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治思想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到十九大把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中国的法治思想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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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依宪治国;法治思想;党的领导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舆论界有一种要求中国仿效西方搞“宪政”的论调,围绕中国要不要搞“宪政”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张中国接受“宪政”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把“宪政”解释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认为“宪政”是法治国家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决定所作的说明,彻底澄清了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认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我们所说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同西方所谓“宪政”的本质区别。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到十九大把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中国的法治思想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在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期间一些人对法治的践踏,我们倍加重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倍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决心。但是,有一种披着“法治”外衣的“宪政民主”思潮,鱼目混珠,企图扰乱人们的思想,干扰我们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有必要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法治思想加以区别和厘清。

一、我们所说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法治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目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权益;西方“宪政”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政党,治国执政的主体是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目的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一、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与法治思想的要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党领导人民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我们所说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同西方所谓“宪政”区分开来了。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在全国范围执政,需要确立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确立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经过几年的积极筹备,诞生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五四宪法,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长期以来,国内一些人主张的“宪政”,其核心和实质是要否定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否定党领导依宪治国执政的权利。他们把党的领导同“宪政”和法治对立起来,认为法治国家不允许任何政党拥有领导法治这个高于法权的特殊权力。在他们看来,宪法法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党权从属于法权、受宪法法律制约,这是“宪政”、法治;反之,如果宪法规定某个政党长期领导法治甚至领导国家的权利,就意味着党权凌驾于法权之上,就是人治、专制、独裁,就同封建社会没有分别。有人据此否定我们党对法治的领导,要求取消政法委,搞不要党的领导的所谓“司法独立”、“司法中立”。还有人甚至攻击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虽有人民共和之名,却根本抛弃了民主的基本国体和政体,成了斯大林阶级专政和领袖专政的中国变体,并进一步与中国固有的帝王专制精神结合”。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深刻阐述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五大报告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正式写入宪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宪法保障。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举措。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更好地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

然而,就世界范围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法治不是在执政党或掌权的政治势力的领导下制定并推进的。被西方视为宪政诞生标志的《权利法案》,就是1689年由当时掌控了议会权力的英国两大政党,同英王威廉三世共同签订的,此后以君主立宪为其根本的英国“宪政”制度和法治进程,也主要是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推进并完善的。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及至最后一个州批准其生效前后历时两年,此间主导美国宪法制定并获各州批准的主要是联邦党人的理念。1815年美国联邦党瓦解后,以民主共和为其根本的美国“宪政”制度和法治进程,主要是由长期主导美国政坛的资产阶级政党适应国内外发展的需要逐步推进并完善的。法国及其他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政”制度和法治进程也大体如此。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所走过的道路,需要掌握法治思想的以下要义:

在阶级社会里,掌握了政权的阶级必然通过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制定并实施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宪法法律,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是如此。一些人不接受我们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无非是以西方的政党制度为衡量标准,认为多党竞选产生的执政党有资格领导法治,而宪法规定长期执政的党,如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资格。这种盲目以西方制度和法治模式为圭臬,完全不顾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的观念,是时下较为流行的“洋教条”的一种典型表现。

第一,不能偏离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

有人在我国是“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从党领导人民制定修改宪法法律的意义上讲,觉得“党比法大”;从党又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看,似乎“法又比党大”。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似乎说不清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难解释这个“难题”。追根溯源,既不是“法大”,也不是“党大”。一般说来,宪法法律不过是反映并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工具,政党只是介于统治阶级和宪法法律之间、实现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领导者、组织者,统治阶级、执政党和宪法法律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我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党领导人民制定并执行宪法法律,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党自身又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要防止产生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党的领导同宪法法律既不是对立的关系,也不是谁大谁小的关系,而是根本一致、内在统一的关系。如果非要问谁最大,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

第二,
把握好依宪治国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要维护宪法的权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是依宪治国的实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偏废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符合依宪治国的本质要求,都会偏离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轨道。

二、我们所说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依据的是我国宪法,我国宪法以及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对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化、法制化,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同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宪政”区别开来了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依法治国的战略定位。“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强调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决定所作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既澄清了脱离社会制度抽象谈论法治和法治建设的现象和问题,也指明了我国的法治,我国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同西方“宪政”有着本质区别。

第四,坚持正确的立法原则和法治方针。正确的立法原则是良法之治的保证。十九大报告确立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三大立法原则,使我国立法原则更加完善,保障了中国走良法善治之路。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针,以达到巩固法治根基、建设法治政府、守卫公平正义、树立社会新风之效果。

我们所说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宪”,与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有着本质不同。我们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确立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及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发展成果。这些制度、原则和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在要求。

第五,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与时俱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过艰辛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大国,既要吸收世界各国法治建设中的有益养分,也要抵制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供根本保障。

西方宪政依据的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确立资本主义法治和保障资产阶级人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西方国家是按照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宪法理念、宪法原则、宪法确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来治国理政,以达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根本目的。

二、划清“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与西方宪政民主的界限

不少人从宪法、民主、法治、人权、公民权利等抽象概念出发解释宪政,回避、淡化乃至否定“宪政”的资本主义制度属性。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或者认为宪政就是指宪法的实施、宪法的政治,就是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与此同时,他们回避、淡化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内涵,抽象谈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提我国宪法特有的制度内涵和区别于西方宪法的本质属性。他们还割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同依法治国的关系,只讲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不提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甚至攻击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为“独裁”、“专制”。

什么是“宪政民主”呢?在英美学术语境中,宪政民主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不能作简单的、泛化的解释。宪政不是一般地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也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依宪执政。《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宪政有两个含义:一是君主立宪;二是宪制政府。美国学者路易斯·亨肯认为宪政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素:依宪法而治的政府;通过代议机构统治国家,有一个议会制或总统制的政府,有选举中获多数党决定的一院或两院制的立法机关;独立的司法;民控的军队。笔者认为,西方宪政民主与我们“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法治思想,尽管在概念用语上似乎相似,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法治思想。它们之间不像有人理解的只是“猫”“咪”表述上的语言差别,而是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如果不对二者加以区分,必然误导社会舆论,干扰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从理论分析看,理论基础不同。西方宪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我国的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共同奋斗的成果。西方“宪政”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和阶级属性,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我国的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有效形式。

从制度构建看,依据西方所谓“宪政民主”所形成的三权分立、选举民主、议会民主等政治制度,实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式。我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实质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从实践效果看,西方所谓“宪政民主”并没有像他们的理论构想和宣传的那么美妙。依据这一理论所构建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充分的民主和人权保证,而是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导致运行效率低下。西方社会出现的“黑夜站立”“民主之春”运动,就是对他们津津乐道的“宪政民主”虚伪性的有力嘲讽。

三、决不让“宪政民主”思潮干扰我们全面依法治国进程

我国某些人宣传宪政民主,使这种错误思潮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我们来梳理一下,这种一思潮传播哪些错误观念?使用的是哪些手段呢?

一是借“普世价值观”,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十多年前,就有人在网上宣传“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要
“使政府成‘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还有人鼓吹,宪政是“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宪政”之名推行西方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企图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二是玩弄概念游戏和话语陷阱,混淆两种不同的法治思想。由于“依宪治国”和“宪政”在话语方面有相近之处,加上中国人有使用简称的语言习惯,所以他们采取“狸猫换太子”的手法,混淆视听。有人曲解性地宣传”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是宪政”。宪政无非是“宪法的实施”“宪法的政治”。他们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曲解为实行“宪法至上”的“宪政”,批评党的领导过于“强势”,宪法权威无法保障和落实。

三是用偷换历史用语含意的手段,绑架社会舆论。以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曾有过“民主宪政”诉求为由,为当今宣扬“宪政民主”寻找历史依据。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确使用过“民主宪政”的用语,但是只要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语境中的“民主宪政”,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针对的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党包办”。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也在实践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宪政”的要求。企图以党在1949年以前使用过“民主宪政”概念为由,在当代中国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思潮,就难免犯罔顾历史事实,无视时代变迁,抹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法治思想的本质区别的错误了。

四是使用戴帽子打棍子之术,造成思想混乱。有的人借学术自由之名,行一己政治诉求之实。有的人利用对苏共亡党亡国的研究为名,鼓吹“宪政民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的人给学术上剖析西方“宪政民主”的学者戴上试图击碎中国的“宪政梦”
的帽子。有人指责我们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四大法宝”(即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似乎不接受他们的主张,就是大逆不道、就要被历史兴师问罪。他们这样话语霸权的风气,也不符合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

(作者简介:卢黎歌,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岳潇,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简介

姓名:卢黎歌 岳潇 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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