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进步史看康德的思想遗产

维托里奥·赫斯勒(Vittorio
G.H觟sle)教授是美国圣母大学PaulKimball讲座教授(哲学系、政治学系和德语系三聘),曾任该校高等研究院院长。

康德的人类学思想强调人类思想、社会、历史,同时也重视其与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之间的关系,并成为之后德法之争的源头。可以说,大批西方哲学家都在康德哲学里进进出出,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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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人类学;哲学家;哲学;中国

康德思想一直是哲学界的灵感源泉。日前,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哲学系教授托马斯·斯特姆(Thomas
Sturm)对康德的人类学观点展开解读,强调了康德人类学思想突显出的人类理性启蒙,其研究成果于12月5日刊发在美国圣母大学官网。记者就康德思想的遗产采访了相关学者。

朗西埃参加《文艺理论研究》座谈并受聘为编委

维托里奥·赫斯勒(Vittorio
G.H觟sle)教授是美国圣母大学PaulKimball讲座教授(哲学系、政治学系和德语系三聘),曾任该校高等研究院院长。他是一位享誉西方学术界的百科全书型的知名哲学家,被认为是我们这个世纪少数几个在下个世纪还会被人阅读的哲学家之一。赫斯勒教授21岁即取得博士学位,25岁通过教授资格论文,精通十几门语言。他著作等身(2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许多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哲学家的咖啡馆》一书被翻译成中文,200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学术领域横跨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政治理论、实践哲学、希腊悲剧、数理逻辑、环境伦理学、美学和文化研究。

反对将人类学定义为心理学

5月20日,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参加了《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的内部座谈,《文艺理论研究》主编谭帆、方克强教授,副主编朱国华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非学科的话语实践: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当代关联”展开,并就文学与政治,尤其是中国当下文学的政治潜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朗西埃先生在会上同时接受了《文艺理论研究》的编委聘任请求。杜克大学Kenneth
Surin教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Janell
Watson教授、复旦大学陆扬教授、同济大学张生教授、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胡介鸣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刘旭光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洋教授,我校哲学系郁振华教授、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传播学院雷启立教授,中文系陆晓光、朱志荣、刘晓丽、文贵良、倪文尖、王峰教授,思勉高等研究院姜丹丹研究员等学者参加了会议,同济大学陆兴华教授担任全程翻译。《文艺理论研究》是朗西埃先生探访的最后一站,本次座谈也为朗西埃先生的本次中国之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前,赫斯勒教授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邀请,围绕“道德与政治”的议题在上海进行系列讲演。讲学期间,哲学学院青年学者郁喆隽对他进行了访谈。

2012年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伦·伍德(Allen
Wood)与美国南缅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劳登(Robert
Louden)联手翻译推出了英译版《康德人类学讲义》(Lectures on
Anthropology)。书中介绍说,康德是位成功的大学教师,他自由、生动、诙谐的授课风格吸引了大批学生。在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康德有两门通俗易懂、广受欢迎的课程:一门是自然地理学,另一门就是人类学。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康德于1798年出版了《实用人类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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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阅读《庄子》时,我不仅被其思想所折服,而且被他表达的方式所打动

斯特姆表示,康德的人类学研究强调实用,他将这门学问上升为一门自治的科学(an
autonomous
science),从源头将其区别于形而上学,但其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研究人类学初期,康德在论著中交替使用“人类学”和“实证心理学”二词。18世纪70年代中期,康德对人类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康德表示,人类学应该是一门“实用”的学科,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时期,他使用“人类学”的次数逐渐增多。18世纪90年代,康德开始明确反对将人类学定义为心理学。在康德眼中,实用性不仅是人类学发展的目标,更是这门学科的主题。康德认为,人类学应该对人类社会、人类世界有益。斯特姆还表示,康德思想仍然有狭隘之处,毕竟康德的人类学思想仅涉及社会世界及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则。

座谈会现场

郁喆隽: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您能否谈一下对上海的初步印象呢?和您之前对中国的想象和理解有什么不同?

斯特姆概括道,康德的“人类学特点”拥有双重任务:不仅区分人类行为的类型,还为理性、自主的行动概述出了一个实证理论框架。康德指出,只有第二个任务体现出人类学将人类作为自由个体去研究,即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不难看出,康德所谓的实用人类学不仅仅停留在“关于世界的知识”上,而且还强调要“拥有世界”。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最终包括两大类,即塑造自己命运的主体以及发明新的处事规则和新的社会机构的机制。

雅克•郎西埃曾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作为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的同事和战友,是当代法国思想的理论重镇,近年来他独特的理论论述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他的思想穿越了哲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以美学政治、平等、自由等主题的精彩论述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起点。在5月20日的座谈会上,郎西埃认真的倾听并精彩的回答了座师生的各种问题,对于方克强教授提到郎西埃文章中“人民”的概念,郎西埃指出他所谓的“人民”是从柏拉图的理论中借用的“demos”的概念,它是指排斥在城邦之外的“无份之人”,是没有“素质”的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权力联系的是有头衔,有名字的人,而人民正指的是城邦中没有名字和头衔,被认为是没有素质的人。在回应一位同学关于文学政治的“哑言”问题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和看法时,郎西埃认为自己阅读余华《兄弟》主要是想从文化的角度了解中国当代的历史演变,他认为过密的情节和过多的反讽削弱了他的批判力度,认为在当代作家可能更需要全球的视野,文学政治的“哑言”写作正是要为那些在共同体中发不出声音的、无名的“人民”写作。文学因该是对我们当代历史的反思。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读资本论》的作者之一,座谈中郎西埃先生回答了大家感兴趣的在1968年和导师分歧的思想根源,同时也和大家一起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艺术的平等等问题,师生们和郎西埃先生的互动充满了热情,卓有成效。

维托里奥·赫斯勒(以下简称“赫斯勒”):我今年54岁,虽然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不过我的家庭与中国有一些特别的渊源。我的一个姨夫曾经是意大利毛泽东主义政党的主席(赫斯勒教授的母亲是意大利人,他本人也出生于意大利)。他经常访问中国。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常收到他从中国寄来的信,上面贴了毛主席的邮票。这个姨夫的祖父是意大利的法学教授。这位法学教授在1930年代到过中国,当时是蒋介石的法学顾问,我的姨夫从其祖父那里继承了不少中国的物品,所以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大致是从他家里获得的。

审美与判断力:康德哲学注重社会性

其次,我和东亚有直接的关联。我的夫人是韩国人。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大致是20年前的韩国。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非常现代化的都市,表面看上去像纽约。中国在过去20年中已经成为现代的工业国家。我过去几年也曾经撰写过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因此来到这里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惊讶。

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贝阿特丽丝·朗格奈斯(Béatrice
Longuenesse)曾在《康德的人类立场》(Kant on the Human
Standpoint)一书中探索了康德哲学的三大面向,即对自然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美学理论,这三大议题都交织在了康德的核心思想之下,即人类的判断能力。

郁喆隽:这虽然是您第一次来中国,但中国学术界对您并不是一无所知。我们也知道您是一个语言天才,掌握十几门语言。不过至今为止,我们对您的了解可能是片面的,您自己想如何向中国读者介绍自己?

康德的人类学思想强调人类思想、社会、历史,同时也重视其与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之间的关系,并成为之后德法之争的源头。战后欧洲大陆哲学或多或少都承袭了海德格尔的精神,而在新康德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海德格尔正是带着康德的“签名”。可以说,大批西方哲学家都在康德哲学里进进出出,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以美学为例,康德美学肯定了人类的道德进步,其美学思想渗透着人类学意义及价值。

赫斯勒:我本人想从事的哲学,是一种综合了价值的知识。我认为,在当代的技术哲学与分析哲学中蕴含了一种危险——即它们可能对世界变得无关紧要。在现代形而上学中有不少有意思的辩论,但它们与这个世界缺少关联。我本人成长于德国的哲学传统。从19世纪以降的哲学家们都要解释历史进程,尤其是要建立一套有关现代化理论。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这已经成为了德国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自己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试图从规范层面来理解现实,而不是单纯地描述人们拥有的价值。我相信,道德是十分重要的。我不同于不少分析哲学家的是,我认为必须要理解根植于文化之中的价值,否则人们将无法理解自身。这可能是我特殊的视角。我对美学非常感兴趣——我不仅认为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领域,而且觉得哲学必须使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内容。在此意义上,我虽然不懂中文,不过很认同不少中国哲学家的做法。例如当我阅读《庄子》时,我不仅被其思想所折服,而且被他表达的方式所打动。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威克斯(Robert
Wicks)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上述现象尤其体现在欧洲众多美学思潮中,其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以康德、谢林、黑格尔为代表,另一个分支以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为代表。在第一个分支中,这些哲学家视艺术为“净化”,认为艺术诠释了美与善的关系,艺术的应用在于撒播道德、传递利于社会建设的信息,艺术传递道德信息的意义超过制造美学的价值。在这一分支中,艺术的美学高度次于社会意义。

你谈到了《哲学家的咖啡馆》。其实我仅仅写了该书的一部分,另一些是由诺拉写的(诺拉是《哲学家的咖啡馆》中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位女学生)。在我和诺拉的交流中,我想让过去的哲学家来回答今天的问题。我前几天在读鲁迅,他试图让庄子来回答其时代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的思路是相似的——也就是将传统文化放入当代问题之中。我也因此感到,我做哲学的方式与中国读者有着某种特殊关联。

第二个分支则更为当代,这一分支的哲学家不愿承认任何绝对的审美价值,而是用历史思维解读艺术的价值。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福柯认为,历史并非一个连绵不断的承上启下的过程,具体的历史事件不仅是偶然的,而且还会有中断。福柯的这一历史观在当代艺术史研究和美学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第二个分支的哲学家认为,“艺术”、“美”、“作品”等都是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的产物,艺术作品的含义会随着历史环境而改变。

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待美学思潮,大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1790—1900年的哲学家为第一大类,1900年后的哲学家为第二大类。两个类别的哲学家对于美学的思考差异鲜明。第一类哲学家视艺术的应用为创造道德世界的工具,随后的哲学家则将艺术视为树立权威、反对压迫的手段。这两类中,康德的美学思想属于第一类,他强调“美是道德性的象征”。

康德理性思想在20世纪蔓延

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德语系教授尼古拉斯·鲍伊(Nicholas
Boyle)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1793年,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Alone)中将批判性的、以理性主义主导的自然神论通过与以人类自由和自治为核心的道德理论相融合,被赋予了全新的、有力的表达。康德重新阐释了包括托兰德、廷达尔在内的洛克追随者们或隐喻或明确探索过的解释学困境:一方面,如果说蕴含在《圣经》之中的神学主张拥有理性的核心,那么抛开了对《圣经》的依赖,人们也会了解理性;而另一方面,如果说《圣经》之中的神学主张没有理性的内核,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理性的人会相信它。”

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线团被康德重新拾起,通过圣经解释学延伸到20世纪的哲学解释学,并影响至今。任何严肃的思考者均需直面赫尔德当年对康德的质疑,从而再次回到康德。鲍伊表示,人类思维中除了理性外还有太多的其他因素,有语言、诗歌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和文化。但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如果理性植根于文化之中,那么赫尔德就会遭遇另一个问题,即和自然神论的威胁一样棘手的问题,也就是历史相对论的问题。如果赫尔德坚信人类多样化的不可约性,那么他就要冒着妥协基督教独特性的风险,即认为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之后的黑格尔“发明”出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即在阐释《圣经》文本的时候避免或者说是调谐了康德的自然神论和赫尔德的历史相对论之间的窘境。他的方法虽然在19世纪难见回应,但却在20世纪通过伽达默尔得到了复苏。康德思想在解释学层面,正是通过赫尔德、施莱尔马赫、黑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一步步影响着今天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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