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哲学对“不可或缺论证”究竟意味着什么?

The substance is both “Yes” and “NO”:Separable and
Continuous,Constructed and Created ——Selected Review on the “Three
Debate” and “Philosophy of Creation” By Gui Qiquan & Wang Guiyou

进入专题: 莱布尼茨
  物质无限可分
  本体论
 

What Does Quine Mean to the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

(Wuhan Vniversity,Wuhan,China,430072)

段德智 (进入专栏)
 

作者简介:贾向桐,男,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50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单纯层次上的“无限可分”,只是“恶的无限性”,而决不是辩证法。遵循恩格斯与黑格尔对可分性问题的基本思路,认为只有“可分”与“连续”、“构成”与“生成”等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才有全面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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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信息:《北京社会科学》第201712期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onefold,hiberarchied”infinite separability”is
merely the”badinfinity”,and in no case the dialectics.Following the
basic of Engls and Hegel on the separability,we think that only the
unity of the two oppositions of the”Separability” vs “Continuity” and
“Construction” vs “Creativity”,could construct the all-around truth.

  

内容提要:“不可或缺论证”是当代数学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关涉数学实在论成立与否的核心论证环节。在“不可或缺论证”的争论中,奎因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其立场在这场争论中处于一个关键位置。奎因哲学,特别是其以自然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确证整体论和本体论承诺命题,构成了“不可或缺论证”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数学实在论辩护的主要理论依据。但由于奎因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内在矛盾,这些理论框架又同时激发着反数学实在论的发展,即奎因哲学引导着“不可或缺论证”正反双方的逻辑发展路径。

关键词:无限可分/终级不可分的整体性/构成/生成/infinite
separability/ultimate inseparable integrity/construct/creaf

   摘要:莱布尼茨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不仅在莱布尼茨哲学体系中具有举足经重的地位,而且对于西方哲学史的近代发展也具有比较深广的影响。本文旨在从莱布尼茨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学术背景和哲学意义两个层面对之作出考察。莱布尼茨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学术背景虽然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与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争论,但最根本的还在于笛卡尔与原子论的近代复兴者伽森狄的哲学争论,可以说,莱布尼茨的无限可分思想及其哲学意义主要地就是在对笛卡尔的批判的再批判中发挥出来的。莱布尼茨在对笛卡尔有关思想的反思和批判中,从他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中不仅推演出了他的“单子论”实体学说,而且还推演出了他的中国盒式的自然有机主义和前定和谐系统。他的这样一种哲学进路对于我们昭示我国古代学者惠施等人“尺捶”之辩的本体论意义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The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argument for the
realism of mathematics.in this discuss,The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
attempts to draw conclusion from the applicability of mathematics to
science,which comes mainly from Quine,especially from his ontologically
committed thesis and holism.At the same time,the antirealism also get a
lot from his thesis.

甲:最近读到了何祚庥教授的新著:《3大论战——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①这本著作使人感觉到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浓厚兴趣。作者的科学实在论倾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键词:不可或缺论证/数学实在论/整体论/本体论承诺 the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realism of mathematics/Holism/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乙:我也读过了这本书,特别细读了《何谓“可分”?粒子或场是否“无限可分”?》部分,我对何先生肯定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适性的基本立场非常赞同。然而,他对“无限可分”的论证方式却使人想起黑格尔所批评的“恶的无限性”,所引出的某些极端结论则使人容易联想起机械唯物论的思考方式。随后我又读了据说是持对立主张的金吾伦教授的《生成哲学》②一书,读完后感到金先生的生成辩证法观点十分精彩,很有说服力。依我看,它或许可以看作探索现代辩证法的一个新的型式。按理说,何先生本应把金先生当作可靠的辩证法盟友,谁知前者却把后者当作论敌,并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我真有点茫然了,很想听一听你的看法。

   关键词:莱布尼茨;物质无限可分;本体论意义;“尺捶”之辩

标题注释: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TJZX17-001)。

甲:实际上,他们之间关于“物质可分性”问题的学术争论早已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基本观点学术界都已了解。你提到的《生成哲学》一书,是金先生的最新著作,是他的《物质可分性新论》一书的基本观点的继续和发挥。金先生的这些见解不是一时兴发,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而是长期学术探讨的结果,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提出这些见解是一种学术创新,也需要有理论勇气。我主张应当心平气和地对他们各自的观点作具体分析,充分肯定各自论点的合理性,同时指出其不恰当之处,我主张以一种多元化的宽容心态对待不同观点的争论。(乙插话:我对多元主义方法论向来情有独钟。)千万不要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那不利于学术争论,不利于学术繁荣,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数学实在论的经典辩护是诉诸于著名的“不可或缺论证”(the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这一论证是关于数学实体的实在论论证。简单而言,不可或缺论证认为我们应该相信数学实体的存在,因为它们对我们的科学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1]。从理论渊源来看,这一论证可追溯到奎因,之后普特南又进一步明确和系统了“不可或缺论证”,以至于后来这个论证模式被人们统称为“奎因-普特南不可或缺论证”。[2]随之,关于“不可或缺论证”的问题开始为科学哲学界所持续关注,瑞斯尼克、迪考克、柯利万(M.Colyvan)、马蒂等人针对这一论证展开了激烈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奎因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一方面,人们把奎因视为“不可或缺论证”的主要思想和理论来源,无论是“不可或缺论证”的支持者或反对者都形成了这一基本共识;但另一方面,奎因的相关论证和主张却又是非常模糊的,争论双方都“没有提及奎因确切在哪里使用了这种形式的论证,也没有给出奎因对不可或缺论证的详细陈述。因为这是相当困难的,奎因对此问题的观点并不非常清楚。一个人可以很准确地将不可或缺论证归之于奎因,但这又仅仅只能是建立在零散的文本基础之上”[1]。如此一来,造成的结果便是奎因哲学在“不可或缺论证”问题上成为争论各方共有的理论依据所在,但奎因本身的真实立场问题却变得并不重要了。事实上,这正是目前“不可或缺论证”问题出现巨大争议的重要理论背景和原因,面对这种情况,理清奎因自身的相关论证和主张就变得非常必要,这也是本文的主题之所在。我们认为,要真正把握奎因与“不可或缺论证”之间的关系,需要遵循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的观点,即在双方理论“强烈视差”的不断移动中去感知和理解,在奎因和“不可或缺论证”的立场反复对照中才能进一步明晰二者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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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不仅在莱布尼茨哲学体系中具有举足经重的地位,而且对于西方哲学史的近代发展也具有比较深广的影响。本文拟从莱布尼茨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学术背景和哲学意义两个层面对之作出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学者惠施等人“尺捶”之辩的本体论意义作出说明。

一、从数学实在论解读奎因立场

乙:能不能先讨论一下物质“可分性”问题。何先生在《毛泽东和粒子物理研究》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强调了“分”就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矛盾的统一”,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处不在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观念,这就是辩证法”。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吧?

  

普特南最早将“不可或缺论证”的思想归功于奎因,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普特南是如何解读奎因的相关论述的。在普特南的著作中,他也仅仅将“不可或缺论证”笼统归之于奎因:“数学实体的数学化对自然科学是必不可少的,这无论是对物理学还是形式科学……这种类型的论证来自于奎因,他多年来一直强调数学实体量化的不可或缺性,并且认为否认日常预设的存在是智识上的不诚实。”[4]但普特南在文献中并没有准确引用或明确奎因的具体文献情况,只是在《逻辑哲学》的第八节中以“不可或缺论证”为起点,然后详细论述了自己的主张以及对可能反对意见的分析。[1]而对“不可或缺论证”做出最系统梳理的柯利万同样也将这一论证归功于奎因,较之于普特南,他的描述更加详细:“用以捍卫数学实在论的不可或缺论证的使用通常与奎因和普特南相联系”,“奎因不可或缺论证的视角可以在许多地方见到,例如在‘成功与数学化的极限’中他写道:‘对科学语句的通常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承诺抽象对象的存在——国家、种族、数、函数、集合——这正如苹果和其他东西一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变量的值出现在我们整个世界系统之中的。’”[5]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柯利万和普特南一样,只是在吸收奎因自然主义主张来为数学实在论辩护,同样没有更具体提及奎因到底是怎样论述这一问题的。简言之,从数学实在论的“不可或缺论证”正式提出开始,人们只是普遍把这一论证归功于奎因,但奎因本身却没有给出过具体的相关论述,其真实态度仍不明确。

甲:当然“分”的最基本涵义、最基本形式是“物质实体作为整体分解成不同的要素,与不同的层次”。何先生、金先生虽然都表态要拒斥构成论,何先生强调“一分为二”,金先生则强调“生成哲学”,但都是在上述意义上把握“分”的基本涵义,因此当何先生坚持物质“无限可分性”观点时,就必然会遭到金先生那样强有力的反驳。的确,当代物理学深入到基本粒子世界之后,有一系列事实在直观上是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相违背的。比如,金先生提到的“夸克被禁闭”而在事实上是分离不出来,电子之类的轻子的可分性仍缺乏实验根据,光子的个体性、整体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玻尔所提出的能态的跃迁也是一种一次完成而且是不可再分的突发性事件,作用量子h是一个非无限可分的有限作用量,其个体性与整体性是量子理论的最基本的前提等等。

   一、莱布尼茨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学术背景

为了更明晰“奎因-普特南”版本“不可或缺论证”的具体逻辑,以便展现奎因哲学与“不可或缺论证”的关系,我们援引柯利万对“不可或缺论证”的经典总结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乙:这里你所提到的量子论整体观,使我想起一本名为《新整体论》的书,我认为它对“无限可分”的说法是个有力的冲击。《新整体论》是孙慕天与采赫米斯特罗教授合著的一本书,这本书对D.玻姆在《量子理论》中的整体观作了进一步发挥。在这里,我可以作三点概括:1)新整体论最核心的观念是终极不可分的整体性。它根本否认了存在轮廓清晰的宇宙基本砖块的可能性,“摒弃了实在可以绝对地彻底地分解为其组成要素的观念,……始终注意到世界在物理上的终极不可分性的这一事实”。2)关于普朗克常数的哲学意义。h不仅是对能量“无限可分性”的自然限制,而且更一般地说,普朗克所发现的作用量子,它使牛顿的经典本体论的基本理想——把物理系统的状态完全无止境地分割成界线分明的要素集合——成为泡影。3)与此相关的是相空间格胞的存在。也就是说,相空间是量子化的,其物理含义为物理状态并不是无限可分割,它存在一个最低界限。想引进某种物理操作去确证格胞内个别要素及其集合的模型终究是行不通的。相空间格胞的存在正是上述终极不可分的整体性的又一直接体现,如此等等。

  

1)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并且仅仅是对最佳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实体做出本体论承诺;

甲:诚然,当我们讨论物质层次的可分性、物质实体的实际分割时,千万不能忘记量子世界的“终极不可分的整体性”的限制。看来只有强调可分性与不可分性两者的“对立统一”才有全面的真理,才是辩证法,单纯强调“可分”并不是辩证法。

  
莱布尼茨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学术背景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因为早在古希腊,在物质是否无限可分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乃至对立的主张。

2)数学实体对于我们的最佳科学理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乙:除了上述“分”的基本形式外,还有什么其他形式呢?

  

3)我们应该对数学实体做出本体论承诺。[5]

甲:此外,还有对物质实体的性质与关系的分析。罗嘉昌教授提出的关系实在论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在《关系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一文中指出:“所谓关系的实在性,是指它的内在性,不可还原性和在先性。关系内在于系统整体而成为基本结构要素;它们不是附加于与它们相关联的东西,而是构成了其总体实在。罗先生认为,“现象和性质总是在特定的关系中显现的”。他对关系性实在作了极其细致的分析,我基本同意罗先生的论证。特别是像中子、质子、电子、μ子这样的理论实体,它们并不像宏观世界的经验对象那样的明显摆在我们面前,它们作为潜在的实体只有与我们的观测条件以及其它对象发生关系,其性质才能显现出来,才表现为现象而成为现实。我们只有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才能够把握理论实体本身。依我看,列宁所说“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坂田昌一所说的“中微子也是不可穷尽的”,都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我们知道,古代原子论派是否定物质无限可分的。一般认为,原子论的奠基人是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他们之所以被称作原子论者,最根本的就在于他们都持万物由原子构成这样一种哲学观点。而万物之所以能够由原子构成,最根本的就在于原子是“充实”的最小单位。而原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充实”的最小单位,既有其后天的理由,也有其先天的理由。所谓后天的理由,是就原子的性质而言的。早期原子论者认为原子只有形状、位置和次序这样一些性质。而每一种性质又各包含两对对立的属性,例如形状的属性是有角和无角、直和圆,位置的属性是高和低、前与后。所谓先天的理由,是就语源学或语义学的角度而言的。这是因为在希腊文中,“原子”(ātomos)的原意不是别的,就是“不可分割”;正因为其不可分割,它才能构成万物的最后单元或元素,才能具有终极本体的地位。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学说》载,德谟克利特曾宣称:“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其余一切都只是意见。”[①]他的这句话可以视为原子论的哲学宣言。

柯利万接着提问,“为什么要相信大前提?即,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最佳理论解释中实体存在的不可缺少呢?”的确如此,我们最佳理论的成功如何能够确证其理论中的术语指称,这是科学实在论辩护的重要难题,柯利万认为实现这一论证的“关键前提源自于自然主义和整体论。”[5]笔者认为,这也是普特南等人在奎因本人并无明确的具体论证的情况下仍将“不可或缺论证”归功于奎因的内在原因。因为这一论证的核心环节是要通过成功的最佳理论来肯定其数学实体的本体论承诺,这如同一般科学实在论对理论实体的肯定一样,只能最后诉诸于“非奇迹论证”(No
Miracles
Argument)。反言之,自然主义是“不可或缺论证”辩护的理论基础,“实在论对经验检验是保持开放的……实在论可以为科学发展的经验研究所支持”,“认识论和语义学是‘自然化的’”。[6]因此,普特南和柯利万等人认为数学实在论的辩护同样要放在自然主义基础上进行,而且,由此“不可或缺论证”便“可以直接从本体论承诺的标准以及整体论和自然主义信条中推导出来”[1]。正是奎因的自然主义为数学实在论及其辩护模式确定了基本的方法论前提,而且,“不可或缺论证”即是自然主义哲学范式的一部分。

  

布朗针对数学实在论的论证做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从数学实在论对奎因思想和“不可或缺论证”之间关系的解读。布朗首先明确指出,“不可或缺论证”断言“数学对自然科学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两个自然主义命题的基础之上。其一是“奎因的认识论整体主义:理论评价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理论、辅助性假说、初始条件和数学的应用,是要综合在一起评价的;所以,任何理论部分都可能对失败有责任,经验预测的成功也是给予所有部分的信誉”[7]。这就是奎因著名的确证整体论命题。在奎因的整体论看来,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科学理论,数学以及逻辑学居于科学信念的中心位置,数学与其他信念系统是有机融于一体的,理论经验预测的成功确证了科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真理性,由此数学在科学理论中的不可或缺性能和科学理论整体的真理性相联系。其次是“奎因的本体论承诺信念:接受一个‘存在一个x,那么x是f’的形式陈述,就是承认具有f数学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7]。一个理论语句陈述的真,意味着其语言陈述词项也具有真值,而我们要说每个科学陈述为真,即要承认该术语指称事物的真实存在,否则这种所谓的陈述的真理性也就失去了意义。既然奎因的本体论承诺将实体的存在赋予在了理论“变量的值”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理论语句的真值来判定这些“数学实体是存在的”。[1]

  
原子论问世后,毁誉不一。一方面,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不仅在他的城邦赢得了尊重,国人竟因此为他立了铜像,而且人们还称颂他“非常贤明”,是“第一流的人物”。[②]另一方面,他的学说也遭到了当时一些著名哲学家的抵制和批评。据阿里斯多克森《历史回忆录》记载,“柏拉图想把他所能搜集到的德谟克利特的全部作品都用火烧光……事实上,柏拉图的作品中差不多引到古代所有的哲学家,但却从来没有一处提到德谟克利特,甚至于在那正应该反对他的地方也没有提”。[③]亚里士多德则针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提出并论证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他主要提出了三项理由:(1)“任何连续物都不可能由不可分割的东西构成”。他举例说,“线不能由点构成”,他给出的理由是:“线是连续的,而点是不可分的”。(2)“如若连续物是由各个点构成的,那么,这些点必然或者相互连续或者彼此接触。”(3)“点与点……也不能接续,以至于由这些点构成长度”。他给出的进一步理由是:“点与点之间总有线段,……假如长度……可以被分成它们所由构成的那些东西,那么它们也就能被分成不可分的部分了。但是,没有一个连续物能被分成无部分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每个连续物都可以被分成总是能够再分的部分。”[④]

由此,布朗总结说,考虑到以上自然主义的几个前提,“人们就似乎承诺了数学对象及其事实。如果陈述‘存在着素数’在蝉的生殖周期理论中起着关键作用,并且相信这一理论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必须接受数的语义实在性。”[7]所以,在传统数学实在论看来,奎因的自然主义和确证整体论(confirmational
holism)奠定了“不可或缺论证”的理论逻辑框架,二者的实在论立场是一致的。

  

应该说,布朗和柯利万等人从传统数学实在论出发对奎因哲学的解读是颇有道理的,而且整体论自然主义为“不可或缺论证”提供了最强有力的逻辑论证武器。但这是否符合奎因哲学的本意呢?换言之,如果我们站在奎因的角度来看,“不可或缺论证”支持者的相关解读恰当吗?这是本文讨论的关键问题。由于奎因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相关问题,这造成以上数学实在论的思路逐渐成为当前争论各方的基本共识,但这种“共识”还是需要我们再次认真反思。所以,下面我们的思路是依据跨越性批判的“视差”观点,从奎因立场出发对数学实在论立场进行交互考察和比较。

  
但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并没有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反对和批判而销声匿迹,相反,它不仅在伊壁鸠鲁和卢克来修那里得到了发展,而且至近代还在法国哲学家伽森狄那里得到了复兴。而且,正是凭借他所复兴的原子论,伽森狄对笛卡尔哲学的批判才得以成为当时对笛卡尔形而上学哲学的“各种批判中最为全面系统、最切中要害的一种”。[⑤]在伽森狄看来,笛卡尔的二元论自相矛盾。因为笛卡尔一方面宣称“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楚、分明的观念”,这就是“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而没有广延”,另一方面又宣称“我对于肉体有一个明白的观念”,这就是“它只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想”。伽森狄诘问道:“我请你告诉我们,你怎么认为有广延的物体,它的形象或者观念能够被接受到你——也就是说,一种没有广延的实体——里面去呢?”不仅如此,伽森狄还对笛卡尔的“松果腺”一说进行分析批判。他写道:“不管这个部分是多么小,它也仍然是有广延的,而你(指在思维的灵魂或我——引者注)也和它一样,因而你也是有广延的,并且你也有许多小部分,和它的一切小部分相配合。”[⑥]不难看出,伽森狄用以批判笛卡尔二元论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德谟克利特所开创的作为一元论的原子论。

  

  
不过,即使伽森狄以古代原子论批判的笛卡尔哲学本身似乎也有古代原子论的某种印记。这一方面表现在笛卡尔的“松果腺”的理论本身,因为一如伽森狄所指出的,既然笛卡尔将松果腺设想为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最小的一些部分”里,那就意味着笛卡尔也和伽森狄一样,也承认人的灵魂或松果腺依然是“有广延”和“有部分”的。另一方面还在于笛卡尔本人明确无误地宣称:“我们所谓物体或物质”其实就是一种“具有长、宽、高三向”的“有广延的实体”。[⑦]笛卡尔甚至还强调指出:“物体的本性,不在于重量、硬度、颜色等,而只在于广延。”[⑧]

  

  
我们说笛卡尔的哲学具有古代原子论的某种印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笛卡尔就是一位原子论者。事实上,笛卡尔非但不是一位原子论者,反而是原子论的一位坚定的反对者。因为笛卡尔和后来的莱布尼茨一样,也主张“有广延的原子”的无限可分性,从而根本否认原子的存在。他在《哲学原理》中写道:“宇宙中并不能有天然不可分的原子或物质部分存在。因为我们不论假设这些部分如何之小,它们既然一定是有广延的,我们就永远能在思想中把任何一部分分为两个或较多的更小的部分,并可因此承认它们的可分割性。”[⑨]他甚至强调说:“我们纵然甚至假设,上帝已把任何物质分子弄到极小的地步,因而不容再行分割,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它是不可分的。”[⑩]笛卡尔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确实地说来,最小的有广延的分子永远是可分的,因为它的本性原来就是如此。”[11]问题在于:作为二元论者的笛卡尔既然宣称所谓实体即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12]既然他主张物质(即广延)无限可分,既然他又宣称“宇宙中并不能有天然不可分的原子或物质部分存在”,他何以能够又主张物体实体的本质属性只在于广延呢?[13]原来,笛卡尔所说的广延并非德谟克利特和伽森狄所主张的“物理学的点”,而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上的“数学的点”。既然抽象的思想上的“数学的点”不同于现实的“物理学的点”,则“物理学的点”的无限可分性便丝毫无碍于抽象的思想上的“数学的点”的“不可分性”以及它之构成“物体实体”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笛卡尔在讨论作为物质实体本质属性的“广延”时,反复强调说:“数量之不同于有广延的实体,数目之不同于被计数的事物,并不是在实际上,而只是在于我们的思想中。”[14]“物质的实体,若与它的数量分开,则我们只能纷乱地设想它,好像它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15]

  

  
毋庸讳言,笛卡尔在强调和阐述作为“物理学的点”的原子的“无限可分性”方面是有其历史贡献的,但他在引导人们走出古典原子论历史迷宫的同时却又将人们引向了两个迷宫:一是他的作为“数学的不可分的点”的“广延”究竟能否构成真正的“实体”?一是他的作为身心联络纽带的“松果腺”何以能够安置在具有作为“物理学的点”的广延的人的大脑之中,并开展起思维活动?这就是笛卡尔留给莱布尼茨的精神遗产,这也就是莱布尼茨走进哲学王国时必须直面的唯有找到走出这两个哲学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方能将近代西方哲学推向前进的学术背景。

  

   二、莱布尼茨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哲学意义

  

  
“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16]既然莱布尼茨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要求莱布尼茨去处理和解决由伽森狄和笛卡尔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或“哲学难题”,尤其是去解决笛卡尔所陷入的哲学迷宫,则莱布尼茨为使自己的哲学成为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就应当而且必须直面并且担当起时代赋予他的哲学重任,努力去探求走出笛卡尔这两个哲学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莱布尼茨究竟是如何在直面笛卡尔两个迷宫的前提下致力于发挥其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哲学意义,[17]建立起一个颇具创意的哲学体系,将西方近代哲学推向前进的。

  

  
莱布尼茨对其物质无限可分思想哲学意义的发挥首先就表现在他不像笛卡尔那样将“物理学的不可分的点”转向抽象的思想上的“数学的不可分的点”,而是既超越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的不可分的点”,又超越笛卡尔的“数学的不可分的点”,而达到“形而上学的点”,并因此而建立起他的“单子论”这一新的实体学说。[18]如上所述,笛卡尔的根本努力在于将“物理学的原子论”改造成一种“数学的原子论”。但在莱布尼茨看来,笛卡尔的“数学原子论”至少有三个重大缺陷。首先,笛卡尔关于“物质实体的本性在于广延”的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嫌。既然笛卡尔断言物质或广延无限可分,它就不可能构成一种作为终极实存的实体。其次,数量和数目与有广延的实体和被计数的事物并非像笛卡尔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回事,即使“在思想上”也不是一回事。[19]第三,笛卡尔的“数学的点”之所以不能构成实体,还在于它缺乏任何能动性,而能动性却正是“一般实体的本质”。[20]因此,在莱布尼茨看来,无论是德谟克利特和伽森狄的作为“物理学的点”的广延,还是笛卡尔的作为“数学的点”的广延都不足以构成万物的最后单元,那么,究竟什么才能成为构成万物最后单元的东西呢?那就是作为“形而上学的点”的“单子”。[21]由此看来,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正是他将物质和广延无限可分性原则贯彻到底的一项哲学成果。[22]

  

莱布尼茨对其物质无限可分思想哲学意义的发挥还表现在他据此提出了中国盒式的自然有机主义。我们知道,在“物理学”范围内,笛卡尔所信奉的其实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图式,这也是莱布尼茨时代普遍流行的世界图式,与此相反,莱布尼茨则依据其物质无限可分思想提出了中国盒式的自然有机主义。莱布尼茨认为上帝的技艺与我们人的技艺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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