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以思想理论革命引领和推动社会实践革命——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郭湛:实践铸就中国道路自信

The Great Debate on the Standards of Truth:Its Way Out and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以思想理论革命引领和推动社会实践革命——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任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当代启示

作者简介:任平,哲学博士,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江苏
苏州 215006

颜晓峰

王广: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擘画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5期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迄今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启航。始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提供了理论准备,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确立了思想起点。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要始终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在实践中发展真理,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指引着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哲学变革作为时代变革的精神先导,其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不仅呈现于变革之初,更贯穿于变革的全过程,进而在历史必然的逻辑展开中愈发彰显。4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权威,开启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征程。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力和信心。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40年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带来的推动民族伟大历史变革的思想力量,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对于今天中国的多方面的重大启示,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踏上新时代新征程。

内容提要:历史出场往往要经历自在的或自觉的反思。历史反思是对既往历史意义更深刻的领悟,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启。40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40年来,重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加以批判并创造新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进入了新时代。今天,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对当年那一关键事件的出场之谜依然需要解析,对开创中国道路的历史依然需要重新理解。依据出场学视域,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出场结构作深度解析,对实践作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之间的出场关联做出场学的阐释,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及其哲学表达做出场学考察,提出的新时代中国道路呼唤哲学表达,需要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当代出场,更需要用中国理论全面、深刻、准确地表达中国逻辑。

一、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第一,真正的哲学永远是思想中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变革的最深刻根源总是厚植于伟大时代的变革土壤之中。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来开启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绝非偶然。这既体现了伟大时代内在现实变革需要对思想的急切呼唤,也鲜明地表征了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和在场性,表现于在当代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总是成为时代的问答逻辑,作为时代精神精华、作为时代声音来出场和在场的思想武器,永远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时代前列,开启时代先河,开创世界历史道路。时代问题之所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之所向。当时代将思想解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责任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这一哲学就应当毫不犹豫地站在时代最前沿,就一定要成为时代变革锐不可当的思想之矛,发挥伟大思想先导和解放作用。今天,新时代新征程面临重大时代问题,更强烈召唤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新时代、研究新时代、引领新时代,从而与时俱进地继续成为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的思想先锋。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has often witnessed self-existent or
self-conscious reflection.Not only is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st history,but it
refers to the end of an era and which declar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The great debate on the standards of truth 40 years ago became the
ideological forerunner of the path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the past 40 years,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finally entered a new era,by
restarting philosophical criticism,political-economic criticism and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model and creating a new
path.Today,we are standing in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new
era,the mystery of the emergence of that key event still needs us to be
analyzed,and the history of China’s path still needs us to be
re-understood.On the basis of present-logy vision,we would analyze the
depth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great debate on the standard of
truth,making a study of interpretation for practice as the appearance of
connection between truth and value standard,and making present-logical
research of China’s road and Chinese logic.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pened up by the great debated on standard of truth,and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at the new era of China express road need to be expressed
philosophically,need to call for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ppear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and all the more need to use

一个哲学命题承载一段重大历史,一场哲学讨论改变一个国家命运。哲学看上去是那样抽象玄奥,却不是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的生长土壤是现实世界,真实关切是人类命运,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看上去是概念的辨析、范畴的推演、逻辑的构建,却不是孤芳自赏、沉湎于思辨游戏的,哲学塑造和转变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拓展人的思维空间,熏陶整个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的哲学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哲学看上去似乎是纯个体性、纯体验性的,却不是超越历史、远离政治的,哲学往往以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曲折的方式影响历史、过问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哲学革命甚至会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

第二,哲学界应当勇于担当时代使命和重大责任,走在时代前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仅是重大学术事件,更是一场由学术讨论引发事关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维系着的独特场域,是由独特时代的政治与思想关联的既定格局。打破这种格局不仅需要有敏锐的思想洞察力,更要有为国为民的政治敏锐性和时代担当。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没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没有时代担当的主体精神,就不会有这一场大讨论事件的历史发生。当不从思想解放入手就不能打破这一僵化格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没有希望的关键之时,时代需要哲学率先发声,勇于担当打破思想禁锢的破冰重任,那么,哲学界就勇于出场,以大无畏、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成为时代变革的思想先锋。今天,哲学走进新时代,面临更加复杂和艰巨的时代语境,需要担负更加繁重的思想重任。走向世界的负责任大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时代重大责任面前,哲学界没有逃避时代责任、躲进象牙塔孤芳自赏地玩纯学术游戏的权利。在全球思想撞击、激烈对话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哲学界更不可能不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积极姿态原创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

关键词:真理标准/价值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哲学批判
standards of truth/standards of value/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New Era/Reform and Opening Up/philosophy critique

改革开放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发动,从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题,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入手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是党的又一次思想革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关系党的兴衰成败。思想路线的本质是哲学原则,是认识路线,是信奉什么样的哲学原则,遵循什么样的认识路线。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强加于中国革命实践,再加上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唯书”“唯苏”作风,造成了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对本本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照套,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当作灵丹妙药,或者排斥理论,以为一己经验、局部做法就能包打天下,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此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延安整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肃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影响,大大提高了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党的大普及大提高。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著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为1978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08)。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不要纠正,还能不能固守“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做法,要不要拨乱反正?这些都是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问题,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党内存在着分歧,社会上也存在着不同声音。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提出了一种政治原则和标准,也就是毛泽东的失误不能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承认;“两个凡是”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哲学原则和标准,也就是判断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个人。因此,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要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要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起步。1977年5月,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中国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也是哲学的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创造才智喷薄而出,向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往富足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势不可挡,改革开放大潮在打开的闸门中汹涌澎湃、飞流直下。

黑格尔曾经这样表达历史出场叙事的复调性:自在的历史与自觉反思的历史。关键在于:反思是对历史意义更深刻的理解,也意味着既往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启。站在新时代开端上,回望反思走过的路,前瞻未来的路,返本而开新,成为一种创新的发展方式。虽然新时代道路是以往时代连续性的效果史,但绝不是其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创新和转折,呈现出并非直线的辩证进路。40年前发生的那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特定历史事件,它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地平线,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序幕。40年来,沿着马克思当年的道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演了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批判以及建构中国方案进程,走出了中国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再一次抵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少,经过40年的日积月累,这些问题需要在战略上加以解决,需要我们作深度反思。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重新思考那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事件,对其出场之谜依然需要重新解析;对其开创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40年来的历史依然需要做出场学考察;若干重大历史经验依然具有当代启示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人是通过劳动也就是实践与自然界交往的,是依靠各种实践活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富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的。实践创造了人和人的世界,人的认识从根本意义上说只能来自实践,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最终的根本的判断标准也是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和根本标准。这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加以重申,恰恰表明了这些基本观点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密切相关性,表明了确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地位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奠基。

一、哲学批判与思想先导:学术话语政治语用学的出场之谜解析

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权威性,这场讨论的深入、这一标准的普及,意义重大而深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确立,使得我们党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得我们党能够把毛泽东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区分开来,对的就继续坚持,错的就坚决改正;使得我们党能够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对待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但不能把苏联的经验当成不容变更的僵化模式,而是要走自己的道路;使得我们党能够把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要求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实践第一就是人民第一,实践是真理标准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是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标准。

哲学革命作为时代变革的先导,都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恩格斯在1886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叙述40多年前他和马克思在实践观上发动哲学革命情形所使用的笔调一样,回顾重大事件让我们返回到那个时期的现场,虽就时间而言不过距今一代之久,但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却是如此陌生,仿佛此事已逾百年[1]。那不过是一次历史的大转折关头,是为真正结束“文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思想准备的年代。今天的一切作为效果史不过是那一变革的继续。

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几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党心民心,掌舵中国航船,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思想解放的威力,体现了实践标准的底蕴。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成果,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从实践标准出发对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是从实践标准出发对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进了团结,这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给党内政治生活带来的新气象。全会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由此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这是从实践标准出发对发展动力的重新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真理标准大讨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40年前,《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像一道霹雳和闪电,击中了中国的现实大地,迅疾引发了一场堪称大地震般的、被后世称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潮,这股热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成为一个重大事件。一个事件就打开了一个时代的地平线,其中上演着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这一针对“两个凡是”的哲学批判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哲学事件,在更大意义上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该文所阐释的实践观点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常识,哲学批判也旨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然而它却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石破天惊地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改变了中国命运。事件催生的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有真正的体会,我们一时都成为“思想解放”派了。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源,不能仅仅在哲学批判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找,更要穿越到话语一思想层面背后去看思想话语所满足的历史时代需要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思想解放只是时代洪流的宣泄口。正像当年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是为了走向历史深处,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指向的实践也突破哲学范围而深入到造就思想话语的历史语境本身,呈现话语的语用学,故而我们应当在语境和语用层面说历史。甚至语用学都难以满足我们今天研究的需要,因为语用学仅仅告诉我们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言语是行为,是能够做事的行为。无论常识或者哲学话语都能够以言做事,但是,一种话语之所以发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历史效用,不仅仅看话语本身,更要看需要话语、生产话语、让话语发生这样语用学功能的社会存在本身。因此,语用学问题只有在超越语用学眼界的出场学视域中才能得以阐释。若要深度全面地厘清上述关系,只有将这一追问转化为一个出场学问题,并在出场学视域中加以解析,才有可能。话语生产和出场不能没有历史原因。只有思想话语满足时代需要,才会被生产和出场;常识性的观点只有被用在了关键年代、特殊政治语境的关键点上,才能发挥巨大语用学效用,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思想之矛。因此,这一事件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只有在思想的社会结构关联中,才能存在哲学话语的重大语用学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促进

作为时代变革的思想先导,实践观成为马克思哲学发动和引导时代变革的关键。170多前,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性[
]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引者对翻译文字略有改动)[2]从实践出发看“人的思维对象性的真理性”,摈弃一切超实践的经院哲学争论,一条哲学革命道路因而被开辟出来。可见,马克思正是从实践观上发动了哲学革命,深刻批判了“神圣世界的异化”和“非神圣世界的异化”,而使新世界观出场的。马克思批判地清算自己以往神圣和非神圣意识形态的信仰、解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霸权,从此走向历史深处,创立唯物史观;批判地解构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揭破资本的秘密;批判地解构一切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这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出场逻辑。80多年前,毛泽东正是在《实践论》等著作中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清算党内教条主义,开创崇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进而创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4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又在实践观上发动了一场思想变革,破除“两个凡是”的僵化教条,从而为开创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拉开序幕。可以说,这一事件是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和毛泽东用《实践论》清算教条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伟大继续,是用哲学变革开创时代变革卓越精神的伟大继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的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条道路是坚持实践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道路,在改革开放新颖、丰富、深刻、复杂的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科学性不断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破除思想僵化,哲学批判就成为时代变革的清道夫。从出场学意义上看,“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之间的对立,首先是两种思想路线、两种思维走向的对立。思想守成与变革的对立,呈现出环节相同、方向相反的拉链式的对称结构。守成是拉链的闭合一方,起于存在而终于话语,即某种哲学、思想观念是历史出场结构合法性守护和精神支柱。变革是拉开一方,思想解放成为变革时代的精神先导和首要条件。思想论争只是政治结构和道路选择的哲学表达。思想绝不会孤寂在场,在思想背后总是站着需要其在场、支撑其在场的社会利益结构,决定着思想的出场和在场。思想与之关联,呈现出“思想的社会结构”。我们只有透过思想之争才能深入发现思想所表达的社会结构和道路选择。这就进入了出场学论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此为核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是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贫穷,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在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不能有效吸收国外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发展自己,这就拉大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改革就要开放,开放推动改革,改革开放植根于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走向富裕的美好生活追求之中,与时代潮流相一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起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错误思潮。如不坚决纠正,改革开放就会步入歧途、走上邪路。邓小平旗帜鲜明,及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由此,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政治基石的根本地位。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本质内涵,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实践证明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正确体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深入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一个建立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一个执政70多年的老党、大党失去政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重大挫折。痛定思痛,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出了问题,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社会主义原则,背离人民利益,最终被历史淘汰,被人民抛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于党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能落在时代潮流后面;核心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永葆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认识到,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是从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的大局出发得出的正确认识,反映了党的先进性自觉。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深入思考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如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等等。科学发展观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进展。

经过长期努力和改革开放40年的不懈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这正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宝贵经验总结。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性真理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21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大势,回答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具有特色鲜明的理论品格。它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

这一新思想,是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增强生命力创造力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开展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内容,集中体现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赋予新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进步,使新思想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伟业,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极好契机。

这一新思想,是在认识和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转化中深化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进一步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矛盾是根本问题、前进动力和主攻方向,标志着人民需要层次的拓展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上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形成了新的性质和状况,解决矛盾的方向、重点、途径、机制等都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主要任务。发现问题的转化本身就意味着理论创新的开始。

这一新思想,是在新时代开创性成就、根本性变革中得到证明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观念不正确、发展方式粗放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阻碍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严重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社会思想舆论环境的混乱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忽视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军队中一度存在的不良政治生态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面临的不利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奠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塑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崭新面貌。

这一新思想,构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这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将增强“四个自信”置于坚实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之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这一新思想,确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论新时代如何创新发展,党的全面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改革开放40年来始终保持强大发展动力的根本原因。改革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拥护和支持改革。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动力。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才能更加充分调动一切有利于发展的积极因素。

这一新思想,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反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要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安排和行动纲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为之接续奋斗的伟大使命。改革开放40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如同火炬接力,一棒棒地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和传递下去。新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勇攀高峰、奋斗不已。

这一新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揭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领导下开创中国道路、进行国家建设、推进民族复兴的,没有现成的模板,没有先定的套路。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统筹发展全局的系统科学完善的总体布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稳致远、全面跃升,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社会主要矛盾实质上是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集中体现,无论是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还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都不能仅靠单兵突进、在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完成任务,必须在科学的总体布局下统筹协调、均衡发展,形成整体效果、协同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三大规律”进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也开启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征程。

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40周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科学内涵,宣示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坚定信念。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表明了将科学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坚强意志。纪念真理标准讨论4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明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鲜明主题。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确立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典范,表明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交互促进、以思想理论革命引领和推动社会实践革命的前行方向。

(本文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作者: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颜晓峰)

(来源:《红旗文稿》2018年第13期)

(编辑 焦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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