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寡老人该谁来监护

于保障老年人权益、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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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行为能力欠缺的老年人权益,一些国家相继制定了相应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公共监护是指在无家庭成员或朋友有义务或愿意承担监护职责,又缺乏经济来源而无法雇用私人监护的情况下,公共机构应当承担的法定监护责任。需要强调的是,老年人的监护总体上应该以“近亲属监护优先,公共监护为补充”。只有在无法定监护人、意定监护人或者法定监护人无条件履行相关监护职责的情况下,才存在公共监护。公共监护的方式可以根据老年人的意愿、身体、精神状况,采用居家分散监护和机构集中监护两种形式。据此,可以考虑进一步创新和拓宽居家养老、养老社会化服务的意识与渠道,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增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鼓励社会机构包括各类金融机构拓展老年服务的范围和品种,增加老年信托等服务项目,鼓励探索老年人资产保值增值的稳健发展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综合外媒报道
英国学者发布新的研究报告表示,关注高龄人群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对于保障老年人权益、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数据称,从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到2018年,中国老年人口净增1.18亿,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预计2035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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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华威大学官方网站9月11日报道称,该校法学院教授安·斯图尔特(Ann
Stewart)参与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高龄人群中,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对老年人的歧视加重了性别不平等问题,并带来了新的性别歧视形式。

随着2019年进入尾声,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20年。同样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日本“边富边老”、新加坡“先富后老”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约翰·马歇尔法法学院中美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人员通过实地探访、文献研究和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对印度、约旦、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英国基于性别和年龄的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发现,尽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延长人们的预期寿命,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没有长期护理方面的规划和支持,也没有对老年人权利和需求的关注,那么老年人的尊严、健康和安全将难以得到保障。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了“中国奇迹”。截至2010年9月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平均年龄的增加却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可谓“未变富先变老”。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家庭小型化发展,失独、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公共监护问题逐渐成为一个难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会逐步衰退,甚至会出现老年痴呆、行动能力障碍等问题,从而引发行为能力欠缺。为了保障行为能力欠缺的老年人权益,一些国家相继制定了相应的成年人监护制度。

澳门新蒲京app下载,研究人员发现,性别不平等问题从婴儿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人的一生中不断累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都会对性别不平等问题产生影响。而老年人更是会受到性别不平等和年龄歧视的叠加影响。

作为世界上较早出现“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要面临的养老形势更严峻、经济压力更大,且缺乏他国经验可以借鉴。

在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总则中,关于监护的内容与时俱进地作了扩大规定,包括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监护人除有关特定亲属外,还包括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的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有关组织。

为了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权益,斯图尔特建议,构建适当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尽可能地消除性别不平等。同时,从老年人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解性别不平等与老龄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收集资料时,应该对高龄人群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而不是将他们全都笼统地归为“60+”。研究人员认为,人们应该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待有关问题,考虑如何能够从人生的更早阶段入手,来解决性别不平等和针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

持续了20年的“未富先老”,让老年人保险的缺口变得越来越大,老年人商业保险将迎来多大的机会?

但在实践中,经常有特殊的老年人遭受财产损失乃至身体虐待的案例出现。基于此,如何保障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到监护人或第三方侵害,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摆在法学研究者、立法者和社会管理者面前的现实挑战。

作者简介

老龄化20年,2亿多老年人需要保障

仅就上海而言,我们探索、研究构建针对特殊老年群体的公共监护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姓名:姚晓丹 工作单位:

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一是上海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4—2—1”的家庭模式急需构建公共监护制度。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上海全市户籍人口1449.9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57.79万人,占总人口的31.6%,比上年增加了21.84万人。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有: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比例增长明显,高龄老年人口平稳增长,老年人口抚养系数进一步增高,人口预期寿命再创新高。

关于什么是老年,国际标准和我国标准略有区别。按照国际规定,65周岁以上的人为老年。按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是60周岁。

二是伴随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具备了构建公共监护制度的经济实力。

然而,无论按国际标准还是国内标准,我国现在都已经是“妥妥”的老龄化社会。

三是弱者保护和社会责任的思想为公共监护制度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域外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设有某种形式的公共监护人制度。为应对高龄化社会挑战,加强对高龄人、障碍者的积极保护,上海应当在借鉴域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先行先试,探索构建符合上海特点、中国实际的特殊公共监护制度。

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49亿,已占总人口的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7亿,已占总人口的11.9%。

老年人数量的增加是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结果。根据今年8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才刚刚达到7.0%。

老年人数量增加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老年人对健康保障的需求快速增加。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

一方面,老年人面临着更多疾病和意外风险。一般情况下,人的身体机能会随着年龄增大不断下降,从45岁开始变得容易感染各种疾病,60岁以后进入生病高发期。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余寿中有三分之二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呈现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有3300万人。另据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办公室今年7月份透露,我国目前有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同时,我国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但是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即平均有8年左右是“带病生存”。

另一方面,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很广,参保人数截至2018年末已超13亿,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但给付水平较低,只能报销基本的医疗费用,保障有限,大病重病、先进医疗技术或者进口药品带来的巨额医疗费用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这些,往往是老年人最需要的。

面对2亿多的老年人对健康保障的需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压力巨大,急需商业保险前来“救场”缓解。

政策支持,老年人商业保险大有可为

2亿多老年人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保险蓝海市场。

根据腾讯发布的《2018年互联网保险年度报告》,互联网保民数量在2.22亿人左右。

老年人的数量与整个互联网保民的数量旗鼓相当。

商业保险在解决养老问题上既有现实的社会需求,又有政策上的支持。

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最高层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老龄事业,是指提高老年人生活生命质量的事业,包括解决老年人面临的贫困、疾病、失能、服务、照料、精神关爱等诸多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国的老龄事业主要面临几大问题: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滞后;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三、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四、农村老龄事业发展明显滞后。

今年10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项长期性战略任务,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由于商业保险可以解决老龄事业里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措施鼓励商业保险发展。

今年9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指出,“发展医养保险,增加老年人可选择的商业保险品种,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据媒体报道,银保监会同期也在研究鼓励保险公司发展老年人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

无论是现实的社会需求,还是国家的政策支持,都让老年人商业保险大有可为。

供给不足,高赔付风险导致老年人商业保险落地难

虽然“未富先老”已经持续了20年,但目前,我国的老年商业保险仍旧供给不足。

最明显的不足在于,老年商业保险无法覆盖所有年龄段的老年人。

因为老年人面临着更多疾病和意外风险,而且通常是带病人群,给老年人群提供健康保障理论上存在“高赔付”风险,很多保险公司对此望而却步。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年龄段的老年人想要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并不容易。

一般情况下,商业医疗保险会对投保年龄设限:50岁以上一般需要体检合格才可以,参保年龄限制到60岁,最高续保年龄不超过64岁。

其中,商业住院医疗保险一般超过50岁就会拒保,即便50岁之前购买保险,也只能续保到65岁。门诊只有意外险可以报销,但意外险的投保年龄一般到65岁,只有个别公司的产品放宽到70岁。重疾险虽然有确诊即赔付的优势,但限制投保年龄更小,一般超过55岁就不能购买了。

在寿险方面,虽然可以体检合格后承保,但投保年龄一般也会限制到60岁,个别投资功能较强的万能险放宽到70岁,但年龄越大保费越贵。

从目前市场上的商业保险产品看,意外险一般无需健康告知,对老年群体比较友好。但重疾险对老年人不太“友好”,除了对年龄有限制,还对‘三高’等疾病有限制,而且即便是年龄符合、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被保险人如果年龄偏大,也会出现保额低、甚至保费倒挂的情况。

相对来讲,防癌险是‘三高’等疾病也可以投保,性价较高,但保障责任单一,老年人只靠这个无法得到充足保障。百万医疗保险保费低、保额可观,但是通常是一年期的短期险,存在难以续保的风险。

互联网保险是老年险的突破口?

事实上,即便是“高赔付”风险的保险产品,只要计算出风险概率,就可以通过制定出合理的保费来控制风险。

老年人商业保险虽然有“高赔付”风险,但只要计算出风险概率,依据大数法则,给不同的风险不同的定价,就可以做到最终风险可控,平衡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

保险大数法则是近代保险业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保险大数法则也称为风险大量原则、大数定律、平均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在随机现象的大量重复中往往出现几乎必然的规律。根据大数法则,风险单位数量愈多,实际损失的结果会愈接近从无限单位数量得出的预期损失可能的结果,也即,规模越大,风险概率稳定性越高。

60岁以上老年人的商业保险之所以非常少,一方面是因为老年人的安全防范能力较差、患病机会较多且身体状况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业内缺少针对性的健康数据积累与研究、缺乏患病风险分析能力,发生意外状态时往往难以界定,容易引发理赔纠纷,承保风险大。

只要对老年人健康数据进行积累和研究,如对老年人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在不同发病阶段的并发症发生率进行研究,计算出此类慢性病发病的风险概率,就可以制定出合理的保费,来控制整体风险。

互联网保险在健康数据的积累方面,相比传统保险公司具备天然优势,在保障高龄老年人群方面表现优越。

今年3月,水滴保险商城上线了国内首款面对61-80周岁的老年百万医疗险。保费每月仅需136元起,但总保额却高达400万,在保障更高龄人群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今年7月25日,蚂蚁金服推出“孝顺保”老年医疗险产品,首次投保年龄最高也是可达80岁,最长可续保至100岁。

此外,还有很多互联网保险平台推出的针对高龄老人的商业保险。比如,水滴保险商城老年意外险的最高保障年龄是80岁,境内旅游意外险的最高保障年龄则为75岁,手术意外险和癌症医疗险的最高保障年龄也能到达70岁。众安保险推出的孝欣保恶性肿瘤医疗险,投保年龄最高可达80岁。

但整体而言,老年人商业保险的覆盖面还不够广,市场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扩容。

医养结合,商业保险保障种类有待扩容

一方面,并非所有年龄段的老年人都能得到商业保险的保障。另一方面,老年商业保险种类还不够全面,即便在投保年龄范围内的老年人,也并不一定能得到充分保障。

前者可以通过大数据风控来解决,后者则需要通过“医养结合”来解决。

9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特意强调,要部署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需求
,“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医养结合”是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医”包括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具体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养”包括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医”“养”都是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缺一不可。

当前市面上,已经有多家保险公司布局可供老年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涵盖了意外伤害保险、境内旅游意外险、人寿保险、年金保险、老年百万医疗保险、老年重疾险、老年寿险、老年手术意外险、老年癌症医疗险等,种类丰富,为老年人群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保障。

但从“医”+“养”的角度来看,仍然还有一些空白领域。比如,此次国务院常务会特意提到的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各种针对“养”的商业保险。其中,长期护理险主要被保险人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年老患病或身故时,侧重于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

总而言之,随着老龄化逐渐加剧,老年人商业保险的机会逐年增多。未来,保险公司和各中介平台应该聚焦老年人群保障需求,深耕老年人群保险市场,针对老年人的养老、医疗、意外及老年护理等领域,进行产品研究与创新,细分市场、丰富保障内容、填补空白领域,为老年人群提供更加丰富化、层次化、个性化、专属化的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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