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光明日报: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

今年年初,中国工程院“中国食品安全现状、问题及对策战略研究”项目组发布报告:通过对我国食用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事件等进行监测,发现近年来检测数据呈现向好趋势。

  光明日报8月28日第6版讯今年年初,中国工程院“中国食品安全现状、问题及对策战略研究”项目组发布报告:通过对我国食用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事件等进行监测,发现近年来检测数据呈现向好趋势。“具体而言,2009年至2013年我国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分别在96%、95%、99%和94%以上,总体保持较高水平。2012年至2014年项目组在对我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约1.2万批蔬菜水果农药残留监测结果显示,蔬菜和水果平均合格率分别超过了96%和98%。”
  这份由20余家单位、300多位专家历时近4年调研国内25个省市、自治区完成的报告应该很能说明近年来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进步。然而,报告也指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频发,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感知与官方数据存在较大差距。因缺乏有效的科学传播,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沟通交流成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短板,容易造成公众对食品的信任危机。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围绕食品安全的风险沟通有以下两种模式:技术导向的专家决定模型与风险知识落差模式。这两种模式最明显的差别是:专家眼中的风险是以统计、风险概率与死亡率等数据所估算出来的,而民众眼中的风险是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其评估标准包括对风险的熟悉程度、恐惧、是否自愿、个人的可控制性、公平、道德等。对此,美国学者沙德曼提出了“风险=危害+愤怒”这一重要命题,强调风险沟通应以共情的态度,更加关注公众的心理感知,加强情绪管理。在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中,这种模式因将对民众造成的心理伤害纳入管理而广受好评。在我国,虽然加强风险沟通已经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基本认知,但由于信息公开的缺失,常常出现越沟通问题越多、民众越不满意的局面。一般而言,食品安全事件所造成的“危害”不难定论,但不同的风险沟通机制和事件处理方式可以让民众的反应差异明显。
  在农业社会,社会分工尚未精细化,多数情况下双方所掌握的食品安全信息基本对等,食品安全由消费者自行监管,通常通过乡邻的“闲言碎语”来完成,消费者会以自己的购买行为对食品提供者做出反应,从而敦促食品提供者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进入现代社会,食品供应逐渐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缺乏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已很难掌握全面的食品信息,必须由一个专门部门来帮助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信息的搜集、判断,并对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给出警示。
  在现代社会的食品信息流动模式中,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作为食品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媒介,负责平衡专业的食品提供者与普通消费者之间所存在的专业知识落差,为缺乏专业判断的普通消费者提供可参考的食品购买依据,从而迫使食品提供者无法以食品知识形成专业门槛,阻碍消费者追求食品安全的权利。然而,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搜集食品安全信息的能力比较薄弱,或者说,食品安全信息搜集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对自身搜集到的食品信息不会分析使用,更不会将这些信息科学地运用到后面的监管工作当中;没有形成将收集整理的食品安全信息上报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的机制。在食品生产逐渐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的现代社会,当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难以帮助消费者获得正确的食品安全信息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就容易变得盲目和失序。这时,除了极少数群体因自身职业/专业或人际关系可以掌握食品安全信息外,绝大多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与他们对食品安全的判断失去关联,而仅受价格的影响。既然无法在同类产品中辨识出更安全或性价比更高的食品,那么,价格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因素,从而造成食品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从最终的食品交易行为来看,食品安全只涉及买卖双方,即食品提供者和食品消费者。在这样一个逻辑下,要想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只需食品提供者提供足够安全的食品;消费者拒绝接受不安全的食品。然而,受各种因素制约,我们很难让所有食品提供者都自觉地提供足够安全的食品,消费者则一定会拒绝不安全的食物。由此,就需要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
  一旦因食品安全信息不畅酿成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民众的愤怒就会集中爆发,直指监管者的信息传递和工作效率。这时,如果有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信息传递能迅速跟上,民众就会迅速恢复食品购买行为中的判断力,所受的心理伤害也会逐渐降低;如仍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信息,民众的愤怒则会不断发酵。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在中国的食品安全检测合格率逐年提高的情况下,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却与真实数据相左的窘境。要有强有力的措施来提高基层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信息搜集、处理能力,并将日常巡查、抽检所获的食品信息及时传递给消费者,并层层上报上级监管部门,从而形成专业部门依法监管与消费者根据全面可靠信息做出有效选择相结合的市场氛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016年6月13日至6月27日,从中央到地方,围绕“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的主题,集中开展了食品安全主题宣教实践活动。7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就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近年来,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随着相关政策法规的修订、出台和监管力度的加大,我国食品安全整体状况明显好转,但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食品安全风险;风险沟通;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信息;风险

消费者作为食品产业链的终端,是食品安全问题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依赖于法规政策的完善和监管机制体制的设计,还必须牢牢把握住消费者的诉求与心理。

今年年初,中国工程院“中国食品安全现状、问题及对策战略研究”项目组发布报告:通过对我国食用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事件等进行监测,发现近年来检测数据呈现向好趋势。“具体而言,2009年至2013年我国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分别在96%、95%、99%和94%以上,总体保持较高水平。2012年至2014年项目组在对我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约1.2万批蔬菜水果农药残留监测结果显示,蔬菜和水果平均合格率分别超过了96%和98%。”

食品安全消费者信心折现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状况的满意程度,着眼于提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如今,我国食品安全消费者信心的现状如何?通过消费者信心折射出的问题又有哪些?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提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又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这份由20余家单位、300多位专家历时近4年调研国内25个省市、自治区完成的报告应该很能说明近年来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进步。然而,报告也指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频发,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感知与官方数据存在较大差距。因缺乏有效的科学传播,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沟通交流成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短板,容易造成公众对食品的信任危机。

1.我国食品安全消费者信心的现状如何?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围绕食品安全的风险沟通有以下两种模式:技术导向的专家决定模型(Technocratic
Model)与风险知识落差模式(Risk knowledge deficit
model)。这两种模式最明显的差别是:专家眼中的风险是以统计、风险概率与死亡率等数据所估算出来的,而民众眼中的风险是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其评估标准包括对风险的熟悉程度、恐惧、是否自愿、个人的可控制性、公平、道德等。对此,美国学者沙德曼(Peter
Sandman)提出了“风险=危害+愤怒”(Risk=harzard+outrage)这一重要命题,强调风险沟通应以共情的态度,更加关注公众的心理感知,加强情绪管理。在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中,这种模式因将对民众造成的心理伤害纳入管理而广受好评。在我国,虽然加强风险沟通已经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基本认知,但由于信息公开的缺失,常常出现越沟通问题越多、民众越不满意的局面。一般而言,食品安全事件所造成的“危害”不难定论,但不同的风险沟通机制和事件处理方式可以让民众的反应差异明显。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轰动一时,至今谈起此事仍心有余悸。自那以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严重受挫。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的消费者表现出对食品安全明显的不信任,特别是对食品工业中各食品安全责任主体的质疑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解。人们常常发出“我们究竟还能吃什么”的无奈愤慨。可以说,当前我国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

在农业社会,社会分工尚未精细化,多数情况下双方所掌握的食品安全信息基本对等,食品安全由消费者自行监管,通常通过乡邻的“闲言碎语”来完成,消费者会以自己的购买行为对食品提供者做出反应,从而敦促食品提供者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进入现代社会,食品供应逐渐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缺乏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已很难掌握全面的食品信息,必须由一个专门部门来帮助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信息的搜集、判断,并对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给出警示。

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食品安全消费者信心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根据《中国的食品安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数据显示,过去30年间,我国食品总合格率从71.3%上升到96.8%。近年来,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肉及制品、调味品、乳制品、水产品及制品、粮食及制品、植物油等主要食品合格率也都保持在较高水平。特别是2015年10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力图通过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水平。据调查,新《食品安全法》颁布和实施后,近八成的消费者表示对食品安全信心提高。

在现代社会的食品信息流动模式中,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作为食品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媒介,负责平衡专业的食品提供者与普通消费者之间所存在的专业知识落差,为缺乏专业判断的普通消费者提供可参考的食品购买依据,从而迫使食品提供者无法以食品知识形成专业门槛,阻碍消费者追求食品安全的权利。然而,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搜集食品安全信息的能力比较薄弱,或者说,食品安全信息搜集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即没有将信息的搜集、处理作为自身监管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自身搜集到的食品信息不会分析使用,更不会将这些信息科学地运用到后面的监管工作当中;没有形成将收集整理的食品安全信息上报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的机制。在食品生产逐渐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的现代社会,当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难以帮助消费者获得正确的食品安全信息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就容易变得盲目和失序。这时,除了极少数群体因自身职业/专业或人际关系可以掌握食品安全信息外,绝大多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与他们对食品安全的判断失去关联,而仅受价格的影响。既然无法在同类产品中辨识出更安全或性价比更高的食品,那么,价格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因素,从而造成食品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同时,食品欺诈等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也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消费者信心正在恢复。但受偶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和负面的网络舆情影响,消费者整体信心并不容乐观,受突发性事件的影响波动很大,恢复过程比较缓慢。以乳制品为例,虽然2015我国乳制品抽检合格率99.6%,但是人们对国产奶粉仍心存余悸,加之偶有问题奶粉的新闻报道,难免人心惶恐,因此大多数父母都倾向于选择购买国外的奶粉。婴儿配方奶粉进口量5年间翻了2倍,在2014年中国食品行业主要进口食品品项分布中,乳制品仍占到65.1%,可见消费者对国产品牌仍旧缺乏信任。

从最终的食品交易行为来看,食品安全只涉及买卖双方,即食品提供者和食品消费者。在这样一个逻辑下,要想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只需食品提供者提供足够安全的食品;消费者拒绝接受不安全的食品。然而,受各种因素制约,我们很难让所有食品提供者都自觉地提供足够安全的食品,消费者则一定会拒绝不安全的食物。由此,就需要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消费者信心呈现出“总体较低、趋势向好、恢复缓慢”的态势。

一旦因食品安全信息不畅酿成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民众的愤怒就会集中爆发,直指监管者的信息传递和工作效率。这时,如果有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信息传递能迅速跟上,民众就会迅速恢复食品购买行为中的判断力,所受的心理伤害也会逐渐降低;如仍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信息,民众的愤怒则会不断发酵。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在中国的食品安全检测合格率逐年提高的情况下,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却与真实数据相左的窘境。要有强有力的措施来提高基层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信息搜集、处理能力,并将日常巡查、抽检所获的食品信息及时传递给消费者,并层层上报上级监管部门,从而形成专业部门依法监管与消费者根据全面可靠信息做出有效选择相结合的市场氛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食品安全消费者信心缺失折射出的问题有哪些?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是消费者对食品工业链中各环节质量安全的失望和误解。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消费者对于食品工业全链条过程的不了解,都导致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和误解。我们对全国11个省(区)中26个市(县)的2386个消费者进行了调查,统计数据显示,64.3%的消费者认为食品供应链中或多或少的存在操作不规范的现象,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生产者对农药及兽药的不当使用、食品加工企业没有施行良好的生产规范、食品流通和销售领域不执行良好的流通规范等方面。质疑和误解常常导致消费者因为部分食品的质量问题而“一棍子”否定全部。劣质奶粉、“苏丹红”辣酱、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塑化剂等等事件,不仅严重挫伤了消费者信心,也极大的影响了合格产品的销售。

二是政府权威机构发声已陷入“塔西佗陷阱”。所谓的“塔西佗陷阱”,通俗地来说就是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公众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在食品安全问题方面,我国的政府权威机构已然陷入该陷阱。一方面,消费者对政府权威机构的认识不统一。尽管我国自2013年开始结束了“九龙治水”的多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阶段,建立了职权明晰的统一的监管部门,但是多数消费者表示仍不清楚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部门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普遍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更愿意从长辈、亲人、朋友等主体的口传中获得食品安全信息。加之,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更多的是关于抽检结果的通报,而消费者对此类消息并不“感冒”。

三是网络舆情严重冲击消费者信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新媒体、自媒体的广泛运用,微信、微博等成为人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渠道和社交平台,人们可以更加便捷的参与到信息的发布与分享中。一旦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数以百万计的评论、转载、分享等通过网络传播开来。消费者从事件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甚至是“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对网络舆情的关注达到空前高度。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近90%的消费者表示主要从媒体获取食品安全相关信息,81.6%的消费者表示十分相信媒体关于食品安全负面报道的新闻,88.7%的消费者表示愿意相信网络上未经证实的关于食品的言论,如“空腹不能喝牛奶”、“牛奶连袋加热可致铝中毒”等。近年来,诸多食品安全事件经网络的发酵和传播都带来比较恶劣的影响,诸多谣言也随之四起,对消费者的信心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四是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在对消费者进行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回答有关于食源性疾病、个人卫生、交叉污染的处理、食品相关法律政策知识等问题,结果仅42.5%的消费者答对半数以上的题目。超过30%的受访者把食品添加剂等同于非法添加物,47.2%的消费者表示不知道或不清楚新的《食品安全法》,可见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认知和了解极为缺乏。调查数据同样显示,消费者在进行采购食品时,通常最关注的只有保质期、生产日期这些要素,却很少去关注食品成分构成、添加剂等信息,而且用来帮助他们辨别食品中的哪些添加剂或成分是否有害、是否超标的相关知识极度匮乏。

3.造成食品安全消费者信心缺失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一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多发。据《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5)》统计,2005年至2014年十年间,全国发生食品安全事件227386起,这意味着全国平均每天就发生大约62起食品安全事件,这样的数据无疑让人心惊胆颤,而60.16%的安全事件发生在食品生产与加工环节,而肉与肉制品、蔬菜与蔬菜制品、水果与水果制品是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量最多的食品。食品安全事件给民众造成极大安全隐患,2001-2013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共7748个,累积发病18.2万人次,仅2014年就有160起恶性中毒事件,中毒人数高达5657人,死亡110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难以估计。

二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第一,主要依靠政府监管,监管资源有限。我国食品企业数量十分庞大,尤其是小作坊和流动摊点的存在给监管带来很大困境,加之监管人员少、监管面广,监管任务重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二,政府监管权力寻租现象。尽管有时候由于监管技术的不足,一些食品安全隐患未能发现,但是更多的是由于监管人员人为隐瞒所导致的。调查发现,45%的消费者认为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均是通过媒体曝光等方式引起公众关注,进而才引发治理行动的。第三,监管过程不透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公开程度普遍较低,民众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缺乏必要的了解,根据北京大学公布的《2014-2015年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透明度观察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到省再到省会城市,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的透明度是递减的趋势,行政层级越低,越不透明。第四,缺乏有效的应急制度。我国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缺少指导性较强的法律保证,突发事件发生后指挥决策系统协调不力,信息传递不够及时,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和政府信任危机。

三是网络舆论和谣言的影响。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信心的缺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为了吸引眼球、获得关注等原因,网络舆情会被有意或无意的放大,尤其是整天“生存”在微博、微信中、习惯从网络中获取信息的人,更容易把网络舆情当成全部民意。在大量难以准确甄别的网络信息面前,消费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导致他们易受到虚假信息和煽动性话语的误导,产生认知偏差和心理恐慌,从而对食品安全事件作出有很大偏差的判断。

四是消费者主动获取食品安全知识的动力不足。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24.7%的消费者表示自己会主动的去深入了解食品安全知识。尽管大部分消费者表示对食品行业存在担忧,但是很少的消费者认为他们也对食品安全问题负有责任。实际上,作为食品质量的最终检验者和社会共治的参与者,消费者在进行食品消费时应当承担食品安全义务。但具备该种意识的消费者少之又少。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事件更为普遍的是发生掺假、参杂等问题,并不以伤害人体健康为目的,消费者食用后对其身体的实质性伤害比较小且存在较长的潜伏期,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消费者都认为如果没有立即引起重大损失的话,他们“懒得”去了解食品安全知识。此外,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知识的渠道有限也是阻碍他们主动获取知识的原因,国家目前对于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的科普和教育还较为薄弱,科普渠道单一,科普内容枯燥,科普形式没有新意,这些都有待改进。

4.提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食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食品行业总体质量。

若要解决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还需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食品行业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在“食品安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政府应积极推动食品行业的品质改革,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升行业硬实力,重塑消费者信心。具体而言,首先,要提高我国食品质量标准,这就需要从立法、执法两方面着手,按照“统一规范,分级分类”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食品特性,对不同类别的食品进行质量等级划分,明确各质量等级的具体评判标准,促使食品行业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然后,要驱动食品科技创新,政府可加入资金投入,鼓励食品行业用科技创新服务食品产业的发展,例如,加快技术开发和应用以建立全过程无缝隙的食品供应链溯源体系、食品安全大数据平台以及食品电子信息标签等,让消费者知悉食品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便于政府及时掌握食品行业的动态,更有效的应对突发事件。最后,要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增强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食品企业的品牌意识薄弱,能参与国际竞争的食品品牌较少。政府应引导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创牌意识,制定品牌创建规划并落实执行,同时完善扶持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产品。

二是优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食品安全社会治理框架。

政府管理工作的成效影响着公众对其的评价,而评价的好坏又决定着消费者对其的信任程度。政府部门有效监管食品安全,消费者食品安全社会信任水平便会显著提高。当前,我国食品企业具有系统复杂性、矛盾多面性、焦点突发性、食品安全风险滞后随机性等突出特征,食品安全监管压力不容小觑。根据食品供应链的特征,食品安全治理的目标是建立“无缝监管”的运行机制。基于政府监管资源有限和监管中的权利寻租等问题,建议通过社会化机制和市场化机制相结合,基于组合监管设计,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分立的食品安全规制体制及其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食品安全监管不仅是政府机构单方面的责任,需要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第三方监管机构等多方参与。要充分激发各方监管的主动性,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自律、协会自治、学术界权威发生、媒体监督、消费者参与”六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在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中,政府一是要加快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成立监管信息数据库,增强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维护市场秩序。二是要完善监管过程公示机制,及时通报监管结果,公开监管过程,确保食品安全信息的透明披露,只有把食品供应链的各监管部门置于全球食品链透明化与责任的重压下,才能更好地提高其监管食品质量安全和可持续性的绩效。三是要推动建立食品安全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通过监控预警综合指标和编写预案的方式,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优化食品安全应急事件的处理。

三是积极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舆论环境。

舆论环境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判断和信心。在目前消费信心易受打击且恢复缓慢的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应主导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舆论环境,特别是网络舆论环境。一是在面对成因复杂、发展迅速、影响广泛的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时,应及时、快速、准确地进行舆情信息评估,掌握舆情发展态势走向。以参与者的态度来治理网络舆情问题,从公众利益出发去分析问题、表明观点,并引导公众理性看待问题,而不是与公众抢夺话语权。同时,政府应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尽量避免出现监管部门与大众媒体声音不一致的现象。而面对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与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能有效防止信息的误读和误转,避免引发的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矛盾。二是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网络信息的管制,目前在网络上流行着诸多有关食品方面的谣言,这些谣言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快速广泛地传播,极易引起恐慌,误导消费者视听。政府监管部门应利用舆论对冲机制,通过官方发布肃清谣言,净化网络空间,并对造谣、传谣者进行一定的法律制裁。三是要畅通官方发布渠道,建立多途径,多形式、“接地气”的信息发布机制。消费者主要通过社会媒体获得食品安全信息,政府在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少有消费者主动查看和了解,让消费者从多种途径获知信息十分重要,除网站之外,政府部门可利用微博、微信、App应用等新媒体平台发布,让消费者可通过移动端随时随地便捷获取信息。同时,信息发布的形式应多种多样,避免一味的采用枯燥的长报告形式,内容应更贴近消费者的生活,优先发布消费者最关心的食品类信息。

四是多方联动构建食品安全教育引导体系,培育食品安全文化。

多方联动构建食品安全教育引导体系,主要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中政府要担当主导作用,把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作为重建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措施,科学家要多进行学术科学交流,媒体要多了解真实情况、正面引导,各方之间围绕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目标,达成统一认识,明确分工,紧密合作,相互促进。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做好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的教育和引导工作,搭建好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促使平台互联化、动态化和多媒体化,内容多样化,形式丰富化,传播载体多元化,以提升食品安全科普的感染力、渗透力和传播力。让消费者更加便捷的接触到各类食品安全知识,更容易理解知识和运用知识,提升对于谣言的辨识能力。另一方面,各方需合力创造一种基于信用、责任、和谐的食品安全文化。让政府、企业、媒体、专家和民众面对食品安全这一公共利益,共同遵守“客观、理性、负责”的行为准则,共同适用“交流、沟通、合作”的行为方式,共同追求“安全、健康、稳定”的行为目标,营造人人关注、人人监督的食品安全文化建设良好氛围,促进社会和谐安定。

文/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曹裕,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熊寿遥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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