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338棋牌下载探索传统农民反抗与现代革命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0-7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的反越战运动,是当时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两支重要曲目,在正在兴起的欧美中国学领域,一批批深受影响的青年学生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的民众运动,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著名中国学家都是从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走过来的。

一直以来,有关中国现代革命的起源及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最后胜利、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等问题,是那些国外革命研究者所乐此不疲的课题。大多数的解释都集中于社会经济纲领、政治组织、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组织、操纵手段等。(马克·赛尔登,2002:267-310)不过,研究中国农民革命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则认为,“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和政治文化在革命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述各个纬度上具有的共同性大大超出了它们的差异性。”因此,裴宜理主张以情感的模式来重新开展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也许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重视的解释架构,因为人情、关系与面子向来是中国社会里人际关系和行为的重要准则,那么,以情感的视角必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中共革命与农民动员关系的理解。不过,裴宜理最初关于中国革命研究的视角主要体现在生态学的解释上,它有别于其二十年后所提出的情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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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在其《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的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平译)出版后,我们即开始着手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的出版工作(尽管该书的翻译工作在1990年代即已开始),其间历时漫漫,很多朋友纷纷询问该书的出版情况。值此中译本终于问世之际,略作点评,以做交待。

最近,在仔细阅读了裴宜理著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叛乱与革命》)一书后,笔者倍感兴奋,思绪万千,尽管裴著中译本的问世距离其英文本已过去了27个年头,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它在中国革命研究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解释力。对于农民为什么会进行叛乱和革命的问题,与以往研究者的关注点不同,作者并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所谓的“农民特性,阶级属性,社会组织和政治倾向”上,而是另辟蹊径,以一种生态学方法,翔实地探究了一个特定地域社会里农民造反行为反复发生直至登上现代革命历史舞台的长时段原因。裴宜理认为,《叛乱与革命》采用生态学的视角,正是要对以往那种将农民看作是独立分散、软弱无助、缺乏组织的个体的论点提出质疑和修正。尽管此种论点有助于解释外来力量与组织在农民参与革命时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裴宜理看来,它无法解释持续存在传统叛乱发生的真正动因,而生态学的阐释理论即在于突出农民为适应生存环境进行选择与行动的重要性。当然,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并没有将生态学的视角孤立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实;相反,正是对农民社会的自然生态因素的关注,使得我们在解决农民叛乱与农民革命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解释。

于建嵘 (进入专栏)
  裴宜理 (进入专栏)
 

裴宜理,1948年生于上海,三年后迁居日本,后回美国求学;1969年毕业于纽约威廉·史密斯学院;1971年获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78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人文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02年—)、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2006年—)、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近代与当代的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

具体而言,裴著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淮北地域社会里会不断发生农民叛乱,而且,作为农民造反行为的传统,它又是如何转向中共革命的。通过对淮北农民生活环境的长时段考察,作者认为淮北的居住条件异常恶劣,因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其生存环境艰难而不稳定,加上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管理者的软弱无力,苛捐杂税繁重,官兵掠夺成性等因素,使得该地域社会滋生了为适应特定环境而采取的具有攻击性生存策略的集体暴力。裴宜理将淮北农民的集体暴力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保护个人财产的努力。这种策略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圩寨的构筑。”可以说,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是作者对千百年来淮北农民生存方式的精辟概括,而围绕该地19世纪中期的捻军叛乱和20世纪前期的红枪会造反两个案例对其阐释架构的具体说明,更加凸显了作者在概念建构和经验事实连接上的高超技艺。也就是说,《叛乱与革命》一书以丰富多样的历史画面展现了农民社会中那些日常生存策略是如何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多重政治危机的压力下转变为以政府为攻击对象的叛乱的。“就农民本身而言,武装叛乱是常见谋生策略的延伸,转而对抗国家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显然,作者对农民叛乱的生态学解释侧重对农民社会中内在力量的揭示,这和我们以往习惯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解释颇为不同。它展现出了更多的历史面向,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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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裴宜理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准备阶段,裴宜理就一直在试图采用与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视角、方法去探索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通过对台北的一系列有关文献、档案的梳理,她开始对传统叛乱背后的动力以及他们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1979年,她又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作为最早进入内地的美国中国学者之一,前往皖北的涡阳、亳县等捻军发源地进行实地考察。本书的学术价值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

再者,淮北地区不仅是无数次传统叛乱的发源地,而且也是1949年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以前的共产党人的根据地,于是,在裴宜理看来,探究农民叛乱与现代革命间的关系也是其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论题。当“叛乱者遭遇革命者”的时候,作者没有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对立还是统一的行动者,而是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两者关系如何生成的问题上。尽管淮北农民有着适应性生存策略的反抗传统,但是他们的“潜在动机是实际的,也是狭隘的、具体的”,所以,“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农民们主要是为他们自己的地方利益而起来斗争的”。那么,当革命者面对以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为显著特征的红枪会时,他们是如何去应对那些业已存在的农村斗争模式呢?毕竟,相对于农民自身利益而言,中共革命者是以外来者身份进入淮北地域社会的,作者也正是以此为切入点,细致地勾画出了叛乱者与革命者之间由矛盾、对抗、冲突、甚至暗杀的僵局发展为支持、互助、合作直至成为革命同盟军的复杂画面。而且,作者重点强调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在这种关系生成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对我们重新理解共产党、农民、国民党及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性影响也具有启发意义。因此,那种只是单纯地强调农民原本就有很高的阶级觉悟水平或者中共革命者的组织能力始终都能高效率地发挥作用的论点,显然是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给简化了。由此,裴宜理的《叛乱与革命》一书确实值得我们中国的读者好好去思量和借鉴。

  

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机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七章:第一章“导论”,为全书写作缘起、立场与谋篇布局的铺垫;第二章运用环境学、生态学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第三章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第四章探讨了捻党是如何从掠夺者走向叛乱之路的;第五章探讨了兼具防卫者与叛乱者色彩的红枪会;第六章是关于复杂的淮北共产主义革命的解析;第七章为全书结论。

当然,中共革命者之所以能成功地将叛乱者改造为自己的盟友,还有另一个根本性措施,即对淮北农民集体暴力模式背后的生存环境的关注,并致力于对地方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与改善,试图最大程度地去营造一个新的可以确保农民生计的生态环境。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中共开展减租减息、互助合作运动便径直地改变了农民集体行为的策略选择与结构。“当新`的政策指向更为有效的集体生存方式的时候,农民行为的改变就变成了可能。”在这一点上,尽管作者又与那些主张社会经济纲领论的研究者走得很近,不过,裴宜理在其书中着重强调的还是革命者进行生态变革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为此,作者在结语里又以1950年夏发生在淮北地区的一次特大水灾所引发的由原红枪会成员秘密参加的叛乱事件来凸显不稳定的生态环境与地方政治变革的高度相关性。(详见p266-268)由此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大兴水利工程,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是要积极进行国家政权建设,而且也意在从根本上改善数亿农民千百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逐步提高农民的生计水平,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进而去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

  核心观点

书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加以简单介绍。

总而言之,裴著中对农民生存策略的深层学术关怀即在于通过对一个地区加以研究来考察分析叛乱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及其胜利来说,堪称典范之作。此外,它对于我们如何将社会史和政治史结合起来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路径。

  ·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中国抗议活动的框架模式称为“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社会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作者认为,不是所有的贫农都是掠夺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样。采取群体生存战略的成员身份以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理由取决于更有组织性的集体(参见英文版第5页,下同)。黄宗智称:裴著的重要特点是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某个方向的政治变化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政治会有发展,但很难预测向哪个方向发展。政治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层面的东西。所以需要用十分小心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革命传统,尤其要科学、正确地吸收弘扬中国政治传统中最优秀的遗产,摒弃某些负面的部分。

裴著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与方法,分析了特定区域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在淮河流域,从陈胜起义到元末红巾军起义、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把叛乱和抵抗的传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地方性农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释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当然,这一环境既是自然特征,也是人类行动的产物。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使淮北形成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同样,自然的和政治的因素为淮北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有利于盗匪活动的蔓延。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之外,农民中世代相沿的习俗也大大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

  

在第二章,作者通过对淮北地区捻军与红枪会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这一地区两种集体暴力的行动模式:第一种可以称为“掠夺性战略”,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战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采取的保护个人财产的行动,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

  编者按:200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应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亨利·罗佐夫斯基政治学讲席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前主席裴宜理博士(Elizabeth J.
Perry)的邀请访问美国。双方就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农民起义、共产主义革命所形成的政治传统、以及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裴宜理教授的学生、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阎小骏担任现场翻译。现将对话整理摘编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认为,两者关系的疏离,是社会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须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削弱。因为国家政权的削弱与地方暴力的蔓延,造成淮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兵匪不分、民匪不分,“土匪”和“百姓”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作为防御土匪的团练-民团,其本身也从事公开的掠夺活动。在淮北农村,正是这一组织的存在才为上述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

  

较完整地提出了土匪组织的分类问题。她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土匪集团:临时性匪帮、半永久性匪帮和土匪军队,它们在规模、构成、活动区域和持久性等方面互有区别。后来,研究民国土匪的专家贝思飞、蔡少卿等人都曾受到这一分类的影响。

  农民起义与共产主义革命

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造反组织、尤其是秘密结社与匪股的血缘制、虚拟血缘制理论,她认为,一般匪股最基本的徒众往往与首领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是匪股最常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并无亲属关系的匪帮成员经常采取歃血盟誓的方式相联接,彼此以虚构的亲属名义相称呼。现今国内研究秘密社会的学者,包括我本人,也都认可了秘密教门纵向的师徒父子关系、秘密会党横向的兄弟关系这一基本结构。

  

作者界定了早期捻军——我们在中译本中统一称为捻党——的“土匪”性质。作者认为,捻党运动是不同地域的集团、仇杀性集团和自发性集团的汇合。贩私、械斗、盗匪,最终在适宜的条件下走向叛乱。捻党的绝大多数活动都是在经济因素驱动下的犯罪活动,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超出农民正义感的朴素观念(第113-114页)。由此出发,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捻军运动的两重性,即掠夺财物和社区设防,尽管两种力量的合成使这场运动具有韧性,但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目标上,任何一种力最终都与协调一致的反政府运动的发展是互相矛盾的。掠夺本性造成不听调令,违反纪律之风与飘忽不定、肆无忌惮的行为在捻军中盛行。防卫性圩寨掺入的结果更强化了可以各行其是的倾向。按血缘关系设防的圩寨就像无数个独立王国。捻军战士在防护墙后聚族而居,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背弃家族去过一种持久的叛乱生涯。

  于建嵘:我们知道你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代表人物。你的博士论文《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就是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淮北地区的基层反抗运动的,随后你又写了一系列有关工人运动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著作。如果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你认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及其区别是如何样的呢?

作者勾勒了红枪会的特征、性质与行动趋向,指出它们是按地缘而非血缘关系整合的社会组织。尽管红枪会运动包括了许多名号和习惯各异的分支,但这些形形色色的红枪会一般都具有以社区为基础、对付掠夺威胁的共同特征。关于其性质,作者认为,尽管1920年代末红枪会的掠夺和仇杀行为表明其吸纳了掠夺因素,但总的来说,红枪会运动并没有失去其基本的防卫目的。因此,和捻军的掠夺性运动一样,红枪会的乡村防卫性运动同样存在某些固有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使之难以转化为更具革命性的集体行动模式。

  裴宜理:我1980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是以淮北地区的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的。在把这些既孤立又有联系的运动进行比较后,我发现这它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到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再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
淮北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叛逆性的地区之一。我的研究提出,我们可以把这些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解释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农民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我把这个地区的农民反抗归纳为两种生存策略的体现,其一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predatory
strategy),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仇杀;其二就是“防御性策略”(protective
strategy),也就是面对强盗式抢劫而采取保护个人财产的行为。在这些生存策略基础上形成的农民起义,虽然也会发展出政治性的诉求,但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而共产主义运动,以新四军为例,它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是一种政治斗争,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权的斗争。我在研究中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新四军最初来到淮北,遇到了在集体反抗方面富有传统的淮北农民;但当他们去发动农民参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当地的农民的反抗传统实际是有鲜明差别的,某些地方甚至是冲突的。他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与淮北的农民建立关系。可见共产主义运动和淮北地区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之间是存在相当大的不同之处的。

作者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淮北地区发展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共产党干部初入淮北,就遇到了在集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农民。这里盗匪流行,会门众多,大规模叛乱的发生令人记忆犹新。土匪和会门分子同样是聚集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老手。他们受到以前历代农民叛乱者历尽艰辛所取得的经验的影响。然而,很明显,这种令人难忘的农民反抗斗争经历的潜在动机是实际的,也是狭隘的、具体的。所以,这场革命各个阶段的特点值得注意。早先,红枪会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把他们改组为“现代的”农民协会是反对的。共产党“打倒地主”的口号在80%有土地的农民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打倒劣绅”的口号则疏远了由地方精英领导的红枪会。北方的红枪会本身就是在地主豪绅阶级领导之下的,因为掌握权力的北方军阀既压迫富人又压迫穷人,所以北方群众不分穷富,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军阀统治。共产党分离红枪会会首与会众的计划未能实现,不得不转而利用更具有掠夺性质的光蛋会组织。

  于建嵘: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会产生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但是,如果要真正理解这种影响发生的方式和程度,则需要更为深入的考察,其中应注意到社会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更应关注政治集团的动员和组织。以20世纪初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为例,总的来说,其一,这场农民运动,就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所发动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农民运动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由现代政党直接发动和控制的社会革命。其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彻底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其三,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共产党人也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认识不足,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在农村小农经济体制基础上,按“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一政治动员性口号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农会组织,就必然存在着基础性的障碍。因为,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改变的时候,控制土地的地主在事实上仍然拥有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权力。尽管农会已在许多方面力求限制这种经济权力,但是,所有权的意义并不因这些限制而消失。当小农生产者还需要依靠土地进行生产和生活时,乡村社会的权力种类和来源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体制性的权力,不然乡村社会就会在失序和失控中走向进一步的混乱。这正是决定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最终失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后来,抗日战争为新局面的开展提供了契机。发展稳定的根据地取代建立农民协会成了中共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那些曾经构成中共开展土地革命障碍的自卫团体,现在变成了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开展抗日自卫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尽管希望最终取代地方力量,但同时又不得不先行吸纳这些力量。吸纳会门成员加入组织促进了共产党力量的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党的纯洁性的严重问题。随着抗战的结束,当中共开始由农村地区向淮北的城市扩张的时候,会门问题变得越来越麻烦,共产党决定对所有这些“封建组织”采取强硬的立场,最终,互助合作、减租减息等运动发挥了极大作用,共产党终于控制了整个淮北城乡的局面。

  裴宜理:我的第一本书比较的是不同的农民运动,而第二本书《上海罢工》研究的则是同一运动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差别。在这本书中,我研究的是工人内部,比如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等对工人运动的不同态度。我发现,虽然共产党说要发动最贫苦的产业无产阶级,但实际却是上海的熟练工人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这个原因何在呢?我的研究发现,上海的熟练工人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们往往来自同一个地区,他们也通常与共产主义组织者来看有更多相同的地方:他们的受教育背景相似、文化程度相若、思想观念接近,对政治意识形态、工人组织的看法也很一致。结果,共产主义者们宣称他们发动的是产业无产阶级,可实际上他们最能发动的是无产阶级中那些在经济上和教育上最占优势的熟练工人。再比如,在我的第三本书——与上海总工会的李逊女士合著的《无产阶级权力》——中,我主要研究了上海的不同工人派别在文革的表现。当时上海主要工人组织有三个,工总司也就是造反派,赤卫队也就是保守派,另外还有一派叫做经济主义风。我发现这三部分工人运动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特别是他们的斗争目标是不一样的。工总司的造反派主要目标是为了推翻掌权者,保守派的赤卫队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掌权者,经济主义风这一派的主要是为了改变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那么前两者他们是有政治目标的。第三派“经济主义风”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主要是一些合同制工、临时工等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也就是说,在我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时中,我特别注意的是参加者之间的重大区别,我发现了中间有很大的区别,或者更加明确地说,凡是大型的社会运动,都包括了很多部分,而且这些部分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有些部分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1949年后,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与共产主义体制之间的联系。有的则不一样,他们只是要求改变其自身的经济状况,与政治上没有多少关系。其他的部分有的甚至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总之,中国的社会运动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把握总体目标和性质的同时,还需要对运动中的不同参与者有更为细致的研究。

在如何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上,作者通过对淮北地区的个案研究说明,对于传统农民叛乱的研究,应该在某些重要方面区别于过去分析农民革命的方法,更具体地说,作者试图揭示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她发现,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区,叛乱才不断地反复爆发。为了解释这种反复现象,人们有必要仔细地研究这种现象发生发展所依赖的地方环境。对于地方冲突根源于阶级差别的传统观点,作者认为,这些冲突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一个掠夺性团伙的形成,由宗族成员构成的可能并不比由贫苦农民构成的可能要小。有时,阶级和宗族有可能强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阶级和宗族发生冲突的时候,血缘关系通常是构成一些组织的主要基础。

  

关于传统农民叛乱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淮北地区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叛逆性的地区之一,更深入的考察已经排除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农民叛乱和现代革命成功之间具有简单的、正面的关系的可能。这一结论并不是要否认中国农民叛乱的遗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之间有某种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

  社会运动中的群体和个体

裴著这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及学术界非理性地拔高农民起义地位的做法。

  

至于裴著的学术影响,有一位后来的博士研究生克里斯汀·赫斯(Christian
Hess)评论道:裴著从出版至今,已经20年过去,今天的学生也许会发现,它的有关环境、叛乱与革命过程的假设与结论在今天开始清晰起来了。作者得出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恰恰凸显了这样一部开拓之作的先见之明(

  于建嵘: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一书在中国很流行。他在这本书中说,无论是农民运动还是工人运动,都是社会运动。如果从群体心理来说,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要强调团结和牺牲个人利益。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在中国的社会运动中,由于群众心理的存在,参加的人会失去自己,形成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使运动的参加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你怎么看?

该书以及裴宜理在1980年代以后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农民维权等问题的观察(例如她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1985年9月发表的《乡村暴力与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1989
年7月发表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也为我们观察与处理当代农村愈演愈烈的社会反抗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国内学术界越来越远离“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尽管我们自己还远远没有弄清楚农民为什么造反、如何造反以及他们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能不令人深思,裴著不失为他山之石。

  裴宜理: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所谓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会让参加者失去自我认同的说法是错误的。社会运动中的群体心理这种理论在美国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很流行。就象你刚才说到的霍弗所说的那样,大型社会运动都会形成相似的大众心理。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社会学家更注意到各种不同社会运动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这些学者大都是这个时期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包括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及以同性恋权利运动等——所以他们更能体会到不同群众运动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首先分析社会运动的目的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研究不同目的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各种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的目的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变量。第二个因素是谁是领导人,谁在主导着社会运动也是十分重要的。有些领导人要求对他个人的绝对服从,一些宗教运动或政治运动也是这样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都这样。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成分也是很重要的。不同的领袖人物、不同的人员组成、不同的目标都会对社会运动起到决定性的影响。社会运动有着十分的复杂性,这是不能用一个运动中的大众心理就可以解释的。

当然,裴著也存在一些不足。该书出版后,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就曾经指出:该书不失为一部杰出的社会史著作,但必须批评其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作者应该更多地注意红枪会的文化因素,例如它们的信仰体系,而非仅仅是这些体系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Pacific
Affairs, 54.3: 513-515)。

  于建嵘:是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的确有着十分复杂性。但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在制约着中国的社会运动的领导人,使社会运动表现出一些共性的东西。孙中山亲自起草的《中华革命党誓言》就称,“为救中华危亡,拯救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而且要求“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之说。这有如埃里克·霍弗所说,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的,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众运动在与既有秩序作生死斗争,或是抵抗内外敌人以求自存时,它的首要之条是建立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这两样东西需要个人放弃其意志、判断与利益。我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暴力革命,它在白色恐怖时期只能用红色恐怖来作为它的方法。而且,其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领导人,也因军事上的胜利而获得了英雄般的称赞。在这两者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权只能是威权体制。这实际上也是革命时代留给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至于一些史料与术语方面的错误,我们已经适时地在有关注释中指出了。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在第四章说道:“捻军叛乱是19世纪中国仅有的一次没有宗教信仰激励的大规模的叛乱运动——这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形成鲜明的对照。须知,在清代,没有宗教信仰激励的大规模的叛乱运动并不止于捻军,如19世纪初的福建蔡牵、广东张保等大规模海盗起事,如所有秘密会党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信仰的刺激),如19世纪末期的反洋教起义等。还有,讲述淮北共产主义革命的第六章主要是根据中共方面的文件写的,资料不免单调;在论述这个地区的革命时未能与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做更合理的联系;作者写作时离开那个时代并不遥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作者未能更多地开展实地调查,这些都不免给人留下遗憾的感觉。

  裴宜理:这个问题应是十分复杂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社会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有着不同的影响。有些是积极的,有的则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同样的社会运动,在不同的时间,所表现出的传统也不是一样的。就好象我现在研究的安源工人运动一样,这个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1925年9月前,他们非常注重大众教育、建立工会及消费者的合作社等,这些传统对中国政治发展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在这一运动的晚些时期,同样是这些领导人,他们却改变这些做法,也改变了整个运动的意涵。比如,湖南的农民运动实际上主要是由安源工人领导的。这时的毛泽东就非常赞同农民运动的类似红色恐怖的“革命行为”,运动变得非常暴力。这说明,一个社会运动,随着时间推移、在变化了的外部条件影响下,有可能发生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众多因素的复杂作用下,一个本来以注重大众教育、改善个人生存状况和建立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运动,变成了军事上的暴力运动。这时的运动,就开始宣传自我牺牲和对组织的忠诚。这种变化是我们应注意的。目前,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继承中国革命传统那些积极性的方面,而克服那些负面的东西。

最后,关于本书的翻译与出版,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话题。我在多年前曾经听说,该书有几个地方的学者在翻译,或许有四个版本,由于各种原因都无法出版,其中最主要的乃是所谓政治原因,目前这一条看来已经不是出版的阻碍因素了。至于这一个中译本,虽然是池子华教授与我合作完成的,却不得不提到其他一些给予了极大帮助的人。该译本最早由上海一家出版社拿去打算出版,未料一去就是数年,等到好不容易取回稿子,在请朱明清、包岚两位做文字输入的工作时,才发现全书七章被该出版社遗失了三章,只好请我的博士生赵良宇、硕士生马国喜补译三章,硕士生杨颖整理索引,由我校订。在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何世鲁先生的专业功底与敬业精神令人难忘。在此一并致谢。

  

(资料来源: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所写的译者前言(该书译者为池子华、刘平),应《历史学家茶座》编辑约请,发表于该刊总第7辑

  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

  

  于建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政治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不但有制度方面的还有政治文化方面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一切发展都是不能割裂传统的。中国政治发展也一定会受到政治传统的多种制约。这其中就有政治文化方面的。我注意到了你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是有关中国式的“权利”观念的。你指出,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政策和抗议运动都把获得社会经济保障置于中心位置。结果是,在中国式的政治话语中,“权利”的意义与英美传统迥然相异。置于历史大背景中观察,中国当代的“权利”抗议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威胁性似乎是相对微弱的。中国的政治体(polity)本身也显然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空洞和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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