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

O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作者简介: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苏星鸿,男,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兰州 730070

原发信息:《教学与研究》第201712期

原发信息:《观察与思考》第201712期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特定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别于其他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发展的同向飞跃,巨大的发展成就是新时代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基于历史性变革,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一系列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带领我们进入新时代。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厘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内容提要:正确研判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整体研判基础上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从历史溯源、现实关切、逻辑理路、前景展望等层面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对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初级阶段

关键词: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逻辑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思想精髓研究”(项目号:14ZDA001)的阶段性成果。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蕴涵和发展理路研究”,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语境中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一个基础性的重大论断。深入理解新时代,就要对其性质、向量、标志、方位、战略等做更具体的分析。

任何思想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方位下,由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催生。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基础上的,它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当前,理论界要从历史溯源、现实关切、逻辑理路和前景展望等层面深入探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以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一、新时代的性质

一、历史溯源:正确研判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完整的新概念,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孤立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修饰词,而是对新时代的定性、定位。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条件,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不同时期能够取得不同的思想理论成果,关键在于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研判了时代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发展。反之,当人们对时代发展的所处历史方位误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处于曲折发展期。可见,正确研判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这个新时代的制度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两者在制度性质上是一致的。

科学研判人类历史发展方向与趋势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第二,这个新时代的时间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内,而不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新时代的同时,特别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这说明新时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内,新时代没有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历史阶段内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说得更明白,那就是“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是为制定方针、描绘蓝图提供依据”。[2]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新时代指的就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世情国情党情”等。

自16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题。人类历史向何处和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以来人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在资本主义革命过程中兴起的工人运动,是真正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客观上要求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的理论来指导。当空想社会主义无法承担这一历史使命时,马克思主义便横空出场,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关键在于从整体上研判了时代的总体特征,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当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规律。列宁密切关注并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人类历史的时代特征,特别是客观分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特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实现了对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写和面貌的重塑,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科学分析了苏联处于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历史方位,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针对东方落后国家俄国的现实特点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富有特色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重要思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误判了苏联所处的历史方位,结果形成了僵化封闭的苏联模式,使马克思主义发展陷入曲折期,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明确新时代的性质,就与时代的其他用法作出必要的切割。众所周知,越是常用的概念,越是看起来简单的概念,往往是内涵和外延难以厘清,学术界难有共识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常用而多义的词,理解起来非常复杂,学术界也争议不休。例如,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时代一词被高频地、广泛地使用着,中文版中直接使用时代的就约有3000次,还不包括那些与时代相近、相通的词。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加分析地套用、比照各种范围、各种意义的时代概念,就会在学术和政治上造成不必要的混淆乃至错误。因此,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重要的是与制度时代、技术时代等作出区分。

正确研判中国革命和建设性质与前途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制度时代。从社会制度视角,马克思主义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有时也将它们称之为时代。很显然,十九大的新时代不是这样的时代。更进一步地说,每一社会制度会分成多个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有时也称之为时代。比如,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也可称之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与之对应,社会主义也可以分为若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这样的阶段。同样很显然,十九大所说的新时代也不等同这样的时代,不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列的概念。

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革命和战争成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主题。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次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国到底走向何处成为人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回答这一时代课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伟大的中国革命”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②一方面,毛泽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潮流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出发,针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内在规律。正是从世界历史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维度,正确研判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方位,才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从中国实际出发,成功完成了“三大改造”,在理论构建和实践创造中把中国社会发展推向社会主主义的光明大道。党的八大准确判断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然而,在国际层面,受“革命和战争”时代主题的影响,没有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科学结论,始终没有超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束缚。在国内层面,虽然毛泽东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比较发达阶段的正确判断,但是这种科学的认知没有得到理性的对待并进行实践的转化,相反在实践中进行盲目的超越,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失误与挫折,毛泽东思想也进入曲折发展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科技时代。观察和划分时代有多种视角,如政治的、科技的、发展的等等。这里需要指出现在影响很大的科技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注意从技术发展观察时代。马克思曾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恩格斯指出:“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4]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从科技角度阐述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诸如“历史证明,工程科技创新驱动着历史车轮飞速旋转,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推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化时代”。[5]当今科技进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十九大所说的新时代不是从科技角度判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际上是从发展角度衡量的。

准确研判现阶段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不能混淆于“时代主题”。关于时代主题,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6]毛泽东曾说,“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7]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一方面,时代与时代主题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十九大所说的新时代不是对国际大势的判断,不是“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这样的判断,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没有改变我们有关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脱离时代特点和我国国情的深刻教训,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从而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这意味着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邓小平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③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奠定了必要的外部环境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石,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定向。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时代方位和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和正确认识,从而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依据。在一个与资本主义并存、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东方大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世情和国情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地把握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和国情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警惕右的同时要防止“左”,才能实事求是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还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新时期、新阶段、新起点等的关系,也要仔细斟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使用过新时期、新阶段、新起点等。改革开放之初曾大量使用新时期,后来曾大量使用新阶段,新世纪曾大量使用新的历史起点,这些词都是表示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时代与这些词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相近的,在有些场合是可以互换的。但是从词意上,新时代显得变化更为突出。“时代是思想之母”,用新时代对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有力、更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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