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的气派

哈佛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中国要是有五六个何炳棣,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海外历史学家里,何炳棣先生是重量级人物,说是学界泰斗,一点也不为过。

汉学家杨联陞先生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著有《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之研究》、《东方的摇篮》、《明清社会史论》、《中国会馆史论》等,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农业及农作物、耕作方式、近五百年间的社会阶层间流动、人口及资本累积等方面,皆有过人见解,被余英时誉为“才大如海”。晚年著《读史阅世六十年》,回顾治学生涯,兼忆师友,影响巨大。
6月8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发布了一条讣闻:“本院人文组何炳棣院士于美国西岸时间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州,享年95岁。何炳棣院士著作弘富,为历史学界泰斗。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由于学术贡献厥伟,更曾于1975-76年被会员公推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
去年在洛杉矶,我多次联系过何先生的采访。他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目前还不想接受采访。他说了一句:父亲脾气比较古怪,请你理解。美国的华人学者听我说起何炳棣,也都提到他的“古怪”。
对于“古怪”这一点,何炳棣也深有认识,认为这是自己人生的大缺陷。何炳棣出生于天津,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读到三年级时,老师刘逸民给他所写评语中有一句:“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几十年中每念及此,他都十分感叹:“这位老师竟能如此锐利地指出,并正确预测到我一生出世最大的缺陷——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古人‘三岁看到老’这句名言是有部分道理的。”
有一次,何炳棣与胡适在位于纽约的寓所交谈,其间,有人给胡适递上名片求见。胡适看到名片,流露出对来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略为思考,还是作出了接见的决定。胡与来人见面时还连说带笑。何炳棣觉得这是胡适的长处:对人怀疑要留余地;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图片 1何炳棣先生和胡适先生在一起
逝去的天堂
何炳棣与胡适有过好几次交谈。何认为最重要的一次是1960年8月18日在胡适纽约公寓的谈话。这一年夏天,何炳棣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大会开始前,中共原定派遣的代表团突然不来了。到会的汉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
这次谈话中,涉及对毛泽东的看法,特别是毛的诗词。1958年,何炳棣将毛的两首《沁园春》翻译成英文发表,并对毛的诗词称赞有加。胡适不赞同何炳棣对毛的评价。胡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何炳棣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两人还略微争执了一番。
其他学术观点,何炳棣与胡适意见也不尽相同。比如胡适说:陈寅恪也就是记性好。何炳棣认为,陈寅恪“国学根基之深厚、亚欧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在何炳棣眼里,胡适过于自负,自认是文化学术界第一人,不肯承认有比他更高之人。
胡适对何炳棣倒很欣赏。胡适说他在海外只留宿过两位客人,一位是陈省身,一位就是何炳棣。1952年,何炳棣就受邀到胡适家中吃饭。这次会晤两人倒是有着共同的谈话兴趣。当天,胡适将清华和北大加以比较和回忆,有一句话让何印象深刻:“清华文学院一向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当时,两人都还不知道,中国大陆院校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组——这直接改变了之后60年来中国高校的命运。
“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这是何炳棣的一段回忆。
何炳棣并不赞同胡适所言,北大“大”,清华“小”。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向“大处”进军:“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彼时是“伊甸园”时期。何炳棣挚友林从敏就指出,当年清华幽美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不稳定因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游行、示威、罢课、请愿。
当时政治活跃的同班同学中,姚依林给何炳棣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姚的学习成绩很好。“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这些关于姚依林的经历之前未曾有人追忆,1994年底,何炳棣委托国务院办公厅转致姚依林家属的吊唁信中首次提及。
何炳棣并不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但他有自己的观察。“虽然事后反思,我们当时看不清国家的命运,但30年代的清华教授和多数学生却都认南京国民政府是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力量,而学生会和北平学联等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动,正是为了削弱和颠覆这个力量。”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期间,何炳棣觉得自己最为受益的老师是雷海宗:“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
1949年之后,雷海宗留在了大陆。1957年,在“鸣放会”上,他曾公开发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中的社会科学,自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便停滞不前。他的发言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发表。“反右”期间,他是被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归去来兮
1959年冬,何炳棣的代表作《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大学出版。次年,他把此书及之前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一起寄给远在南开大学的雷海宗,“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之后,何炳棣才收到雷海宗的回信。雷宗海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之情,对这位弟子极为赞赏:“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后在学术上所要作出的成绩,一定还要越过你已经有的极不平凡的成绩。”
几个月后的圣诞节,雷海宗在天津去世。1965年,芝加哥大学决定为何炳棣开设讲座时,何建议以James
Westfall
Thompson命名,因为Thompson是雷海宗求学芝大时最重要的老师。何炳棣此举也是纪念自己最尊敬的老师——他当初赴美留学,所选学校也是听取了雷海宗的建议。
1939年,何炳棣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教西洋通史。此时,学校已接教育部命令筹办清华第五届庚款留美考试。何炳棣参加了这次考试,但没有通过。接着又参加了第六届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在同一届留美公费生的名单中,还有杨振宁。
此后多年,杨振宁与何炳棣聊天时说,我记得我们是同一年考上庚款公费留学生,你当时比我还多3分。何说,你记错了,我不是比你多3分,而是多7分。
留美公费生极难考,入选者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清华历届庚款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是第三届的钱锺书。何炳棣对钱锺书极为佩服:“20世纪新登科录中创下最高荣耀的是学兼中西、文才横溢的钱锺书,绝不是偶然的。”
获得赴美机会的何炳棣在雷海宗的建议下选择了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个人理由是:如果不住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响遏行云的最杰出的男高音,人生能得几回聆!进入哥大研究生宿舍时,何炳棣看到一个银盾,上面刻的字说明,1910年,哥大与耶鲁演说比赛中,哥大最后获得胜利,哥大辩论队的领队是顾维钧。何炳棣对此非常激动,认为这让“中国新生多少自豪与自尊”。
何炳棣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认为,一部真有意义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处理大量多样的史料,背后还要有感情的驱力。在他所有著作中,投入情感最多的是《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1000年》。这本书出版之前曾遭受激烈争议,几经周折才得以面世。哈佛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一句话:“中国要是有五六个何炳棣,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东方的摇篮》出版过程中,1971年7月中旬,美国白宫发出尼克松决定于1972年初访问北京的公报。“有如行将结束长期阴雨的一声晴天霹雳。”——这是何炳棣当时的感受。他和夫人迅速申请了签证,在1971年10月12日到达广州,随后去往北京,在北大见到了昔日的老师冯友兰。
回到美国后,他被邀请四处演讲。集其当时言论“大成”的是1974年初发表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此文刊登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参考消息》也转载了,影响很大,许多人曾劝何炳棣在文集中重印,但他后来想法改变了:“我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从家世看历史
1986年,何炳棣再次回中国访问,他在上海与何家四房诸侄及侄女们言谈甚欢。在杭州游玩时,遇到浙江师范大学校长蒋风,蒋力邀他回金华演讲,何炳棣提出的惟一条件是:事先代我约好金华市市长,抵金之夕要和他谈四房原来的房产问题和拯济四房某支生计之策。金华市长招待了他,和属下谈及何家事情时,介绍何的履历只用了一句话: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当时接见他的,还有老同学姚依林。
何炳棣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家族也是他研究的对象。在一次学术论争中,何炳棣以自己的家世证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华何氏一门4房,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官费留美学生,前者曾担任暨南大学校长,后者曾官至上海市副市长。但“以何炳松在自由职业里地位声誉之高,他只能负担本房侄儿女的生计。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长房以外四房的族人为工部局小学教员,主动惠及远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无法保证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过科举而延续成功,又怎有无边法力泽及嫡堂、再堂、五服之内的同姓呢?
在何炳棣心目中,除父亲外,对他一生影响最深的是他的外祖母张老太太。小时候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教训他:“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风靡一时。他的记忆成为人们回望一个时代的通道,他的故事和方法论成为许多有志于学术的后辈可以借鉴的范本。
何炳棣的最后时光还专注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对学术的情感延续到了最后,临终前,他仍于病榻上校阅有关老子的研究论文。他一直遵照外祖母所说的那样去做:碗底始终留着一块红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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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父亲很享受南加州的生活。卧病前,他每日步行2至3公里,看体育比赛时,还会来两下轻量级的举重。他是一个狂热的球迷,尤喜NBA中“永远的哀兵”——洛杉矶快船队。父亲也喜欢网球,在对球场风云的条分缕析中,他得以放松。他还是西班牙球员纳达尔的忠实粉丝,纳达尔因其竞赛的激情和顽强的意志而备受钦佩。
——何炳棣儿子在发给亲朋好友的英文讣告中这样描述父亲

何先生是浙江金华人。1917年出生,2012年去世。他的成功,真是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多辛苦不好说,一步一步,都有骄人的成绩则是真的。

海外对中国史专家,有个特定的名称,叫汉学家。近世以来,声名显赫的华人汉学家里,我最敬重的,还要数杨联陞先生。

何先生出生于一个文化世家。上清华的时候,他的本家哥哥何炳松,就是清华的史学教授。1938年清华毕业,何炳棣因故耽搁,直到1944年才参加第四届清华公费留美考试。西方史只有一个名额,他考上了。

杨先生是河北保定人。1914年出生,1990年去世。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他的毕业论文,名叫《东汉的豪族》,到今天仍是史学名着。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华现代学术名着丛书》,就收有此书。本科毕业论文,成为学术经典,在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何先生的傲慢,在学界是有名的。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门还没有大开,他和杨振宁受不同部门邀请来到北京。见了面,杨振宁说,炳棣啊,那年留学考试,你比我高3分,何炳棣当即说不对,是高7分。我查过何炳棣的
《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里,有精确的分数记载。何是78.5分,杨是71.5分,确实高了7分。书中说,历届留美考试里,最高的是钱锺书,87.9分。

他的一生,最为蹊跷的是,那个哈佛大学的博士来的太容易了。古人说那些轻易当上大官的,叫拾青紫如草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大官如系鞋带,弯一下腰的事。杨先生这个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得来真的跟系鞋带差不了多少。

何的学术特点是气派宏大,论证精密,完全是西方人做学问的路数。出国留学考的是西方史,去了美国修的是英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拿到博士后,觉得还是要做中国的学问,于是转向明清史的研究,1952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出版了《明清社会史论》等著作。晚年,总在七十岁以后吧,又转向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仍有不俗的成绩。

1937年夏天,清华毕业,正赶上抗战爆发,在家里闲待了一年。转过年,运气来了。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有个助教授,英文名叫CharlesSid⁃neyGardner,中文名叫贾德纳,1938年有一年的休假和进修,便率全家来到中国,在北平的南池子住下。先是请了青年学人周一良帮他看中日文书籍。时隔不久,周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可以到美国去读博士。谁来接替呢,周推荐了同是清华出身,毕业于经济系的杨联陞。

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方面,何炳棣是个高峰,至今无人可及。他这个人,天分极高。多少人研究明清时代,丁口与赋税的关系,丁就是人口,该没有什么疑义。而他在《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里说,他用了一周的时间,翻阅清代赋税资料,发现丁口与田亩,绝非前代学者说的那么回事。随粮起丁,随田起丁,清初的丁,与各州县的人口细数无关,是一种赋税的概念。明初规定,十六至六十岁的成丁,其劳役已折成税银,转由田地承担,雍正朝正是推行“摊丁入地”的时期。

杨与贾,可说是一见如故。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周一良是天津周家的公子,原就打算留学的,做这种陪太子读书的事,只是一时的将就。杨就不同了,父亲有过军职,早就失势,只能说个普通职员家的孩子,遇上这样的好事,自然是尽心去做。贾住在南池子,杨每星期去三次,除了帮贾看日文学报,用英文做提要之外,还帮贾选择北平各书铺送来的古籍,贾来北京,另有一个任务是,替哈佛代购书籍,自己也要买些。

多年前,祖国大陆出过他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这书有好几种版本。我最早买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本子,后来见了中华书局出的纪念版,又买了。

1939年贾回国时,知道杨面临失业,特意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请杨替他用朱笔标点校对,每月仍有酬金。按说两人的关系到此就该结束了。好事在后头。1940年8月,杨联陞意外地接到贾德纳从美国发来的电报,说他自己肯出钱,邀请杨去美国一年,一半时间继续帮他工作,一半时间在哈佛研究院选课,读硕士学位。经过几个月的筹措,1941年2月初,杨来到美国。贾供给他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一年有余。1942年夏季,杨得到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又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继续就读,于1946年2月获得博士学位。

有志学历史的,可以看看这本书。开头一章里说他考上清华,父亲给他写信,说有两种事不要舍不得花钱,一是买书,一是吃饭。想想,多有道理,买书是充实智力,吃饭是充实体力,有智力有体力,还愁成不了大事?这个人是南方人,体魄完全是北方大汉型的,活到九十多岁。书里还有个情节,很是发人深思,某年在巴黎,何炳棣遇见数学家林家翘,林家翘比他大,当时已颇有声名,林家翘对何炳棣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做第二等的学问。听听,这话多有气派,玩味一下,什么叫第一等的学问,什么是第二等的学问,不用再往下说了。

他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呢?说了你们不会相信。就是一篇《晋书食货志》的翻译注释。说开了也不奇怪,他的导师贾纳德,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译注重要史籍,绝不可等闲视之。贾氏精于目录之学,是一位颇有根基的汉学家。

何先生是西方传统型的史学家,为论结构谨严,为文气势恢宏。年轻时立下志向,就是要超越前贤,就是要彪炳史册。这么说了,这么做了,还真就做到了。学历史的人,要学何先生的气派。一旦站稳脚跟,就拉开架势,大干一场。旁搜远绍,竭泽而渔,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拼足气力写出煌煌大著,占领学术高地,铸造人生辉煌。

杨后来的表现,甚是杰出。一直在哈佛历史系任教,当过哈佛中国史学会的会长,这个职务,过去一直是白人担任。用何炳棣的说法,杨这个人,可说是海外清华大学史学传人里,最早成名的。

杨的着作不是很多,且多在海外与台湾出版。大陆最早出版的,是他的外孙蒋力先生编的《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出的,近年又出了他的《汉学书评》和《东汉的豪族》。读书人更多的,是知道他与胡适关系非比寻常,前些年有家出版社,出过他与胡适的书信集《谈诗论学三十年》。

这个人,会作诗,会画画,风流儒雅,博学多识。他的学问,几乎不是使了劲做出来的,而是不经意间,偶有所得,轻轻松松就写出来了。他说他是开杂货铺。是杂了点,但是,凡有所论,必是高见。他写过一篇小文章,叫《五、十新解》。举了好多例子,说是古书里有一种特殊的计数方法,就是一小一大两个数字组成一个复合数字时,通常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几十,而是几到十。比如汉代某渡口,需要三十人守卫,这里的三十,实则是三到十个人。我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说战国时,秦国坑杀赵降卒四十万,很有可能是四至十万。

杨先生可说是传统型的史学家,其长处是博学多识,轻松自如,常在他人不经意处,显示出高才卓识。年轻人学历史,不妨学学杨先生的从容。比方说,一时现在还没有定下研究专题,或者说只是隐约有个方向,还不明确,这时最好是学杨先生,多看书,多结交名流,激起兴趣,想写什么文章,就写什么文章,消消停停,朝前晃悠着。

何炳棣的气派

海外历史学家里,何炳棣先生是重量级人物,说是学界泰斗,一点也不为过。

何先生是浙江金华人。1917年出生,2012年去世。何的成功,真是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多辛苦不好说,一步一步,都有骄人的成绩则是真的。

何先生的父亲在天津做事,可说是一个有文化有地位的家族。上清华的时候,他的本家哥哥何炳松,就是清华的史学教授。抗战开始后,清华撤到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联大,对外叫联大,内部三个学校,仍各是各的。1938年,清华毕业。他的目的是,考公费名额,出国留学。因故耽搁,直到的1944年,才参加第四届清华公费留美考试。西方史只有一个名额,他考上了。

何先生有个特点,就是傲慢。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北京,曾跟杨振宁较过真。当时国门还没有大开,两人都是受邀请来到北京。见了面,杨说炳棣啊,那年留学考试,你比我高三分,何当即说不对,是高七分。这里说的成绩,是多学科的综合成绩。在何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里,载有精确的分数。何是78.5分,杨是,71.5分,确实高了七分。书中说,历届留美考试里,最高的是钱锺书,87.9分。

何的学术特点是,气派宏大,论证精密,完全是西方人做学问的路数。如果说杨联陞的学问是杂货铺,他的则是专卖店,且是大型的。出国留学考的是西方史,去了美国修的是英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拿到博士后,觉得还是要做中国的学问,于是转向明清史的研究,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出版了《明清社会史论》等着作。晚年又转向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仍有不俗的成绩。

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上,他是个高峰,至今无人可及。何很勤奋,天分也极高。多少人研究明清时代,丁口与赋税的关系,丁就是人口,该没有什么疑义。而他在《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里说,他用了一周的时间,翻阅清代赋税资料,发现丁口与田亩,绝非前代学者说的那么回事。随粮起丁,随田起丁,清初的丁,与各州县的人口细数无关,是一种赋税的概念。明初规定,十六至六十岁的成丁,其劳役已折成税银,转由田地承担,雍正朝正是推行“摊丁入地”的时期。

多年前,大陆出过他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这书有好几种版本。我最早买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本子,后来见了中华书局出的纪念版,又买了。

有志学历史的,可以看看这本书。开头一章里,说他考上清华,父亲给他写信,说有两种事,不要舍不得花钱,一是买书,一是吃饭。想想,多有道理,买书是充实智力,吃饭是充实体力,有智力有体力,还愁成不了大事?这个人是南方人,体魄完全是北方大汉型的,活到九十多岁。书里还有个情节,很是发人深思,某年在巴黎,遇见数学家林家翘,林比他大,当时已颇有声名,林对何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做第二等的学问。听听,这话多有气派,玩味一下,什么叫第一等的学问,什么是第二等的学问,不用再往下说了。

何先生是西方传统型的史学家,结构谨严,气势恢宏。年轻时立下志向,就是要超越前贤,就是要彪炳史册。这么说了,这么做了,还真就做到了。学历史的,要学何先生的气派。一旦站稳脚跟,就拉开架势,大干一场。穷搜旁绍,竭泽而渔,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拼足气力写出皇皇大着,占领学术高地,铸造人生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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