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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每当我们的经济社会进入转折阶段,就有一些“预言家”唱衰中国。他们不懂得,对于用唯物辩证法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困难、挑战、风险,正是转变、突破、创新的机遇。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挑战、创新发展的历史。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能够统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其他重要思想。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来,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来。

发展;习近平;治国理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大风大浪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是指导政党一切行动的思想,是当今作为治国理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应对客观世界和指导实践而确立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思想。十八大以来,一种思想要作为指导思想,需具备以下五个条件。文本依据:它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能够统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切思想;历史依据:既能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也能体现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成为强国且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时代发展趋势和实践发展新要求;实践依据:能解决时代课题和当今中国问题,能更好处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进而推进实践创新,并能对当代中国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理论依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传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整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理论成果,进而推进理论创新;意识形态依据:能够整合和统领当今各种社会意识,是最大公约数,也能较好地被民众认知、理解和认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两大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在斗争中坚持理论指导而又敢于理论创新的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和中心任务。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是什么?从学理上看,笔者以为是“人民共创共享共治”。当然,这可以从学理和政治上做进一步探讨。“人民共创共享共治”具有五层含义: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的;“共创”,即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创新能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总称;“共享”,是指坚持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使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共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党政主导、人民平等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的总称;“共创”“共享”“共治”分别体现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治理三种根本机制,“共创”与动力机制有关,“共享”与平衡机制有关,“共治”与治理机制有关,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创新活力,也使经济社会发展达至平衡稳定;“共创”“共享”“共治”分别关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结构的三个根本方面。

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今世界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暗流涌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有责任也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情况、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思想、培育新的理念、提出新的战略,引领新的伟大斗争。今日之中国,为了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形成这一重要认识,是在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及总结了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才获得的,来之不易。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顺应历史和时代要求,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精辟分析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认识的同时,探索和回答了怎样治理国家、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飞跃,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所谓“相结合”,不是坐在书斋里研究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变化,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斗争实际出发,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和解决中国重大课题的理论成果。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能够统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其他重要思想。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从方法论来讲,理念是从本质中提升出来的。本质,是一个事物之所以称其为这一事物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从具体内涵来讲,这一理念在三个关键点上体现出来:第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开篇之作,是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当选我们党的总书记之后,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演讲词。其主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一主题,全篇的核心内容讲的是为民族担当、为人民担当、为党担当;演讲词的最后,强调要把人民放在我们心目中最高的位置。第二,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价值导向时,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是:把人民当作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共创发展成果;把人民当作目的,为了人民,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共同治理国家和社会。显然,其中体现的核心思想及其精神实质,就是“人民共创共享共治”。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碰到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面对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也就是我们党要解决的历史课题。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前一个课题,才能为解决后一个课题创设条件。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是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国情,依靠自己的实践,回答和解决的是近代中国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内容丰富,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这一核心思想能够统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其他重要思想。十八大以来,为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目的是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路径。这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法德并治和协商“共治”。“共治”,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最为突出的一大亮点。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共创共享共治是三条根本路径,以“共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就是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核心内容,可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政治保障,“共创”“共享”是分别从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两个根本方面,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并激发人民群众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积极力量。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一个政党在某一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集中起来,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世界格局的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决定的,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时代逻辑和现实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过程中,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进行了两次“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理论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就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实践发展新要求而言,经济建设的目的主要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蕴含着“共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治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共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个主体进行协商共同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治理);社会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基于公平正义的人民“共享”;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使民众凝聚“共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的,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是达至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共识”“共生”是服务于“共创共享共治”的。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党把这一理论成果和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统称为毛泽东思想。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在要求人民群众在共建中达至“共享”。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中蕴含着“共治”,“共治”的目的,是既激发人民的创新活力,这蕴含着“共创”,又达至社会平衡和谐稳定,这蕴含着“共享”。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促进公平正义、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保驾护航。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的就是三条: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促进社会平衡和谐稳定,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升中国共产党人治理国家的能力。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进行艰辛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是有规律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决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要求的统一。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历尽曲折之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蕴含着“共创”(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协调蕴含着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共进”,绿色蕴含着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开放蕴含着合作“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合作共赢),最后一个就是“共享”。要达至“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和“共享”,“共治”是关键一环。其中,“共创”“共享”“共治”是最基本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内容和任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转折中发展的脉络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一五”时期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得到大发展。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层级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在国际形势和亿万劳动群众生产热情的鼓舞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规律的要求,想片面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事非经过不知难。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经历了大转折、大挑战、大考验,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由于这三大理论成果贯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的主题,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既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也体现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成为强国且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时代发展趋势和实践发展新要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社会发展就既具有创新活力,也能达到平衡和谐稳定;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发展时,社会就缺乏创新活力,也难以达到平衡和谐稳定,于是就必须进行调整。调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革命,二是改革,就当今中国而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今中国发展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对滞后,致使分配正义有所缺失,从而阻滞着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被凸显出来。创新活力蕴含着“共创”,平衡、和谐、稳定是“共享”的结果,也是“共享”的原因,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共治”。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进一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解放生产力入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适当调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加、国家实力大提高、人民生活大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他面对的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搞得很乱,全社会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感到很迷茫,“左”的、“右”的思潮都出来了。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在领导党实现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后,提出了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就开创了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又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主要体现为人民“共创”“共享”“共治”之间的本质联系。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一个使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创新活力的社会,也是一个达至平衡和谐稳定的社会,又是一个能得到有效治理且具有良性发展秩序的社会,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社会主义建设得好不好,最终要看它能否真正激发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能否真正实现人民共享,能否真正使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如果没有创新活力,人民群众不能共享发展成果,社会缺乏平衡和谐稳定,人民不能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以人民为中心得不到真正体现,那么,它就难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溯源这些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就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却出现了许多乱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放开”,之后又进一步强调“放活”,为经济建设“松绑”;这时虽然也强调“两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开始出现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放弃“原则”的现象,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接下来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放松”、“放任”,对党员干部放松了纪律和规矩要求,一些人放松世界观、人生观改造,思想道德严重滑坡,出现了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有的人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极少数人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走向“放荡”或“放肆”,做人做事用权毫无底线,践踏一切党纪国法,这些乱象的产生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使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

世纪之交,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也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挑战。江泽民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党的总书记的,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他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坚持了党的领导,坚守了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21世纪。

共产党执政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中国共产党能否激发人民的创新活力,能否实现人民共享,能否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成为强国,在生产力发展上应实行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生产关系上应实行转型升级,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坚持分配正义、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上层建筑上应实行转型升级,由国家主导体制走向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言而喻,这三个根本方面的转型升级蕴含着“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成为强国且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时代发展趋势和实践发展新要求。

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乱像,引起人们对党的命运、国家命运的担忧。这就要求我们治乱,建设一个活而有序(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的社会。从而解决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告别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党中央全面评估了我们的工作,认为在20世纪尽管我们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相当突出,决定在21世纪之初拿出20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胡锦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党的总书记的。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系列新问题,他从实际出发,同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能解决时代课题和当今中国问题,能更好地处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

这个阶段主要矛盾没有变,但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都有了变化。人民需求方面不再是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是逐步提高生活质量、追求健康幸福;社会生产方面部分低端产业产能过剩,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人民需要。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当下的中国出现了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中国社会处在结构调整、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转型升级和小康决胜阶段,然而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是“现代国家治理跟不上。”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来自实践,并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因此我们党先后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当代中国,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能解决时代课题和当今中国问题,能更好处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进而推进实践创新,并对当代中国实践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在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千个问题万个问题,从主观和客观关系角度看,归根到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三大根本问题,即创新动力和活力不足、发展不够平衡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滞后。动力、平衡和治理三种机制,是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命运的三种根本机制。在任何对象中,都存在着动力、平衡和治理三种根本机制。作为规律的实现形式,三种根本机制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中普遍存在,并在其中发挥着驱动、平衡和调整作用。一个社会没有动力,就好比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一个社会失去平衡,就好比一匹脱缰的野马;一个社会既要有动力又要达到平衡,治理是关键。

这一问题体现出的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要继续解放生产力(生产方面加强供给测结构改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一是进一步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二是解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在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四是要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制度现代化问题,解决制度执行力问题。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给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

综上所述,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每次理论创新都是在党面临大考验的时候实现的。

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基本方略如下:在动力机制上,着重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人民自主创新能力;在平衡机制上,着重提升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能力,切实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治理机制上,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人民参与“共治”。在当今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国际社会希望听到中国声音。要解决这三大根本问题,最关键的是,要从“共创”“共享”“共治”入手寻求突破口,即用“共创”解决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问题,用“共享”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用“共治”解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问题。实际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基于“人民共创共享共治”,分别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根本方面实现整体转型升级,进而推进实践创新的。显然,“人民共创共治共享”思想对当代中国实践发展可以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是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传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既高度评价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认为它以创新精神推动了社会发展,又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弊端,指出这是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非人道社会。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共产”“共享”。“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传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理论成果,进而推进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全球经济危机深化、国内进入经济新常态等一系列新情况、新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一个充满挑战和风险的背景下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三年多来,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针对党和国家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内容丰富,相互联系,思想深刻,语言生动,为人瞩目。可以说,这些重要讲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我们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处理好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和国家治理中的热点、难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共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就是“共创共享主义”。显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实现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劳动人民共享社会财富、劳动人民共同参与管理的“人民共创共享共治”。“人民共创共享共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推进了理论创新。因为它回答了我国发展起来后,由大国成为强国,实现整体转型升级这一历史方位中凸显出来的根本问题,即生产力发展上的人民创新活力问题,生产关系上的分配正义、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成果问题,上层建筑方面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实现了由以物为本向以人民为中心、由物质驱动向创新驱动、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国家主导体制向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升级和飞跃。

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集中起来,根本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从而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问题。

“人民共创共治共享”思想也能整合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强调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强调为人民服务,强调走群众路线,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然而有三个本质内容,这就是激发人们创造活力(与做大“蛋糕”相关)、达至社会平衡和谐稳定(与分好“蛋糕”相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相关)。

首先,这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时代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属于规律性的认识。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在改革中突破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要发展市场体系,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就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从执政党建设着手,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而,就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解决国家制度现代化问题。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

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以解决“共创”问题,又要积极促进社会和谐,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还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各个主体积极参与,共同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简称“共治”。这三个本质内容,又与当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时常讲的“改革发展稳定”这一总问题紧密相关:激发人们创造动力活力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达至社会平衡和谐稳定讲的就是稳定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这三个本质内容,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这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提出的时代课题。考察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社会财富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溯源这些变化,就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出现了许多乱象,包括党内腐败从滋生到蔓延,引起人们对国运的担心。这就要求我们治乱,建设一个活而有序的社会,解决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能够整合和统领当今各种社会意识,是最大公约数,也能较好地被民众认知、理解和认同

时代提出的课题,也是时代提出的难题。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不仅如此,我们追求的“活而有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激发活力,要靠改革;治乱,要靠法治,还要靠治党。不论搞活,还是治乱,都必须有利于并确保“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为破解这一难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是统一思想,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继而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接着,制订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个被称为“姊妹篇”纲领性文件,把国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国问题提到了改革总目标的高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这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肩负的时代使命。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思想僵化”。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的问题主要是“思想分化”。因此,当务之急我们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切实认真对待并着力解决思想分化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既要掌握管控分歧的智慧和策略,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凝聚到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上来;又要寻求最大公约数,这种最大公约数之一就是实现“人民共创共享共治”。“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能够整合和统领当今各种社会意识,是最大公约数,也能较好地被民众认知、理解和认同。

第三,这是信息化迅猛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时代课题。在当今世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治国理政,已经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因此,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中国的治国理政问题,都不能脱离今天的时代变动特点,远离时代大潮的发展趋势。今天世界发生的变化,概而言之,就是现代化、信息化、低碳化、全球化。这样的变化,不仅深刻,而且广大,已经直接传递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势,研究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不能不看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与时代潮流变动相联系的巨大变化。因此,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广大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包括发挥互联网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更自觉地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是党要更自觉地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更务实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发展国民经济;更有力地推进反腐倡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努力地维护世界和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共同发展。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思想,能整合各种社会意识,被民众所认同,因为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和公平正义,人民都是共创共享共治的平等主体,公平正义既能激发人民的创新活力,又有助于实现人民共享,还有利于使人民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人民共创共享共治”,也易被民众认知和理解,因为它简要明快、通俗易懂,让民众听得懂、记得住。当前,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来,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来。

诸如此类思考,汇总起来,就是一个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及其治国理政思想,续写了一篇光彩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它所提到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包括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奋斗目标、发展动力、工作中心和总布局、国防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主要内容,这是一个有思想内涵和逻辑联系的科学体系。加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后即2014年6月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以及其他重要思想,这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并有内在逻辑的治国理政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主线。或者说,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纲。

第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目标。

第三,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心任务。

第四,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这是工作总布局。

第五,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发展的动力。

第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保证。

第七,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保证。

第八,在深化军队改革中加强国防建设,维护祖国统一,这是国家安全保证。

第九,坚持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促进世界和平,这是重要的国际环境保证。

第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和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这是根本的政治保证。

这十个主要思想,前五个讲的是治国理政的纲领和目标任务、动力,后五个讲的是实现目标任务的保证,包括根本的政治保证、法治保证、思想保证、安全保证和国际环境保证。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信心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主心骨。

总之,我们要联系十八大以来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进展和成就,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实践和体会,认真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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