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经济全球化正在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和越来越深刻的程度上将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置身于这一进程中的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加强合作并在全球化潮流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挑战。10月30—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德学术高层论坛在德国慕尼黑召开,论坛主题为“合作与发展——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国与德国”。

12月16日,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首都师范大学主办,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人的发展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承办的“2018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内蒙古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师生以及相关媒体记者8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兼人的发展研究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生平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志宏、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崔新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陈鹏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当前全球化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档口,无论是全球化的内容和形式,还是其性质和趋势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一重大变化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对推动全球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论坛开幕式上,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秘书长彼得·威特奥夫、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院长波多·洪姆巴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分别发表演讲,德国北威州联邦与欧洲事务即国际事务部长霍尔特霍夫-普弗特纳尔致欢迎词。巴伐利亚州前州长埃德蒙特·施托伊伯作了题为“巴伐利亚与中国”的主旨演讲。来自中、德两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学者围绕着分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在论坛中,内蒙古大学叶险明教授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问题”为题作了报告。叶险明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复杂性的认知是形成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识的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源于作为主客体双向运动的全球化复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成的复杂性以及民族国家治理机制、世界地区治理机制和全球治理机制之间关系中的复杂性。

引领全球化历史进程。全球化起始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之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人们普遍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感到焦虑,反经济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严重影响了全球化发展进程。为此,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大国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而特殊的责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在开放中合作、以合作求共赢”,共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兴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的形势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将对推动全球化进程发挥引领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高度关注

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首都师范大学徐志宏教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为题作了报告,从人类生存的相同命理与不同发展运势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他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创建共同体的文化,坚持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选择和价值追求;把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趋势基础上真理性话语和追求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话语掌握在我们手里,追求成为人类共同的话语形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作了明确界定,“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即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环境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透过上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意涵,可以看出其性质的进步性。其一,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各国人民同心协力”,而不仅仅是以往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推动”。其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自由民主制的“最后形式的政府”。其三,全球化的基本内涵是“建设持久和平”而不是以往的“掠夺和战争”,是“普遍安全”而不是以往的“强者安全”,是“共同繁荣”而不是以往的“两极分化”,是“开放包容”而不是当前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建设“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而不是以往“环境污染”的世界。总之,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各国人民,所代表的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不仅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体现资本主义性质。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方案,能够有效推动全球化的进步。

当前,全球正面临着全新的多重挑战,军事冲突、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在诸多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和平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了两国与会学者的深切关注。在研讨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以“全球化与现代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挑战——兼谈中国文化选择”为题作了报告。他强调,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既要展示我们民族特色,又要展示具有人类命运文明的共同价值、基本价值;既要注意民族意义,也要注意世界意义,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面对现代化挑战,我们要处理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问题与文化逻辑和市场逻辑的问题。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首先要解决好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矛盾,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各种类型的中心主义;其次,文化选择上要特别注意文化主体的问题,注重文化宣传、文化沟通,以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沟通、相互理解以及民间文化交流为前提,这样我们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的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一份力量。

实现全球化理论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全球化是以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为内容,以世界市场交流为动力,以强国为主导的西方化过程。国际关系理想主义主张,通过教育、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唤醒人们的良知,规范国家的行为,建立以集体安全体系为纽带的国际联盟。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推动了国际体系演变和全球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使原来处于自给自足封闭状态的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不断加深,进而其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当前国际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起来的全球化理论。首先,它是将“当前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空前加深”作为逻辑起点,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其次,从共同应对世界难题挑战的维度阐述全球化理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威胁明显上升。”为了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采取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范围内的全方位沟通和行动。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维度阐述全球化理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这种更加强劲的时代潮流,预示着国际社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现实根据、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实际需要以及时代演进的必然趋势等多维度考量而建构的全球化理论。

德国联邦安全政策学院副院长沃尔夫冈·鲁迪施豪塞尔认为,世界共同体当今面对的挑战是多样性的,从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移民问题直至恐怖主义、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此外,数字化/网络、自动化武器系统的发展和“信息战”等混合威胁则构成了全新的危险。以外交手段应对这些挑战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任务,要积极利用科技发展带来的机会。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崔新建教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为题作了报告。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层次上来讲,从低到高分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从范围上来讲,分为民族共同体、区域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不论哪个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包含共同认知、共同价值理念、共同行为规范、共同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文化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远大的理想,也是一个基于对现实改造的方案,同时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有一种长期的思想准备。

取得全球化实践成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最广泛的国际平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格局基本成型,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成功落地。截至2019年4月,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超过860多亿美元,中国同沿线国家共建的82个境外合作园区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已经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具体行动,东部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东南亚正在施工建设高速铁路,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合作纽带。这些事实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快了各国的发展进程,改善了沿线的民生需求,开辟了互利共赢的发展前景,也扩大和深化了跨越各洲之间的联系,并将推动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之间的网状联系结构的形成,从而更多体现全球化的实际功效。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具有丰富内涵的高度综合性概念,它意味着在地球生命圈范围内生存繁衍的人们超越地区、国度、民族、人种和文化差异,在其根本性的生存基础和发展前景上形成了内在的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的有机格局。中国和德国的合作共赢不仅有利于促进两个国家各自的稳定与发展,而且有可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独特的贡献。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以“民族文化个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作了报告。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一个国家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民族与世界的互动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关系性概念,它所呈现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就是民族文化个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他强调,我们要建构大家共同具有可遵循、可操作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另一方面要表现民族文化个性。维护民族文化的个性学理层面需要对以下问题开展深化研究:第一,要自觉守护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第二,在当代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节点,每个民族都要树立一种文化担当意识;第三,应该恪守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基本价值诉求。最后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中国方案还要通过精心的呵护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个性为前提,方能使其具有一种经验的实践性和超验性的价值关怀。

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观是体现全球化要求的多元复合性的文化观。它要求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鹏程研究员以“近代以来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几位思想家关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话语遗产及其在现今时代的意义”为题作了报告。李鹏程对西方思想史上“共同体”概念进行了从古希腊到滕尼斯的溯源。他认为,全面而深入理解“共同体”这一概念要区分“共同体”的概念和“社会”的理念,以及“共”、“同”、“社”、“会”的语义学分析,普遍语义学的沟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孙麾强调,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发现、自我变革的过程。在适应世界总的发展趋势中进行文化调试,重构主体性,建构与世界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这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赶上世界历史新议程的哲学思维。新的世界历史时代,需要建构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是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切和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迎接全球治理困局中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价值倡导,超越单极化;二是现实建构,“一带一路”作为实践路线图是有机组成部分;三是理想图景,描绘了人类对未来的想象。

中央编译局杨金海研究员以“‘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作了报告,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21世纪创造性的应用发展。我们要深化对马克思世界历史以及交往思想的认识与研究,更要认真研究习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才能共同推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赵培杰认为,努力构建世界各国的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人类的希望和出路所在。中国和德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肩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应当加强两国之间文化层面包括哲学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以具有引领性和创新性的思想,为建立在长期信任和高度可靠性坚固基础之上的中德关系提供智力支撑。

在题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报告中,杨生平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问题,作了以下三点阐述:一是马克思研究共同体的独特视角与内涵。马克思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共同体,特别是国家,政治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既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他强调,深化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共塑更美好的世界经济未来

此次论坛立足全球化背景,学者们深刻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本问题、文化视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问题以及西方思想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明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理论实质与实践路径。大家一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21世纪的创造性应用与发展,深化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此次论坛的成功举行促进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合理性和复杂性的认知,就如何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如何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进一步改善全球治理,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化研究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与对策建议。

过去几十年里,国际贸易不断从本地生产发展为全球生产。虽然贸易冲突不断加重,但国际价值链已不可或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中国和德国如何相互协调,共塑世界经济更美好的未来,成为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2009年至今,“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论坛”举办已经成功举办五届,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学术交流的品牌论坛,历届论坛都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是推进中国文化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探讨的学术平台和前沿阵地。

埃德蒙特·施托伊伯认为,在过去的25年,巴伐利亚州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40多倍。中国的发展道路,给其他国家带来了西方市场经济以外的另一种选择。经验表明,密切经济联系、拓展文化交流、深化科学以及教育领域的合作能够消除偏见,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施托伊伯强调,“与中国建立不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建设性关系,是德国和巴伐利亚州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前德国联邦部长鲁道夫·沙尔平谈到,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倾向,自由贸易受到一定限制。对中国和德国这样的出口国来说,应当认真思考如何应对这种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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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玛丽安·克诺伊看来,全球化这一趋势及其所涵盖的诸多政策已陷入重重压力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各国公民因全球经济危机而对本国政治人物的管控能力产生怀疑并日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宣扬民族主义及保护主义路线的精英在一些国家获得政权。

姓名:李建芳 杨芳 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前欧盟部长理事会总干事克劳斯·格雷其曼表示,中国是欧盟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过去,外贸商品主要局限于原材料和简单的消费品,而如今外贸商品主要是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内贸易”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中间品,金融服务等服务类贸易也大幅提升。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核心元素是信任。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并且摒弃相互敌对关系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信任基础,其中包括相互性、公平性和“全心全意的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何晶晶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国际商事纠纷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商事纠纷势必不断增加。中国日前推出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一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多元化和便利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专业性和高效性等特点与优势。

多渠道探索国家与社会治理之道

此次论坛还围绕着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城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德学者分别立足于本国实际,交流了彼此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韩震探讨了社会治理中的自由与秩序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但秩序是自由的前提和保障。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界定自由的界限,深刻理解自由与治理的关系。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探讨了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问题。他提出,技术创新与应用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是目前看来,个体化、场景化、不可识别、不在场等因素的叠加让技术行为特征变得难以预见,进而导致现行的属地治理逻辑失灵、规则失效。这构成了技术行动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异步,也是技术化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源。

《德国商报》高级编辑汉斯-尤尔根·亚格布思认为,若要实现长久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构建高度自治的法律秩序。他强调,以宪法为出发点,由法律、规则、判决和评述组成的整体可保障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财富——信任。信任能够引导个人实现更具成效的创意和行为,有利于各个利益对立群体进行沟通。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孙万怀表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新的方针,是对法治理念的实质性建构,体现了追求法律正当性的目标,强调了法律实施的公正性追求。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诗宗认为,在有关基层政策执行的研究中,能够被清晰界定和描述的往往是政策执行过程的“两端”:政策涉及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和政策的实际绩效。而影响政策执行策略创新的内核却被“黑箱”壁垒包裹着。针对这一问题,他从中国的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执行情况入手,探讨了民间经验在提高政府绩效、实现政策目标过程中的作用。

作者简介

姓名:王广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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