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上述从军同学中,有些是大学三年级同学。以清华大学1934年入学的第十级为例,他们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但是战争这时爆发了,全级“二百八十七人中,实际在一九三八年毕业的不过一百余人”。[⑩]其中,有些人就是投笔从戎,据有关记载,清华大学第十级毕业前从军者有名有姓者便有30余人,除前述加入陆军机械化部队者外,张去疑、汪复强等加入了空军通讯部队,郑学燧加入工兵部队。至于毕业后从军者则更多,如居浩然参加步兵,卢盛景、黄雄盛担任空军飞行员,亢玉瑾、钟达三、万宝康担任军队气象工作,田长模、王玉京、张传忠、陶家征、梁瑞骐、林世昌、萧汝淮、叶上芳、孙方铎等从事航空机械工作。一位十级同学说,就他所知,这一级同学从军者“接近六十余人,占全班总额七分之一强”。[11]有人回忆,这一时期先后到中央军校及分校的还有郎维田、刘维勤、林征祁、马毓泉、夏世铎、周应霖、廖伯周,到工兵学校的有张慕凯、罗绍志,到空军学校的有区伟昌,以及到军委会军令部的白冲浩,到军委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徐萱,去石友三部队的吕明羲。[12]而这些,不过只是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的一个侧面。

继梅贻琦讲话之后,从军同学纷纷发表各自感想。有的表示“希望有新式武器的训练,获得新的现代的进步的军事教育,以满足他们初从军时美丽的理想,并获得很多的新知识,多多的贡献国家。”有的说我们是有热血有气节的大学生,为了尊重自己的人格,决不能利用机会甘趋堕落。发言中,也有人忍不住发泄了一些不满,如饮食上,每天只在下午5时吃一顿饭,其他时间只有干糙的饼干。待遇上,每个月的薪水不过1800元,还不够维持个人生活。大家的发言,像久离故乡的孩子,向母亲倾诉一切在外遭遇,千言万语滔滔不尽。[72]

会后,紧接着进入第二个程序,由各系组织同学谈话会,进行个别动员。为了谈话会有序进行,避免同学找不到地点,学校还印发了各系召集地点的通知。为了配合从军动员,冯友兰、潘光旦、陈友松相继发表《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论知识青年从军》、《从军去!》等文,从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形势需要、青年责任等不同角度,强调这次从军运动的意义和青年人应有的态度。11月20日,蒋梦麟还在昆明广播中央台做了面向全省的《知识青年从军意义》播讲。[70]

冯友兰、潘光旦、陈友松的文章,分别从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形势需要、青年责任等不同角度,阐述了这次从军运动与建立新型军队的关系,强调了青年在此形势下有应有态度。这些宣传,避免了空洞说教,运用了说服方法,表现了教授们推动这次从军运动的良苦用心。

1941年10月17日,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一期在昆明西站美军第一招待所正式开班,全班35人。[18]这一期是个别招收的,由于人数不多,供不应求,需要扩大规模。尚在该期开办前一个月,教育部就要求西南联大等校选调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应征充任翻译,10月15日西南联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本校应征学生在受训或服务期内补修课业办法”,规定充任译员者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19]11月9日,学校召集全体同学开会,进行征调动员。报载:“近日来昆各部盟军日渐增多,通译人才之需要异常迫切,联大梅校委特于昨日上午十时召集全体同学训话,勉励各生应以所学,踊跃投笔从军,为国服役。”[20]后在航空委员会英文翻译室任译员的经济系1944届学生程耀德,对梅贻琦在动员会上的讲话印象很深。他记得梅贻琦当时说:“近日来当大家要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听到不断的飞机声音吧,那是从印度飞来的运输机。它每天带来几十个盟军的军官和许多军士,他们是来中国服务的。但是他们现在有几百人因为没有通译官不能到各地去工作。我们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都是受了相当教育的人。平时我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自经历这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与。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最好这两天内有50人参加,到寒假后有500人参加。”会上,梅贻琦还介绍了有关充任译员的规定的条例,说:“我希望同学参加,但我不得不对同学们说,这工作是艰苦的,而且是有危险的。如果同学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不怕危险,那么到教务处去报名。我认为你是联大的好学生。”
[21]许渊冲、罗宗明、万兆风、朱树飏、卢福庠、吴其昱、黄维、查富准、于丕哲等二三十多位同学,就是在此感召下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二期。[22]

一、动员措施与特点

临时大学当局对学生们的从军要求给予了积极支持。12月10日,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29日,又决议将这两个机构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⑤]几天后,常委会还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也规定“其所服务机关不能担任薪水时,本校得按在校服务薪水支给之”。[⑥]这些措施,解除了离校师生的后顾之忧,体现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宗旨。

西南联大从军报名的成绩令人振奋。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校务会议报告报名情况时说:“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318人,其中有因年岁不足或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应减除外,计检查体格合格者246人”。[41]不久,又有一些学生参加体检,使全校身体合格者达到266人。这些人,全部参加了军队,除75人或加入空军,或担任译员,或赴渝参加政训(按规定这些人亦列入这次从军运动范围),另有13名女青年待命入营外,其余178人进入昆明北校场军营,成为二○七师的士兵。[42]前文已述,西南联大在这次从军运动中的征额为100人,而学校实际从军人数为266人,大大超过了这一配额。为此,云南《民国日报》特发表专题社论,称该校澎湃汹涌的从军潮“是西南联大的光荣”,“真不辜负社会的殷望与推崇”,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43]

关于西南联大从军运动的分期问题

如果前面说到的殷福生保存的三个美军联络官文件,赞扬的只是西南联大同学的自觉行为的话,那么在蓝姆伽受训中对纪律和服从的体会,则表现了他们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融会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光荣传统的西南联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主与科学观念在师生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但是,在军队里,服从命令高于一切,这对习惯于思想独立、自由辩论的同学们来说,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率领联大从军同学从昆明飞赴印度的简立少将,经常对强调纪律对保证作战胜利的作用,说: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没有纪律,军队就要解体,必要时,可以运用权力来维持纪律的尊严。不过,简立对纪律有更深层的认识,他认为服从纪律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内容”。因此大家必须从内心了解服从纪律对于军队生活的必要。有一次,他向大家宣读美国军人手册时,语重心长地说:服从命令的时候,要内心愉快的服从,而且要立即服从,立即接受。[49]这些话,虽然不能立刻改变同学们的习惯,但已渐渐开始适应。3月16日,受训中的西南联大同学给学校师长写了封长信,内中除了说到他们的紧张的生活外,特别说:“我们所感到的一切所不同的就是在校里一切让个性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而这里却只能是“有纪律的团体活动”。但是,军队是需要严格的纪律,这让他们认识到“在团体里每个人所享的自由,只是整个团体的自由”,因此“愿意在这两年的服役期中,每一个人暂时放弃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来换取团体的名誉与达到团体活动的最高效率”。[50]这些话,说明他们逐步意识到自己已身处军中,必须要完成从学生到士兵的转变。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和当时许许多多大学生从军一样,谱写了抗日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这种豪迈气慨,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对西南联大从军的同学有一个总的印象和感想。不论是在空军、陆军、军工等方面,不沦是在步、炮、坦克、运输等各兵种的前方战斗或后勤部门服务,他们大都以大无畏的豪情,战胜艰险和万难,完成各自岗位的工作任务。他们继承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并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力量。他们无愧对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校训的教导。他们没有辜负校歌中‘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殷切希望。”[81]

在汀江,他们重新进行编队,大部分同学编入服务营第二连,简称“服二连”。服二连所在的团,原先有个“天声社”的团体,于是大家把“天声”二字加到“服二连”前面,号称“天声服二连”。这个时候,他们被确定担任汽车驾驶员,任务是学习驾驶技术,运送美军援华物资。接受任务后,他们于2月14日乘坐火车,穿过大片平原和无尽丛莽,前往设在蓝姆伽的汽车训练学校。

这批从军同学后编入青年军第二○七师炮一营补给连,军衔二等兵。他们于2月5日乘机飞抵印度汀江,大部分同学编入服务营第二连。不久,他们来到中国驻印军大本营和训练基地的蓝伽。在这里,他们进入训练处汽车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不少同学仅仅八天便可独立开车。3月26日,全连学员同时毕业,无一人不合格,这在汽车学校是一个新纪录,是由西南联大同学创造了。[48]结业的同学,随即编入汽车一团,并经加尔各答、雷多,来到野人山下,等待接受运来的汽车。多雨的7月里,同学们终于奔驰在史迪威公路上,驾驶着汽车驰过浩荡的伊洛瓦底江,驰过缅北一望无垠的平原,驰过奔腾的怒江,穿过江上的惠通桥,经过5天1059英里的奔波了,于7月底到达昆明西郊。[49]

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奉读钧座告青年书,不胜感奋,知识青年从军,增加抗战反攻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关系抗战建国前途,万□重要,伯苓等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统筹推动办法。教授同人,切望此举发挥最大效果,曾贡献意见,以备采择。除另即奉陈外,谨肃电闻。[8]

[①]
周恩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193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8至9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②]
姚梓繁:《抗战期中的大学生》,汉口《大公报》,1937年11月18日,第1张第3版。[③]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第24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④]
洪同:《清华、清华人与我》,清华校友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43期,第2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⑤]《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三十三次会议》(1937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2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⑥]《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三十五次会议》(1937年12月2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30-31页。[⑦]
杨德增:《抗日从军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9期,2001年4月刊印。[⑧]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995年10月刊印。[⑨]
杨德增:《抗日从军记·后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9期,2001年4月刊印。[⑩]
居浩然:《清华园中的十级》,《国立清华大学十级毕业五十年纪念特刊》,第12页,1988年5月刊印。[11]
孙方铎:《十级的回顾》,《国立清华大学十级毕业五十年纪念特刊》,第19页。[12]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3]
洪同:《清华、清华人与我》,《清华校友通讯》复43期,第27页。[14]
参见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5]
转引自虞昊:《后事之师:科教兴国――二战中清华人科教贡献事迹简介》,清华校友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32期,第60-6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16]
潘光旦、闻一多、吴泽霖都是黄仁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朋友,黄仁霖还在闻一多参与编写演出的英文古装剧《杨贵妃》中担任了主角。[17]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8-119页,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出版;许渊冲:《联大人九歌》,第278-28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18]
这一期译训班学员是招聘而来,为了和此后为训练征调译员设立的译训班有所区别,有人称其为预一期。[19]
《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一九四会议》(1941年10月1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204页。[20]
《联大梅校委勉同学从军》,《云南日报》,1943年11月10日,第3版。[21]
何宇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109期,第213-2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22]
据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6-117页;许渊冲:《联大人九歌》,第278页;卢静:《夜莺曲·序》,《人世间》,1942年第2期。[23]
陈纳德指挥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共有三个中队,除第三中队设在仰光外,第一、第二中队均于1941年12月9日飞抵昆明。[24]
林文奎是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生,他的姐姐是《西南联大校歌》曲作者张清常的妻子。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6日,林文奎率领空军部队飞越台湾海峡接收日本飞机及设备,并担任台湾首任空军司令。[25]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9-120页。许渊冲没有记录这次翻译情报的时间,但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空军与中国空军合同期满后,他便回西南联大复学了,故此事应发生在珍珠港事变至其复学期间。[26]
参见余斌:《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滇池》2005年第12期。[27]
这次考试情况未见记载,但1943年8月2日《云南日报》刊登之《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英语译员启事》,云考试科目有:国父遗教、国文、常识、英文、口试。[28]
《军事委员会云南区译员考选委员会招考译员简则》广告,《云南日报》,1945年7月14日,第1版。[29]
参见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联大学生自治会昨晚欢送应征同学,冯院长友兰等谆谆训勉》,《云南日报》1944年3月12日;《译员训练班昨行结业礼》,《云南日报》1945年7月9日,第3版。[30]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6-47页;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31]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学员名单,云南省档案馆存,32-1-300。[32]
参见白君:《教授们底副业--介绍译训班》,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9月10日,第3版。[33]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7页。[34]
关品枢:《追忆一位不知名校友》,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6期,1994年10月刊印。[35]
于文涛、唐斯复:《身愈残,志愈高,楼虽小,天地宽――记陈羽纶和他的〈英语世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1期。[36]
何以中:《纪念母校建校60周年回忆往事随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第35-36页,1998年8月刊印。[37]
参见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8页;罗达仁:《遥想当年――战斗在中印缅抗日战场上》,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4期,2003年10月刊印;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3页;何宇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近代史资料》总109期,第219-220页。[38]
吴铭绩、梁家佑:《丛林插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457页,1995年10月发行;吴铭绩:《联大生琐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6期,1999年8月刊印。[39]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40]
张道一:《回忆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第38-39页,1997年3月刊印。[41]
邓振煐:《怀念丁维樑学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40期,2006年9月刊印。[42]
邓汤美:《叙永五十校庆话当年--“驼峰”飞行和香港两航公司起义北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即《西南联大在叙永》专辑),第68-69页,1990年9月出版。[43]
《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23日,第3版。[4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五次会议》,1945年1月3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1页。梅贻琦所说的“年岁不足”,显然包括年逾57岁的吴志青。吴志青时任西南联大训育员,昆明《正义报》为他报名从军,特在1944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条《联大师生从军热烈,五七岁亦从军》的消息。[45]
《联大师生踊跃从军》,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12月2日,第2版。[46]
《本市各大学及专校从军学生昨晨入营,联大师生欢送同学至营门》,昆明《扫荡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当时亦有报道说这天“联大入营者二百一十八名”。(见《联大云大中法从军师生昨入营》,昆明《正义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47]
参见《联大云大中法从军师生昨入营》,昆明《正义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如茂:《风和日暖送入营》,昆明《扫荡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各大学从军员生三百余人昨入营》,《云南日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48]
青年远征军编有第二○一师至二○九师,其中第二○七师为独立师,直属陆军总部。二○七下辖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及通信营、辎重营和警卫与卫生单位。西南联大学生加入该师后,大部被编入汽车暂编第一团。另,最近多家媒体报道《中国青年远征军207师通讯录现身湖南》,不知这本成书于1946年、近600页的文献是否记录了西南联大从军学生的名单。[49]
周明道:《由腊腊戍香港·更正与补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级联络站[北京]、原东北清华中学校友联谊会[鞍山]编《周明道回忆纪念文集》,第101-102页,2005年8月15日刊印;《西南联大盛会欢迎从军同学》,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9日。[50]
方复:《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青年从军史的一点补充》,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9期,1996年4月刊印。[51]
《联大今上课,从军青年统计办竣》,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19日,第3版。[52]
《抗战英烈,名垂千古》,清华校友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32期,第55-5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53]
转引自马豫:《缅怀在抗日空战中牺牲的联大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级通讯》终篇号,2006年8月刊印。[54]
武焜:《看程青学兄来信忆往事、话今天》,西南联大1944级北京联络站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毕业五十周年活动特刊》,第32页,1995年3月刊印。[55]
卢少忱:《悼念两位为国捐躯的校友》,西南联大1944级北京联络站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毕业五十周年活动特刊》,第35页。[56]
OSS.OG是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的简称,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一个情报组织,下设情报、作战、爆破等小组,总部设在昆明市郊,作战组在昆明岗头村和宜良县。[57]
罗振诜:《缪弘牺牲前后》,张闻博、何宇主编:《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第115-116页,1993年4月刊印。[58]
《全国译员联合会昨日追悼殉国译员》,《云南日报》,1945年9月28日,第1版。[59]
邓汤美:《叙永五十校庆话当年--“驼峰”飞行和香港两航公司起义北飞》,《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68-69页。[60]
西南联大学生对征调译员的不同意见与论争,将另撰文介绍。[61]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62]
刘裕中:《抗战期间应征美军译员的回忆》,《清华校友通讯》复16册,第114页。[63]
罗达仁:《缅怀冯文潜先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第71页。[6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致蒋介石电,转引自《智识青年踊跃从军,联大贡献意见以备采择,省征集委员会即将成立》,《云南日报》1944年10月30日,第3版。[65]
《联大今日开始登记从军学生》,昆明《扫荡报》,1944年11月15日,第3版;《联大志愿从军今日开始登记》,《云南日报》1944年11月15日,第3版。[66]
西南联合大学布告,云南省档案馆存,案卷号:32-1-21。蒋镇澜为在新三十八师基础上扩编的新一军高参,其讲演题目未有记载,但应与滇缅战役有关。[67]
《薛穆大使昨参观两大学,申论中英文化交流之重要》,《云南日报》,1944年11月14日,第3版。由于这次从军运动以青年这对象,故国民党饬令三青团主持其事,时刘健群因公经过昆明,遂受西南联大邀请与会讲演。[68]
《联大昨举行盛大演讲会,教授勉学生从军,每人应放弃特权尽责任义务,知识青年军是真民主的队伍》,昆明《扫荡报》,1944年11月30日,第3版。[69]
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第339页-340页,三联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70]
《蒋梦麟播讲勉青年从军,昨报名者五十二人》,昆明《民国日报》,1944年11月22日,第3版。[71]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联大将上意见书,推定教授起草建议中央参考》,昆明《扫荡报》,1944年10月28日,第3版。[7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四次会议》(1944年12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0-501页。[73]
《联大全体教授会议决定全校实施军训,在校教授学生一律参加,报名从军达三百零三人,中央采纳联大对青年从军建议》,昆明《正义报》,1944年12月6日,第3版。西南联大教授会议的四项决议为:“一、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二、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三、关于提高知识青年军待遇一节,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过去对于军需经理方面弊端百出,请予彻底改善。四、请统帅部延用优秀后进军官。”[74]
二○七师于1946年9月扩编为整编二○七师,编入新六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不久,改为独立师,部分在1948年9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于辽西。其余部队去了台湾,与二○四师和二○五师合编的二○五师,成为台湾军队的基础和骨干。[75]
冯友兰:《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4年11月5日,第2版。[76]
参见吴铭绩:《联大生琐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6期。[77]
以上据周宗王:《“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2、264、266-26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78]
这个名单有两人误列两次,故碑中实际人数应为832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云:“碑上列有834人,但曾仲端和王福振均列出两次,经对入学名单进行核对,并未发现姓名相同者,应属错列,故实际为832人。”[79]
李方训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一文中,根据有关史料做过初步统计,列出未列入纪念碑的从军者一百余人。其文说:“联大从军人数不止834人,学生固未列全,教职工更未计入,但说‘联大从军壮士逾千’,则是完全可以的。”(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80]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81]
《缅北密支那战役追忆--从军校友卢少忱的书面发言》,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8期(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一二一”运动60周年特辑》),2005年10月刊印。

急剧险恶的形势,这时也客观上推动了学校的动员。12月初,日军先头小股部队占领西南大后方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至此,平汉铁路南线与粤汉、湘桂铁路尽失,140多座城市及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落入敌手,日军侵占了居住着6000多万人口的20万平方公里国土。独山的失陷,置西南大后方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重庆党政机关纷纷向兰州、雅安派出先遣人员,准备搬迁,美元汇率的猛涨说明人人都做逃难的打算,昆明也“到处流传着没完没了的令人惶惶不安的谣言”,就连美国战时情报处和其他机构,也匆匆向非军事人员配发手枪,以便应付“不测事件”。[37]

这次动员的第一个程序是全校大会。会上,梅贻琦首先致辞,劝勉同学多加思忖。钱端升教授继之向同学说:“现代战争是为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凡此均需现代化头脑现代化技术,此则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现今最简要者,即期望知识青年直接参加战争,从军是也。”冯友兰也在会上讲了话,大意同样是从现代的武器,必须由掌握现代知识的青年,才能发挥作用。他还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式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尽责任么?”周炳琳教授则从青年对国家的责任讲起,说同学们在壁报上经常发表意见,发表呼吁,现在到你们行动的时候了。闻一多也阐发了青年从军的意义,说:“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知识青年此时实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特权’,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更应负起责任。许多人谈民主,若自己本身去焉责任,尽义务,那才真正有资格谈民主,而知识青年军也就是真民主的队伍。”
[68]同时,他还从另一个角度动员青年从军,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众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69]

西南联大青年在远征军期间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是驾驶美国援华汽车返回昆明。大约6月下旬,汽一团首先在雷多接受了美国援华的一批军用汽车,随即奉命分批开往国内。第一批车队有70多辆吉普车和十余辆卡车,由团本部、第四营、第一营第一连之一部240余人组成,美军菲特上尉任队长。7月6日,这支车队在团长简立和美军第四十七运输营营长克拉克中校亲自率领下,驾驶着满载军用物资带拖斗的崭新吉普车,沿着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奔向离开半年、情牵梦绕的昆明。

1940年5月,应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受蒋介石、宋美龄之托,回国购买了一批飞机,招募了一些飞行员,当他1941年7月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一些后勤人员。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成立(对外称“中央飞机制造公司”),12月20日这个大队的第一、二中队在昆明上空首战告捷,遂被誉之为“飞虎队”。飞虎队的建立,需要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为此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秋成立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习称“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因班址设在昆明,故又称“昆明训练班”。该班班主任是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但他常在重庆,于是向西南联大推荐潘光旦、闻一多、吴泽霖三人,请求从中选择一人主持具体班务。[16]学校后派刚自大夏大学调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吴泽霖教授担任副班主任,同时派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参与工作。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受邀出任训练班教员,如赵九章讲授“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授“英国概况”、袁家骅讲授“英译中”、莫泮芹讲授“中译英”、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17]

师长们默默地听着同学们的发言,袁复礼、张奚若、冯友兰等教授的答词,只能说起勉励大家继续服务,不负参加青年军的初衷和学校国家期望的话。不过,学校对同学们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真的,8月1日下午,校务会议做出两项决议:第一项为:“汇集从军同学意见及实际情形,由本校建议蒋委员长请求改善,推选冯友兰、潘光旦、刘崇鋐、张奚若、闻一多、黄钰生、陈雪屏七教授起草,由冯友兰教授召集。”第二项为:“定期参观从军学生营地。”[73]可惜的是,教授会的建议没有见到原文,无从了解学校究竟提出了哪些具体意见。

前文所引梅贻琦在校务会议上报告中所说全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中有“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指的是除了参加青年远征军的学生外,有些同学在这次应征中报名参加了空军。当时,空军兵种兵种中有一种为“甲种领航”,条件除体质标准与飞行员相同外,还规定学历在大学理工科二年级以上,录取后要先派往美国受训,学成后分配到大型轰炸机上担任领航任务。这个兵种引起西南联大工学院不少同学的兴趣,方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与同班何焕生经过多次商议,认为这是一个杀敌报国的好机会,于是在1944年11月一起参加了考试,12月中旬发榜时,二人都被录取,遂于12月26日在昆明中央航校入伍。联大工学院同时入伍的还有邓庆泉、章俊杰、张彦等,理工学院考取的则有邓频喜、王克弟、冯志坚、徐步镛、韩济群、郝启民、廖俊梅、李广济、赵球等人,只是他们是到四川铜梁入伍的。[50]上述诸人虽然参加的不是青年远征军,但也是在这次从军运动中加入到抗战的行列。

西南联大另一个措施,意义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解除同学们的顾虑,郑重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将青年远征军的性质确定为“国防军”。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校务会议代教授会草拟之意见书中,已有所表露。这份意见书是以西南联大教授会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初稿于10月下旬完成[33],但直到12月5日方经教授会议讨论通过。从起草到通过时隔一个多月,说明其内容几经磋商,字斟句酌。这个颇费周折的意见书,重点在于包括四项具体要求的建议: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长沙临时大学同学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热情。“这次对外全面抗战,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青年人尤其“应当认清自己,认清环境,克尽自己应尽之责”。战争爆发后曾在家乡江苏武进做过乡村宣传工作姚梓繁同学这样说。姚梓繁根据个人体会,认为投入最迫切的“训练民众与组织民众”,是青年人的使命和责任,因为这种工作并不亚于前线的战士。[②]不过,更多的学生则希望直接参加战斗,他们有的去了前线,有的到了军校,有的奔赴延安。不到两个月,临时大学至少有295人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至于未办手续就迳往前线者,虽未见统计,但仅南开大学一校,“这时投军者约70多人,内包括参加武汉救亡总会训练班5人,湖南国民训练班17人,湖南战地服务团13人,空军学校22人,军政部学兵队7人,军事工程4人,参加第13军、14军及第181师工作5人,还有一些学生去临汾、西安、郑州、开封等地”。[③]当年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代表会主席的经济系同学洪绥曾,说他那时“和学生会的同学整天拉起欢送同学的大旗,热烈欢送他们走上前线”。[④]

按照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部署,这次报名时间为1944年11月11日至30日,由于11月29日的全校动员大会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的学生当场还与师长展开辩论,因此到11月30日晚,报名人数仍不理想。不得已,学校将报名截止日期延展至12月2日正午。延展的时间只有两天,压力很大的西南联大当局,为扭转这一局面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

五 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10月中旬,“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决定征集10万人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为此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嗣后,随着《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措施出台,有关方面还决定了各省的征集名额,其中云南省2400名(男青年2100名,女青年300名)[2],西南联大的征额为100人。[3]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从军运动,既是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引以自豪的一页,也是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保家卫国、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尊严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史学界对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大多围绕1944年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内容基本停留在国民政府开展这次运动的背景、动机、实施及其意义等方面。但是,知识青年从军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全面考察不同阶段的从军活动及其特征,显然很有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在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对其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完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动员方如何认识、如何响应、如何实践等问题做以初步探讨。相信这有助于进一步表现这一群体的爱国情操和献身精神,也有助于加深认识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战时从军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和实践。

几乎在三常委致蒋介石电发出的同时,学校于10月30日召开校务会议。会上,梅贻琦介绍了代教授会草拟的从军运动建议书,议决以快邮代电寄出,同时交各报馆发表。[9]10天后,蒋介石为督促成立“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致电梅贻琦,指示该委员会需“克日成立”,由“校长兼任主任委员”,并要求速将“组织成立情况径行电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备案”。[10]最高当局的训令,加速了学校从军征集工作的步骤。11月15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上,九项报告事项中有四项与从军征集工作直接相关。当时,有两名应征译员的学生离校出走,会议议决以“离职潜逃”之名,予以开除[11],显示了学校贯彻政府意旨的决心。

1944年的云南,早已不再是后方了。自豫湘桂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处处可见从湘桂沦陷区疏散的难民,人人感受到形势的万分紧张。云南的青年从军运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11月11日,云南省党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议决组织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省政府主席龙云为主席,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均列为委员。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西南联大于11月15日成立“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11月24日,西南联大召开第七届第三次校务会议,议题主要围绕如何实施劝征事项。

如前所述,薪津待遇是影响学生报名的一个因素,西南联大不可能改变津贴额度,于是从学业规章制度上进行减压,其办法是在教育部颁布的《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基础上,参照译员征调优待条例,制定适合本校的《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学生入伍期满返校后其学业优待办法》。这项措施规定了学分上的优待,其要点为:“各年级正式生免修24学分”;“试读生免入学或转学试验改为正式生,并免修24学分”;“借读生免转学试验改为正式生,其在原校所修学分审核承认后,再免修24学分”;“先修班学生专修科学生免试升入大学一年级”。[30]可见,这一措施,除了规定从军各生一律免除一定学分外,并且对本不属于学校正式学生的试读生、借读生,以及预科性质的先修班、和二至三年制的专科生,也开出了颇具诱惑力的优待条件。24学分大致相当文科院系三至四门、理工科院系五至六门必修课的学分,但因各学系课题设置与各科学分多寡不一,故不易判断它究竟占有多大份量。值得重视的是,将非正式学生和专科生也纳入征集对象,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据有关档案,1944学年第一学期入学的试读生、借读生、先修班、专科生共431人[31],减轻这些学生的学业压力,自然是为了动员他们报名。这一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从军名单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类学生。[32]

金书铁券,百世流芳。今天,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到:“联大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这座石碑的阴面,镌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832位从军学生名单[78],这个名单并不完整,由于条件所限,有些从军者的名字未能列入。[79]对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曾有所纠正:“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
[80]这就是说,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8000多人中,每一百位同学里便有14人为保卫祖国投笔从戎,这对任何一所学校来说,都是很可观的比例。

一直关注着这支部队的杜聿明,也于7月26日上午9时检阅了汽一团。简朴而隆重的检阅仪式,在碧鸡关的一个广场举行,汽一团在简立少将率领下,接受杜聿明将军检阅。[68]当时,兼任昆明防守司令官的杜聿明在讲话中透露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消息:汽一团将调往太平洋菲律宾组建海军陆战队,配合盟军攻打日本三岛。这个消息让大家异常兴奋,人人准备参加直捣敌巢、扬我国威的战斗。[69]

提要: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的从军运动,是中国教育界献身抗战建国事业的壮举。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对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从军活动,关注的还很不够。这里,旨在对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全面的梳理。同时,拟就不同阶段的从军意识、动员方式、服务特征等问题进行必要考察。这既有助于表现这所大学战时从军活动的全貌,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抗战与建国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如前所述,西南联大对于从军活动并非单凭热情,不同时期,他们的思考是不一样的。总体上说,他们赞成从军,认为是直接参加抗战的具体行为。但是,他们并不盲从,大家能够根据国内形势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西南联大坚持自由主义教育的效果,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在最后一次动员参加青年远征军中,不仅多数学生划清了“为党而战”与“为国而战”的界线,就是教授会也主张联大学生从军后应保持不党不派的独立性。冯友兰的认识,甚至比这还更进一步。他说:大反攻时期到来后,十万知识青年一定不够,“为要使更多底知识青年都到军队中去,最要紧底是我们的政治上社会上,都需要立时有几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这些事,包括抗战结束后的种种重要措施,“例如开国民代表大会,施行宪政等”,而且这些“只是诺言还不够”,因为“在青年热情高的时候,他易于信,在他感觉幻灭的时候,他易于疑,在他易于疑的时候,最好有事实叫他看,才能鼓舞他的精神”。[75]冯友兰的话,将青年从军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人们在更高层次上对抗战后期从军运动的思考。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的另一个感受,来自于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简立少将。简立早年就读于有基督教背景的金陵大学,后入中央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交通科[51]。到印度前,简立是第五集团军作战序列下的伞兵第一团(中国第一支空降部队,即昆明人都很熟悉的代号为“鸿翔部队”的伞兵团)副团长,军衔上校,少将军衔是组建青年远征军授予他的。西南联大的从军同学从入营第一天起,便和这位戴眼镜的将军生活在一起。由于特殊的教育背景,使简立养成了思想开明、虚怀若谷的作风,不久就赢得了大家的爱戴。殷福生曾对简立有一番生动的描写,说“他不是一个板起面孔的将官,在训练底场合之中,他是严格的,可是,在私人方面,他却是可亲近的。在公余的时候,无论是官长也好,或是士兵也好,全是一样的。他可以和你随便谈谈,由于他底常识□博和经验丰富,再加上他底性情率真,所以一谈起来,常常脱口而出,弄的哄堂大笑。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感觉到他是一位戴眼镜谈笑风生的儒生。”殷福生还说简立和士兵之间“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谐和”,说他很关切士兵生活,士兵有什么痛苦,可以随时见他。加上他态度开明,经济公开,所以“我们对他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悦诚服的”,“在操场上,他是我们底长官,在操场以外,他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兄长”。[52]

战地服务团译训练班第二期办了不到两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接着中国战区于1942年1月2日成立。随着中国战区的成立,美国政府除了决定加强美国志愿航空队外,还派遣了一批援华人员和供应一批作战物资。这样,翻译需求量随之增加,以致译训班不少同学没有结业就提前分配。

师范学院教授陈友松的《从军去!》,是被云南《民国日报》作为社论发表的。作为教育学家的陈友松,也很自然从教育角度论述知识青年从军的意义。文中,他对1937年日本军队63万士兵的教育程度做了一番统计,指出其中大学毕业者10215人,专门学校毕业者17585人,中学毕业者59508人,青年学校学生113162人,高小毕业者267663人,初小毕业者138299人,未入学而识字者952人,完全文盲者1925人。据此,他指出“可见日寇以前之军队几皆是知识青年,而我国军队可以说大多数是文盲”。接着,陈友松又论述了美、苏、英军队的素质,说这些国家的士兵“皆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他们的学校已一律动员化国防化了”,而且“美国的中学生已有百余万从军了,大学生已一半从军了”。经过这番对比,陈友松认为“知识青年从军,还有一种极大的时代使命,即是演习现代战争的新武器。没有科学素养和工程知识与技能的,是不容易把这一套日新月异的武器学来的。只会用还不够,要从根本学过来。国家此时需要你,最迫切的可以说,还不一定是要直接冲锋陷阵,是要你学了这一套传授与其他的部队。新武器的运用,是要有调试合作能力与效率之组织机构,与灵活泼之战略与战术来配合的,知识青年可能对此有极大的贡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双重使命,知识青年都要负着。”末了,陈友松慷慨呼吁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知识青年乎!报国于疆场的时候到了!搏浪沙沉燕市冷江湖侠士已无多,平生我亦书生耳,但未能甘牖下死!从军去!从军去!”[29]

关于译员的派遣情况,这里仅以第一期为例。1943年12月底公布的分配名单,去向大体以英语水平为依据,除6人去印度远征军,8人去航空委员会,6人去战地服务团外,其余均向昆明美军总部报到,再转派到滇西的各美军联络组。[33]分配到作战部队的同学,有去指挥机关与作战部队两种,前者如在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后者则配属到师、团、营、甚至连队。他们中间,有的为担任主攻缅北重镇八莫的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八师当翻译[34],有的在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任翻译[35],有的从事各种情报的中英文互译,有的任美军专家组与远征军间的联络翻译[36]。在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同学,还曾与敌军展开过面对面的战斗,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37]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而成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六年历史上曾掀起过三次从军热潮。第一次出现在抗战初期,一些同学投笔从戎,或投身前线,或到敌后参加各种抗战工作。第二次出现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部分外文系同学参加征调,担任英文翻译。第三次是为配合1943年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政府征调1944级体格检查合格的所有男同学,工作也是充任美军译员。这三次学生从军,第一次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无须动员。第二、三次,因征调对象需熟练中英互译,故对象只是部分学生。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则不同,应征对象规定为凡年满18至35岁,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这就要求学校把征集范围扩大至全校所有学生。然而,同学们对这次从军运动的积极性,远不如前三次那么踊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三 支援反攻的译员征调

和殷福生同时从军的王宗周同学,曾对军中生活多次表示不满,但他对简立的印象却极佳。称赞这位将军是个热情的人,很能吃苦耐劳,而且跑来跑去,什么事都管。“在汀江,因为同学挨了饿,他哭了,他自动地饿了一天,率领长官做饭”。这个团的天声社,也是他组织的,天声社下设的学术、康乐、消费合作等股,也全都交给同学自己负责。此外,他还鼓励同学们出版壁报和参加体育活动,还举办了几次演讲。王宗周还说,在蓝姆伽,是简立“声望最高的时候,也是汽一团的黄金时代。那时同学敬佩他,他也爱护同学,把那些饭桶长官都气死了”。有一次,团里丢了一双皮鞋,简立认为“百分之九十九是长官偷的”,但大多数长官认为简立侮辱了他们,主张全团大清查,清查的结果,果然是一个排长偷的。[53]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这使西南联大同学从简立的作风中,看到了中国新军的影子和希望,而这可能也是任命简立为团长的原因之一。

与马继孔相似的,还有1937年11月去山西临汾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宋延平、陈舜瑶等。1938年1月又有13人(含两位清华实习工厂的工友)到了山西临汾,其中6人随后到了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另外,还有一些人去了冀中地区,他们在那里运用所学特长,制造出大批急需的炸药、地雷。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对他们的工作有生动记录。书中写到:1938年春夏间,大批平、津、保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其中有清华大学的胡大佛、熊大缜、李广信、门本中、汪德熙等。为了制造急需的炸药,他们创办工厂,进行科研和生产。有一次,爆破队用他们生产的炸药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他们制造的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打敌人的堡垒,美国观察组见到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15]1939年春,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河北省唐县大悲村约见已担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时,对他们的工作大为赞扬,嘱咐他一定要争取更多的科技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的《论知识青年从军》,则对支配中国知识分子多年的“好铁不打钉”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国民服兵役国民的义务,知识青年是国民的一部分,当然不能例外,并且“正唯其有知识,在国民享有接受知识的更大的权利”,所以“理应更能了解与接受这种义务”。潘文中还举了一些国外的例子,说抗战初期一些英美人士不断歌颂中国如何维持大学,那是因为它们自己还没牵入战争的旋涡,等到战争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也不得把“好铁”大量拿了出来。今天,“英美的看法早因实际的需要而改变,我们却是一贯的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一面讲全民抗战,讲总动员,只是说说,一面始终把抗战与建国分做两截,分成两种人的任务,各不相谋”。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美国不断把知识青年军人向外输送,甚至一部分输送到中国,“而我们则不断地把留学生向美国输送”。潘光旦认为战争依靠两种力量,一是报国与敌忾的意识,一是作战的技术,既然以前的儒生可以将兵,为什么今日知识青年就不能当兵呢。潘光旦是位社会学家,习惯用社会学的眼光观察与思考问题,抗战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外的经验要借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都必须打破。在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潘光旦也没有忘记强调这青年军的性质,其言辞虽然不像闻一多那么激烈,却同样认为知识青年从军要以建立未来的新军为起点,这个“新”,不仅是武器装备的新,更应是质的新,唯有这样,才“进可以抗战,退可以作未来永久的国防的张本”。[28]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被动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苏联战场,歼敌150余万人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成为苏德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转折点。美英联军也于同年在北非战场一举歼灭德意联军25万余人之后,于9月初登陆意大利本土,迫使意大利政府投降。亚太战场上,美国海军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一役中击沉日本海军4艘航空母舰,1943年2月又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开始了太平洋战区的全面进攻。

1059英里,在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同学们的心里是个永不磨灭的数字。当汽车驰过浩荡的缅甸第一大河伊洛瓦底江(中国云南境内称独龙江),驰过缅北一望无垠的平原,驰过奔腾的怒江,穿过江上的惠通桥。他们看到了横躺在密支那郊外满身是枪眼的列车,看到了许多战争遗迹。一个加油站旁边的高大指路牌上,写着八莫、昆明,还写着东京。这些,让同学们感到了一种艰苦中迎接胜利的乐观。

1944级的男同学,并非全部担任译员,按照教育部规定,这次征调可以到其他部门服役。当时,驻扎缅北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正在招募工程技术人员,于是电机系吴铭绩、蒋大宗、梁家佑、李桂华、李循索、费纪元,机械系宁奋兴、陈柏松、江今俊、曾善荣、方为表,土木系王伯惠、孙致远、戴祖德、张世珷等15位同学,未经培训就直接运送到印度北部小镇列多,在清华校友孙立人任师长的部队,开始了一年多的丛林生活。由于翻译人员异常缺乏,有些虽然分配到军械处、通讯营等部门,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仍以翻译为主,而有的人更是直接分配到了翻译室。[38]这次征调不曾做过译员的只有少数人,如成都要突击修建可起落B-29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机场,土木系一些同学便被抽调参加了这项紧急军事工程。[39]电机系十几名同学则去了陆军最大的通信工厂――军政部电信机械修造厂,其中有的人承担印度加尔各答至昆明、重庆间“驼峰航线”的无线电修理工作。[40]航空工程系1944级大部分同学也没有担任译员,而是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第十一期高级机械班,经过短期培训,有的分配到成都原国民党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41],有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学习驾驶,驾着DC-2、DC-3客机和C-47货机,穿越在一望无际的野人山上空[42]。可见,掌握了紧缺知识的青年,在战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4月中旬,中驻印军总部汽一团命令派出三个汽车连,将储存在蓝姆伽的军用卡车和物资,移交给驻加尔各答的英军物资库。这是取得驾驶合格证的同学们第一次接受任务,况且加尔各答不仅是印度最大的城市、英属印度的首府,和印度东部商业与金融中心之一,还有星罗棋布的哥特式、巴洛克式、罗曼式、东方式和印度-伊斯兰式建筑。由于大家都摩拳擦掌,想得到这个任务,不愿意挫伤大家求战热情的简立,决定举行全团大会,由各连连长抽签。抽中的连队欢呼沸腾,抛衣脱帽,马上整装出发。为了展示中国军人风采,接受任务的每位同学都将黄咔叽军装烫得笔挺,在一个星光明亮的凌晨,每人驾驶一辆装满物资的GMC军车,沿着蓝姆伽的森林公路,驶向比哈尔省宽阔的甲级公路,朝着东南200里的加尔各答进发。这批车队是启程后的次日中午驶进加尔各达郊区的,然后减速通过下为火车道、上为公路的豪拉双层大铁桥。该桥长1.7英里,汽车在上面行驶,犹如穿行于云端,很是让人兴奋。进入加尔各达,在美军联络官带领下,大家把军用物资移交给英军物资库,完成了在印缅战场上的第一次任务。
在加尔各达,同学们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上的伟绩,显然大大增强了海外侨胞的自豪。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些英国、印度士兵和百姓,也纷纷友好地向他们喊道:“支那巴布好!”这样的任务还执行过一次,当他们再次到达加尔各达的4月20日,恰巧传来盟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的消息,在一片欢呼声中,探照灯光交叉射向夜空,把全城照得通明。[60]

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工作,昆明训练班改隶外事局后,黄仁霖不再担任班主任,其职由吴泽霖接任。为了加强军委会译训班的力量,学校派北京大学教务长樊际昌教授担任教务长,派办事能力很强的戴世光教授主持业务训练和工作分配(樊际昌出任副班主任后,其接任教务长)[29],教官则由学校军训主任教官毛鸿上校充任。至于授课的讲师,也多由联大教授兼任,如蔡维藩、王荣、鲍觉民、杨业治、王赣愚、刘崇鋐、姚从吾、查良钊、葛邦福、孙毓棠、沈昌焕、陈序经、莫泮芹、陈雪屏、罗常培、闻一多、潘光旦、汤佩松等教授,都曾或为译训班授课,或做过专题演讲,以至有人说“译员训练班工作的全班人马,都由联大包下来了”。[30]

第一,在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是否是当前最急需要工作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抗战时期的最高国策是“抗战建国”,“抗战”是手段,“建国”是目的。可是,国民党高喊多年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一直停留在口号上,而一党专制所造成的各种腐败现象,却层出不穷,引起人们很大不满。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曾从政治开明的角度看待知识青年从军问题,认为目前“最要紧底是我们的政治上社会上,都需要立时有几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这些事,包括抗战结束后的种种措施,“如开国民代表大会,施行宪政等”,而且这些“只是诺言还不够”,必须落到实处才行。只有这样,“易于疑”的青年人才能看到希望,“才能鼓舞他的精神”。[14]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的话更坦率,他希望同学们“不要盲从”,因为在政治未实现民主化之前,军队不可能国家化,这种现状下的建军,到头来只能被“独裁、低能、只顾一党之私”的私人利用,任何计划与好听的名词一到他们手里就全都会变质。[15]冯友兰、张奚若的认识,将青年从军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精英阶层从更高层次上对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思考。

在这一态势下,已于1942年7月编入美军部队序列的飞虎队(即美国第二十三航空大队,亦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在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队,并于同年11月成立了中国战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随后在昆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作战司令部。与此同时,美军与中国军队也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联合作战,为训练中国士兵使用美式武器,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及不同种类的训练班,亦相继在昆明成立。为了接待大批来华美军,昆明一地设立的美军招待所就达19处之多,为其服务的英文翻译量瞬间剧增。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制定了一个三千人的译员培训计划,蒋介石旋令立即实行,教育部遂向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分派了译员征调名额。

西南联大同学的上述体验,在知识青年从军实践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关于他们牢记知识青年的责任,任劳任怨,遵守纪律,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不必多说。需要强调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大多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要求,习惯用普世价值衡量和对待身边发生的具体问题。能否使这支新型军队发挥作用,不在于讲多少大道理,而在于治军者的身体力行和表率作用。远征军组建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选择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简立、黄占魁为团长,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作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各级官员,既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没有力行孙中山先生的“大公”。结果,深得人心的简立最终也无力对抗,不仅解散了亲手建立起来的天声社,还解散了天声服二连。对于西南联大从军同学来说,这不啻是一个精神打击。三、执行任务与归国
3月26日,天声服二连的西南联大同学经过考试,全体毕业,无一人不合格。一位同学自豪地说:“这是汽车学校的创举,第一次由联大同学打破了他们的纪录。”[58]结业时的同学们有很多梦想,尤其是希望握起钢枪,至少留一张持枪照片。但是,长官们显然对这些思想“左倾”的同学很不放心,除了让他们执行运输任务外,根本没给他们使用枪支的机会。[59]

1945年1月28日,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沉痛的纪念日――沪淞抗战14周年。这天早晨8时,从军学生在图书馆前集合点名,9时10分,分成八路纵队出发,欢送者包括常委梅贻琦,训导长查良钊,教务长杨石先,总务长郑天挺,三青团干事长陈雪屏,以及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教授、职员、学生,还有西南联大附属小学的学生,共约3000余人。队伍在第五军乐队前导下,经过文林街、青云街、华山西路、华山东路、圆通街等繁华街道,在省党部门前接受云南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赠送的书有“投笔从戎”、“闻鸡起舞”两面锦旗,然后向入营地北校场行进。沿途,燃放鞭炮,军乐吹奏,十分壮观,于10时左右到达入营地。[47]

教授会决议的第二项,于一周后得到落实。8月初,有消息说被改名为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十五团(团长仍为简立、黄占魁)有可能接受新的任务,于是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训导长查良钊、文学院长冯友兰、秘书长沈履等九教授,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前一天8月10日,专程至车家壁慰问从军同学。那天清晨,全体官兵齐集驻地大操场,简立团长致欢迎词。梅贻琦介绍了在场的各位教授后,发表了致词,一面“对该团过去光荣表现,尤深赞许”外,一面表示“对该团及国军待遇之改善,极表关怀,并谓已向政府建议”。冯友兰也以趣味隽永的言词,在会上做了致词。随后,一行人参观了青年军的营舍,进行个别慰问。[74]

西南联大的从军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光荣一页。投身抗战第一线的青年,不仅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谱写中国知识青年保家卫国壮丽诗篇的同时,也为西南联大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增添了光荣。

响应国民政府发出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西南联大八年历史上规模最广泛的从军运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从学生方面说,大家认识到加强抗战与加强团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青年人投身抗战义不容辞,但必须服从最高利益。就青年远征军而言,正如他们入伍后在一次辩论中所得之结论:“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这种信念,是同学们加入青年远征军的思想基础。其二,从学校方面说,在动员过程中既不放弃教育手段,也不回避现存矛盾,而是理解学生们愿望,认同他们的的理念,满足他们的要求。事实证明,正是动员方与被动员方的这种态度,保护了同学们的利益,促进了他们的报名积极性,使这次知识青年远征军征集工作得以圆满完成。二、军中训练与体验
1945年1月28日,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沉痛的纪念日――沪淞抗战14周年。这天早晨8时,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在图书馆前集合点名,9时10分,分成八路纵队出发,欢送者包括常委梅贻琦,训导长查良钊,教务长杨石先,总务长郑天挺,三青团干事长陈雪屏,以及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教授、职员、学生,还有西南联大附属小学的学生。共约3千余人。队伍在第五军乐队前导下,经过文林街、青云街、华山西路、华山东路、圆通街等繁华街道,在省党部门前接受云南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赠送的书有“投笔从戎”、“闻鸡起舞”两面锦旗,然后向入营地北校场行进。沿途,燃放鞭炮,军乐吹奏,十分壮观,于10时左右到达入营地。[44]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战争爆发之初便开始广泛征募青年入伍,并将他们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充当普通战斗员。而国民政府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上,大致是为了配合形势需要,实行一种非常规性的临时措施,因此除1944年为赴印缅作战组织青年远征军外,并未对知识青年实行大规模的从军动员。由于这种政策,西南联大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也呈现出若干不同特点。

7月11日,车队离开芒友,不久进入中国境内的畹町。此后的路面虽有一段铺着柏油,但路面坑坑凹凹,所过的桥梁也大都在日军撤退时被破坏。车到龙陵至土背间,降起大雨,大家蜷卧车中,衣服和被褥多被打湿,令人整晚苦不堪言。到达保山后,车队休息一天。此后路况有所好转,但天晴后又有尘土风扬,仍然遭罪不少,14日到达永平时大家几乎全成了泥菩萨。15日,车队进入云南驿,为了保养车辆,大家在这里又休息了一天。停车场附近没有水源,当地人纷纷提着水桶来卖,有的要100元,有的竟索价200元,真是让人咋舌。但是饮用和保养车辆都离不开水,大家只能任人敲拍杠。云南驿距昆明只有203英里,看到胜利在望,有的人兴奋过了头,结果上路不远就有人翻了车,车中三个人都受了伤。这是这支车队行军十余天来唯一的不幸事件,但驾驶员并非青年军士兵,而是从别的单位调拨来的。

但是,与前三次从军相比,西南联大同学对这次从军分歧很大,这一点后面将做介绍,此处从略。总之,经过动员,全校形成了从未有过的从军热潮。当时报载:西南联大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突击方式发动全校学生从军登记,“一日间之成绩,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郑华炽、陈雪屏教授自晨至晚,办理登记9小时,郑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学生方面也临时张贴出从军壁报,使这次从军运动达到热潮。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其独生子已经担任了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联大读书的二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43],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第三,不能不说待遇问题也是一个难于启齿却欲罢不能的心结。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前一年,政府征调西南联大学生担任美军译员,他们在军委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受训时,每月津贴300元[16],结业后授予同中尉至同中校军衔,月薪450元至750元。[17]1944年10月,青年远征军开始动员的当月,政府增加译员津贴,每月薪津数额为:一级21400元,二级12283,三级11586元,四级9890元,五级译员9592元。此外,按年龄大小,每人每月还可领取四至八斗的眷属津贴米,按昆明区规定价格,每斗折合代金370元。[18]而加入青年远征军的西南联大同学,1945年2月2日领到的第一个月津贴只有区区50元。[19]此后,这一差距愈拉愈大,1945年3月1日起,译员津贴增加为受训期间每月8000元,[20]结业后在国内服务者一级月支15000元,二级13000元,三级11000元,四级9000元,五级8000元;国外服务者,分别为印币350、220、190、160、140盾(相当国币13000至6000元)。[21]而与译员征调同步征募的青年远征军,即使到了印度,每月津贴也不过1800元[22],与一般授予三级译员的西南联大同学相比,相差高达9200元。同为一校学生,同为参加抗战,待遇如此悬殊,难怪让人大惑不解。

长期以来,包括西南联大校友,均认为学校八年半历史上先后掀起过三次从军高潮。即:第一次是抗战初期的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第二次是抗战中期1941至1942年为美军配备翻译的征调时期;第三次为配合中印缅战场的应征青年远征军时期。这种分类是以时间为标志的,但若从服务对象的性质上说,则第二次从军实际上包括两种性质,其一是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服务,其二是为中国远征军中的美军服务。若根据这种划分,则西南联大的从军活动,实际上视为四次更恰当。

西南联合大学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0月下旬,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后,学校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热烈拥护,积极响应。该电在目前各种有关资料中均未收入,故有必要公布如下:

一 湘江岸边的从军热潮

杜聿明检阅汽一团的第二天,7月12日从雷多出发的汽车暂编第二团,也在团长黄占魁将军率领下,经过16天跋涉抵达昆明。[70]庞大整齐的车队中,有西南联大的殷福生等同学。[71]

到敌后参加抗战是长沙临时大学从军的第三种类型,马继孔便是其中之一。马继孔是清华学生,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不久就与清华曹望舜、孙继祖、刘庄,北大左平、刘庆予、徐兴国等,共同发起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参加抗战问题。会后,刘庄、徐兴国去了延安,刘庆予到了郑州一战区,马继孔和曹望舜、孙继祖、左平四人则决定回乡。后来,他们在山东寿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马继孔任参谋长,左平任后勤主任,在家乡开始了游击战。[14]

以上三个问题,前两个是全局性的,后一个为经费来源不同所造成,均非西南联大之力可以解决。因此,学校只能想方设法在允许范围之内,开展动员工作。

当然,体检通过者并未全部从军,其后当地报纸报道到:“西南联大志愿从军男女三一八人,除入空军学校及译训班,政训班,以及因病或体格年龄不合格及女生未入营者外”,实际“入营学生计有二二四人”。[46]此则报道列有入营的同学名单,当较为准确。当时,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应征人数是100人,西南联大从军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一配额。西南联大的这次从军运动,无论是发动规模还是报名人数,在联大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随着汽二团的归国,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全部返回国内,这就使西南联大能够召开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大会是7月29日上午10时举行的,地点在东食堂。那天,东食堂大门上横挂着红底白字的布标,上书“欢迎在印度受训青年返国参加反攻”,门旁竹竿上悬着串串鞭炮。这次大会极为隆重,不仅戴眼镜、长胡子的教授纷纷前来参加,有的还把太太、小孩也带来了。会上,大家先唱国歌,再唱校歌,接着梅贻琦致词。报载梅贻琦致词大意为:“你们每个人都晒得黑黑的,身体比从前都要壮健,虽然耽搁了半年多的功课,可是增加了许多的实际经验和一部分与课业相联而有价值的训练。今后军事的提倡,军政的改革,你们责任重大,中国军队,因为教育的问题,难于达到一定的标准,中级干部往往不能了解士兵,但学生一入军队,就成了士兵,即应该服从命令,我以为十八岁以上的青年都应该有一年以上的军事训练,每个人都是兵,随时可以动员自卫。”

参加青年远征军是西南联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军运动,这次从军征集工作结束后,西南联大当局于1945年2月电告重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对全校从军情况做了简要总结。关于从军人数,电文中称:“西南联大志愿从军报名人数三一八人,经体格检查者二六六人,业经呈报在案。现除最近参加空军及译员等工作六五人外,其余二零一人。统计如下:性别男一八八人,女一三人,计在昆二零七师入营者一七八人,赴渝参加政训工作者九人,参加□营养研究者一人,待命入营女青年一三人。年龄十八至二十三者一四八人,二二四至三十九者五十人,三十至三十五者三人。籍贯苏三二人,浙二三人,备粤二二人,鄂二十人,湘一九人,川一七人,冀一五人,皖一三人,鲁七人,闽七人,滇
六人,豫五人,赣五人,晋二人,陇二人,辽二人,吉一人,黑一人,热一人,黔一人。学历专科以上一九六人,中学五人。职业学生一零九人。党员八人,团员五二人,非党团员一四一人。”[51]

由于西南联大同学常常讨论国家大事,汽一团被人戴上“民主团”的帽子,这在军队无疑是个异类。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曾说:“汽一团比霍乱菌还可恶,必须隔离”。结果,当他们离开蓝姆伽至雷多接受美军援华的车辆时,简立不得不把天声社解散了,原因就是长官们认为他们常常议论军队的黑暗,是“捣乱”集团。同学们为了抗议,特为天声服二连开了一个追悼会,会上还诵了祭文、念了经,甚至还用一首《树上小鸟啼》的歌谱,填入了愤懑无奈的歌词。歌词为:“‘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一帮学生,有书他不念。/投笔从戎,来把新军建。/环境恶劣,不容变。/到--处,碰--壁,/新军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不顾一切,直向前,/这里是天声服二连。//‘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编。/诸位同志,多多吃饭。/一切闲事,莫用管。/倒--东,歪--西,/长官的命令,我们照着办。/明哲保身,不多言,/这里是汽车第一团。”[56]

这样分期的关键,在于对美国志愿队的性质认定。表面上看,美国志愿队以美国退役军人为主,但是这支空战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出面招募的雇佣军。这支雇佣军的统帅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抗战爆发前夕来华担任国民政府空军顾问,任期至1937年10月。合同期满后,国民政府未与其续签合同,但陈纳德仍以个人身份留在中国继续参加抗战。1940年,苏联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5月下旬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请其回美国争取作战物资。在美国,罗斯福总统被其游说打动,于1941年4月签署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任命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员。“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这一名称,表明其雇佣军的性质并未改变,而蒋介石给陈纳德授衔上校,也是中国的军衔。这样来看,为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充当译员实际上是为中国军队服务,因此这次征调在性质上与为中印缅战场的美军服务是有所区别的。有鉴于此,本文将西南联大的从军运动分作四次,即将人们习惯视为第二次的从军运动划为两次,一次为1941至1942年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的战地服务,一次为1943至1944年支援印缅战区盟军反攻的译员征调。

四项建议的第一条是意见书的核心,它强调这支军队必须是纯粹的国防军,而“不参加党派活动”,是对“国防军”性质的再释,很清楚指的是不介入国共之争,保证青年军的“不党不派”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第二条建议明确要求“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并且“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四项建议的第三条,表面上说的是希望提高青年远征军的待遇,其实矛头所向直指克扣军饷等弊端。这一点勿庸讳言,因为即便是为美军服务的译员,也常为欠饷而苦恼。1944年11月初,军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承认“少数译员薪给,有迁徙数月未发者”。[35]次年2月,曾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主任的戴昭然亦说,“因种种关系,致颁发至军中服务译员,薪金多未按时领取”,致使译员“生活艰困”。[36]至于第四条“延用优秀后进军官”,实际上说的是希望唯才是举、一视同仁,同样包含着对现行体制下风行弥漫的任人唯亲之批评。这四项建议,说明同情学生的教授们,表明了青年远征军应“为国而战”而非“为党而战”的立场,这种态度,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同学们的犹豫,为动员同学报名产生了促进作用。

汽车一团原来有个叫“天声社”的团体,于是联大同学把这个名字加在自己所在连队的名称前面,简称“天声服二连”。就是这个“天声服二连”,后来也被解散了,原因是长官们认为他们常常议论军队的黑暗,是“捣乱”集团。同学们为了抗议,为这个连开过追悼会,甚至还读过祭文、念过经,还用一首歌的歌谱填入了愤懑无奈的歌词。歌词云:“‘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一帮学生,有书他不念。/投笔从戎,来把新军建。/环境恶劣,不容变。/到--处,碰--壁,/新军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不顾一切,直向前,/这里是天声服二连。/‘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编。/诸位同志,多多吃饭。/一切闲事,莫用管。倒--东,歪--西,/长官的命令,我们照着办。/明哲保身,不多言,/这里是汽车第一团。”[77]这种亲身体验对同学们来说,真是太深刻了,加上回到国内不久就先是昆明政变,接着是“一二·一”惨案,于是这个连的150多位联大同学,打算继续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几人,其余或返校复学,或转去当译员。

汽车暂编第一团是青年远征军中最先执行驾车回国任务的部队,因而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7月18日,汽一团到达昆明的当天,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代表学校前往车家壁慰问。只见同学们个个体格强壮、精神弈弈,一改过去白面书生之态。队长菲特上尉一再向查良钊称赞汽一团的同学,说他们“秩序井然”、“动作迅速”、“充分表现了合作的精神”、“驾驶技术高超”[64],克拉克中校也说“彼等为前所未见之优良驾驶员,暨彼等有佳之守法精神,合作精神”。[65]7月19日,驾驶着160余辆汽车的汽一团第二、三批车队,分别于上午11时半、下午2时许抵达昆明。[66]最后一批即第四批,亦于20日到达。带队的美军军官,同样“莫不赞誉不置”。[67]

长沙临时大学的从军运动,完全建立在自发基础上,学校虽然给予积极支持,并成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动员学生从军,更没有进行过从军的组织工作。满腔热情的学生们,完全是在全国抗战的热潮中,主动投奔到抗战第一线。这一点已为人熟知,勿庸赘述。

中国青年远征军,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适应军事形势需要而组建的一支特殊部队。这支以大、中学生为主体,装备现代化武器的军事力量,是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正面战场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在业已开展的青年学生从军动员基础上筹组的。

西南联大在动员学生参加青年远征军问题上如此兴师动众,不能说不与学生们的抵触情绪有关。可贵的是,学校能够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因而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要求。如前所述,这次从军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担心这支用美式武装组成的部队难免沦为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工具,这样自己就成了国民党制造国共矛盾的炮灰。西南联大当局认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况且这种忧虑在一些教授中也同样存在。尚在10月下旬,训导长查良钊教授便向记者透露,学校校务委员会常委会议已对这次从军运动加以商讨,并召开教授会议交换意见,均认为“兹事体大,不在表面渲染,重在实际推动”,故“教授会议已推定教授数人从事起草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意见书,一俟脱稿再经教授会议及学校常委会议通过后,即行建议中央,以供政府之参考”。[71]其后,学校在12月1日校务会议上做出两周内进行全校学生体格检查的决定[72],在使用这种半强制性手段的同时,12月5日又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生们的要求。会上做出的四项决议中,前两项一为“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一为“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73]可见,教授会也主张联大从军青年能够摆脱党派之争,成为只是对日作战的部队。教授会这一建议的提出以及后来被政府当局接受后,人心才开始安定,从而出现了积极报名从军的热潮。不过,国民党当局显然对这些青年不放心,所以只让他们当了运输物资的汽车兵,而没有把枪杆子交给他们。这,倒也成全了西南联大参加青年军的同学,他们开着汽车回到昆明后,许多人脱离部队,回校复学。否则,他们有可能或被歼灭,或到了台湾。[74]

经过四天四夜的车中生活,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到达了蓝姆迦。蓝姆伽训练基地的正式名称为“中美蓝姆迦训练中心”(英文缩写“RTC”),组建于1942年8月26日。蓝姆伽是印度哈尔邦兰溪县的一个小镇,这里原有英国军队的一个营区,建有二十几座大营房,内设3万多个床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新编第三十八师退入印缅边境,英方同意将蓝姆伽的营房让给中国军队作训练营地,于是新编第三十八师从列多移驻这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改为驻印军总指挥部后也迁驻于此地。蓝姆伽地处哈尔邦中部平原,周围是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多沙砾,不宜种植,却是野战演习和实弹射击的理想练兵场所,因此成为中国驻印军的大本营和训练基地之一。[47]

译训班的生活也是紧张而卓有成效的。每天七堂课的聚精会神不用说,早操过后就到传来见练习英语的声音,午睡时有人仍在查字典、背单字、读军语,而晚上自修室里闪烁的灯光下,大家继续温习着当天的功课。有人说,在这里学到的知识,等于在大学里主修了一科,因为“中西文化”、“社会建设”、“伦理建设”、“美军概况”等课程,都是教授们多年研究的心得,“你听了之后,至少能对这问题有轮廓的了解,与系统的概念”,“所以每星期的小组讨论会,当一个专题发下,便相互研讨,热烈辩论自己的看法,自己意见”。译训班的工作效率,与战时环境下的节奏是一致的。最后一次考试有二三百人参加,考试刚结束,教务处便宣布漏夜完成试卷评阅,且把平时成绩一齐结算清楚。训导处接着就安排美军与学员谈话,谈话后马上揭晓结果。然后,学员便准备启程,总务处则整理什物、打扫住所。整个程序衔接紧凑,“的确像一部机器的灵活,迅速而周到”。[32]

当然,与其他知识青年远征军部队相比,西南联大从军同学的境遇还是强差人意的。有一天,从驻在密芝那的青年远征军部队跑来五个衣服褴褛的士兵,他们中一个是中央大学水利系学生,两个是铭贤学院的学生,另两个也是大学生。他们讲了在密芝那的遭遇,说:“你们真幸运呀,留在那里的同学,不知道怎么样了,又要自杀吧。”[57]这些话,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流泪。这种亲身体验,对于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的同学们来说真是太深刻了,服二连回国后,全连150多位联大同学,大多或返校复学,或转去当译员,打算继续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几人,不能说与这种感受没有关系。

为支援美国援华空军和入缅作战时期的两次从军运动,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从军运动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这次从军运动起初由政府当局号召,并要求学校动员学生入伍。后来,动员改为行政命令,并且是强制性的,还给西南联大分配了从军名额。从学生方面讲,一些人从个人发展角度考虑,对这次从军不如此前那么积极,工学院、经济系内部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60]这次征调的对象主要是1944级,而西南联大1944级是很特别的一个,他们入校时,正赶上日军侵入缅甸,云南形势严峻,教育部下令西南联大再次迁往安全地带,于是这批学生第一年是在学校设在四川省叙永县的分校度过的。现在,又让他们从军入伍,难免内心有些抵触,中文系汪曾祺、法律系李模,当时都有这种念头。[61]当时,为了逃避征调,有的人把辣子粉涂在肛门上,引起痔疮复发,希望不能通过体检。[62]还有人虽然进了译训班,可不几天就跑了出来,后经冯文潜教授再三说服才返了回去。[63]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响应政府号召,勇敢地走上战场。

战场的严峻形势,使青年人对国家的责任再次凸显,加之教授会站在国家利益上对待国内矛盾的立场,和政府当局迅速表示完全采纳的态度,促成了全校史无前例的从军热潮。报载:西南联大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突击方式发动全校学生从军登记,“一日间之成绩,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郑华炽、陈雪屏教授自晨至晚,办理登记9小时,郑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学生方面也张贴出壁报,为青年从军助威呐喊。12月3日,西南联大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者共187人,内中包括教授3人,助教2人,职员36人。[38]一些同学还用对联表现从军志向,李杏村同学的“投笔从戎,不让班生专美于前;闻鸡起舞,岂容祖士英名无后”,受到经济系教授赵迺摶的称道。一位姓竺的教师亦写诗赠予机械系同学邵长兴,诗曰:“邵子从军飞印度,万里长风快如何;兴邦乃是英雄志,胜利何妨再读书”。[39]学校领导的子女在报名中为人们做出了表率,梅贻琦的独子,1942年入机械工程学系的梅祖彦,此前已担任了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次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40]他们的带头作用,不仅当时成为学校佳话,而且流传至今,一再提及。

(本文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这里发表的是修订稿)

国民政府发动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既有战略反攻的考虑,也包含着应付紧急局势的性质。就西南联大所在的云南而言,1944年已不再是大后方了。豫湘桂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处处可见从湘桂沦陷区疏散的难民[4],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形势的万分紧张。在此形势下,这年云南的双十节纪念主题紧紧围绕动员民众、保卫大西南。10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云南“握云贵的极峰,控中印半岛于一环抱”,今已成为国防工业重心,且为“仅存的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及中印公路之终点”,强调“谁控制云南,谁即控制西南及中印半岛”。[5]16日,《云南日报》复在社论中强调:云南“今日实已数面受敌”,保卫西南“是当前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6]11月24日,昆明《正义报》社论也重申龙云提醒云南要吸取广西教训,“不论男女老幼,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人人要“准备作战”,“准备自卫”和“准备牺牲”。[7]

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第二种类型是参加各种战地服务团,洪绥曾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长沙一位女作家以湘雅医学院护士长身份,号召从南京撤退到长沙的军队医院医生、护士组织起一个随军服务团,她们希望大学生也能加入这支队伍,共同到前方做些军民桥梁、军民合作、军中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于是,洪绥曾选定了从淞沪之战撤退到武汉整补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胡宗南部队,与一些同学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计划到军中服务。这批同学于11月12日出发,全体身着军装,佩带符号,搭乘军车从长沙驶往武汉。到武汉后,他们受到胡宗南的欢迎,但是胡宗南认为大学生是国家栋梁之材,还须加以锤炼,不可率尔走上战场盲目牺牲。同学们虽然觉得这种说法与当初想像的到后方做民军桥梁、到前线抬伤兵送子弹等有些距离,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随同胡宗南部队到西北整补训练。[13]这些同学后来加入了湖南青年第三战地服务团,全团50余人中,长沙临时大学的同学达30余人,他们是吴承明、沈宝琦、熊汇荃、向仁生、池际尚、刘以美、赵泽华、傅国虎、张镇邦、王霈、李忻等,洪绥曾还担任了该团副团长。

西南联大同学离开汽车学校时,中国驻印军为了运输美国援华物资,临时组建了几个汽车团,二○七师的两个汽车团成立最早,分别名为“汽车暂编第一团”(简称“汽一团”)和“汽车暂编第二团”(简称“汽二团”)。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的天声服二连,被编入汽一团。[54]汽一团的团长,便是受到大家称赞的简立,而这个团的团歌,也是简立创作的。多年后,邹承鲁同学还记得这首团歌的歌词:“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永无前。浪涛翻热血,勋业著青年。气盛吞三岛,雷辙震九天。祖国复兴,世界和平。惟我中华儿女,重任寄吾肩。”[55]

四 奔赴前线的印缅远征

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军事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多年来,史学界围绕运动缘起、政策制定、编制概况、作用意义等,进行过广泛研究。本文的重点,在于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就其在这次从军运动中产生过哪些问题、进行过哪些思考、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青年从军后接受的训练和承担的任务等问题,做以尽量细致的梳理。[1]这一考察,既有助于弥补目前研究的某些薄弱环节,亦有助于通过这面镜子探讨中国教育界在此次运动中的若干特点,从而加强对全国人民实践抗战建国大业的认识。

“中国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远征军”或“青年军”,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动员知识青年入伍组成的一支特殊部队。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在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遭到巨大挫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责难。政府当局把军事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兵员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太差,于是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8月27日,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动员鼓励知识青年从军。10月11至14日,国民政府召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通过知识青年从军方案,规定凡年满18至35岁、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都可作为应征对象,服役期为两年。10月24日,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嗣后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与组织规程,及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等。

7月,是既炎热又多雨的季节,途中辛苦可想而知。车队经过八莫时,烈日当空,酷热异常,附近没有可供饮用的水源,只有一个积了雨的死水小塘,水浊得与泥浆一样。大家身染泥污,为了洗澡,步行三里路才找到一条清水河,但浴后回到停车场,又是满身大汗。伴随炎热的,还有蚊虫,他们大多没有蚊帐,不得不整夜受着蚊虫的骚扰,但第二天早晨6时半,又得驾车开拔。过了八莫,几乎全为山地,曲折如羊肠,偏偏天又下起雨,致使道路泥泞不堪。这种生活,直到过了南坎抵达中缅交界的小镇芒友,才有了篷帐和水管设备。

1937年底从长沙临时大学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经济系学生何懋勋,曾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在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52]黄维是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当时正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他要求随远征军去缅甸。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黄维在随军撤出缅甸途中渡怒江时落水殉职。现在耸立在云南师范大学里《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从军学生题名”上,镌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者就是外文系四年级黄维同学。

汽一团改编为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团后,不再属于二○七师序列,直接由军政部统辖。而同学们也因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未能实现攻打日本本土抱负。为补充作战兵源而成立的青年远征军,自日本投降后便结束了其使命,“远征军”的名义也不复存在,仅保留“青年军”之称,但西南联大远征军所在的汽车团并未解散,一直驻扎在车家壁。12月1日,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发生,为了防止西南联大同学受其影响,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十五团匆忙调往湖南。这两个团离开昆明时,留下来的同学只有二十几位,其余或回校复学,或转去做译员。邹承鲁、邢传庐等人先是转入译员训练班,一个月后便申请退役。[75]殷福生也没有待下去,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迫不及待离开部队,到重庆去了。[76]
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青年远征军,是中国知识青年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具体体现,它在补充兵员、改善军队素质、提高作战能力、满足中美英军队对日作战需要、保证战争顺利运转等方面的作用与意义,已有很多评论,无需重复。作为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学科最齐备、师资最强大、学生人数最多的西南联合大学,对这次从军运动的思考、认识和实践,均表现出与其他青年军有所区别的特点,具有典型的解剖与考察价值。目前,大陆对于正面战场的研究已日趋接近真实,同时也仍不免存在着注重宏观、忽略微观的缺欠。但是,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只有使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细节愈加清晰,才有可能对历史的认识愈加完整与深刻。由此看来,对于中国青年远征军的研究,还有不少问题有待开拓。
(本文刊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5期,2011年5月发行)

与此前从军运动相比,西南联大在最后一次动员参加青年远征军时,出现过很大的分歧。从动员机制上讲,这次从军运动由国民政府发动,中央和各地均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蒋介石还发表了《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国民政府控制的所有宣传机器,纷纷为这次从军运动大张声势、极力鼓吹。西南联大当局积极响应这次从军运动,10月末,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常委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热烈拥护。电文云:“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奉读钧座告青年书,不胜感奋,知识青年从军,增加抗战反攻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关系抗战建国前途,万□重要,伯苓等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统筹推动办法。教授同人,切望此举发挥最大效果,曾贡献意见,以备采择。除另即奉陈外,谨肃电闻。”[64]与此同时,西南联大遵照教育部指示,成立了“西南联大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并由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梅贻琦担任主任委员,杨石先、施嘉炀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查良钊、郑天挺、陈雪屏、姚从吾、郑华炽、袁复礼、陈福田、李继侗、伍启元、阎振兴、马大猷、宁榥等,由郑华炽任总干事。[65]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入伍后,全部被编入青年军第二○七师,但对他们的具体使用还未确定,故暂时编入炮一营补给连,军衔二等兵。2月4日晚,他们整队到达昆明南郊巫家坝机场。5日晨,在人们好梦方酣的时候,这批青年登上C46运输机。随着朝阳升起之际,飞机腾空进入云海,一直向西飞去,飞过银白色的雪山,穿过无尽的森林,中午时分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印度汀江。

可歌可泣的西南联大战时青年从军运动,是祖国危殆时期大学生们保家卫国的伟大壮举,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组成部分。大学生的从军意义,在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与技能,补充了战时急需的知识资源,改善了军队的素质,提高了作战的能力,从而为战争的顺利运转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西南联大在当时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学科最为齐备,师资最为强大,学生人数最多,因而其显示的作用无疑尤为突出。今天,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斗争,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于大学师生投身直接抗战的了解和研究还比较缺乏。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征途上,他们的贡献也为这个画卷增添了光彩。

简立的个人情操和行为品格,在这支部队是个特例,而生活中经常遭遇的非军事因素干扰,则让同学们体验到军中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前文曾述他们在昆明集中时,连里组织过一次讨论,当时的结论是“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证我们的血不白流!”可是两三个月后,这个理想就破灭了。在蓝姆伽汽车学校,联大同学在国语、英语、讲演竞赛中都是第一,只有一次放弃了辩论,因为那次辩论的题目是“军队里需要民主吗”,联大同学很不幸,抽到“军队中不需要民主”。也是在蓝姆伽,杨宏道同学收到一分以西南联大全体同学名义通过的《国是宣言》,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就把它贴了出来,不料竟在半夜被宪兵架走。当同学去探视杨宏道时,看管者恶狠狠地说:“你要看共产党吗?”甚至还声言“在蓝伽的奸党活动得到了线索”。后来他们到了雷多,指定他们住地是个曾经闹过很厉害霍乱的地方,营房本来已一把火烧掉了,可偏偏指定他们必须住在那里。

在空军部队任译员的外文系同学缪弘,是在迎接抗战胜利曙光的时刻,在一次空降后的进攻中英勇牺牲的。缪弘是二年级学生,不在译员征调之列,但他积极报名入伍,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七期培训,训练仅六个星期,就和20多位联大同学志愿去OSS.OG[56],分配到中美混合的伞兵突击队。1945年7月,缪弘随部队向南平附近的丹竹机场发起进攻,冲锋中被敌狙击手击中要害。[57]1945年9月27日,全国译员联合会在昆明举行殉国译员追悼会,灵堂悬挂着14位殉国译员的灵位、遗像和简传,其中就有缪弘。[58]

11月29日的大会,是从军动员的一个方式,一些教授这时还主动撰文阐发个人认识。最早发表意见的是冯友兰,他在11月5日的昆明《扫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的文章。文中说:在这次大战中,日本必败是无可置疑的,“但日本的败是不是就是中国的胜利,这就要看中国配合盟国作战的成绩如何,这在国内国外的政治上底影响是至深且巨。政府于此时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以期配合将来盟军作战,这真是当前底切要之图。”接着,他从知识青年在黄花岗起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贡献,说到这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及亚洲战事随时都有急转直下的可能,如果盟军已经到了,我们又没有充分的部队与之配合作战,他们就不会等待我们,“若他们单独打败了日本”,却“未必就是我们的胜利”。而“我们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是七年来死底人所挣来底,若因我们后死者的不努力,使已得底又失掉或更有别底失败,他们是死不瞑目底”。[27]冯友兰是从配合盟军作战的意义,分析知识青年从军的必要性,的确是一个颇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若真的抗战全靠盟国力量取胜,那么所谓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势将成为空谈。


这次行程中,西南联大同学的良好素质得到了体现,无论是下车、登船、过渡、上车,他们都动作迅速,秩序井然,博得美军联络官“空前良好”的评语,称他们“胜过在那里经过的任何部队,英美的军队也算在内”。[45]当年从军同学,对此都记忆深刻,而殷福生保存的美军联络官赞扬他们的三个文件,更是有力的证明。后来改名殷海光的殷福生,在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中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分子。他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当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是国家培养从事高精尖工作的专门人才,本不在应征之列,但他在爱国激情感召下毅然报名,成为全校此次从军中的唯一研究生。下面,是被殷福生称之为“荣誉的证明”的三份文件原文:
备忘录,致简立将军。 事由,为证明部队纪律极佳。
��之铁道运输官对简立将军所指挥之部队行动印象极佳,彼等□此部队为所见部队,不论中英美中纪律最佳者。
美国联络官必门斯中尉。 ��年,��月,��日 ��车站铁道运输官办公处
事由:称道部队行动。 收件人:��部队简立少将
一,本运输官自愿称道简立少将之部队,在本站换车时,所表现之优越行动与纪律。
二,换车之动作较一般部队更有秩序,所须之时间更为短少,显然在行动之前,一切均有周密之准备。
美国铁道运输官鲍斯少尉。 ��年,�� ��车站 简立少将:
谨在此为贵部队在本站之最佳行动与良好纪律,向阁下道贺。
英国铁道运输官意德劳上尉 ��年,��月,��日[46]

不同时期从军运动的特点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努力,是通过启发教育,提高学生对建立新军与加强抗战关系的认识。目前有关论述介绍西南联大从军动员措施时,大都提到11月29日的全校动员大会,却很少提及大会前的五次演讲,而这些安排实际是全校动员的前期铺垫。第一次演讲于10月20日举行,演讲者为原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的叶公超,讲题为“战时之英国”。从讲题推知,其内容应当包括英国战时动员,借以激励同学从军。第二次演讲于10月22日举行,讲演者为新编第一军高级参谋蒋镇澜。这次演讲未见报道,但不外乎第二次印缅作战的发动、进展、预测等态势。第三次是西南联大举行建校纪念周活动期间的11月13日,时逢三青团中央干事刘健群因公抵昆,学校请他做了题为“太平洋战局”的报告。第四次是11月17日举行的,由生于夏威夷,对美国战时动员了如指掌的外文系教授陈福田演讲“美国之战时青年”。[23]第五次演讲在两周后的11月28日,演讲者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霍揆彰的演讲亦未见记载,但应与22日接受昆明新闻采访时所讲之在腾冲、龙陵击溃敌日军五十六师团与第二师团的战况大致相同[24],目的与蒋镇澜演讲一样,亦是旨在激励同学们的报国热忱。这五次演讲,内容既有缅北、滇西、太平洋战场,也有英美国家的战时社会介绍,时间上也紧密衔接,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次集中轰炸。

这次译员征调之初,教育部指定西南联大的数额为100名,并需经过考试方能录取。[27]但是,1943年10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再次入缅作战后,从指挥部到基层作战营连均派有美军顾问,这使译员分配捉襟见肘。于是,教育部又要求西南联大等校1944级全体男生,无需通过考试,只要体检通过,就全部征调译员或服兵役。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改隶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培训工作由军委会外事局负责,名称亦改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简称“军委会译训班”。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分别在重庆、昆明两地进行,在昆明者简称“军委会昆明译训班”。军委会昆明译训班共开办九期,第一期始于1943年11月,第八期于1945年7月8日行结业礼,第九期是7月22日举行招生考试[28],但因抗战胜利,未结业就停办了。

17日中午,车队到达楚雄。这是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云南日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正义报》等主要报纸,都以热烈的文笔报导了汽一团第一批车队抵达楚雄的消息,有的还预测了次日进入昆明的时间。汽一团的战士们,更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大家再次检修了车辆,把汽车冲洗的干干净净,换上整洁的军装。18日早晨,长长的车队如巨龙一般,向昆明滚滚奔去,于下午2时许到达春城。抵达昆明后,首先向SOS进行交卸,卸掉物资的车队,驻扎于昆明西郊的车家壁集结待命。[62]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昆明译员训练班只办了两期,共培养译员70余人,其中大半是西南联大学生。[26]不过,由于人数不多,记载有限,进一步的情况尚有待继续挖掘。

一、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
二、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
三、关于提高知识青年军待遇一节,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过去对于军需经理方面弊端百出,请予彻底改善。
四、请统帅部延用优秀后进军官。[34]

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戴荣钜同学,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炸长沙,途中与敌机遭遇,不幸机坠。[53]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王文同学,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54]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则是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因机件失灵堕毁身亡。[55]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进入的是直属训练处领导的汽车学校,教官为清一色的美国人。训练使用的GMC十轮大卡车,是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专门用于长途搬运的卡车,为美国重整军备计划时决定使用的两款军用车辆之一,军方编号为CCKW-353。该车长6.93米,宽2.32米,不含帆布车蓬时高2.24米,最高时速每小时71公里,最大行驶里程为385公里,标准载重量2.5吨,具有力量大、越野性强、坚固耐用、易于维修及对各种困境的适应性等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配备不同型号的GMC卡车多达60多万辆。训练时,每辆车有三名学员,并配备一位中国人担任的助教。教学采取速成法,时间四个星期。至于课程,由电影教学与实地训练两大板块组成:影像教学主要教授汽车构造与驾驶原理,包括卡车性能、载重量、部件组成,各部件的作用、重量、规格,以及拆装、运行、耗油量等。实地训练包括原地驾驶、倒车、换挡等技术演示,和紧急故障排查、维修等。所有课程均与实战紧密结合,为的是便于战时应用。驾驶训练分别在设于郊野或山区的大大小小训练场进行,每个区进行不同的专项训练。汽车学校的训练十分严格,美国教官也非常认真,同样的错误若犯四五次,教官就要批评甚至警告助教,而学员跟不上进度就会被除名,三名学员中如除名两人,助教就被撤换。所以,无论是学员还是助教,都总是捏着一把汗。[48]不过,受过高等教育的联大同学不缺乏智慧和勤奋刻苦,不少人受训8天便掌握了基本技术,能够独立驾驶汽车。

事实上,具有独立意识的西南联大同学,在部队很难避免非军事因素的干扰。如到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同学,就以缴纳党费扣除了一笔工资,数量虽然不多,却引得费纪元同学到军需处大吵了一场。[76]如果这还只是一个花紊的话,那么加入青年远征军的同学感受就大不一样了。尚在他们在昆明集中时,连里曾组织过一次讨论,当时的结论是“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证我们的血不白流!”可是两三个月后,这个理想就破灭了。在蓝伽汽车学校,联大同学在国语、英语、讲演竞赛中都是第一,只有一次他们辩论放弃了,因为那次辩论的题目是“军队里需要民主吗”,联大同学很不幸,抽到“军队中不需要民主”。也是在蓝伽,杨宏道收到联大同学寄来的一份《国是宣言》,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就把它贴了出来,不料竟在半夜被宪兵架走。当同学云探视杨宏道时,卫兵恶狠狠地说:“你要看共产党吗?”后来他们到了雷多,指定他们住地是个曾经闹过很厉害霍乱的地方,营房本来已一把火掉了,可偏偏指定他们必须住在那里,当时担任驻印军副总指挥的郑洞国还说:服务营二连所在的汽车一团“比霍乱菌还可恶,必须隔离”。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西南联大罕见地停课两小时,进行全校总动员。11月29日下午,师生们齐集新校舍最大的集会场地北区东饭厅,聆听教授会指定的数位教授讲演。会上,梅贻琦首先致辞,劝勉同学们多加思忖,说:“假使现在不从军,则20年后将会感觉空虚。”继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系教授钱端升向同学说:“现代战争是为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凡此均需现代化头脑现代化技术,此则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现今最简要者,即期望知识青年直接参加战争,从军是也。”冯友兰教授的讲话,大意也是从现代武器必须由具有现代知识的青年掌握才能发挥作用。他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式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尽责任么?”另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则从青年对国家的责任讲起,认为同学们经常在壁报上发表意见和呼吁,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法律系教授燕树棠的讲演,内容也体现了这种精神。西南联大对这次动员大会寄以了很大希望,但会场反应并不强烈。这一沉默中,令没有安排发言的闻一多坐立不安,于是即席做了一番欲在鼓动人心的发言。报载其言云:“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知识青年此时实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特权’,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更应负起责任。许多人谈民主,若自己本身去焉责任,尽义务,那才真正有资格谈民主,而知识青年军也就是真民主的队伍。”[25]囿于新闻限制,这则报导未能完整表达闻一多的本意,冯友兰的回忆则做有补充。他说:“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26]显然,闻一多的这番话,是站在青年人的立场上,从另一个角度阐发对青年从军的看法,其着眼点与学校的宣传口径,与动员会上诸教授的演讲,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闻一多承认现实政治的专制和腐败严重阻碍了抗战发展,也不否认青年远征军有可能被利用为政争的工具,但是,正因如此,就必须对军队加以改造,而这个任务已落在了青年人身上。闻一多的即席发言,表现了他政治幼稚的一面,但其对知识青年从军的态度,则与学校是一致的。

从军实践的若干感受

西南联大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也是在这次校务会上宣布成立的,梅贻琦任主任委员,杨石先、施嘉炀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查良钊、郑天挺、姚从吾、陈福田、郑华炽、袁复礼、李继侗、伍启元、宁榥、阎振兴、马大猷、陈雪屏,总干事为郑华炽。[12]这些人中,梅贻琦是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常委,杨石先为理学院院长(南开校长张伯苓不在昆明时,其是代表南开参与西南联大工作的主要成员之一)、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查良钊长期担任训导长,郑天挺担任过教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不在昆明时,由其代表北大参与西南联大工作),郑华炽是物理系主任。鉴于这次从军运动规定由国民党、三青团各负责征集5万人,故该委员会还吸收了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干事长、师范学院教育系兼公民训育系主任陈雪屏,和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13]如此庞大阵容,反映了学校对从军运动的高度重视。

有些同学虽然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却或在训练中罹难,或有非常情况下失踪。征调到航空委员会的外文系1944级朱晦吾同学,和电机系1945级沈宗进同学,就是在穿越野人山上空时失踪的。[59]崔明川同学也于1943年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同样在美国空军受训的李嘉禾也是由于事故殉难。

前后13天的行程中,同学们克服困难的勇气不用多说,可贵的是,他们在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同时,还表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勿需讳言,中国军队两次入缅作战,目的在于打通当时仅有的陆上国际通道,但史迪威公路的通车也被一些人当作发国难财的捷径。如有的部队把炮弹的火药倒出来,装进口红,甚至还有把整桶汽油倒掉,装入花旗袍和高跟鞋之类的紧俏货。西南联大同学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出发前组织纠察队,严格检查各人行装,“谁都不准带私货,多带一条手绢或一把牙刷,也要当场烧了”。这一措施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名声,途中,汽一团的车辆经过检查站,一摆手就过去了。在中缅交界的畹町,有一个很大的检查站,负责检查的宪兵摸一摸他们的行李,说“你们好穷啊,连个箱子也买不起”。[63]宪兵的不解,反倒衬托了这些大学生的洁身自律。

但是,皖南事变后就意识到国民党反共政策不可改变的进步青年,则担心这支部队最终沦为国民党反共的武装,而在西南联大影响很大的中共地下党掌握的民主青年同盟,也不赞成学生加入青年远征军,甚至不惜与他们尊敬的师长展开激烈辩论。西南联大为发动这次从军运动,接连组织过四次演讲,即10月20日请原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叶公超讲“战时之英国”;22日请驻缅远征军新一军高级参谋蒋镇澜演讲,28日请指挥收复腾冲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讲“腾冲之役”,11月17日由出生在夏威夷的陈福田教授讲“美国之战时青年”。[66]其间,11月13日西南联大举行建校纪念周活动期间,亦请三青团中央干事刘健群做了题为“太平洋战局”的演讲。[67]经过上述准备,1944年11月29日西南联大罕见地停课两小时,进行全校从军动员。

[1]
关于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有专文。介绍性的文字有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但仅在第一编第十节“三次从军热潮”中用一千字做以简要叙述。(见该书第61至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在第十五章《考验的岁月》下之“联大加入抗战”一节,亦为一般描述,未单独介绍。[2]
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1937-1945)》,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第359页。[3]
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务会议上报告中云: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照原定应征人数100人”。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五次会议》(1945年1月3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501页。[4]
1944年10月4日《云南日报》在《漫天烽火哀鸿遍野,至昆难民急待救济》报导到:“湘桂战争一起,难民辗转逃亡,由衡而桂而筑而昆,昆明已成最后终点,故难民至此者特多。近十日内即陆续至昆一百四十余名,平均每日约二十余名。”该消息还称:“霑益复到难民甚多,景况颇惨”,运送配置难民的昆明总站已派人前往视察“必要时即在该处设立分站”。[5]
《加强奋斗,保卫云南》,《云南日报》社论,1944年10月12日,第2版。[6]
《保卫西南与保卫云南》,《云南日报》社论,1944年10月16日,第2版。[7]
《加速准备西南大战》,昆明《正义报》社论,1944年11月24日,第1版。[8]
《智识青年踊跃从军,联大贡献意见以备采择,省征集委员会即将成立》,《云南日报》,1944年10月30日,第3版。[9]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七届第二次会议》(1944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498页。[10]
《蒋中正电梅贻琦关于组织“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事》(1944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670页。蒋介石的这个电报是发给有关各校的通电稿,非专给西南联大。[1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第三一六次会议》(1944年11月1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359页。后,被开除的两个学生,一人已返校,一个加入战地服务团,故12月6日常务委员会议决恢复二人学籍。[1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第三一六次会议》(1944年11月1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359页。该会议记录未言主任委员姓名,但11月15日之《云南日报》及昆明《扫荡报》所载中央社消息,均云“由梅常委贻琦担任主任委员”。[13]
陈雪屏与姚从吾在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和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的任职,见《西南联大“党义教学委员会”组织及授课情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3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115页。[14]
冯友兰:《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4年11月5日,第2版。[15]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第177页。[16]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英语译员启事》,《云南日报》,1943年8月2日,第1版。[17]
何宇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109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第213-214页。[18]
《译员待遇再改善,自本月开始三级译员每月薪津万余元》,昆明《扫荡报》,1944年10月27日,第3版。[19]
西南联大参加青年远征军的王宗周同学说,他们在昆明北校场入营后,于1945年2月2日领到半月军饷25元(见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261页)。以此推知,他们入营之初的津贴为每月50元。[20]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招考学员启事》,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3月17日,第1版。[21]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招考学员启事》,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3月17日,第1版;《译员待遇调整》,《云南日报》1945年3月29日,第3版。[22]
《联大征委会欢迎青年军》,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30日,第3版。[23]
西南联合大学布告,云南省档案馆存,案卷号:32-1-21。[24]
霍揆彰的演讲内容,见《远征将军昨抵昆霍揆彰畅谈滇西战场》,昆明《扫荡报》“本报专访”,1944年11月22日,第3版。[25]
以上据《联大昨举行盛大演讲会,教授勉学生从军,每人应放弃特权尽责任义务,知识青年军是真民主的队伍》,昆明《扫荡报》,1944年11月30日,第3版。[2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第349至350页。[27]
冯友兰:《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4年11月5日,第2版。[28]
潘光旦:《论知识青年从军》,《自由之路》,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1月出版,第134至138页。该文在目录中注明1944年,据文中“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近来大家在讨论与推进中的最大的一个题目”,故应写于1944年冬。[29]
陈友松:《从军去!》,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12月10日,第2版。[30]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四次会议》(1944年12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0至501页。[31]
据《西南联大历年各类本专科新生名录�卅四年度新生名册》,1944学年度第一学期,西南联大有试读生59人,借读生75人,先修班198人,师范专科生76人,电讯专科生23人。(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第341-357页)[32]
据1945年1月29日昆明《扫荡报》之《本市各大学及专校从军学生昨晨入营,联大师生欢送同学至营门》消息中可辨认的名单,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之《西南联大历年各类本专科新生名录�卅四年度新生名册》相核,知1944年度入学同学中参加青年远征军的试读生有沈作汉、吴庆云、徐文俊、杨学淇、蔡其岳、刘建;借读生有孙世经、黄循悦、王大纶、邵长兴、童权通;电讯专修科生有李桐、颜道孚、谷子祯、李祖德等。[33]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联大将上意见书,推定教授起草建议中央参考》,昆明《扫荡报》,1944年10月28日,第3版。[34]
《联大全体教授会议决定,全校实施军训,在校教授学生一律参加,报名从军达三百零三人,中央采纳联大对青年从军建议》,昆明《正义报》,1944年12月6日,第3版。[35]
《何浩若谈译员问题,决改善办法本月薪金本月发给,成绩优良者战后派遣美国留学》,《云南日报》,1944年11月7日,第2版。[36]
《服务远征军译员外事局补发薪给》,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16日,第3版.[37]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第383页。[38]
《联大师生从军,昨竟日热烈发动,一日间报名近二百人,登记已截止不再延长》,昆明《扫荡报》,1944年12月4日,第3版。[39]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995年10月印行,第24页。[40]
《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23日,第3版。[4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五次会议》(1945年1月3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1页。[42]
《联大今上课,从军青年统计办竣》,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19日,第3版。[43]
《联大师生踊跃从军》,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12月2日,第2版。[44]
参见《联大云大中法从军师生昨入营》,昆明《正义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如茂:《风和日暖送入营》,昆明《扫荡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各大学从军员生三百余人昨入营》,《云南日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45]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263页。该文原载西南联大除夕社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46]
殷福生:《新军中的新风气》,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4月11日,第3版。[47]
据王及人:《从印度整训到反攻告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远征印缅抗战》编写组编《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第322页。[48]
参见周文星:《文星、武星、报国心》,邓贤主编《在同一面战旗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第79页-80页;黄书泽:《在兰姆伽的日子》,同前书,第90-91页。关于在汽车学校的学习情况,联大同学当年没有留下特别记录,王宗周的《“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忆》是对这段生活的最早记述,但内容多为思想感受。周文星、黄书泽不是西南联大学生,但他们的回忆,可补这一缺憾。[49]
殷福生:《新军中的新风气》,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4月11日,第3版。[50]
《联大从军员生致函母校师长》,昆明《扫荡报》,1945年3月26日,第3版。3月26日昆明《中央日报》亦以《联大从军青年由印度致师长一封书》为题,刊登了此信。[51]
邹承鲁说简立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深造过(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谈抗战时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往事》,《南方周末》,2005年8月29日),但未见确切记载。[52]
殷福生:《新军中的新风气》,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4月10日,第3版。[53]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4页。[54]
杨毓骧:《忆往昔》,邓贤主编《在同一面战旗下》,第233页。杨毓骧是昆明国立西南中山中学高中生,当时和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同在汽车暂编第一团。[55]
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谈抗战时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往事》,《南方周末》,2005年8月29日,自网上下载。[56]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4、267-268页。[57]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9页。[58]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5页。关于西南联大同学是否全体合格,还有待考证。殷海光说他在训练驾驶过程中是第一批被刷下来的不及格的驾驶兵,得到的评语是“愚騃”二字,以致当别人训练的时候,他和另两个同样被刷下来的人只能闷在营房里谈论天下事。(见陈景平《殷海光传记》,陈鼓应《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台湾远景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第222至223页)[59]
邹承鲁说:为了防止西南联大同学反抗,驻印军总部根本就不给他们发枪支弹药,邹承鲁本人运过很多军用物资,但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摸到过自己的枪。(见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谈抗战时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往事》,《南方周末》,2005年8月29日)[60]
杨毓骧:《忆往昔》,邓贤主编《在同一面战旗下》,第234页。[61]
以上据王德馨:《车队行车三千里--青年军自印驾车返国记》,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0日,第2版。该文刊于1945年7月19日、20日两日,但19日报纸未能查到,故归国初程至八莫间的情况暂缺。[62]
以上汽车暂编第一团归国情况,除注明所引者外,主要根据《青年军赴印受训驾驶员一团第一批昨抵昆,二三四批亦将陆续返来》,《云南日报》,1945年7月19日,第3版;《赴印受训青年军,首批驾车返国》,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18日,第3版。[63]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70页。[64]
以上据王德馨:《车队行车三千里--青年军自印驾车返国记》续,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0日,第2版。[65]
《青年军赴印受训驾驶员一团第一批昨抵昆,二三四批亦将陆续返来》,《云南日报》,1945年7月19日,第3版。[66]
《青年军两队昨续抵昆》,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7月20日,第3版。[67]
《青年军车队四批全抵昆》,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7月21日,第3版。[68]
《杜聿明将军检阅暂汽一团,该团将接受新式武器训练》,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7日,第3版。[69]
杨毓骧:《忆往昔》,邓贤主编《在同一面战旗下》,第235页。[70]
《赴印受训青年军,二批驾车返国,驻地安定后将请杜司令检阅》,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8日,第3版。黄占魁与简立一样,也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他于1930年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后入英国皇家军官学校、美国炮兵学校、美国参谋大学学习。1943年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1944年任炮兵团团长,1945年出任汽车暂编第二团团长。由于目前没有发现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在汽二团的记录,故缺少对他的介绍。[71]
殷福生离开汽车学校后,被编入汽车暂编第二团。(见陈鼓应《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第222页)[72]
《联大征委会欢迎青年军》,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30日,第3版。[7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十一次会议》(1945年8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8页。[74]
《联大梅校委等慰问暂汽团》,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8月11日,第3版。[75]
参见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谈抗战时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往事》,《南方周末》,2005年8月29日。[76]
参见陈鼓应:《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第224-226页。

二 协助空军的战地服务

第二,担心青年远征军被利用为加深国内政争的工具,也是影响从军运动的一个障碍。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全国各个阶层的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可是,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共分歧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何举措都难免受到质疑,而装备了最新式武器的青年远征军,更是容易被怀疑有可能演变成加强国民党力量的工具。这种意识在素有“民主堡垒”称号的西南联大甚为流行,显然阻碍着学生们的报名热情。

在云南省档案馆“西南联大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当年西南联大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一至第九期的同学名单,其各期数字与当时报纸刊登者不甚一致,当是更为准确的统计。其中第一期90人,第二期255人,第三期5人,第四期6人,第五期26人,第六期15人,第七期15人,第八期8人,第九期17人。[31]上述437人,只是军委会译训班的结业学员,未包括战地服务团训练班受训者。

车队经过的地方,有不少是滇西战役的战场。在芒友,停车场旁有座“新一军三十八师芒友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公墓建在小山之巅,两个月前刚刚落成。一些同学拾级而上,到墓前致敬凭吊,与留在墓旁的三十八师部分士兵交谈。士兵告诉他们,三十八师就是在这里歼灭了日军主力,新一军与新六军也是在这里会师的。大家听了,不由对这些将士产生无限钦慕。[61]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生们的从军去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约在当年8月,清华同学杨德增、胡笃谅、张厚英、吴业孝、梁伯龙、黄茂光、李天民、吴敬业8人向长沙集中途经南京时,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校――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他们于9月初开始受训,次年2月末结业,除女学员外,均分配到陆军第二○○师,可谓临时大学“史前期”从军者。[⑦]该校第二期学员中也有不少临大同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前夕,机械系主任庄前鼎教授对同学们说:“昆明暂无实习工厂和实验室,要学专业可介绍去交辎学校,主要学汽车和坦克的构造、修理和驾驶,六个月一期,期满即可分配工作,直接参加抗战。”于是,该系除5人外,均去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同他们同到这所学校的还有电机系的几名同学。[⑧]据有关记载,这批到陆军交通辎重学校的临大同学共29人,其中有章宏道、吴仲华、陈乃能、王瑷等。他们作为第二期学员,受训8个月后也分配到陆军第二○○师,担任战车或汽车部队技术员。[⑨]于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前后两批青年,在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里会师了。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了配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作战,西南联大开展了第二次从军活动。

离开译训班的同学,马上分配到各个部门。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到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其中在机要秘书室工作的许渊冲,主要任务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指挥空军作战的陈纳德,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为所属两个中队的P40飞机分配任务。[23]有一次,许渊冲翻译的情报上说日本军舰何时到达海防,登陆士兵若干人,日本飞机若干架将进驻河内机场。这个情报引起他的警觉,立即送给机要秘书林文奎。[24]林文奎马上召集分管侦察、作战、轰炸、驱逐业务的参谋进行研究,认为日军很有可能对昆明进行空袭,要许渊冲火速把情报译成英文,并派专车送他去陈纳德指挥部。陈纳德与中国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少将分析了许渊冲面呈的情报,认为日本空军很可能为配合这次行动对昆明实行行动,于是迅速采取对策。果然,第二天日机来袭,已有准备的飞虎队不等敌机飞入市区,就在滇池上空进行截击。[25]由于许渊冲工作认真,功绩突出,陈纳德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战火遍燃的1937年11月1日开学的,当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开学不到两周,日军就占领了上海,接着又占领了南京。都沦陷的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心情难以平静,大家齐集学校所在的圣经学校广场慷慨陈词,高唱抗战歌曲,“到前线去”、“参军去”的口号响彻校园。投身前线,参加抗战,当时是摆在每一个青年面前的急迫问题。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说中,号召青年“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①]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徐特立,也在临时大学发表过同样内容的演说。

关键词:西南联大 战时从军 战地服务 译员征调 青年远征军

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务会议报告这次报名情况,说:“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318人,其中有因年岁不足或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应减除外,计检查体格合格者246人。”[44]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在昆明乃至云南全省起到了示范作用。云南《民国日报》甚至为此特发表了题为《联大师生踊跃从军》的社论,称西南联大澎湃汹涌的从军潮“是西南联大的光荣”,并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45]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爆发后,由平津沦陷地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一所战时高等学府。这所学校最初设在长沙,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全校的第一次从军热潮,就出现在湘江岸边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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