学或易经的许多人,如今也在现实环境的刺激下,越发关心起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来了。因此,10年前只能印一两千册的现当代史方面的学术专著,如今很容易就能印到几千。写得好的,哪怕是纯学术的、重考据的,印到上万册基本上不成问题。那些东拼西凑,不考证、不注出资料出处,信口开河的书和文章,如果不是上面布置要求,反而没有很大市场了。史料并不一定等于历史真相羊城晚报:历史研究或历史真实的揭示,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把握。您的书所以容易引起读者的重视,主要在于您的研究中常常能够告诉读者很多新史料,在当下很多历史资料还没解密的条件下,您是怎么发现这些史料的?杨奎松:其实,史料的发掘、运用和考证,是史学研究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读者今天在读现当代史的著作文章时所以会觉得我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强,纯粹是因为近100年来的历史研究起来政治上太敏感,禁区太多,早年那些史料功夫比较好的学者多数都不愿意来研究这段历史。当然,我也有我的长处。比如,我曾多年在可以读到当时还没有解密的某些资料的中央一级部门工作过,在80年代《档案法》制定前后比较开放的几年蹲过中央档案馆,在90年代初俄国档案解密最好的时期去过俄国查档,并一直跟踪研究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研究积累的问题。我做中共史以及中共与国民党关系、与苏联关系的研究,已经做了30年。我最初开始着手研究中共史,就是从100年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开始研究起的,一步一步往后延伸,今天才刚刚研究到1950年代。这种循序渐进的跟踪式研究及其研究积累,对我理解中共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外复杂的历史关系、历史背景,自然有很大的帮助,也使我在解读和中共史有关的各种历史资料时,容易发现一般学者不大容易发现的问题。羊城晚报:史料是否就历史真相?杨奎松:研究历史,不是说发现了史料,就能够揭示出历史真相了。就个别历史事实而言,有史料和没史料确实天差地别。比如,我在《读史求实》一书中谈到的安平事件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1946年8月10日和16日冀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订正此前说法,承认所部主动攻击美运输车队酿成事件的电报,和中共内部一连串内部检讨的电报,要翻历史上这个案就几乎没有可能。但是,就许多历史事实真相的还原而言,最缺的不是史料,而是能不能发现传统说法中的偏差和能不能正确解读史料的问题。比如,我所谈的这个安平事件中的几件关键性史料,最初并不是我发掘和揭示出来的,早有中共党史学者拿这些史料写过类似的文章。只不过,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几则史料的价值所在,文章基本上还是在延续以往的说法,对还原事件的真相没起任何作用。羊城晚报:普通的非专业读者如何才能知道自己读到的是好的历史作品?杨奎松:对于这种问题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回答。我的意见是,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具有几个特点:一是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二是对历史的复杂性及各个方面要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三是要能够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我不认为读那种对历史评论一边倒的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著作对普通读者有益。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人教2007版”高中历史教材存在很多问题羊城晚报:历史教育的功能更多地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任务,您如何评价现在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讲解的中国近现代史?杨奎松:以课程教材研究所编“人教2007版”高中历史必修教材中的几点说法为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存在着怎样多的问题。一是许多史实不准确。以14课为例,如说1919年五四运动中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因此出现了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需要,实际上这个过程开始于1920年中共开始建党以后。如说1920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这里不仅时间被提前了,而且派出的组织也弄错了。如说中共成立后深感要战胜强大敌人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因此1923年三大通过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实际上中共成立时并无此觉悟,1922年虽有列宁和共产国际提议,中共最初仍一味抵制,后经共产国际代表再三说服,才在这一年二大通过赞同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当年9月陈独秀等就陆续加入国民党了,并非到1923年三大才通过此决定。如说1927年“7月15日,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不确。因为7月15日武汉政府实行的是“和平分共”,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没有开始所谓“大肆捕杀”。“大肆捕杀”是中共8月1日策动武汉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发动南昌起义,双方彻底翻脸之后的事情。二是许多评价既不客观,也不实事求是。如13课谈到辛亥革命问题,书中的结论是: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丰碑”。举的证据有两点:一是说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二是说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这种历史解读明显地有问题。第一,孙中山等1912年3月11日制定的那个临时约法,根本上是用来对付袁世凯当政的,孙中山当临时总统时通过的政府组织法大纲规定的完全是另一套办法。当他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之后,才不得不另订约法,把原先的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并且用各种约定限制总统的权力。因此,这个约法不仅袁氏后来不能接受,孙中山自己当权也不去执行。只讲临时约法字面上的意义,不讲它的来龙去脉和策略目的,学生一旦了解到后来的历史,肯定会一头雾水。第二,辛亥革命是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这是事实,但说它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就不准确了。这里面最基本的问题是没有厘清几个核心概念,如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民”以及什么叫“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因为没有清楚界定这些概念,因此说它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丰碑”,除了君主制没有能再度复辟外,拿来解释辛亥以后中国不仅没有走上民主道路,反而越走离民主越远的情况,也必然会发生许多问题。简单地说,教科书里最大的问题是编纂者意识形态的色彩过强,太习惯于拿当今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名词来褒贬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因为对历史细节缺乏研究,很多武断说法既无史料支撑,也不介绍复杂的变化经过,更不研究因果关联和内外影响,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这对学习历史恰恰是最有害的。“和平土改”还是“斗争土改”?羊城晚报:您在《读史求实》一书里专门写到1946年“和平土改”的尝试,为什么选取这个角度来谈?杨奎松:其实我把中共1946年“和平土改”尝试的情况抽出来写成文章,主要想法是想让读者通过这么一个个案来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问题。多数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都知道,中共历史上的土改都是阶级斗争式的,因而是强调斗争,是比较暴力的。所谓“和平土改”,通常指的都是政府贷款给农民,然后向地主赎买土地的办法,这种办法从一开始就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并且是国民党一直主张,它到台湾后用的也是这种办法。不要说这种办法,就是采取尽量少打人杀人的土改办法,在1950年年底大陆全面土改推开后也一度被批判过。当年使用的提法,就是要坚持“斗争土改”,反对“和平土改”。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不对1946年6月底到1947年年初中共中央大力推动,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全面试行的,用政府贷款向地主赎买土地的这种“和平土改”的尝试感到好奇。为什么一向主张激烈斗争方法的中共这个时候竟会尝试搞“和平土改”呢?因此,我先要弄清史实,要考察清楚中共当年是不是搞了这么一个“和平土改”的尝试。在确定了这一史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再来研究和讨论中共当年做这种尝试的原因所在。羊城晚报:有什么历史原因?杨奎松:这里面其实涉及好多很复杂的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党史著作或教科书里所说的那个抗战结束后全面爆发内战的时间点:1946年6月。如果这个时间点确实爆发了全面内战,那么,说毛泽东6月底提出“和平土改”的提议,7月中共中央通过决定试行,就说不通了。因为几乎所有研究中共土改史的学者都说,1946年5月4日那个决定实行土改政策的中央指示,就是为着应对6月份内战全面爆发设计的。不论这个说法对不对,如果6月爆发了全面内战,毛泽东不抓紧时机斗地主分土地动员农民参战,也不合共产革命阶级斗争的一贯逻辑。另一个理解上的难点是,为什么毛泽东早不和平,晚不和平,偏偏在6月底开始提出要“和平土改”?不管6月是否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点,5月4日中共中央毕竟已经通过了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为什么一个半月前决定土改时不同时决定赎买土地的“和平土改”政策呢?按照中共党史比较传统的说法,五四指示本身就已经太过温和,不大符合斗争土改的阶级方针了,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土地赎买,岂不更不符合阶级方针了吗?这样一个不符合阶级方针的土改政策,为什么中共中央不仅通过,还在陕甘宁边区试行,甚至在1947年2月上旬末刘少奇还正式代表中央宣布说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只有好处而无害处,建议各解放区一体采用?换言之,如果我们注意到1947年4月下旬以后中共土改政策才全面转向激进和暴力,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如果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不去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会不会开始在各个根据地全面推行这一政策呢?考察中共1946年下半年试行“和平土改”政策,还会碰到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之间在要不要土改和如何进行土改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相互影响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也很少人会这样去提出来。但是,考察五四指示的提出,考察中共中央下半年推行“和平土改”政策时遭遇的种种困难,包括最后不得不放弃,一度甚至会重回苏维埃时期打乱平分甚至是打杀的政策,都不难看到中央政策受地方影响和冲击的因素。这和我们过去一直以来所以为的,毛和中央的政策只会被不打折扣地层层贯彻,一灌到底,只有毛和中央说服各地,没有各地说服毛和中央的情况,显然也有很大出入。如果我们能够结合1946年美国调处的全过程以及中共中央一直到年底蒋记国民大会召开才下决心全面撤退驻南京代表团等情况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土改政策上力求温和的做法,我们或许不难发现传统的说法有太多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要想完整地说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很难把目光仅仅局限在1937-1945年这八年时间,因为这八年之所以能够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国共关系,是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开始的,而这种关系的结束,又是到1946年才最终结束了的。这也就是说,谈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当然,既然是国共关系,就不完全等同于“国共合作”,因为合作一词实在无法完全涵盖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概述的研究时限当从1936年起到1946年止,讨论的对象则是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

首先应当说明,要在两三万字的篇幅内完整地说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与成就,不是笔者所能胜任的工作。而回顾5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历程,论功行赏排座次,更非笔者能力之所及。因此,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想就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有关的研究状况表达笔者个人的看法;并且也不打算系统介绍反映这些进展的各种成果,只准备就笔者观感所及,集中讨论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关系的某些问题。若由此造成读者不能了解这5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全貌,甚至有厚此薄彼的感觉,笔者将深感歉意。但笔者的目的,不过希望此文能够让所有熟悉和不熟悉中共党史研究的读者,多少了解一点此一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如果多数读者读过此文后终于明白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何以至今未能尽如人意,知道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国共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起源于80年代。记得最早看到的有关国共关系的一个小册子,还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写的《国共合作》。但那里面对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包括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问题,几乎没有多少新鲜的史料,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1]当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并形成一部著作,日本学者还是开了风气之先。

自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至少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读本就出版了上百种之多,印数更是以千万计。说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各种历史研究当中独领风骚几十年,想不为过。但是,如果说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似乎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在50年当中,至少前3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很少学术研究的成份。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

严格地说,中国学者并非没有研究过国共关系史,只不过,它从来都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内容之一,因为任何中共党史著作和中国革命史著作几乎都离不开对这一关系变化的说明。只不过,在80年代以前,这种说明通常只是作为毛泽东英明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实现的对象而附带出现的。甚至,就连抗战期间是否存在着“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史著作也语焉不详。它们提到了红军改编,但对红军为什么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做任何说明;它们强调说蒋介石“阴谋地计算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军阀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势力”,为此“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去担负最前线和敌人后方最严重的作战任务”,但蒋介石为什么竟然能够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是如何“假手日本军阀”的,以及所谓最前线和最严重的作战任务是什么,也没有做任何解释。[2]

说1979年以前中共党史有“研究”而少学术,是基于笔者对“学术”二字的理解。何谓学术?梁启超解释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1]如何观察事物才可得“真理”并以为用?则非人人或时时均可为者,必须先有独立治学与实事求是二条件不可。换言之,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其独立性与科学性。没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却不计其功”的精神,即没有学术之存在。陈乐民先生有云:要求真学问,就必须能够并敢于“为学术而学术”,即“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设若不是这样,在研究问题时或者随俗趋势,或者依凭一己好恶,或者存有事功之心,或者求‘保险’、‘稳妥’,于是便时然亦然,时非亦非,时作‘违心之论’,那便是为学之大忌,学人所不当为”。[2]“纯然地去求事之然和所以然”,可谓道出了学术研究之真谛。“纯然”,就是不为外力所左右,不受利禄所影响,且不因感情所蒙蔽,绝不为亲者、贤者、尊者乃至王者讳,也不因疏、劣、卑、贫而彰其恶;既不曲意暴露,也不存心护短,严格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就是要在搜集、验证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在分析和说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扎实的史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人和事放到当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当中,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认识,既不能从今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对人对事取双重标准,或简单地拿以一己一派的感情好恶先入为主地断定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并用以支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对事实结果的分析。

把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叫做“国共合作”,似乎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是邓小平在这一年从和平统一台湾的角度公开讲:“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3]邓小平的讲话不仅肯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概念,而且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的展开。

这样一种态度,其实就是毛泽东也是赞成的。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认识虽然始终受到其政治判断的影响,其理智上却从来都是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张凡事都要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强调对中共党史必须“进行客观的研究”,研究“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的。[3]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借用叶圣陶先生一句比较形象些的话来说,就是要“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自陷于是非之中,听凭主观情感左右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也可以研究,也可以有“成就”,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不大容易取得学术成就。

从文革后到80年代初,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重心基本上都还集中在党的创立到红军长征这一段,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抗日战争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至少在1985年以前,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来之前,无论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都很少有比较成熟的成果产生。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尚未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太少。结果,这个时候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只有几个部门的人,一是全国政协研究室的相关人员,因为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西安事变的研究,按照规定是由全国政协直接领导的,大部分相关的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都保存在政协,因此他们那里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研究人员,因为按照规定,他们所在部门保管着一些内部出版的成套的党内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等。另外就是中共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他们自然有近水楼台之利。这段时间能够发表一些有史料内容的研究成果者,大都是在这些部门工作或曾借调到这样的部门工作的人。如最早披露出部分具有相当价值的西安事变档案文献资料的申伯纯、丁雍年等;最早发表有关1937年国共和谈文章的李良志、杨圣清;最早系统介绍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工作方针的曹雁行、蔡霆光等。[4]

以建国后最早出版的有系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例。它原本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于1951年上半年为刘少奇起草的一篇在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因其较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完整地总结了三十年来中共党内的功过是非[4],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故毛阅后当即指定改以胡乔木名义迅速发表。在这本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天才”的简明中共党史读本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史自建国以后就已成为歌颂毛泽东战无不胜的正确路线和他在各方面丰功伟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已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了。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宣传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第二,强调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均来自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他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第三,以毛泽东的著作解读中共历史。[5]

1984年《文献和研究》杂志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的《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一文。[5]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人们只是通过吕振羽1980年和谌小岑1981年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此前蒋介石、陈立夫、邓文仪等人的回忆录中,约略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6]此文第一次利用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部分珍贵档案,披露出国共两党1936年秘密接触的一些细节。几乎同时利用了相同的档案资料进行这一研究的还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李坤。[7]李海文和李坤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的发展。

在建国伊始就由中共宣传部门最主要的负责人来发表这样一部中共党史著作,虽然多少有点事出偶然,却也是事出有因。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历来对斯大林评价不高,并且心存怨意,但他却高度重视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自延安整风时起,该书就被评价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并被列在党的高级干部必读书之榜首。而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大兴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二是以路线斗争为线索诠释党的历史。该书最令人瞩目之处还在于其高度权威性,凡权力所及之处,一切事关党的历史的解释,都只能以此书为准,不能有第二种说法。十分明显,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对斯大林如此做,是相当赞同的。

受到政治上加强对台统战工作的需要,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初中国现代史学界明显地形成了国共合作研究的一个高潮。仅全国性的国共关系研讨会就接连举办过四次之多,在此期间发表在学术研究刊物上的涉及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文章就在百篇以上。而捷足者更在1987-1990年间就接连出版了几部国共合作史的著作[8],李海文、李坤的上述研究成果对这些著作的完成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这些书中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过程的说明,有相当多的细节都来自于她们的文章。不过,80年代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尚未形成一套良好的研究传统和学术规范。因此,研究者们不仅比较多地喜欢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大考虑相关专题研究的条件和水平是否足够形成专著,而且往往习惯性地拒绝在自己的著作中注明自己在哪些地方利用或转引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尽管,对于那些撰写这些大部头著作的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谁能够占有他所要探讨的专题的全部公开史料,并一一做出具体的研究,却没有谁在利用或参考李海文等人的研究成果后,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一一做出注释予以说明。而1985年《文献和研究》第4期发表了李海文等利用的部分重要文献[9],似乎也便利了大家这样做。殊不知,这样简单照搬已有研究成果又不加以说明的作法,不仅在学术上缺乏负责精神,而且这种简单照搬也容易因为良莠不分以讹传讹,使整个研究流于低水平重复,无助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事实上,有关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和谈判的经过,李海文和李坤当时的文章在不少问题上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特别是以吕振羽和谌小岑的回忆为参照之处,很多情况根本就搞错了。比如关于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接触谈判的时间和结果;中共北方局与南京政府代表秘密接触谈判的时间、经过的情况;关于董牧师、张子华等担任联络的经过与接触的内容;关于潘汉年受命与国民党谈判的时间和经过,甚至关于双方历次所提谈判条件的时间、经过和内容等,二李的文章都未能做出清晰和准确的说明。[10]在这种情况下,过快地形成专著,简单地照搬前人的说法而不加以深入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重复类似的讹误。

毛泽东推崇斯大林的这种作法,在延安整风时首先是基于统一全党思想的考虑。因为从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的迷信的角度,当时确实存在着树立毛泽东权威的必要性问题,怎么树?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历数党的历史,根本解决应该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仿照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方法,通过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比,来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正统地位。[6]而此例一开,在1949年以后,当中共取得如同苏共一样一统天下的执政党地位之后,进一步模仿斯大林的做法,写出一部更系统的类似《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中共党史教科书,自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毛泽东讲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7]经过铁与血的战斗才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突出宣传自己的胜利,并希望通过宣传自己一贯为民造福的业绩来换取人民的长久拥护,这不难理解。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尚没有人了解,《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其实是集粉饰、歪曲,甚至伪造历史之大成,以其为楷模,中共党史难免也要落入其沉浮的怪圈。

在80年代末,围绕着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除了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揭示以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进展就是关于美国调处国共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共关系的研究显然是得益于中美关系研究的进展,而有所深入,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二章(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第三、四章,和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11]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牛军的书,充分利用了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相关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三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成功地为我们描述了自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和美国政府两度派特使调处国共冲突失败的经过。[12]

正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胡乔木的这个小册子一出来,很快就成为以后有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著作的范本。在此之前,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曾一度令人瞩目。胡书乃由吴玉章耳提面命,继承了张闻天延安时期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史论结合的写法。[8]但胡乔木书出来后,中共党史基本上就进入以论代史的时代了。受教委委托,何干之主编的最典型的以论代史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从此成为最主要的教材。[9]新讲义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基本上是史从论出。[10]此后的中共党史读本竟无一例外地也照此办理了。而且,随后出版的这些中共党史著作,特别是稍晚些受到50年代中后期那种政治气氛影响的著作,在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对路线斗争的强调方面,经常不受胡书的局限。特别是涉及到那些所谓“错误路线”的代表,不少书批判否定之不遗余力,更是胜过胡书许多。[11]但它们不过是进一步夸大和突显了胡书政治宣传的一面而已,并非是因为有了更个性化的史实上的深入研究。

80年代的国共关系研究当中,大概没有哪部著作在学术上能够达到牛军这本书的研究水平。严格说,把牛军这本理应列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和他的相关论文[13]列入国共关系史研究,无异于将80年代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提升了一个档次。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遍查这一时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和读过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通史性国共关系问题的著作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前述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和关于美国调处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之外,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无论在史实方面,还是在观点创新方面,几乎再也找不到具有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了。仅以四次国共关系研讨会的论文为例,第一次63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仅8篇,无论史实还是观点均无多少新意;第二次53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16篇,也只有两三篇文章在涉及国民党抗战准备问题上提出了一点较新的观点,史实研究方面仍无建树;第三次52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21篇,第四次117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20篇,两次会议40余篇论文中也只有两三篇论文在选题开拓上略有新意。[14]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研讨会上,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当中,谈经验教训和展望前景的、带有政论色彩,甚至着眼于建议、规劝之类的文章,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他文章和这时出版的相关著作,往往也都会加上如此这般的一些内容。其实,正确的经验教训是建立在最基本的史实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客观、深入和较为系统的研究,不能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长期影响着两党感情的种种历史矛盾和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满足于早已设定的政治结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尚未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下车伊始,咿哩哇啦”,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与此同时,从50年代初起,宣传部、教育部等就陆续做出规定,强调要“通过党史宣传与教育,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12]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史更是很快就以“政治理论课”的形式进入了各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课堂。先是规定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然后是规定学习中国革命史,之后则规定直接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的学习,逐渐更普及到各行各业。中共党史自此在形式上也彻底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以至二三十年之后,即当中国大陆普通学者已经多少可以从个人的角度,而非从组织的角度独立地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之后,不少人干脆搞不清它究竟是属于理论宣传呢,还是也可以算做一门学问;如果它也应该具有科学的性质,可以算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究竟是应当属于政治理论呢,还应当属于历史学。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整体成绩不显著,有很复杂的原因。现实政治的影响自然是原因之一,因为要强调国共合作,有关国共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和势不两立往往就难于成为研究的重点,从而使学者不得不在政治需要与学术需要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找平衡。记得笔者当年写《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时,出版社要求书名都要有一个醒目的正题,就很是让人伤脑筋。因为按照历史本身的内容和此书叙述的主旨,战时国共谈判更多地还是国共两党为了维护和争取各自利益的一个斗争过程,因此笔者的本意打算叫“另一种战争”,但出版社编辑更愿意看到统战的效果,于是只好换了一个比较入时的题目:“失去的机会”。笔者最后只能特意在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算是表示某种程度的保留吧。同样的情况,这个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之所以大都要在开头或结尾处加上一些伟大意义或历史教训之类的分析说明,甚或干脆通篇就是指点江山,慷慨陈词,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总结经验,显然也绝不是因为历史研究的需要,大概是众多研究者热心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罢了。[NextPage]

把中共党史等同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伴随着中共路线及政策的变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内斗争的起伏与发展,中共党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即开始清楚地表现出来。从批判历史上的两条军事路线,到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投降,人物臧否备受影响。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市委主持编写的新的中共党史讲义,干脆提出“一根红线”的观点,不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讲党史,要从韶山冲开始讲,不要说陈独秀不能讲,就连李大钊也不能多讲,否则就有“抬李压毛”之嫌。进入到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种现象更是恶性发展,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在毛泽东之前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共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书中或者被隐去姓名、事迹,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小丑,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项成功,不管有无事实依据,统统记在了毛泽东的头上。所谓中共党史终于也成了典型的个人崇拜史,成了毛泽东与一次又一次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泽东的名字在一本二三百页的书中能够出现数百次之多。不仅如此,中共党史还成了一种政治晴雨表,谁在台上就捧谁,谁下台就骂谁。党史教科书翻来覆去地改写。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史的作者就大书特书,居然连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也改成了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林彪叛逃摔死,中共党史的作者马上就大批特批,把林彪从头到尾都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连同林彪过去的战功也一笔抹杀。[13]类似的现象不一而足。如果说开粉饰、伪造历史之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在斯大林在世时一以贯之,多少还能给人一种虚假的真实感的话,中共党史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已经是翻天覆地,让人无所适从了。在这里,历史真的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80年代国共关系研究存在的不足,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原因。因为,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工作者都热衷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问题是要弄清史实,必须占有充分的史料。而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大都取决于两党高层的内部决策和相互之间的谈判与交涉。但所有这些反映高层动态的文献资料,大都没有公开。虽然,从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等刊物陆续刊布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档案文献,然而要利用它们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把各个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弄清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所有脉胳,还是相当困难的。牛军能够顺利成书,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美国调处国共关系,许多资料可以从美国和台湾已经公开了的档案中得到。如果直接研究国共两党交涉和冲突,条件就困难多了。因此,80年代中能够推动这一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北京那些可以接触到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中央机构的研究人员。

政治也者,时与势之术也。时过境迁,势去道移。由于政治本身必须应时应势而变,政治宣传的内容通常都只具有时效性。不是宣传不重要,问题是简单地把中共党史同需要应时而变的政治宣传等同起来,难免因其过分具有宣传意味或变来变去而严重贬损其自身的价值。《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之成为世人笑柄,“文革”中中共党史被人涂来改去的可悲命运,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将历史问题简单地政治化绝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因为人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凡是公开宣传的中共党史就一定不会太真实?80年代书肆坊摊上畅销的各种粗制滥造的“揭秘”史学的流行,最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在80年代末,除了李海文等就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问题已经发掘出新的重要史料以外,全国政协研究室的张魁堂整理发表的刘鼎在70年代中后期追记的“西安事变笔记”(即《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也属于涉及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份史料之重要,关键在于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到西安事变发生期间,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人员,曾经耳闻目睹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笔记中也记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不仅详细追忆了刘与张学良历次谈话的内容、周恩来与张学良4月9日晚延安会谈的内容,而且还追忆了“张学良一度要求和红军一起打游击”的情况。这些对深入研究西安事变具有重要意义。[15]不过,作为40年后的一种回忆,这则史料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疑问与讹误。1990年,邱路撰文对此做了简略的补充和订正,不仅说明周恩来与张学良有过第二次延安会谈,纠正了刘鼎所记安塞会议的时间和内容,而且特别提出:刘鼎所记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关于改变“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抗日”方针的建议,和张对“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十分高兴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有资料表明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迅速开始转向了“抗日反蒋”,并密谋与中共共同实施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16]

关于中共党史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就公开讲:“1921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却是淡然无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学生对此类著作表示生厌。”因为“此类著作的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学家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拿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教。”[14]实际上,相当多的党史学界人士也持有几乎同样的心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国史研究等其他相近的现代历史研究天地被打开,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状况被打破,甚至不久后高校中共党史课程也被取消,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结果是许多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跳槽”。事实证明,那些基础扎实又较早改了行的研究同仁,多数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少人成为一个方面的学术带头人。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共党史在一些年里也还是没有脱离泛政治化的轨道,不仅学生没有多少学问好学,教师也实在没有多少问题可以研究和发挥。因为,既然是政治理论课,自然就是宣传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有观点问题、立场问题、倾向问题等等使独立的学术研究动辄得咎的政治障碍;自然也就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做到独立治学和实事求是,难以切实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不仅是教中共党史的教师,就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最牢靠的“学问”还是熟读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因为至少1949年以前所有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几乎都可以从那里面找到说法。

研究抗战期间国共关系,不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但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80年代争论不已。包括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究竟是从2月开始,5月开始,还是从8月开始,它是否受到过张学良的影响,这在中共党史学界都是争论已久的话题。尤其是在80年代下半期,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一度相当热烈。[17]但可以看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俄国档案的披露,许多长期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制定出来,逐渐开始承认这一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转变的过程,曾经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能把“独立自主”简单地理解为一定是要与共产国际的的所谓“右倾”进行斗争。可是,一直到90年代初,在涉及到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是受张学良影响转向“逼蒋抗日”,还是张学良受中共中央影响转向“抗日反蒋”的问题上,中共党史学界还是众说纷纭。

在经历了同“两个凡是”观点的胜利斗争[15],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这种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现象,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党史界与全党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已经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那些主张必须照《毛泽东选集》的观点研究和宣讲中共党史的人,在公开的文章和讲话里其实也是反对“一句顶一万句”的观点的。他们通常也讲,过去“假党史”的表现之一,就是“把领袖描写成‘先知先觉’”,“说什么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只是,在他们看来,“假党史”只是指特定的“文革”而言的,批评“一句顶一万句”不等于说那些已成定论的中共党史问题有必要另出新的说法。毕竟你一个学者、教师不可能比毛主席、党中央更高明吧!

1991年出版的张魁堂著《张学良传》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张学良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蒋策略的说法。不过,《张传》显然是西安事变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部著作。因为它几乎可以被视为是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编写组近30年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的一个学术总结。[18]《张传》利用了许多政协研究室查阅和征集到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和回忆史料,特别是对张学良与共产党发生关系的历史经过,进行了相当具体的说明,其中许多情况在过去是鲜为人知的。但《张传》在史实考订上有所欠缺,并且过分依赖刘鼎的回忆,因此仍旧未能完全弄清楚1936年间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种种内幕。他一方面注意到张学良与中共和红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甚至密谋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方面却继续坚持说“张学良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同年5月5日,红军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即已不再提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终于最后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转变。”[19]事实上,不弄清楚1936年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统战关系的种种内情,要想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共与张学良究竟谁影响了谁,是几乎不可能的;甚至,要想实事求是地说明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经过,也是十分困难的。几十年来,西安事变研究一直突破不大,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8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史仍旧属于“政治理论课”,即仍旧属于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不要说让党史教师和党史研究工作者完全改变唯上唯书的习惯不容易,就是让上级主管部门承认“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同意将中共党史的宣传与研究分开,事实上都很困难。关于要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正本”,以统一党史宣传和教学口径的说法,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提出来的。当然,随着全党、全国都开始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崇尚实事求是,走向学术化,也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记得关于编定“正本”的说法刚一出来,虽然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必要,却有不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在各种场合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在提倡思想解放,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党史研究正在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历史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和“拨乱反正”,这个时候急忙“定于一尊”,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今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毫无疑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见产生出来,就是因为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上,自1979年以来,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走向学术化的新气象。

对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研究,
1995年终于有了一部专门的著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此书虽然在台湾出版,由于1997年陈铁健在《历史研究》专文做了介绍和评价,作者又接连发表了一些文章,因此对国内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20]陈文分“延安会谈:谁影响了谁?”、“张学良‘决心反蒋’辩”、“共产国际影响和苏联援助”、“诛蒋,还是放蒋?”和“悲剧,还是喜剧?”五个方面介绍了《新探》一书的新意所在。据陈文介绍,《新探》一书对1936年间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对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纠正了一些过去研究中的缺失”。陈文明显地赞同《新探》一书关于中共中央通过延安会谈影响了张学良,而非张学良反过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它所怀疑的只是:张学良是否因此就“决心反蒋”了呢?[21]对此,《新探》一书作者随即发表了《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的专文,对张学良在中共中央影响下一度走上反蒋道路的情况做了更加详尽的分析说明。[22]按照此文介绍的资料和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延安会谈前,鉴于夺回东北非南京力量所能及,而蒋之安内攘外又遥遥无期,张已对蒋介石剿共政策发生严重动摇。随着东北军与红军作战损失惨重,南京又取消被歼两师番号,张遂下决心联络中共,一来寻求和平,二来试图通过中共接通苏联。3月下旬,得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互助协定,张自然更加重视联苏,并赞同东北军内左翼分子联苏联共、组织西北大联合,与苏联结盟的设想。与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后,张很快即下决心联苏联共,并表示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并取得苏联的支持,他相信:“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随后两广事变发生,张立即四出活动,打探消息,有意起而响应,并明确提议中共加派专人帮助其训练干部,甚至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只因两广事变很快失败,蒋又有联苏动作,再加上中共中央也放弃了“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联蒋”抗日策略,张学良才最终放弃了实行西北大联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结盟,“抗日反蒋”的计划。显然,只有真正了解这一背景,了解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继续保持着的那种寄希望于苏联的秘密合作关系,我们才能深入了解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和为什么会有后来的那一系列结果。

历史研究本身既不是为谁找说法,也不是为谁讨公道。所谓“拨乱反正”,不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历史研究的一种附带的功效罢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应有之义。但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阶段。好在这种“拨乱反正”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推进,是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的。这是因为,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四个字,这时的所谓“拨乱反正”,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文革中那些胡编乱造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而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错误倾向而来的。比如研究者们不仅为刘少奇、瞿秋白等大批在“文革”中倍受冤屈的党史人物鸣不平,而且也提到了大量“文革”以前就久已存在的问题,像为彭德怀等人正名;写五四运动主张要肯定陈独秀的功绩;写中共一大的代表主张应不回避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名字;写广东农民讲习所不能只讲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还要讲以前的几期及其主办人,以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不能只谈毛泽东一个人的作用,如此等等。[16]不过,主要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及其历史,难免会较多地侧重于政治评价。而过多地从政治评价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必然存在着掌握政治标准或宽或严和不易避免掺杂感情因素等问题,研究时容易太多地纠缠于“左”右对错的争辩,或者忽略研究者应持的客观平实的学术态度,或者因政治本身的局限而使研究无法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讨论最热烈的陈独秀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

应该说,自80年代末以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当中,西安事变研究的进展是极为令人瞩目的。[23]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成功地揭示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十分隐秘和复杂的历史内幕,而且在于它在涉及到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苏联、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和许多具体的历史情节的研究上,都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关于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17]

自进入90年代以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明显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除了上面谈到的有关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研究以外,90年代相关论文的数量不仅有所增加,而且学术水平上也有了令人可喜的提高。马仲廉的《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第一次具体地研究了国共两党抗战初期军事合作的战例。[24]习五一的《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通过对当时大量史料的分析说明,对抗战开始前后一段时间国共两党一度试图实行组织上合作的经过,交待得十分清楚。杨奎松的《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的变动》与李良志的《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分别深入讨论了中共中央皖南事变前后对国际形势和当时国民党态度的估计问题。[25]金冲及的《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和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则从不同的角度详尽地探讨了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背景、原因和目的。[26]另外,像常家树的《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对比研究》、章百家的《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27]等,也都颇具新意。

胡乔木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一个事实的认定,即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即被推举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第二层意思却是囿于长期以来关于陈独秀“右倾投降”导致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观点,着意在政治上对陈独秀的早期作用加以限定,即强调陈“五四”时只是“急进的民主派”,虽然后来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但“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仿佛这样就可以证明,陈独秀后来为什么会走到“右倾投降”的地步。

在专著方面,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研究90年代也开始出现了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学术成果。比如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和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都属于这样的著作。[28]只是,前者全面探讨了将近十年间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而后者的侧重点则在于系统研究十年间国共两党的历次谈判的经过。两书都运用了大量新的史料,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事实经过,做出了新的解释。而研究历史,诚如陈铁健先生所云:“倘能揭示历史真相,有所突破和发展,固然可喜,而能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深层思索,则尤其可贵。”[29]两书在这后一方面,也明显地做出了各自的努力。虽然都是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变化的过程,但李书与杨书叙述的主旨有显著不同。前者着重于强调国共合作抗日;后者则明显地侧重于说明两党之间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的妥协与斗争。当然,如果从较高的水准要求,两书也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后者,尽管有论者评论该书是“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整,史料翔实,论证充分”,议论“平易而精当”[30],但由于作者成书较急,书中文字有不少错漏之处,经过第二版修订才有所改观。更重要的是该书对资料的处理,一来是遗漏了一些本应利用的台湾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二来是对中共资料也没有做到融汇贯通,不少地方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更深入的背景的说明,以致有时给人以资料堆积和罗列的感觉。[NextPage]

这样一种议论的方式,与后来盛行的“出身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就是凡是在中共历史上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不论其是否有贡献于这个党,都必须与党的正确路线划清界限,并且要追根溯源,断定其所犯错误并非偶然,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甚至阶级根源。陈独秀大概是中共党史中这一逻辑的最早的一位受害者了。胡乔木的这个说法延续了几十年,但陈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干脆变成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则纯粹是中共党史界进一步的演绎了。就连陈之当选中共领导工作,后来也被说成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缺乏经验”和过于“幼稚”。而为了避免人们由此推导出其他结论来,“文革”中的党史著作中还不得不专门补上一句,说是“这丝毫也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党正是在逐步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18]

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当数一本本“国家级”的课题的出版了。如马齐彬主编,纳入国家“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范小芳主编,属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样份量的专著,如黄修荣的《国共关系七十年》;田克勤的《国共关系论纲》;王功安等的《国共两党关系概论》,和范小芳等的《国共谈判史纲》等。[31]由于这些著作,特别是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和毛磊等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理应代表着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最高水平,笔者在此特略做评析。

有关陈独秀的政治评价问题,严格说来不是历史学范围内学术研究必须讨论的课题,但这种人物的政治评价严重妨碍正常学术讨论的展开,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中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1979年2月,中共党史界即就此召开讨论会,会上虽然有人仍坚持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但已有不少人提出,陈独秀在五四后期,即建党前后“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他“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我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19]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会后,国内几十种社会科学杂志和学报,都不约而同地就此发表了研究论文。[20]除了极个别的文章坚持陈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几乎所有文章都持同一口径,即肯定五四后期建党前后的陈独秀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21]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各期刊如此集中地发表如此多的有着几乎同样观点的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让我们首先来看《国共两党谈判通史》。把国共两党谈判分成中央级谈判、地方级谈判和海峡两岸的谈判,从头到尾地联系起来,贯穿成史,这个想法显然比较新颖。从作者的设想来看,作者是想要由此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门新课题的体系”。但从已经成型的体例和内容看,这一尝试恐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不要说海峡两岸谈判像作者自己所说明的那样,“称它们为国共两党中央一级的谈判也不很准确”,就是所谓中央级、地方级谈判,从两党关系的本质要求和书中实际归入的五花八门的例子来看,两者之间也缺少可以成系统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作者自己也清楚地看出,书中所列举的各种地方性“谈判”的例子,多数根本就“称不上为谈判,只是‘谈心’、‘谈话’”罢了。硬把中共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和兵临城下时对国民党个别将领的劝降工作,都算成是国共“谈判”,充其量不过是为两党谈判添些佐料而已,无助于体系的建立。因此,该书唯一能够成史的内容,其实只有中央级谈判一部分;而中央级谈判中,又只有围绕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谈判才可以成史。[32]

然而,同中共党史中其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相比,围绕着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问题所展开的这场讨论,对推进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上述说法看似较新,却未必与胡乔木的看法有多大的抵触。因为这时几乎所有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胡乔木关于陈“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以便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脱出权威的轨道。而事实上,从后来公布的胡乔木文的过程稿显示,胡在最初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原本也没有否定陈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肯定陈当时已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了。后来仅仅是因为考虑到“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易生歧异,才在毛泽东的赞同下,把那个“最”字取消,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换成了“社会主义宣传者”这种语义含混的用词。[22]这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在内,“最高权威”未必认为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的时候,以及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因此,虽然肯定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属于拨乱反正,但这在当时确实也很难说在学术上有多大的突破。

作为一部立意出新的《通史》,作者除了在体例上应有独到的设计和成就外,尤其必须最大限度地汲收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争取有所创新。而该书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谈判研究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看它是否真正汲收了《失去的机会?》及其此前的其他有关论文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自己的综合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该书是注重汲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弥补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并且努力在做更全面的研究,力求有所创新的。[33]不过,做为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一部集体著作,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参加写作者未必都是该部分研究的专门家,结果不仅容易造成各部分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会弄出一些研究水平想高反低的东西来。因为一些作者实际上并没有可能在汲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时做进一步的“深加工”,而为了避免过大量地转引一两个人的著作和论文,只好对各种研究成果和一二手资料做简单的1+1的重新组合,结果是新的反而不如旧的。《通史》一书中就存在着类似的一些情况。

在陈独秀问题上的“雷区”,最主要的是他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还是在《毛泽东选集》当中,对此都有过很尖锐的批判。《决议》中明确讲: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除了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叛变、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以外,“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23]什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呢?这主要是指1927年那个主张马上大规模武装工农的所谓“五月紧急指示”。而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则主要是指毛泽东等人当时强调两湖农民运动“好得很”,否认农民运动“过火”的文章。

比如,关于1936年董健吾赴陕北苏区的公开身份问题,1990年即有专文做出考证,指出以董当时的身份和临时任务,南京政府财政部绝不可能给他什么“财政部委员”或“西北经济专员”的名义。关于这一点,当时博古接见了董健吾后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讲得很清楚,即“董牧师系由宋庆龄介绍见孔祥熙、子文,由孔财部给调查员名义派来”。《通史》一书注意到此文,并有所引注,却不知为何竟忽略了这一考证,仍旧不加说明地根据1981年石肖岩的一篇文章,称董得到了一张财政部长孔祥熙给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因此才畅通无阻。不仅如此,《通史》这一部分的作者不知从何处得出印象,断言董第一次陕北之行即被阎锡山发现,告到南京,迫使“宋子文只好收回董健吾的通行证,董健吾的使者使命也就此完结。”此说明显地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董的委任状乃孔祥熙财部所给,要收也是孔祥熙,久已下台的宋子文如何有权去收,而且还是收什么“通行证”?二是作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因为即使作者不了解文献资料方面的情况,只要读过《西行漫记》也就不难注意到董健吾并非第一次赴陕就被取消资格,因为斯诺清楚地记述了董第二次赴陕的情况。

突破《决议》和《毛选》的说法,在80年代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即使在80年代初,一些学者已经在尝试着这样做了。陈独秀是否应该像《决议》和《毛选》中所说的那样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呢?向青1979年即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了异议。他显然不同意关于陈独秀因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指示而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没有历史地科学地加以分析”。他强调,那个时候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共产国际代表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化身,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工作是共产国际章程所规定的。所谓陈独秀的错误,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的问题,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的问题。因此,他提出:“我们在党史上所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而且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内的苏联顾问-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易等等所做的错事也都一古脑儿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24]建国初年就曾接连出版过有关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方面中共党史著作的廖盖隆,次年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过去所说的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多次应该反击国民党右派而没有反击,其实是和共产国际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指导方针,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的主张有关的。特别是大革命进入后期,即1927年上半年以后,形势变化很快,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在几千公里之外遥控指挥中国革命,要及时地正确地指导实际斗争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时有些指示是对的,也来得太晚了。“例如共产国际曾建议我们党武装工农,但是革命都快失败了才来建立武装,怎么来得及呢?”[25]

又比如,关于1936年北方局代表与国民党CC系接触的情况,1990年也有专文依据当年北方局的报告等文献资料做过较详尽的考证,指出吕振羽、谌小岑等1980、1981年的回忆许多地方不准确,一些重要史实完全弄错。但《通史》一书却一面部分引用上述文章中的关键资料,一面不做任何考证和说明地几乎全部照抄两人回忆中的说法,致使不少史实出错。而有些情节,作者则明显是出于主观想象了。如说1936年3月政治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接见张子华,把致董健吾电报中的五点谈判意见“对张子华做了详细交待,指示他在谈判中坚持原则,为早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贡献”;如说张子华回到南京后“将林伯渠复覃振函私下交予谌小岑”;说张子华二次赴陕是因为曾养甫未能从张子华手中取得中共中央的文字凭证,对其所谈难以置信,等等。

1980年,《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发表了刘少奇1937年的一封信,题为《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其中突出谈到了1927年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左”倾的问题。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党的高级领导人批评大革命后期“左”倾错误的文字。刘少奇在信中举例说明了这种“左”倾的种种严重危害,特别指出,正是由于这些“左”倾的作法,不仅破坏了统一战线,使党和工会陷于孤立,而且加速了革命的失败。[26]显然是受到这封信的观点的鼓舞,一些长期以来对所谓陈独秀压制工农运动,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抱有疑问的学者,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比如,郭绪印在当年就发表文章认为,过去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高等学校中共党史教材中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陈独秀指出农民运动中存在大量“过火”行为,“是尊重客观实际的”,并非像一些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总是对如实地汇报情况,提出意见的同志,动辄扣上什么“阶级立场”、什么“右倾投降”之类的大帽子。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可能对《通史》一书中的类似史实错误一一指正。但其在具体史实方面讹误之多,确实有点超出想象。这大概也是高校教师集体联合编著大部头著作的一种通病。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主编等自80年代就开始着力于研究国共关系史,并且已有多种成果,此成果又列入国家重点资助项目,作者又有意开拓领域,自成体系,本应精心设计、精研细磨,使之一炮打响,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权威性。

对《决议》和《毛选》的这种突破,之所以没有遇到特别的“关照”,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论者都没有否认陈独秀存在有“右倾错误”。在承认这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下,说明共产国际也有错误,工农运动也有“过火”表现,相对来讲这个突破就只是局部的,不大容易触“雷”。相比较而言,富田事变问题的重新探讨和结论的改正,则是这时对《毛选》中已有历史结论的一个更具典型性的突破了。

与《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相比,《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的作者队伍的个人研究实力明显比较整齐,个人所研究的范围也大都与此课题有关。因此,该书无论在结构设计、史实研究,以及在观点论证方面,整体上都明显较前者的水平要高。具体地说,该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叙述,特别是对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关系的介绍稍嫌简略,但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即1936-1946年国共关系的说明则较为详尽,重点及章节的划分也比较合理。最引人注目的是,依照该书前言所说,它讲述国共关系的主旨,意在说明:“国共两党关系中两次合作与两次分裂情况的出现,其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的两大主要矛盾-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共两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彻底性不同所决定”。这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国共两党所以具有合作基础,是因为两党在反帝反封这一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方面有一致性,只是两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彻底性上有所不同。这无疑是一个多少区别于以往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新观点。[34]全书开篇也显示出作者的这一意图。全书第一章即从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国共两党的形成谈起,点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代表着中国两大新兴的革命阶级,肯定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是,作者的这一意图到此再没有往前延伸。讲过孙中山以后,全书的观点就又回到传统的说法上去了。

富田事变长期以来被说成是江西苏区内部暗藏的反共组织AB团策动的一场反革命事变。通常所说的经过是:1930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AB团分子。后被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带部队将被捕的上百名AB团分子抢回,并杀害了拥护毛泽东的干部群众上百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一事变很快被平息。《毛选》据此多次提及这个AB团,并讲到AB团在富田、东固一带对群众影响很大,导致群众与红军对立。其注释中更明确讲:“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特务组织”。[28]

在讲到南京政府成立时,该书就明白肯定南京政权“是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了。作者甚至照搬解放战争期间陈伯达那个“四大家族”的说法,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僚,利用各种特权使自己逐渐成为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及陈果夫四大家族就是这样逐渐形成起来的。”问题是,在90年代研究国共关系,必须严格依据史实说话,而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抄和搬用过去的一些政治词汇。比如,既然谈到蒋介石等“逐渐成为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甚至形成“四大家族”,就有必要说明:“官僚资本”是什么?为什么说蒋等已成为“官僚买办资本家”?“四大家族”又是如何化公为私,聚敛财富,成为“极少数最大的资本巨头”的?说金融、交通等行业国有化、建设委员会以及资源委员会等国家行业垄断机构的设立,是蒋介石等人凭借其政治权力,直接干预和控制国民经济,但如何从史实上来说明蒋介石等人具体是怎样因此而成为“资本巨头”的?[35]不仅如此,能否一言以蔽之,说南京政府大修国营铁路和公路,完全是“为了发动反共内战”?为何一面说南京政府成立后,民族资本发展严重受阻,一面却又承认民族工商业“在1927-1930年获得了一些发展”,“1935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事实上,如果只是把1931-1934年间的萧条归结为国家官僚资本垄断的结果,则难免让人有所疑惑,因为这期间的萧条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并非纯然是中国一国之特例。况且作者所承认的那个“1935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恰恰是战前中国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因为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经济达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最高水平。对此如果不加分析和研究,只是笼而统之地拿“1935年以后”“又有所发展”几个字一笔带过,如何能够让人弄清楚作者究竟是一种什么看法?况且,大概许多人还会进一步提出疑问:既然你说南京政府成立近十年,内战连绵不断,民族工业又大受压制,外寇入侵更使民族陷于绝境,“国家愈加破碎混乱,人心愈加涣散分离”,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蒋介石在1936年底被张学良扣在西安,责其停止内战,抵御外侮,自然应当受到全国舆论和民众的欢呼,为何蒋介石反而还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蒋脱险回京时竟还会受到社会各界和舆论的热烈欢迎?[36]显然,在90年代研究国共关系,如果不能依据史实来解答读者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只是简单地套用一些过去的政治概念,统统“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然而,1979年底,《江西大学学报》登出戴向青的《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说明,明确认为这场事变并非反革命事变,对事变参与者的镇压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随后戴向青又进一步写出《富田事变考》,对所谓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上百名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和群众的说法进行了具体的考证,说明此说纯属子虚。根据戴向青的深入调查与研究,证实所谓富田事变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实际情况是,因开除毛妻贺子珍妹夫刘士奇等问题,当时担任总前委的毛泽东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省苏维埃领导人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毛误信省行委内有所谓AB团的谣言,于1930年12月3日派李韶九带部队去抓省行委的领导人,李又用逼供信的手段逼出一连串假口供,逮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刘敌得知此情况后,率独立营将被捕人员救出,并认定此事为毛泽东所为,故次日的士兵大会上,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黄”的口号。省行委派常委段良弼前往上海向中央斥说事变详情及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段将报告送到并与博古等谈话后,即不知下落。而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却作出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4月中旬到苏区后,即将已认定富田事变为党内矛盾的代理书记项英免职,代之以毛泽东。结果便发生了一系列镇压行动。先是原省行委及参预事变的刘敌等红二十军干部被如数逮捕处决,三个月后更将红二十军调至于都平头寨,把近800名排以上军官全部杀害。而后开展的所谓“肃反”工作中,据有关部门统计,有大约7万人被冠以所谓AB团分子的名义而杀害。[29]

其实,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在今天来评论南京政府,确实需要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和更扎实的研究。因为对南京政府性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而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至少在形式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的基础。《国共两党关系史》不仅全盘否定南京政府,毫无保留地肯定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而且在“对日侵略的两种方针”的标题下,为否定“国民党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竟连中共党史学界早已否定了的“九一八”事变后“左”倾中央的口号也一并肯定下来,一概以“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这大概是最骇人听闻的一起大冤案了。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也不是毫无认识。还在1956年,当斯大林问题披露以后,毛本人也几度从教训的角度提到过富田事变和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承认当时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假口供。言外之意,这一事件确有冤情。只不过,事情过去多年,毛没有考虑过公开纠正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戴向青等重提此事,由于一开始就得到了从江西省到中共中央许多从苏区出来的老干部明确支持,因此没有遇到太多的阻力,中央组织部并组织力量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做好了公开平反的一切准备。1989年平反文件起草完毕,不想意外地赶上一场政治风波,此事随即被束之高阁。好在1991年新版的《毛选》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对此还是有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说法。当然,两者的写法还是有些区别。《毛选》新写的注释态度含混,称:“从一九三0年五月起,赣西南开展了肃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给人印象好象当年反AB团的斗争还是对的,只是斗争扩大化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则比较全面地汲收了戴向青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且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的号召”视之,实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同样令人不解的是,该书将国民党蒋介石改变对日政策,在客观上仅仅解释成是日军入侵使南京关税、盐税收入受损,在主观上则断言“蒋介石为了适应英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和维护他的半殖民地统治地位,被迫对他的对日政策作出某些调整”[37]。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反对关门主义、重新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为什么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和谈判中一步步退让,从最初坚持要首先推翻南京政府,到承认联合国民党,但要打倒蒋介石;从坚持两个政府的合作,共组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到同意放弃苏维埃,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到最后干脆做出“四项保证”,完全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承认这个极力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宣布拥护蒋介石,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实行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

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因为,中共党史上的这种突破,经常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往往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富田事变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但富田事变毕竟过去了五六十年,受害一方的当事人在位的几乎没有,换到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情况就复杂多了。比如,西路军问题,虽然也有许多“老同志”支持,但由于中共中央过去就这个问题有过专门的决定,又有大批当事人在位,虽然无所谓“平反”问题,解决起来还是相当艰难。

应当说,《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没有能够真正找到把握国两党关系变化的历史线索。它甚至没有具体地去研究和说明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和策略,曾经经历了怎样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该书并没有从基本的史料出发,历史地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是简单地根据已经修改过的《毛泽东选集》中的几篇文章的论断,不加分析、不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地到处套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概念。实际上,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毛泽东他们对国民党认识的发展变化,是难以说明国共两党为何能够在抗战初期相互合作,难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抗战初期为何高度评价蒋介石和国民党,积极支持与国民党进行组织上的合作,肯定国民党在抗战中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甚至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38]自然,该书也就绝不可能告诉读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认识和策略的改变,经过过怎样的变化和反复,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态度又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与反复?

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问题。由于张国焘于1935年10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坚持退往西康,并另立中央,因此被指为退却逃跑路线。按照《毛选》中的说法,“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选》并且在注释中具体解释说:“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30]

不难看出,《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虽然在前言中提出了新的想法,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却没有脱离传统观念的轨道。结果不仅其内容与前言主旨存在矛盾,而且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存在不少问题。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史实研究的方法上也有一些令人不解的地方。比如,该书严格说来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史实,也没有提出多少新的观点,但该书的引文注释却差不多都是直接来自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给人印象好像作者很少参考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39]同时该书对涉及两党关系的事件,资料使用上也有明显的疏漏,经常是大量使用中共一方的资料和回忆,而不注意利用和分析国民党方面的的相关资料。一些史实的说明也明显与近年来已经得到史学界公认的新的研究结论相矛盾,如只谈蒋介石南京政府在1937年前的妥协退让,不谈在国民党当局指挥下的局部抗战和相关的抗战准备,甚至在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等抵抗作战时,根本否认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调度与指挥,而是把它们说成是违背南京政府意志的“国民党内部的分化”。[40]一些资料的使用也缺少考证,如在“国民党的反共策略和措施”一节中,该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分析说明国民党当时实施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如何“凶暴残忍,阴险毒辣,无所不包,无所不入,无所不用其极”,但作者对书中所列举的《限制共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文件,却未做必要的考证[41],以说明这些文件分别是什么人制定的,哪些是正式通过实行了的,哪些只是腹案或少数人的提案未曾实行过。因为,如果不弄清文件由什么人提出或制定,是否实施以及何时,在何种范围内实行,只是不加分析地主观认定这些文件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为,不仅不利于具体弄清国民党内部当时对中共的真实态度与分歧,而且也容易给人以误导。另外,该书的引文注释也十分不规范。许多注释没有注明著作的出版社,或注了出版社却不注出版年;有的甚至不注页码;一些电报信函明明有出处可注,作者却只注电报信函的名称,而不注其出处;更有许多明明该加注,也有注可加,却不加注的地方。[NextPage]

对于上述说法,《党史研究》杂志1982年第1期发表署名严实的文章,首先就所谓张国焘擅自将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并令其渡过黄河向青海西进这一史实做出考证。文章指出,西路军的组成是在渡过黄河之后,而非在此之前;渡河后是向甘肃西部河西走廊,而非青海;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也并非是张国焘“擅自决定”,而是根据中共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事的。[31]这一考证已清楚显示《毛选》的说法在史实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研究,大致尚处在一个过渡期中。局部的个别的专题研究是有成绩的,而系统的成体系的研究水平不高。造成系统研究水平不高的原因说起来很多,既有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有研究队伍本身的问题,但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众多研究者受传统的党史教学体系和观念的影响很深,还不大能够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利用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来具体地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往往习惯于从一些概念化的政治思维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当中去,严格地从事实出发,从经过考证的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弄清楚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就很难在整体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1983年,参加徐向前回忆录整理工作的丛进接连发表文章,进一步对《毛选》有关内容提出质疑。文章指出:“上述断语和注释,是多年来党史界论述西路军问题的依据,也是一些革命回忆录的基本口径。有些党史著作和文章并有所发挥。……至今,全国各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讲义的说法也大致如此。”但不仅上述不是事实,而且西路军本身的任务也是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不能说是“按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沿甘肃走廊西进”。文章并且特别就《毛选》中提到上述断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成文时间表示怀疑。因为,此文标明成文于1936年12月,但文中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和有关西路军失败的结论,都明显地与成文时间不符。与丛进文章同时发表的竹郁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则比较全面讨论了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无关;第二,红四方面军西渡是根据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按照宁夏战役计划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并非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第三,西路军的失败除敌我力量悬殊、环境困难等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安事变后它担负着牵制配合河东中央红军作战及国共谈判的任务。西路军未能及时突向新疆,而是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河西走廊浴血麈战,创造完全无法实现的根据地,是服从中共中央全局部署的一种结果,并非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行事。[32]

应当看到,尽管我们目前个别专题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相对于整整十年的国共关系来说,这种进展仍只是局部的和个别的,个案研究目前仍然是整个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实际上,史学研究者也只有深入到个案研究当中去,才有可能发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从而真正摆脱思维模式概念化的痼疾。比如,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亲日派”、“投降派”、“顽固派”之类的政治概念来说明某些国民党人的时候,如果能够深入研究所说这“派”那“派”的成员及其具体的所作所为,我们往往能够发现情况远比这种笼统的概括复杂得多,因而在以后使用这类概念时就会十分慎重和更注意实事求是。再比如,当我们空泛地争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十年中不同时期的所有相关的言论、指示和对国民党的态度,按照时间顺序做一具体考察,大概也就能够清楚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的认识经历过怎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而不会简单化地从只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去争论这种问题了。

但是,丛进、竹郁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陈铁健的《论西路军》[33]一文,显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刊登竹郁、丛进待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资料》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要求收回,《历史研究》也因此被要求今后不要刊登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章。在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政治干预。[34]其实,这种干预是否必要,着实令人怀疑。因为随着大量新的史实的发现,几年之后,即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还是被接受了。在新版的《毛选》当中,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还是被接受了。尽管毛文中的说法难以改动,改写的注释却对西路军给予了全然不同的评价。新的注释称,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35]肯定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与张国焘路线无关,这在事实上就否定了毛文中关于“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的说法。

深入个案研究,就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谈国共合作,显然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国共合作形成的经过上面,还应当具体考察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在各个方面和不同的地区究竟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合作。记得1995年赴台时,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国民党老兵的发言,讲他当年在山东敌后打游击多年,经常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相互间从未发生过磨擦冲突的情况,当时颇感诧异。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认识过于侧重于两党磨擦和冲突的一面,几乎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过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因而无法想象两党军队之间在敌后竟会有存在着这样的合作。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总是谈论两党磨擦和冲突,就对当年两党磨擦和冲突的情况研究得很好了,大多数情况搞得很清楚了呢?恰恰相反。我们如今在谈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时,虽然经常谈到这样或那样的磨擦和冲突,我们的认识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当年延安报纸所说明的那种水平上,很少对每一个个案做过深入的研究。仅以研究者讨论最多,成果也最多的皖南事变而言,究竟有哪篇文章或哪本著作大量研究过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对蒋介石、重庆政府军事当局和第三战区事前的情报、反应、计划与部队调动配备的实际情况等,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能够回答众多读者的疑问,即如果皖南新四军不走南下茂林的路线,皖南事变是否仍会发生?同样,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河北、山西、山东、华中敌后等地,发生过许多引人注目的磨擦和冲突,甚至是“惨案”,但有多少文章和著作依据国共双方的各种文献档案和回忆资料,对每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原因、背景和经过,蒋介石或重庆当局的态度、具体处置等,做过实证性的研究和分析,进而综合一个个个案的分析,总结出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当局在其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哪些并无重庆的意图在内,多半只是地方性的事件,从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是他周围人的鼓动,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国际上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他也像大多数其他独裁者那样,很容易受到那些最善于揣摩上级心理、迎合上级需要的下级报告的左右?如此等等。

把历史研究与许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是困扰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只不过,并不是所有这一类的问题都被定为研究禁区的。这个时候有些禁区是被明文限定了的,比如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研究,就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严格限制,据说是因为张学良当时在台湾还未完全恢复自由,怕对张不利。而有的问题是深入研究之后引起某些方面的重视才被定为禁区的,比如有关30年代中央特科问题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一度广泛征集史料,后来却被禁止发表深入的研究成果,据说是担心有负面影响。不过也有另一类与现实联系也很密切,并无禁令的问题,研究起来也备受困扰。比如围绕着皖南事变问题发生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还是那句话,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弄清史实,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些判断历史是非对错和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之类的事情。史实弄得不清楚,或者似是而非,任何主观的判断和总结都可能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对读者产生误导。回顾50年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更深感史实研究的重要,但愿今后国共关系研究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做出扎实的成绩来。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总共7000人被国民党军围歼,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等被叛徒杀害,这是中共在抗战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事变刚刚结束,许多情况尚未来得及调查和汇集,中共中央当即就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批评新四军政委项英自抗战开始以来就与中共中央存在着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的分歧,“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而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决议认为项英不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像张国焘一样犯了不服从中央的组织错误。[36]再以后,随着延安整风将王明树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党内代表,项英则进一步被定性为王明路线的主要追随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着如何认识项英错误,以及如何看待皖南事变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最富戏剧性的,是作家黎汝清的大胆介入,并尖锐批评党史工作者把一潭清水搅混了,不仅断言项英要对皖南新四军失败负全部责任,而且抛出一个项英的“三山计划”来,说历史不仅要研究资料,而且要研究心理,史学界过去不仅不研究心理,就连资料的研究都是各取所需,不少根本就搞错了。他认为,项英选择南下茂林根本就是抗拒中央关于要他到江北敌后去与陈毅部汇合的方针,打算拉上部队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大山里去的冒险计划。[37]此说一出,更是引起中共党史界大哗。

[1]
波多野善大著,罗可群译:《国共合作》,广东档案史料丛刊,1982年。

所谓中共党史学者把清水搅混的说法自然是极而言之,但研究皖南事变的党史工作者在资料引用上容易各取所需,感情的倾向性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却是时有发生的事情。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当年在江南项英领导下和在江北陈毅、刘少奇领导下的许多新四军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争论中来,或者对争论的一方给予支持。结果是把一个历史问题搞成壁垒分明的样子,甚至你有你的阵地,我有我的阵地,研究者不沾皖南事变问题则已,沾则往往会弄成一方称道,而另一方驳斥的复杂局面。[38]

[2]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8页。

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自然远不止这一个。西北局的历史问题、东北抗联的历史问题等等,都与皖南事变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任何一篇涉及到这些问题的研究文章,都可能引起一场“官司”。于是,也就有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
说法。就这种事情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经常涉及到许多活人的利益。一个富田事变,对立面几乎不复存在,调查研究工作还反复进行了十年之久,弄到最后还是未能发出一纸平反令,又何况那些直接关系当事双方利益人的事件呢?

[3]
转见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670页。

由此不难看出,完全无视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触动某些部门的神经,或者影响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关亲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也就很难完全避免。为此,在一些过于敏感,涉及今人过多的问题,保持某种适当的谨慎似乎并不为过。不过,换个角度来考虑,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也就使得中共党史中存在的疑点、难点和需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问题较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要多得多。只要不去触动那些明显的“雷区”,肯于从史实的角度去钻研,它也还是能够给普通研究者提供大量出成果的机会的。

[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2期;杨圣清:《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两次谈判》,《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曹雁行、蔡霆光:《皖南始末》,《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学者们在许多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建国30多年来,注重宣传中共党史,却连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基本的史实都没有设法去弄清楚。包括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的情形;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代表人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工作的情况及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提出的经过;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华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时间及经过;三二0事变发生的原委;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经过;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谓十万农军围长沙的问题;八七会议的情况;十一月紧急会议的情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赣南会议的情况;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内容;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及会后传达的内容……,几乎所有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基本上弄清楚的。用“丰硕”两个字来形容改革开放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史实研究方面的收获,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而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深入的史实研究来推动的。

[5]
李海文:《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第7-8期。

史实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最后界定。论从史出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往那种
“穿靴戴帽”式的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自然愈来愈多地受到了冲击。比如以往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30年代中期的中共党史时,势必要对王明和共产国际加以批判,有的文章甚至连1935年的《八一宣言》也给捎上了。凡是王明和共产国际关于主张联合国民党的言论,都统统以妥协投降视之。而为了强调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对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一切主张都要戴上“右倾”的帽子,因而任何认为中共中央受到过共产国际影响的说法都不能被接受。至于1937年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议派王明等人回国,就更是被许多人怀疑是要夺毛泽东权的重要政治步骤而严加斥责。[39]对此,有学者接连发表文章,从史实上对于一些缺少史实根据的说法一一加以辨正。此后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更系统地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做了正面的说明,对一般党史书中所谓毛泽东1937年底1938年初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的说法,也依据史实重新做了解释。[40]这些研究显示,对党史上某些人物,不能简单地照搬当年政治批判的语言,动辄冠以“××主义”的政治帽子,而应当严格地依照史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
吕振羽:《南京和谈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陈立夫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

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并采取双重标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就像我们在过去的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那样,“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只不过,在中共党史的文章和著作当中,人们不是通过那些刻意丑化的形体和语言来表现“坏人”,而是通过大量具有贬损或批判意味的政治术语和作者“无限上纲”的归纳法来描写他们。说“好人”,一切都好,即使有严重错误,也要再三肯定动机好;说“坏人”,一切都坏,即使动机未必不好,也一定要按照“动机效果统一论”将其动机解释成居心不良。党内斗争如此,国共斗争也是如此。中苏关系恶化后,涉及到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关系的写法同样如此,好象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党性原则和阶级立场。殊不知,在历史研究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能是越研究越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越研究离历史真实越远。

[7]
李坤的研究似乎早于李海文,但文章发表却晚于后者,且只是未刊稿的缩写。见李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8期。

举一个写“好人”的例子。长期以来,写中共三大以及写陈独秀三大后提出所谓“二次革命论”经过的中共党史读本,大都强调当时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他既反对陈独秀的右倾,也反对张国焘的左倾。[41]但毛泽东当时真的是既反右,也反左吗?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史实上的依据。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者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当时发表过一篇《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其中所表露的观点与陈独秀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后来马林档案所记录的毛泽东当时的谈话,更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与陈独秀观点相近的情况。但是,直到80年代,大家依旧视而不见,没有人提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好象它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人注意到当年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在回忆中引用了当时批评毛泽东这种倾向的信件,也断然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主观上就判定了它是伪造的。

[8]
如林家有:《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王功安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徐矛等:《国共合作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张广信:《国共关系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苏仲波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

再举一个写“坏人”的例子。仍以上述对王明的评价为例,一些著作在讲到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和回国后一段时期的表现时,基本上无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和召开后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所做的积极工作。多半仍旧是一个“上纲”三段式:先认定王明是“坏人”,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罗列出来,最后经过一番如此这般的分析,便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来。[42]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睛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有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三十万。他们只注意到王明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43]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

[9]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进入到90年代以后,大多数中共党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变得客观多了,尽管许多人很少受到过史学训练,但中共党史不属于政治理论,而属于历史学的大局已定,中共党史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开始大量接触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规范,因此不少著作文章的写法明显地减少了许多武断的定论,而多了几分依据史实的分析。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谈到王明的问题时,就没有了关于王明要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之类让人感到太过武断的结论。它们在分析王明的问题时只是强调:第一,王明当时相信抗日必须依靠国民党,因此“眼中只有国民党,好象为了抗日,就只能一切听从国民党,唯恐得罪国民党就会造成破裂,于是只强调团结不讲斗争”;第二,王明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而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就对王明这样的人起了强烈的影响”。[44]这个分析虽然不足以解释书中为何仍要将王明问题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的理由,并且也不足以让读者了解王明当时的真实想法,但它起码让人觉得比较合乎情理了。

[10]
对于李海文和李坤文章中的讹误与欠缺,杨奎松于5年后撰文做了较为详尽的订正。见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与此同时,潘合定在《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1989年。)一文中,也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

把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及新版《毛泽东选集》注释,同以往的中共党史读本和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加以对照,可以很清楚地看出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步。引人注目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新的史实的研究方面,一个是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以史实叙述为主的著作,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理论”读物了。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包括《毛选》在内,也特别强调了“客观和准确”的问题,即使不得不做政治评价,也力求语言平实,故大量删去了诸如“早年投机革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之类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政治断语。[45]而对于学术界来说,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80年代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提出的“正本”的概念,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包括80年代中共党史界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关于一切教学与研究都不应违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进入90年代以后也很少能够听到了。尽管,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旧是一种“组织行为”,其目的也在宣传介绍,不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但不坚持“定于一尊”,不人为地设定一个禁止前进的界限,即使这种“组织行为”存在任何缺陷或不足,都不至妨碍学术研究的继续和深入。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的角度,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提及的情况。

[11]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是更多的研究者转到研究1949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影响到有关方面也把更多的关注集中到1949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有关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的研究,因为与现实牵涉甚少,因而研究禁区也明显减少。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学术化,显然颇为有利。当然,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重心转移,也影响到有关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较前十年为少,再加上大多数题目80年代已经做过,结果是许多所谓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往研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出现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不过,比较而言,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应该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例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46]虽然,作为一种“组织行为”,该书不可能非常全面地反映周恩来的一生,另外上卷中也还有一些史实上的讹误(全传已做了部分订正),但一本官修领袖传记,能够运用大量常人难以见到的档案文献史料,在写法上、分析上,以及史料引证和注释上,都能够做到基本上严谨可靠,这足以显示出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无论是毛泽东生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研究、中共对国民党的策略研究、陈独秀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个性化的、能够反映学者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47]80年代的一些研究禁区已经被突破。如80年代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肖延中的《历史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及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90年代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向青、罗惠兰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等,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12] 应当指出,牛军的这本书在研究规范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很少通过严格的注释来说明自己转引和利用了哪些美国和国内学者提供的文献资料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当然,即使进入到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仍不能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什么样的中共党史著作文章才算是真正具有学术水准呢?不能给人们提供重要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新史实和新观点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或讲些抽象的“意义”,题目再大,角度再新,也是炒冷饭,谈不上学术价值。这一点,相信中共党史界的学人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异议。问题是具体到研究工作当中,许多研究者往往习惯于论述种种“思想”、“意义”、“贡献”、“作用”之类,而不能够发掘和提供多少新的史料和新的史实。中共党史研究既然公认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其衡量学术水准高低自然不能离开对研究者史学训练及素养的判断。[48]对此,不少中共党史研究者似乎也重视不够。因为他们往往相信弄清历史事实很容易,关键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因此,似乎很少有中共党史学界中人谈史学素养和史学训练如何重要,大家谈得更多的都是如何把中共党史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上来。胡绳先生就讲:“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49]这个但书反映出中共党史学界对史学训练远不如对理论训练重视。

[13] 牛军在其专著发表前曾在《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过两三篇专题论文,如《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等,内容均属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范畴。

不错,中共党史研究者大都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没有这样一种素养和能力,对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语境都弄不明白,不可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但是,中共党史既然是一种历史,并且是处于极端复杂环境中的一种历史,弄清“历史事实的真象”就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专门的知识和素养。而我们过去许许多多中共党史的著作文章之所以总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它们往往只是凭借着几条自认为最有意义的史料就敢于高谈阔论,轻率地得出结论,甚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分析、归纳和演绎,去讨论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殊不知,弄清事实固然是历史研究的“开始”,但历史研究的一切结论却都是建立在这个“开始”之上的。要想弄清事实,就必须具备史学的一般素养,比如占有史料要全面,运用取舍要合理,引证要准确,注释要规范等等。

[14]
第二次研讨会上在观点上略有些新意的论文是丁雍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开始时间》等;第三次研讨会和第四次研讨会中在选题上较有新意的论文分别是王赓唐的《从沪宁路东抗日时期敌后武装的组合和分化看国共关系》,和邵雍的《1939年至1942年国民党利用帮会反共述略》,但上述文章的研究尚不深入。

弄清史实之不简单,关键还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双治史的眼睛,这就涉及到史学界所再三强调的态度要客观,视野要开阔,史料诠释要合乎“当时之实事”等标准了。前引胡绳先生那段话的秩序颠倒一下,其实恰恰应当是对史家视野的一种要求。即应当说:“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修养,如果……”,恐怕很多时候连史实都未必弄得清楚。近年来,学术界大力推崇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成就,也正是基于他们具有“中”学“西”学融汇贯通的学术素养。当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能否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中共党史学界又恰恰最难。甚至“客观”两个字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问题上就受到非难,当年大批判盛行时曾有过一项政治帽子,就叫做“资产阶级客观主义”。80年代前半期,这顶帽子还常常出现在一些人的嘴里。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强调“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在政治上已经不再犯忌,但这不等于当你改变一种陈说、提出一种新观点时,肯定没有人会追究你的“政治倾向”或“政治导向”问题。即使在中共党史研究学界,至今还是有不少人固守陈说,不愿意听到任何不同声音出现。任何个性化的研究,弄得不好,还是有被人扣帽子、打棍子的危险。

[15]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89年第2-4期。

要改变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除了应该给学者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坚持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外,中共党史研究队伍自身的调整和提高也十分必要。一方面应充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似乎有必要努力加强自身的史学训练和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应当迅速提高中共党史研究刊物的学术水准,最大限度地堵塞泛政治化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出路。总之,中共党史研究如果不能按照史学的要求向着规范化、高质量的路上走,怕是很难真正成为一门得到社会公认且受人尊敬的学问,不仅出不了王国维、陈寅恪,甚至也出不了早年曾成就斐然的郭沫若、范文澜……。

[16]
邱路:《也谈「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如果说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难,那么,研究建国以后的中共党史照理就更难了,因为越是接近现实,其政治敏感度自然越高,禁区更多。但令人称奇的是,十几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反倒开展得蓬蓬勃勃。虽然其前进道路也是曲曲折折,时起时伏,但由于社会关心程度高,再加上文献档案和报刊资料保存完整、文革中流散出去的高层资料又多,许多老同志还留有日记或笔记,因此在不少问题上的研究难度有时反比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要小,故不时有重要成果问世。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内情和重要事件内幕一波又一波地被披露出来,引起众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读者的强烈关注。

[17]
如金再及:《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杨云若:《简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与共产国际七大关系问题的争论》,《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5期;刘经宇:《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党史通讯》1987年第7期;荣维木、赵刚:《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李义彬:《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第一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1980-1981年间。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胡乔木主持。进而又发动党政军学各界高层4000人讨论初稿,直到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为止。这一波讨论虽然大多集中在内部,但影响所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关心和讨论建国后中共党史的热情。从当时讨论的情况来看,整个讨论是十分民主的。相当多的人尖锐批评建国后毛泽东所犯的种种错误,不少人对《决议》草稿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强调毛泽东思想只有正确没有错误,毛泽东的思想才有错误的说法,表示难于理解。对30年来的历史,大家基本肯定的也只有两段,一是经济恢复时期,即1949年10月以后到1952年;一是经济调整时期,即1961-1965年。对凡是用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作法,都认为是错误的。一些人甚至提出:“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急了,从1955年毛泽东开始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6年提出反冒进之后,整个政策实际上就已经左倾了。对此,主持文件起草的胡乔木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比如,他明确讲,不能说从1949年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直到1957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且公私合营等等是搞快了,另外许多运动本来是不必要搞的,包括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的斗争等等,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完全可以不发生,“关键是出在大鸣大放上”。而他最重要的说法是:“党的历史传统就潜伏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再加上跟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的说法宣传领袖专政,结果民主没有了,毛泽东一切都学斯大林,要绝对权威。“南宁会议奠定了毛主席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在一定范围内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专制主义的党”。“毛主席自己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他又把对他的学说的教条主义发展到了顶点”。[50]

[18]
中共中央统战部1961年成立西安事变领导小组,即开始事变史料的征集工作。文革中工作停顿,至1979年恢复。以后只在1986年出版过一部7万余字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几十年征集的大量史料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坦率地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一批“秀才”,起草一个文件,对长达30年的复杂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即使有4000人参加了两三周的讨论,也会有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但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一种政治上宣言。在文革已经搞乱了一切,人们的思想处于极度混乱的情况下,邓小平相信这样做有助于恢复党的形象和统一人们的认识。因此,包括对毛泽东的错误,最初的讨论稿也是尽量少讲,因为照邓小平的说法,是文革结束以来“讲得太重了”,这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不难看出,起草《决议》包含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邓小平讲得很明白,第一是要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还是主要的;第二是要肯定党在30年中的成绩,特别是文革前十年的成绩还是主要的。[51]虽然,《决议》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部分讨论参加者的意见,但对多数意见,包括起草人的许多看法,事实上也很难吸收进去。很明显,《决议》的目的是力图恢复党的正面形象,这与史学研究专以弄清史实为目的的出发点,是有区别的。期望一个《决议》一劳永逸地澄清和解决建国以后中共党史上发生的各种问题,也不现实。

[19]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177-185页。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论。因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等,均持同样的说法。

第二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80年代后期。当时出版过一批代表着那个时候建国后中共党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其中尤以庞松、王东的《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等著作令人瞩目。[52]而格外能够表现出当时学者们的独立治学精神的是,从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年轻一代的党史学者庞松等,都开始突破1981年《决议》的说法,对中国为什么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方面出现重大的历史反复,提出了新的思考。

[20]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杨奎松:《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究竟谁说服了谁?-关于1936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有关西安事发生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山城堡战斗的幕后及其影响》,《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

《决议》认为,1949年到1956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在党领导下“有步骤地实现”的,1952年提出以“一化三改”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而随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一阶段“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缺点和偏差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53]

[21]
陈铁健:《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但是,《决议》中的解释还不足以全面解答许多人的疑问,即如果说当初废弃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体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完全正确”,那么20多年后有什么必要再搞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将已经实现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退回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体制上去?如果说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建立“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为什么20多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大大落后于本来与我国处于大致相同水平上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到1978年解放近30年人均消费粮食的水平还不及解放初,为什么几亿农民尚未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且当年一些曾经是革命根据地的地区,人民的生活甚至不如解放前?[54]

[22]
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对此,薛暮桥在1988年即公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得太早了,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忙消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而且社会主义改造原定15年完成,结果四五年就搞完了,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绝大部分个体经济统统消灭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种经济成份有无存在的必要,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5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当时都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55]

[23]
值得提到的著作还有李义彬等:《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张培森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等文章。

1989年,庞松等在《滑轨与嬗变》一书中,更列举大量数字和文献资料,进一步从更深层次做出分析,认为新中国在经过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之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最正确的一种选择。“骤然而至的经济结构大变革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使中国广大城乡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人经济绝大部分被消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商品流通交换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趋于萎缩;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愈来愈多地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单一轨道;曾经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环境下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时期受到不合理的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缺乏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条件而陷于停滞状态。所有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滑轨与嬗变所带来的,它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一类概括,具有不容忽视的更为严重的性质,即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阻滞作用,事实上超过了使国民经济维持一时增长的表层作用;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影响和惯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发展,并在一浪接一浪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中一再顽强地显示出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56]

[24]
马仲廉:《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不难想象,在1989年如此鲜明地对《决议》的说法提出不同的观点,难免会受到某种压力。只是,这种压力并非是来自公开的辩驳和争论,更多地却是来自内部的批评。尤其庞松又是中共中央党室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胡乔木又有过“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的严厉说法[57],其结果可想而知。

[25]
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李良志:《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6期。

第三波的讨论发生在90年代末。首先是文革史以及反右运动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解禁引人注目。多年来,尽管文革史和反右运动史的研究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这种研究即使从政治角度考虑也对党和国家的建设有益,但有关方面始终考虑到形象问题和恩怨问题,严格控制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80年代只出版过两部有关文革史的书,其中只有王年一的一部算是史学著作,而这一部还是借助于丛书并且是在图书审查刚刚开始实行之际得以出版的。[58]关于反右运动史的著作则一部没有,就连研究的论文也鲜有见到。终于,事隔多年,到了1996年前后,经过严格的审查,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得到了出版许可。1998年,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也在历经反复之后,成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研究和介绍反右运动历史的重要史学著作。[59]而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到来,大批反映改革开放决策内幕的书籍也相继出版了,其中透露了大量当年高层讨论经过的文献资料和档案。如此近距离的大批档案资料这样快地得以披露,这在中共党史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26]
金冲及:《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增刊;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同前引。

第三波讨论最能够反映出中共党史研究在建国以后这一段的学术进展的,仍旧比较多地集中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问题上。再度鼓起研究者勇气的,似乎是1995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民粹派“‘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绝不能想象从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因为它是那种帮助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有用的”资本主义。[60]

[27]
常家树:《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对比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3期;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冲破“凡是”派的思想禁锢已经21年,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有时不靠“本本”撑腰还真不行。毕竟,胡乔木明确讲过,那些关于“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之类的说法都属“谬论”之列[61],如果没有更高权威的话,比如新发现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做根据,要想探讨毛泽东是否带有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重提“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几个字,会艰难得多。[62]

[28]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讨论发起者不再是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而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负责人。而这次的反对者也没有完全采取十年前的办法,从内部进行批评,而是公开地在会议上和刊物上进行反驳。尽管从反对的文章当中我们有时还会看到某种大批判式的政治语言,但公开地讨论问题,毕竟有助于将这类讨论学术化,从历史看应该也是一种进步。

[29] 陈铁健前引文。

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龚育之副主任最先开始发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断言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快过早了,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随后,胡绳主任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从生产力的角度衡量一下。实际上,“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一点”,甚至比1936年都少。中国革命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不具备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可能”。因此,按1949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过快过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盲目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结果“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63]

[30]
毛磊、李明强:《一部展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谈判的力作-评「失去的机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有关建国初有无必要急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或转变究竟推动了中国的前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前进;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和学者中间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带头打破禁区讨论这个问题,足以说明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关切之深。尽管关于围绕着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64],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人们三度顽强地重提这个问题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现实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之后,要阻止人们进行必要的理性思考,不仅不智,而且也难以办到。尽管,围绕着上述观点再度引发了相当尖锐的争论,反对胡绳观点者甚至重新开始拾起“文革”语言,扣帽子、打棍子,但这种争论至少还没有超过文字争论的范畴,并没有因为有人上纲上线就被引到政治斗争上去。这也还是让人多少感到宽慰的一件事。可以肯定,当学者们在思考、在争辩的时候,无论对错,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在表达他们个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点罢了。过分担心学者们的科学思考会动摇社会上人们这样或那样的信心,恐怕是太过杞人忧天了。改革开放到今天,历史进步到今天,中国人民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力绝不是比以往弱了,而是比过去强了。不争论不等于不思想。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脆弱到连不同的学术思想和观点都难以承受的地步,那倒是真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了。因为那绝对不是学者们的勇气出了问题,而是制度本身出了大毛病。

[31]
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毛磊、范小芳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田克勤:《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功安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范小芳、毛磊主编:《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86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2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初见成效,至少从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氛围来看,如今的研究环境比20年前要相对宽松得多。以言定罪的现象基本上已不存在了,因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整肃”(开除、批斗、降职、判刑等)的情况也较少见到了;甚至即使是发表了被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成果,通常被处罚的也是出版机关,而很少像以往那样直接追究研究者的责任。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对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发展是有益的。当然,因为关怀现实导致发生所谓“政治倾向”问题,或因为学术观点上的所谓“错误”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也还难以完全杜绝;而不加区别地要求把一切有关领导人生平思想和重要党史国史题材的著作交由有关部门审查出版的作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发展上受到局限,许多历史问题至今还难以深入研究和探讨。甚至,在有的时候,只要少数个人提出了异议,哪怕是一本得到了大多数人好评的中共党史著作也还是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遭到“封杀”。种种情况显示,中共党史研究确实难。

[32]
该书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两党间一些交涉和斗争也归入中央级谈判,也显得极不和谐。毛磊等前引书,第一、二章。

好在,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是不会停止的。历史每天都在向前延伸,无论如何曲折,它也总是要前进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和变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党史学界“前赴后继”三度顽强地提出建国初“转变”问题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33]
比如该书对《失去的机会?》一书中漏写的皖南事变后两党交涉的内容就列了专门小节加以说明,并在秘密接触一节中汲收了潘合定文提供的新的资料。


[34]
马齐彬前引书,第4-5页。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抗战开始后占主流的仍旧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英美派集团。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3,40页。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页,

[35] 马齐彬前引书,第366-375页。

[2]
转见段吉福编:《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36] 马齐彬前引书,第60-661页。

[3]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37]
马齐彬前引书,第487-488,542-543页。

[4]
194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对抗战爆发前十多年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总结,对抗战爆发后中共历史上最成功的十多年历史未做说明。

[38]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5]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版其选集时曾明确表示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不满意。这是否因其对毛泽东的功绩颂扬不够(只讲到了抗战开始之前),尚不得而知。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55-999页;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转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6页;并见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页。

[39]
书中唯一注意引用的前人的研究成果,大概只有少量传记作品,如《周恩来传》、《叶剑英传》、《陈布雷传》、《龙云传》等。个别地方用到了大事记之类的书籍。

[6] 前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0] 马齐彬前引书,第497-500页。

[7]
转见邵燕祥为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所作序,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41] 马齐彬前引书,第698-706页。

[8]
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解放社1937年版;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义》,新华书店1950年版。

[9]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10]
由于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因此当时陈伯达的书和文章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一度也被史学界奉为经典的陈著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四大家族》;以及《关于十年内战》;《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等。

[11]
如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学习杂志社1956年版;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徐元冬等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12]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3]
《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1970年;广东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编写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1974年。

[14]
茅海建:《不同的声音-读「中间地带的革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5]
“两个凡是”即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这一观点最初是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指示,提出于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中的。1978年5月,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指导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此一争论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16]
这时这一类文章中比较重要的有,蒋杰:《百团大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陈铁健:《瞿秋白与「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苏克尘:《历史的见证:“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等。

[17] 胡乔木前引书,第11页。

[18]
参见徐元冬等前引书,第22页;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76年,第14页。

[1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人物评价讨论会》,《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期。

[20]
据统计,自1979年初至1980年7月止,全国报刊发表的评论陈独秀的文章就有100余篇,评论五四及建党前后者就有80余篇。见王洪模:《近年来评论陈独秀简况》,《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21]这时唯一坚持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大概就是沙健孙的《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一文了。对于沙健孙的观点,邓野在《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不同意见。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23] 转见《毛泽东选集》,第956-957页。

[24]
向青:《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转见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151页。

[25]
廖盖隆:《在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0年12月4日,转见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26]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27]
郭绪印:《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28]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04,211,236页。

[29]
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92,234-235页。

[31]
严实:《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32]
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丛进:《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33]
陈铁健:《论西路军》,《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34]
刊登竹郁、丛进等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资料》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收回。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于1987年第6期并受命为此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强调“对中央已经明确结论的重大历史问题,有的报刊未经中央授权,未向中央请示,即擅自发表文章,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引发势必会妨碍党内团结的争论。这种作法显然是不妥当的。”要求对这类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如果研究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应当在党内向上报告,使党中央及时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加以解决。”

[35]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36]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94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3页。

[37]
黎汝清:《皖南事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68-792页。

[38]
当然,可以争论总还是有些好处。比如项英的铜像就可以在家乡竖起来了,而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纪念碑也可以立了。这些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39]
参见向青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6页。

[40]
杨奎松:《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若干史实考辨》,《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同前引第6期;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469页。李良志、郭德宏等也曾有专文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41] 王实等前引书,第43页。

[42] 向青前引书,第204,215页。

[43]
转见青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年第1期。

[44]
分别见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4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45]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13页。

[4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7] 茅海建前引文。

[48]
有关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共党史学界中人也曾有所提倡。如何东曾著《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陈明显曾著《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7年印行);张注洪曾注《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近代史学界荣孟源先生著《史料与历史科学》中也曾涉及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此也有专章论述。

[49]
见胡绳:《谈党史研究工作》,《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大致相同的观点还可见邢贲思:《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等。

[50]
参见《胡乔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讲话》,1980年7月4,5,8,18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页。

[51] 见邓小平前引文,第73-97页。

[52]
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戴知贤:《文坛三公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同年出版的虽非历史学著作,但具有相同揭示历史真相作用的纪实文学作品还有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等书。

[53]
同前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4]
在讨论《决议》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到他们刚刚考察过的陕甘宁边区和辽宁的朝阳、河北的承德等地区,称那里的群众在战争年代与我们同甘共苦,现在许多公社的人民“衣不遮体”、“一贫如洗”。他们问:“我们党怎样领导这件大事的?为什么竟使群众遭受这样困苦达二十年之久,而不能改进?”为什么“相当多的队甚至比合作社之前、比建国前的陕甘宁边区更加贫困了”?

[55]
见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动态》第802期,1988年10月20日。

[56] 庞松前引书,第296,318-319页。

[57]
见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1981年5月19日,《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58]
王年一前引书;高皋、严加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严格说不能算是史学著作。这时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为出版文革史著作,只好与海外出版界联系。如文革辞典等就是送到海外去出版的。

[59]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涉及到文革史方面的写得较好的一本书,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过一部丛书中的一种:郑谦、韩钢著《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关于反右运动史1998年得到批准出版的还有叶永烈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反右运动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0]
见《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27,189-190页。

[61] 胡乔木前引书,第158页。

[62]
最早十分委婉地提到毛泽东在三大改造问题上有没有受到民粹主义思想影响问题的,是石仲泉。但这是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批评国外学者所谓“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座谈会上的发言,因此其发言基调自然只能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这个观点的。参见石仲泉:《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

[63]
参见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4] 参见《中流》1999年第5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