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中的神话人物,有怎样的性格?

《楚辞·九歌》共11篇,是一组语言清新优美、感情诚挚深婉的祭歌,被称为“原始宗教的天籁”。一般认为,末篇《礼魂》为“送神之曲”,其余10篇各祭祀一种神灵,包括天之尊神“东皇太一”、云神“云中君”、主人寿之神“大司命”、主子嗣之神“少司命”、太阳神“东君”等天神,以及湘水配偶神“湘君”、“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等地祇,《国殇》则为祭奠死于国事的人鬼。诗歌描述了完整的祭祀仪式,是研究古代巫祭的宝贵资料。同时,《楚辞·九歌》又洋溢着屈原鲜明的个人情感色彩,是屈原对原始九歌的再创作,诗意地呈现了屈原的宗教情结。

《九歌》是屈原以古代楚国广泛流传的民间祭歌为基础,经过修饰、加工后所作为的“楚辞”,全组共有十一篇,前九篇祭神,《国殇》祭鬼,《礼魂》为送神尾声。

近日读楚辞《九歌》,我有两点新见。其一是“九”之数,其一为各篇所祭对象。《九歌》共十一篇,但其名何为九而非十一?自古至今,释义纷杂。《文选五臣注》中张铣认为是虚数,他说:“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亦。”朱熹则认为:“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或疑犹有虞、夏《九歌》之遗声,亦不可考。今故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明朝汪瑷则认为各篇或可凑合而成九篇,说:“《九歌》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乱辞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之一篇,如禹、汤、文武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为一人也。《东皇太一》也,《云中君》也,《湘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东君》也,《河伯》也,《山鬼》也,《国殇》也,非九而何?”

屈原曾担任楚国的三闾大夫,这个职位有一定的神职色彩,主要职掌昭、景、屈三族宗族、宗教事务,负责教导三族子弟,指导族内宗教礼俗。因此,他对楚国的祭祀对象、祭祀仪式是相当熟悉的。

由于《九歌》取材于民间,是由楚国民歌演变为“楚辞”,具有反映楚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特点。其内容不仅可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更能从侧面反映出先秦时期楚国民间对神灵的直观感受与神话观,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简要阐述各篇神话人物性格,并对《九歌》中各个神灵进行形象分析,以此推测当时楚国民众对诸神的看法。

我认为,《九歌》实指九歌,非虚数也。末两篇《国殇》、《礼魂》当为屈原之补充,前九篇为楚地远古之流传,后或经屈原修整而成。《国殇》之所祭祀者,秦楚战亡之楚兵也。如“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屈原家族是楚国之大贵族,楚怀王时,屈原任左徒一职,仅次于最高之令尹。公元前299年,秦楚大战,楚大败。屈原或于此时作《国殇》、《礼魂》,并于楚地传统之《九歌》,而行祭祀。

屈原主要生活于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在楚怀王初期,屈原曾受到重用,“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但树大招风,屈原遭到群小的攻击与诋毁,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内宠郑袖等不断向怀王进谗,昏庸的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剥夺了屈原左徒的官职,并将他放逐到汉北之地。顷襄王继位之后,屈原的政治前途更加黑暗,被放逐到“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屈原满怀忠君恋国之情,反复向君王诉说衷肠,奈何言路阻隔,庸君充耳不闻,辅君强国之梦终成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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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祭祀之对象,其中《云中君》、《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我有异见。今人何剑熏《楚辞拾沈》认为云中君为电神,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说是月神。而洪兴祖《楚辞补注》认为是云神丰隆,朱熹、汪瑷等人同此说。我认为确指云神。“与日月兮齐光。”,说明月神说不妥。“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之句,则可证为云神。

“诗穷而后工”,在政治上的巨大打击面前,屈原于流放地沅湘地区目睹了当地土著的巫术祭歌,记忆里的职业生涯唤醒了他的宗教情结,他将自己苦求不遇的情景融入到创作改编过程中,使得《楚辞·九歌》充满艺术张力和震撼力。

东皇太一

《湘君》、《湘夫人》,历来认为是指帝舜及其妃子。另一说是指洞庭湘水神及其配偶,如王夫之《楚辞通释》所注。我意非也,“湘君、湘夫人”既不是帝舜与其妃子,也不是喻指湘水神及其配偶。我认为,其所指其实就是湘地人民之远古祖先,湘君,为其男祖先,湘夫人则为女祖先。《九歌》所祭祀者,有天,有云,有河神、有山神,有主生死之神,那么,无论如何,不能少了祭祀祖先。而湘君、湘夫人,则就是此地人民之共同的远古祖先。至于伤别离、望夫君等浓厚的爱恋之情,则为歌颂爱情或为生离死别之痛苦使然。

澳门新蒲京app下载,首先,《楚辞·九歌》中光辉圣洁的巫者形象是屈原自我形象的诗意表达。《楚辞·九歌》中,主祭巫者无不将祭祀看作一种神圣的事业,他们在祭祀前斋戒沐浴,用各种香草饰物盛大地打扮自己,以最好的形象、最虔诚的心态参与祭祀。如祭祀云神的巫者在祭祀前“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祭祀东皇太一的巫者用最好的玉器来装饰自己,扮演山鬼的女巫饰芬芳的杜若香花,饮香洁的石泉之水,荫清雅的松柏之木,以求灵魂的纯洁明净。屈原以人格的“真善美”来要求自己,注重外形美与内质美相统一,幼“好奇服”,峨冠博带,身披明月珠,腰佩长剑,饰以江蓠、辟芷、秋兰等香草,在饮食上则餐菊饮露,以此表现“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的内在品质与人生追求。可以说,《楚辞·九歌》中的巫者形象与诗人形象有灵与质的统一。

《东皇太一》是为首篇,缘由东皇太一是楚人信仰中的至上之神,《史记·封禅书》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帝为太一佐臣,可知其至高无上地位,又因祭祀方向为东南,故名东皇太一。在《东皇太一》篇中,屈原着重描述了祭祀时的盛大场面,与其余祭神篇不同,文中没有出现任何带有情感色彩的“人神”或“神神”爱恋描述。有“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五音分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可知,祭祀人对东皇太一是完全以臣子心态进行歌颂的,东皇太一作为至高之神,具有无人欲、不可亵渎、高不可攀的形象特点。在进行对东皇太一的赞颂后,其余诸神之颂依次展开。

《少司命》之所指则历来含糊。朱熹《楚辞集注》对其所指提出疑问,而无解。南宋《尔雅翼》说:“少司命,主人子孙者也。”至今,一般都主此说,认为意指子嗣。如高亨等《楚辞选》认为:“少司命神主宰少年儿童的命运。”我不同意此说。《少司命》前两段所讲皆围绕地上之物。如第一段之第一句“秋兰兮麋芜”,意指秋兰之新苗。第二段首句“秋兰兮青青,”,意谓秋兰之茂盛。而后两段则有明显的两性相悦之意。第三段“夕宿牺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此处似乎引出两性之约。第四段“与女游兮九河”,“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等句皆为两性相游乐之意。此之谓,何以指子孙焉?

其次,《楚辞·九歌》中人神交接的艰难是屈原求君不得的诗意映射。巫术祭祀的目的在于人神相通,使冥冥之中的神灵受到感动,获得欢欣,进而答应人类的恳求。但无数次祭祀后,人类依然不能掌握自然的规律,面对自然灾害时依然渺小无助,客观上显示了人神交接的无果。屈原将这种巨大的无奈在《楚辞·九歌》中表现出来,将人神交接模拟为“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人神相恋的情节。其痛苦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在百般乞求后,神灵终于降临,但相会转瞬即逝,徒留痛苦惆怅。《大司命》“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云中君》的思而生愁,《东君》的思虑惆怅,《少司命》的凄然而别,都渲染了浓郁的悲凉忧凄之情。另一种是祭者费尽心神,神灵却久等未至,人神交接根本无法实现。《湘君》《湘夫人》二神因算错相会时间,苦恋对方望眼欲穿而相会无缘。《山鬼》中的主人公为悦己者容,满心欢喜,精心修饰,而心上人久等不来,只留山鬼独自在昏天黑地、凄风苦雨中绝望而泣。这正是屈原欲回郢都而不得,欲见君王而不能之悲怆心情的折射。

云中君

子孙之说,来自《大司命》之解。《晋书-天文志》载:“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王夫之《楚辞通释》称:“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我认为,此篇确指掌管人之生死之神。如“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

最后,巫者的执着追求是屈原九死不悔精神的诗意象征。人神交接是如此艰难,但祭祀者仍执着追求,永不言弃,山鬼痴心不改的“不忘”之情与屈原忧国兴邦至死而不渝有精神上的互融。史载“屈原虽然放流,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以“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执着反复陈词,“魂一夕而九逝”,思君忧国之情志感人肺腑。其所体现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格,成为我们民族顽强不息精神长河中的浪花,对后代文人产生了精神与文化实践的双重影响。

云中君为云神,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云神的名字叫丰隆,《云中君》开篇描述了巫女为等候云神沐浴更衣,之后赞颂云神宫殿“与日月齐光”,并“驾龙车穿帝服”可知其身份之高。“聊遨游兮周章”可见云神无所不到。尽管最后巫女表达了对云中君的思念之情,但此篇中依然把云中君的个性写得较为隐晦。可以认为,在当时楚国民众看来,云中君具有地位高、较为自由的形象特点。

“大司命”既主生死,“少司命”难道就是指子嗣吗?这个理解并不合逻辑。况且如上所述,《少司命》全篇并无子嗣之言语。

在古代,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精神的避难所,提供了将个人情感融入集体意志的精神场所。屈原通过模拟祭祀仪式与过程来进入宗教情境,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宗教情结与自我体验的结合。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指出:“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原始宗教意象使屈原获得一定的精神支撑,使自己从极度悲愤的情感边缘走了出来,进而对迷狂的非理性的原始祭祀进行了诗意升华,创作出中国古典文化在温柔敦厚之外独有的审美形象,成为文学史上一座别具魅力的艺术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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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少司命”到底指什么呢?我认为,司命主生死,而此处,司命之神又有大司命与少司命之分。大司命在天,如《大司命》第一句“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而少司命则在地。《少司命》前两段以地上之植物秋兰等为描述对象可解此意。生命须得两性之交会,因此,司命之神也分雌雄。《大司命》中“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即已点出阴阳两性之意。而《少司命》后两段之两性相悦之明显表示,在《大司命》中也有呼应,如“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其意为折取神麻的华丽的花朵,作为分别的遗赠。“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其意为手捧编结好的桂枝,长久地等待着,浓烈的思念更让人犯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楚辞文献的挖掘、整理与研究”
(13&ZD11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美楚辞学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湘君湘夫人**

至此,“少司命”之意可明,那就是在地上的主生死之神,或可称为“地母”;而“大司命”,为在天上之主生死之神,则可称为“天公”。地母与天公,“壹阴兮壹阳”,别离时“愁人”,相约时则“忽独与余兮目成”,相会时又“与女游兮九河,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

《湘君》、《湘夫人》最直观表达了两神之间的爱情。《湘君》写湘夫人思念湘君,诗中湘夫人因“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怀疑湘君的爱情而陷入痛苦中,因痛苦转为对爱人的仇恨,湘夫人发出“心不同兮媒劳,思不慎兮轻绝。”的感叹,之后弃玦丢佩,表现出一个直率、多思、略有泼辣气质的女性角色。在《湘夫人》中,是以湘君的视角来思念湘夫人,湘君用“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以景抒情,又有“思公子兮未敢言”,最后同样捐袂遗褋,展现出一个多情、美好、为爱愁苦的男子形象。两人的性格有较大的反差,应与两人身份有关,湘夫人作为“帝子”具有更高的地位。这场关于爱情的误解,颇似民间爱情的小插曲,这篇祭地祗的诗歌如民间爱情的升华,在祭祀神灵时被歌颂出来。

其他各篇所指,我无异议。《东皇太一》指天神,《东君》指太阳,《河伯》指河神,《山鬼》指山神。此四者与上述之《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共为“九歌”。此“九歌”为屈原之前已有之流传。作为楚国才子又是国之高官,屈原或对此九歌做过修辞整理。而在楚秦大战之后,为了祭奠战死的楚人子弟,又作《国殇》,且又作《礼魂》以为十祭之礼仪活动之结束剧目,“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荣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大司命少司命**

2012-6-19

笔者认为,《九歌》中对大司命、少司命二神的性格描写最为生动,其原因应为“主管人之生死”、“主管人之子嗣”更贴近楚国人民的生活,在楚辞《九歌》诞生前,民歌中大司命、少司命二神形象应已经足够生动立体,并由此影响到楚辞《九歌》的内容。

《大司命》一诗以大司命与神巫对话为形式。在大司命的语言中,“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除神秘肃穆外,可以看出大司命在凡人面前的自命不凡与飞扬跋扈。神巫言“老冉冉兮既及,不寖近兮愈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体现出在大司命面前,人类的无力感。《大司命》并不一定体现的是人神恋爱,通过对大司命性格的反映,更像是在上古时期,人类在生老病死的自然环境下,对大自然的畏惧与无奈。

《少司命》通篇婉转温情,如“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等,可以看出少司命温情多愁且受人民爱戴。爱情以“相知相爱”为主,极有浪漫感,在民间,儿童意味着生命的延续,便充满了生的美好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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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君

东君为太阳神,诗中描绘东君出场、祭祀场面、神巫独唱颇为壮观,“举长矢射天狼”、“援北斗酌桂浆”等表现出东君护善惩恶、乐观豪迈的形象。“观者憺兮忘归”体现出民众心中东君的美好形象。这些与“太阳”的意象均有关联,可以再次证明,《九歌》中各神祗的形象,与楚国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有极大关系。

河伯

河伯是黄河之神,楚地无黄河,有认为此篇为屈原流放之前所作,也有说法认为此篇受楚王所托作。本篇诗作总体呈现光明、乐观的色彩,河伯与情人相会游玩,“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丰富的想象力为河伯的乐观旷达增添了浪漫色彩。

山鬼

《山鬼》对山神的形象塑造也极为成功。“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可见山神的美丽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生动体现作为山神,与大自然中动物的和谐。在等待心上人的时候,诗中描写道,山神从竹林幽暗中突破路途艰险而来,为了心上人能够看到自己,站在最突出的峰顶,脚下云海一片,最终“思公子兮徒离忧”。塑造出一个单纯美好,深居山林的女子形象。此形象凝结了民众对于闺中优雅女子的一切幻想。尽管为祭歌,但其中已突破祭祀之感,尽抒美好与爱情。

国殇

《国殇》祭为国捐躯的将士,是十场祭祀中唯一一个祭祀群体的祭歌。《小尔雅》言:“无主之鬼谓之殇。”《国殇》由此充满浓烈的悲壮色彩。“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不仅表现出将士奋战疆场的壮烈,也表达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国殇》中,每一个战士都有破釜沉舟,为国捐躯之勇气。是《九歌》最为震撼动人的篇章。

除《礼魂》外,《九歌》的十场祭祀就祭祀人物性质而言可分为三类:一为天神,即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二为地祗,即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三为人鬼,即国殇。文辞皆优美壮丽,天神与地祗通过语言、着装等的描写,形象生动体现出不同神祗的性格及经历;人鬼之国殇,通过悲壮的战争景象,把为国捐躯的将士英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表现出作者屈原的个人爱国情怀。《九歌》作为祭歌,其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体现于用辞唯美、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奇幻,并充满对美好理想追求的情怀。

《山海经》曾提“九歌”,说其为夏后启从天上带来,可看出当时人们心中“九歌”具有十分高的地位。屈原在此基础作《九歌》,不仅对民歌祭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将祭歌描写更为美好华丽,还为我们后世了解楚国民众对神祗、大自然等看法提供了文学资料。《九歌》中淳朴自然的美感也充分体现出屈原的浪漫主义是对美的理想的坚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以及对自然历史奥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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