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广文/田书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及其建构路径

Cultur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Its Construction Pa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自信,不仅将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称为“四个自信”,更将其表述为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同时蕴含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根基,成为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邹广文,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田书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一种特殊的“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中华民族这一群体人格对于自身文化认知的心理反映,象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成熟。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础是很清晰的,就是对我们自身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然而,无论是认知,还是认同,这些文化意识的形成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而且也只有在这种跨文化的交往中,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走向成熟。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构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未来愿景,也为我们的文化自信走向成熟提供了契机。

原发信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第20175期

一、文化自我认知的三个基本对象

内容提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建构文化自信愈发成为中国步入历史新阶段的紧迫任务。建构文化自信面临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相对滞后、文化价值诉求的相对混乱、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的相对失语等,这些问题成为制约中国迈向文化强国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站在时代发展前沿,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反思并超越传统意义上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努力克服现代性困境,破解现代性发展之谜,积极寻找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现实路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文化的自我认知。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然,也构成了我们文化认知的基本对象。

关键词: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文化建设/当代中国

1.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认知

标题注释:本文系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与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L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血脉从未中断的国家之一,这足以佐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甚至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中国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虽然在某些年代,传统文化遭受打击,但并没有毁灭其根基,反倒成了它新生的催化剂。即便在当下,传统文化也深受群众认同。那么,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何以具有如此深刻的亲和力?其实就在于它直接回答了“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重大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从历史中为我们今天的“强大”提供根据,为“我们”这个概念奠定了底蕴,并以此声明,中国其实从未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离场。

文化自信问题现已成为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激荡互动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1]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最坚定力量,只有文化自信,才可能建构起社会文化实践的最坚实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自觉反思建构文化自信对当代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如何看待文化自信建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求解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具体路径等问题,明确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至关重要。

2.对于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文化的自我认知

一、建构文化自信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的瓦解,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再到艰苦斗争实现解放的历史洗礼,这其中孕育出的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革命文化,可以说是这一历史展开的文化浓缩。革命文化的内核是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这一宏大理想的奉献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红色文化表征。而这种奉献精神延伸至今,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指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回归当下,革命文化本身也成为广大党员不忘初心,历练党性,提高凝聚力的精神落脚点。

立足社会发展的时代特色与需求,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观,是理解文化自信基本内涵、把握文化自信现实意义、进而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理论前提。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人开放的新路——通过文化之路”[2]。所谓的“符号”就是人与天然自然相互区分的根据,而所谓的“文化”就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系统,所以“‘符号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人类在符号的宇宙中——即在文化的世界中生长着,发展着”[3]。由此可以看出,卡西尔的文化观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论启示:首先,从文化生成的角度讲,文化是人与自然区分的标志,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系统的总和,指称人所创造的整个“符号的世界”,而非符号系统的某一部分。其次,从文化与人的关系的角度讲,文化固然是人创造的,但是文化也塑造着人,二者处于一种“同构互塑”的互动关系中。最后,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丰富,而文化的丰富也标志着人的进步。所以,文化与人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人才能理解文化的内涵与意义;只有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才能赋予人超越自身的力量。

3.对于引领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我认知

实际上,卡西尔对文化概念的表述及其反映出的思想倾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层次的理论契合性。首先,在马克思这里,“符号的世界”实际意指人的劳动产物的总和,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便分为三个基本领域,即物质文明领域、制度行为领域和精神文明领域,而人类创造“符号的世界”彰显人的本质以及超越自然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4]163其次,在马克思这里,人与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同构互塑”的关系,恰恰是因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劳动的产物与人不是相互外在的,而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4]163。文化作为人的劳动产物,当然也就在本质上与人同一,并相互影响。最后,在马克思这里,人是历史的范畴,文化真正标识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辩证法,这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发展。“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5]602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以此为前提。“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5]603,剔除其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的一面,使其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文化的发展,就是人类自我认识、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具体体现;而人类的进步,则是文化演变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现实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道路选择,这注定了其文化景观的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反映。由于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发展,因此这种文化从主题上也就呈现为一种“发展的文化”。这其中,从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从统筹兼顾、社会和谐,到“四个全面”“五大理念”,当代中国发展的每一个脚印都以文化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诠释出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三大主题。正如习近平所说:“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打下的基础,这是它得以站得住、行得远的重要基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因而,我们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就在于它代表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一种超越式的文化,它意味着不断地探索与变革,从而拓展中国发展的更多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恰恰是这种文化内核中的开创性,注定了它的风险与代价,尤其在改革处于攻坚期与深水区,必然会带来诸多的问题,甚至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而这些因素也投射到文化图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孕育了负面情绪。然而,作为一种正常的文化形态,这些负面因素非但不会影响文化自身的成长,反而是推动这种文化走向成熟的动力之一,值得我们去尊重。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照下,卡西尔的文化观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述和更为丰富的阐释。通过卡西尔文化哲学这一中介所确立的文化观,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在传统理论话语的基础上,立足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条件,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为指导,才能在更为本质的层面上,反思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当然,从一个国家主体或民族主体的视角,我们能够得到对于自身文化的一般认知,并据此形成对于自身文化的直观判断。然而,如果仅仅以这些判断为基础来讨论文化自信,其结果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容易导致一种自信的“错觉”。其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我们一方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十分认同,另一方面对于文化本身又不求甚解,或是把传统文化简单化、表面化、形式化,或是在具体的文化传承、文化保护等方面遭遇了很多困难,以至于长久以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大潮看起来愈演愈烈,而文化流失的遗憾反倒成为我们当代人的心头之痛。又如,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革命精神逐渐失去了“劲道”,人们对于这种精神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理性,也更加冷静,却在不知不觉中遗失了这种文化的热血情怀与行动张力,其结果是我们虽然依然崇敬这种文化,却无法从中得到行动的驱动力,革命文化正在成为一种口头上的“热销品”、行动上的“奢侈品”。再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很多人理解的并不准确,有人用西方世界传递的价值体系作为标准来质疑我们自己文化的先进性,有人将“中国特色”误用滥用以至于将其妖魔化,有人说“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有人承认中国特色是成功的却否认它是先进的,有人强调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的先进而非“社会主义”的先进,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对自身文化认知并不系统、全面和深入。毕竟,在缺乏足够的文化对话与文化交往的基础上,我们文化自身中的很多价值还是被埋没的,也有很多问题是被遮蔽的。因而,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目的的“祛魅”,必须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

首先,文化自信是一种关系范畴,建构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平等沟通、维护国际环境的和谐有序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自信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主体间文化对比的产物,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在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平等对话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可。在步入近代社会以前,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国家抱有长久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不仅体现在综合国力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心理上。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将其他民族国家视为“外夷”,并将其他民族国家视为低于中华民族并附属于中华民族的存在,在传统观念中这种文化心理一直被视为“文化自信”,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当中华民族在这种文化心理的作用下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文化比较并试图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优越性时,其他民族国家就不能在独立自主的平等意义上获得中华民族的承认。因此,在中华民族的视野中,其他民族国家并不是与中华民族对等的文化主体,可以说,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比照、平等互鉴的精神基础,而在这种境况下进行文化比较所得到的“文化自信”,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优越感。就这个意义而言,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便缺少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平等的文化交流,缺少文化之间的对照与反思,这使得中华民族难以形成对自身文化演进历程的特色与方向的总体性把握,难以形成对其他民族国家文化优劣之处的准确判断,也因之与其他民族国家长久处于一种较为模糊、彼此并不十分了解的不稳定关系中。所以,当前我国积极建构文化自信,能够超越传统的文化心理定位,转变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方式,既不走霸权主义、沙文主义道路,也不因妄自菲薄而陷入文化虚无主义,而是在平等中寻求对话、合作、沟通、互信,为营造更为和谐稳定的国际关系与民族间关系提供必要的保障。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文化交往

其次,文化自信是一种现代性范畴,建构文化自信,对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总体趋势、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文化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与国家间的交流融合日益频繁,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交往”让各民族国家明确了自身文化的优劣高下,进而催生了民族文化的自省意识。所以,只有在现代性的话语中,文化自信才能彰显出强大的力量。马克思曾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是以其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而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则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实现了独立性。[6]古代中国处于前现代社会阶段这种“最初的社会形式”,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具备形成平等独立关系的生产力基础。但是,随着商品、货币、市场的发展而同步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球化图景,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卷入了世界市场,在市场领域就商品交换的主体而言,个人、民族、国家实现了相较于传统社会阶段而言的更高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民族、国家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基于此,中华民族才能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实现平等的文化交流,才能在总体性的视野中反思民族文化特色、形成民族文化自觉,这既是建构文化自信的必要前提,又是建构文化自信的重要目的。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促进民族对话、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复杂的文化竞争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博弈。所以,积极建构文化自信,一方面,能够使中华民族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能使中华民族更从容、更自如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保持民族文化之独立自主,超越现代化发展困境。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就是文化交往的发展史。任何一种文化若要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只能通过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才能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洞悉了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更传递出一种对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的迫切期待。

最后,文化自信是一种历史范畴,建构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继承传统和推陈出新、积极把握时代主题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中华民族已经具备了全面反思本民族文化、逐步确立文化自信的外部环境,那么,建构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8]任何民族都必然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走来,都必然打上文化传统的烙印,这一烙印既挥之不去又摆脱不掉,所以无论是否具有文化自信的自觉,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对待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都已深远持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人,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而这正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当然,文化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推陈出新的。建构文化自信,也必须立足现实、立足民族发展的时代前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发展眼光,透视民族文化的长远方向,指明民族文化的前进道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才能真正理解当代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才能更成熟而稳健地走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建构文化自信,有着深刻的时代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它一方面是超越中国文化发展现实境遇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立足现实、实现复兴的必然选择。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意义

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理解,并向世界传递这种理解。无论是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还是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或是创设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都渗透出一种凝聚着浓厚中国韵味的观念体系。这种强调以和为贵、休戚与共、互养相成的未来图景,描述着一种多个命运主体相互纠缠的综合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全人类的高度上建构了一个最高目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其实已经摆脱了陈旧的全球化的制约,拓展了属于自己的理论途径,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因而也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里程碑。

事实上,原有的“全球化”概念虽然很常见,但它严格来说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在任何领域,只要是主体之间的联系超越了单个政治国家的范畴,并逐渐发展到多个国家彼此互动的程度,都可以被称为全球化。后来,我们讨论全球化思维、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意识等,都是依托于这一现象作出的理性发散。但是,“全球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全世界各国的共赢吗?显然不是。西方国家通过全球化获得世界性市场,最终的目的还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便是文化的全球化,它也要以商品的形式展现其价值,最终还是要还原为资本。这就存在一个讽刺,“全球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全球”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全球化”显然不是一种价值建构,充其量是一种利益手段,因而“全球化”的价值缺位问题也是饱受诟病的。那么,这种价值缺位由谁来负责呢?这就需要引出另一个概念——现代性。

论及“现代”,人们往往把它和先进的、科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等意义联系在一起。但在其原初含义上,“现代”只是指“所处时代的、新的、当前的”与“古的、老的、旧的”相反。“现代”是在时间序列中的某个阶段,因而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时间上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先进性。“现代”不一定比“古代”更好,“现代人”也不一定比“古代人”更聪明,能力更强。唯一的优势往往在于,现代人知道得更多,而这个优势也是历史赋予的。因而,“现代”之所以具有“先进性”等内涵,必须要有附加维度的支撑,而这个支撑有两个方面: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启蒙精神的弘扬。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现代”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才真正具有了“现代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地理大发现”带来全球各地区的广泛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能被称为全球一体化,也未能生成我们当下语境中的诸多全球化问题。

一般研究认为,“现代性”的内核是“理性与秩序”,这两个原则集中体现在经济学中,以此影响着人类历史。然而,诞生于启蒙伊始的古典经济学默认了这样一个前提——理性人的最高目的是利己,秩序是维护这个目的的手段。以此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形态主导了后续的人类历史,孕育了资本主义,孕育了全球化,也要为全球化的价值遗失负责。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始终缺席“现代”与“现代性”概念的建构,它们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世界的概念。在“现代”概念的生成史中,中国是作为“古代”的代表被边缘化的。即便到了20世纪,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中汲取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但马克思主义也是以批判西方世界的价值前提为基础。幸运的是,恰恰由于从未染指建立于西方价值体系的“现代性”概念,中国却因此具有了“升级”这一概念的资格与零成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从最早的“古老、落后”,到后来的“否定、异端”,再到现在的“强大、值得尊重”,中国道路证明了,所谓“现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方模式并非绝对标准。中国把“现代”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概念,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核心是共同发展,且只有“共同”才能发展。这个核心是陈旧的全球化的反题。所以说,中国不仅从未切近西方“现代性”背后的价值诉求,反而不断地在挑战“现代性”的权威,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用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彻底颠覆了“利己”的现代性价值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图景。因而,也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中,“全球化”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彻底纠正了由西方世界主导的价值诉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值得全世界的尊重与赞誉。

2.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交往环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文化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一些重大原则与战略决策上,也主要表现为国家主体的行为。但是,只有当这种交往达到文化的高度时,“命运”的本意才能得到凸显,这种共同体背后的价值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在马克思的话语中,交往是涵盖一切社会关系的最为广泛的概念,他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这其中,物质生产性的交往是其中的基础,而文化的交往则是其附加形态。然而,无论是生产性交往,还是文化交往,它们都通过相同的方式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各个国家的世界意识。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子课题,“文化交往”走向完善的必要条件正是拥抱世界历史,构建世界意识。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文化交往及其发展,但他在讨论个人发展的过程中,表明了类似的内在逻辑。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地方性的人的局限,“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还指个体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即“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也只有世界历史的语境下,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总的来说,文化的交往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扬弃狭隘与片面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从而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所代替。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世界历史的真正普遍正在成为一种现实。那么,与这一进程相适宜的逐步深入的文化交往,既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充满机遇的。在此基础上,文化的交往将真正扬弃“冲突”这一传统的设定,因为文化冲突在一个以“融合”为目的的发展模式下是没有市场的。而这一转变,恰恰还原了文化之间的平等地位——毕竟文化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最多也就是“一种文化中一个部分”与“另一种文化中的一部分”相冲突而已,这是文化多元发展的正常体征,即便在同一种文化系统中,不同部分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也多有出现,不足为奇。在既有的文化冲突体系中,大多数冲突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这其中或有政治目的,或有经济目的,而文化无奈成为被绑架的对象。所以说,在一个以人类共同价值为目的的命运共同体之中,文化交往的最后障碍将不复存在,这也是对于文化交往得以顺畅发展的最大意义。

3.中国在多元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交往的框架下,中国的文化身份是需要被明确的。然而,作为一种国家人格,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身份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确定的事实,后者则是一种交往形象。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是与西方社会相对立的,因而中国文化往往是以西方文化的“他者”身份出现的。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我们将“他者”诠释出了新的内涵。

第一,作为交往的主要对象,我们必须分析西方世界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的根源。西方世界认为现代性的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同步的,继而妄称两者为一体,并将其自身的政治欲求与价值指涉强加于现代性之上,以此规定了人类社会的最佳形态,用福山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终结”。而这个最佳形态,也是其自我意识无限膨胀的形象化规定。有意思的是,他们却不愿谈起这个最佳形态究竟是什么,甚至不愿给它一个名称。他们只是描述它的一些特征,或是理性的,或是秩序的,或是民主的,或是自由的。然而,这些抽象描述的每一个要素都需要在极端完美的诠释之中才是符合事实的,即使这些事实被规定在目不可及的彼岸。黑格尔描述这种状态为“无论它在哪里寻找本质,都将毫无所获,因为本质恰恰是一个不可能被找到的彼岸世界,被认作不能找到的东西”。因而,他称这种状态为“哀怨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被膨胀的自信淹没的是其文明的瑕疵,以及对膨胀主体之“他者”的无法容忍。

第二,作为自我身份的建构,中国扮演着西方世界的“他者”。中国的存在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路径选择,塑造了一个西方世界只愿观赏却不愿接受的图景。可悲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比照,西方世界始终不愿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西方世界宁愿将上帝印在钞票上,也不愿接受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憧憬共产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遏制。事实上,在20世界早期,罗伯特·罗素出于哲学家的自觉看到了这种自我膨胀的危险,他认为“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而俄国与中国的情况则使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使我们分清对错”。
但这种启蒙意味浓厚的自我批判,并未被西方广泛地接受。而在20世纪末达到巅峰的“中国威胁论”,则是对自我批判的异化形式——西方世界不愿去认识真实的中国,不愿去照面真实的“他者”,而宁可去相信一个抽象的自我建构,从而将其中的积极意义葬送在虚妄中。其实,他们虚构的这个中国,无外乎是自身的镜像而已。

第三,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也是诞生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反思与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是它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因而也获得了走上历史舞台的合法依据。然而,资本主义在它出生的地方建造了自己的坟墓,它在丧心病狂的资本掠夺与强占市场中失去了自我革命的能力。在文化上,西方世界以其特有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的历史,描绘着自己的形象,就像道林·格雷一样不遗余力地维护着自己完美的形象,隐藏起画面背后的罪恶与脆弱。

在当今时代中,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是后者不愿理解与不能理解的。中国道路的日渐清晰与文化自觉撕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遮羞布,这块遮羞布是后者自我意识的精粹,是西方现代社会全部想象的唯一内核。中国道路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立足于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它与众不同的根本。然而,对于“发展”的评价体系并不是中国自己规定的。这一事实客观而公正地绘制了中国道路饱满而热切的底色。同时,这种文化身份的明晰,奠定了中国在文化交往中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基础。而中国道路作为一套日渐成熟的发展模式,为人类世界的未来景观提供了新的可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取向建构了新的阐释空间。

三、文化交往语境下的自信心理建构

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一种心理表现。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往需要建立在这种心理的成熟之上,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思想文化的灵魂应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形态。我们虽然强调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支柱,但不应遗忘三大文化支柱之间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毕竟,文化自信不能停留在历史记忆中,而要以一个眺望的姿态向前看。笔者认为,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在交往中理解差异,其次是在交往中理解自我,最后是在交往中树立正确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自身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认同,而这正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1.在文化交往中,更好地理解文化的本质差异

历史从不等待任何人,也许还未等你就位,发令枪就已响起。中国在起点上就是落后的,这奠定了中国在现代历史上的角色是“追逐者”,而非“先行者”。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道路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而西方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质疑也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化上的责难。有意思的是,这些对其他国家妄加指责的国家似乎天生对任何责难免疫,即使被称为霸权主义,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旁若无人。这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无一例外地用市场行为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与文化诉求,以至于他们在基因上的资本共性使得这种共谋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正是基于这种原始的特性,使得关于现代性的全部想象都是世俗的,这些想象虽然不违背人们所规定的任何规则,但也注定与“崇高”无缘。

这里便出现了矛盾,现代性的内核脱胎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寻求“崇高”。现代性的物质基础是资本的无限积累与扩张,而它的价值指向却是人的幸福。通常来说,弥合这一断裂的手段有二种:其一,资本主义对个体进行意义的规定——通过工作赚钱从而获得幸福
(资本与幸福的关系被强制建立);其二,资本主义对资本进行意义的规定——作为普遍的交换中介功能的绝对公正(任何东西都可通过资本来衡量)。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定,虽然表面看上去十分精致,其本质却是虚伪的。

对此,资本主义采取的方案是“名实”分离。如果资本主义一定需要被死亡,就让它在语言中死亡吧。例如,西方社会正在淡化资本主义的概念体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的描述体系,他们越来越不愿使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说法,而用“民主国家”替换之。因而,这些被称为“价值观”的文化元素成了资本主义本性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本身则被当作一个过时的概念抛弃。继而,通过这种自我解构,资本主义成了新时期的道德家,他们用价值体系建立起“应然”的数据库,并用其道德框架来克服自身的缺陷。然而,这种克服并不具有说服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

资本主义孕育了现代性的概念,却把它限定在虚妄的价值体系的监狱中。因而,现代性的完美想象终究难逃由内而外的腐朽。幸运的是,中国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实践并未受到这些限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现代性这个概念。

2.在文化交往中,更好地理解自身文化的内核

在文化的交往中,中国扮演着现代文化的“拓荒者”这一角色。相对于用“物”来诠释现代,我们用“人”来诠释现代。因而,对于“现代性”内涵的丰富与扩展,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保持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第一,中国的文化实践塑造了一种人的生存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路是一个主体解放的过程,生产意志的主体与生产活动的主体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是解放的催化剂,而非目的。因为个人对财产的关系并不是最高的权利,并没有一个隐藏的上帝来为私有产权立法。资本对人的影响甚至控制虽然依旧存在,但是作用的方式却是间接的。在社会生活中,人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无法脱离资本来实现,但他又无时无刻不面对着资本有可能被剥离的可能性,这种危机是存在的,而危机所带来的焦虑塑造了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把握,也塑造了人与资本之间的无法消解的隔阂。这个隔阂是超越资本的更高的价值指向,虽然它现在还不甚明朗,但这个无法填补的空缺为人的真正的自由留下了空间。简而言之,中国经验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是靠不住的,人们需要不懈地去寻找真正靠得住的东西。

第二,中国的文化实践塑造了一种幸福及其实现方式。在中国,“人民”的概念非比寻常的真实且丰富。没有哪个人是“人民”,而没有哪个人又不是“人民”;它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完美想象,也是中国人所能期待的真正幸福。中国共产党用“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建构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崇高的,因为它告诉人们,既要成为服务别人的人,也要成为被服务的人,这种古典主义的实践原则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深深扎根。西方世界抱怨这种设定是理想主义的,但除非把幸福的内涵狭隘成购买能力,否则幸福不都是理想主义的吗?从黑格尔开始,对幸福的满足就已经是一种观念论了——人对幸福的满足程度源于对幸福的理解程度。

除此之外,个人幸福在中国道路中还有共同体意义上的表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的扬弃与人类社会超越式发展的整体趋势,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视其为幽灵,表达某种不可捉摸的恐惧。时至今日,尤其在中国的影响下,西方世界调转语调,似乎对共产主义的指责有所收敛。他们虽然承认它的美好,却否定它的现实性。从恐惧到承认,是资本主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意识的有限进步。即便如此,西方世界依然不愿向美好跨进一步。这种观望倒转了角色,让他们成了历史拓荒者的“追逐者”。

3.在文化交往中,形成正确的文化评价标准

长久以来,“自由”被封闭在语言、法权与政治谈资中而难以抽离,以至于给我们造成了自由就在身边的假象。事实是,如非自由,政治永远无法成为这个世界的主题,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政治生活是前政治时期的一个工具”,为了政治而政治是十分可笑的。

西方世界抱怨中国只懂得什么是“政治”,不懂得什么是“自由”。但是,即便中国无法正确地表述这个概念,中国道路时至今日的成就已经证明了它对“自由”之内涵的把握。毕竟,谁能想象一种自由缺席的现代化呢?反观自诩为现代“自由”概念的缔造者的西方世界,他们能够永远代言自由吗?对此,安东尼·吉登斯嘲讽说,“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假命题”。但这也警醒中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课题:如何去解释自身的经历。在外人看来,如果中国不去解释自己的经历,那就说明中国自己还无法理解自己。罗素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的文化独立才是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

文化独立意味着对文化持有自主的判断力,这其中文化评价的标准是一个问题,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如何理解中国式的自由。自由是西方自启蒙文化传统形成以来尤其崇尚的一个东西,似乎中国对自由问题的回应本身就等于认同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其实,能够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树立话语权,才能表明中国文化的真正力量与世界意义。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国的最早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后逐渐进入社会主流话语系统,继而引发全民意义上的自由问题大讨论,并扩展到民主、公平、法治等领域。然而,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对某个我们非常陌生的问题的大量思考并不是一件好事,其中引起的关于价值秩序的争论至今未息。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看,确定价值秩序的前提是诸价值的内涵是确定的,但价值的历史性决定了它的内涵也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对变化的诸价值进行确定的排序是伪命题。为了避免价值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国选择价值集合的表述方式,对多个价值观进行执行层次上的划分,而不作具体的排序;这种划分的标准是满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的。事实上,西方社会的自由话语之所以流行,除了固有的文化传统外,还在于它仅仅将“自由”限定在个人的意志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解释难度。例如,个人的消解是现代性(工业流水线的视觉景观)的普遍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人消解的后果却是个人主义的风行。个人主义意义上的消费主义与全球化的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精英主义作为一种被误解的理想在大众文化中扎根,每个人都自由地规划着自己的精英之路;这条路是由消费品建构的用于展示的画廊。如果说对“自由”内涵的最大外延是“自主地做任何事”,西方世界则将其简化为“自主地消费”,并将诠释重点放在“自主”而非“消费”。而中国特有的文化评价体系在处理自由难题时更应注重“自由”的意志与行动的平衡,这是中国为世界诠释一个正当的自由观的最佳途径。在此意义上,在中国讨论“自由”就需要聚焦一个现实维度。现实是自由的门槛,中国在寻觅自由之光的途中一定要看清脚下,不要被现实绊了脚。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卷首写道:“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如今,中国道路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一种独特且成功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应该是中国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与意图,并且用坚定的底气来诠释我们文化之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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