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338棋牌下载江苏法院人民法庭审判机制改革试点工作侧记

核心提示:审判权运行机制和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院庭长的审判管理和监督在一定时期内既要发挥重要作用,又面临转型。

“对审委会决定的理由在裁判文书上的反映方式,应加强调研进一步予以明确”、“基本取消裁判文书逐级审批制度,初步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的目标”……7月3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全省22个中级、基层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质效情况。
为进一步摸清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的问题底数,确保全省法院改革试点工作健康推进,今年6月,辽宁高院选取主要审判质效评估指标,采取试点法院自我评估与高院直接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合议庭和独任庭组织模式、院庭长办案、裁判文书签署、审判管理职责、行政管理职责、办案责任制,以及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和审判质效指标情况等13项内容,对试点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质效逐项进行评估,认真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意见和建议。
据悉,自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以来,辽宁法院在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审判效率、强化主体责任、改革审委会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下半年,辽宁法院将全面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高院、14个中院和部分基层法院各审判部类均将落实合议庭、主审法官办案机制,建立健全院长对独任法官、合议庭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审判执行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深化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落实院庭长、审委会委员办案制度,切实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通报会上,辽宁高院院长缪蒂生以“以强烈的责任感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为题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全省法院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将法院各项工作放到服从服务辽宁新一轮振兴发展大局中来筹划来推进,要有以身许法的担当和勇气当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促进派。

1月11日上午,江苏“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召开。记者在会议上了解到,2014年以来,江苏法院人民法庭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成效明显,74个试点法庭在法官人数减少60多人的情况下,结案数增长13.05%,审判质效各项指标良好。
落实主审法官责任制
“本次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严格落实中央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真正把审判权交给审判组织,突出法官办案的主体地位。”江苏高院党组成员、审委会委员李后龙提及此次试点的初衷。
根据第三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江苏高院于2014年10月出台《关于开展人民法庭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并在全省确定了74个法庭为改革试点单位,正式启动人民法庭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2015年上半年,江苏高院对各试点单位改革工作进行了中期评估,全省74个试点法庭共选任209名主审法官,中期评估后调整为220名主审法官。其中包括57名庭长、59名副庭长、86名审判员、18名助审员。
按照江苏高院制定的《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工作流程》和《人民法庭类案审理要素指引》等一系列配套文件要求,试点法庭取消了案件的层层审批制度,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以外,全部由主审法官自己定案,自行签发裁判文书。同时,所有试点法庭都明确提出了由主审法官对承办案件终身负责的要求。
微观个案到宏观监督与直接办案的转变
江苏高院有关负责人坦承,在改革试点过程中,曾经存在着彻底放权后案件质量可能大幅下降的担心,但改革试点结果打消了这种担心。
根据江苏高院审监庭的统计数据表明,74个试点法庭2014年平均发改率为2.15%,再审案件数为43件;2015年平均发改率为2.40%,再审案件数为48件;2016年上半年平均发改率为2.28%,再审案件数为25件。从总体看,无论是发改率,还是再审案件数,均没有出现明显上升,案件质量保持稳定。
“改革后,院、庭长行政管理的内容、方式、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安镇法庭副庭长严琳感触说。作为落实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重要保障,改进院、庭长监督指导方式使大批院庭长们从“办公桌后批案子”转变为“审判席上审案子”,变文书签审为直接办案。
据统计,74个试点法庭的分管院领导在法庭审结案件441件,作为审判长审结案件257件。57名庭长加入审判团队担任主审法官审结案件17832件,人均312.8件;作为审判长审结5112件,人均89.7件。未加入审判团队的17名庭长审结2975件,人均175件;作为审判长审结案件1257件,人均73.9件。院、庭长承办了大量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发挥了最直接的示范指引作用。
“放权不等于放任。”李后龙谈道。“监督制约必须跟上。”
据了解,院、庭长除通过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和审判事务管理,督促主审法官与合议庭落实确保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各项措施,对审判业务和庭务活动进行管理,还对已结案件进行评查和信访接待等对案件质量进行监督。
据统计,试点法庭共开展案件评查、复查796次,评查、复查案件19730件;流程管理督办案件6607件,占结案总数的4.79%;院、庭长亲自接待处理投诉信访1683人次。
74个试点法庭还全部建立了由主审法官参加的法官会议制度,法官会议讨论个案的意见仅供主审法官与合议庭参考,是否采纳由主审法官与合议庭决定,规范了院、庭长对个案的指导。两年来,法官会议共讨论案件5412件,占结案总数的3.92%。
办案向专门化集约化标准化转变
记者注意到,本次改革试点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增设法官助理,探索由主审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组成的“1+N+N”审判团队工作模式,弱化法院传统科层化管理色彩,推行扁平化管理,使每一个审判团队成为独立办案单元和自我管理单元。
通过近两年的实践摸索,法官助理对于提高审批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全省试点法庭总体情况来看,一审一助一书的审判团队模式相比传统的一审一书模式平均增加30%左右的案件。以滨海县人民法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徐新枝法官审判团队为例,该团队中的法官助理,在改革试点期间共庭前调结案件690件,占团队结案总数的49.75%;草拟裁判文书1051件,占结案总数的75.78%,为徐新枝审判团队审结1387件案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江苏高院民一庭庭长俞灌南告诉记者,改革试点后,各试点法庭根据江苏高院下发的《审判团队工作流程指引》《人民法庭类案审理要素指引》《裁判文书简化格式》等改革配套文件,将审判团队与案件专业分工有效结合,积极探索各种办案工作机制,创造了一批有益的经验,专门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审判方式逐步形成。

庭长;审判权;审判;法官;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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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试点法院法官自己签署文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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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试点法院法官定案中受院庭长不同意见影响情况

核心提示:审判权运行机制和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院庭长的审判管理和监督在一定时期内既要发挥重要作用,又面临转型。为找准新形势下院庭长审判管理和监督的发力点,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足于本地改革实际,进行了专项调研。

一、院庭长审判管理和监督现状

1.裁判文书签署制度改革总体过渡平稳

辖区内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大部分受访法官对裁判文书由院庭长签发改为合议庭/独任庭签署已基本适应,但区别法院层级看,基层法院法官心理上受影响程度较大。辖区内非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以下简称非试点法院)大部分院庭长和法官对裁判文书签署制度改革持乐观态度,但也有30%的受访院庭长和40%的受访法官对取消院庭长签发后一段时期内的案件质量表示忧虑。值得注意的是,35岁以下年轻法官对改革裁判文书签署制度的心态分布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倾向于积极或消极的人都相对集中。

2.院庭长的定案影响力逐步进入合理区间

试点法院院庭长的定案影响力已位于相对合理的区间,且趋向于通过启动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会议等方式实现,基本步入了程序化、组织化、平台化的轨道。非试点法院院庭长直接影响定案的情形仍较为常见;多数情况下,院庭长的意见能够为法官所认同,但院庭长径行改变定案的情况也一定程度存在。此外,全市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整体呈收缩态势,合议庭/独任庭审理定案的案件范围相应扩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一年内,全市法院共有1551件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占同期已结案件的3.2%,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

3.审判流程管控的规范化、精细化有待加强

部分院庭长尚不熟悉网上流程节点审批操作,个别工作习惯尚不能与流程管控、网上办案、实现院庭长审判管理和监督可视化和留痕等的要求完全契合。部分流程审批节点在实际中赋予非预设审批主体以审批权限,导致一定期间内,不同法院院庭长进行同类流程节点审批的频次分布不均衡;从适应改革及审判管理发展上讲,部分流程审批节点的重构势在必行。从流程整体使用情况看,流程空转、缺失、错置等“线上线下两张皮”的现象较为突出,影响了网上办案的推进与“全程留痕”的全覆盖。

4.常态化质效管理需要进一步挖掘深度

绝大多数院庭长已基本树立“以质效为抓手,对审判工作进行宏观指导”的意识;大部分院庭长已形成定期关注质效指标,分析并查找短板的管理习惯。虽然在质效数据波动较为明显的法院,院庭长不关注质效的情况较其他法院略多,但总体并未发现院庭长对质效的重视程度与法院的质效表现具有必然的正比例关系。另外,当前条线评估整体上还停留在审判管理部门提供数据阶段,关于审判业务部门是否对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分析研判到何种程度,结果如何共享和运用,均无规制和固定范式。

5.法官对院庭长审判管理和监督的需求强烈且日趋多元

大部分受访法官已切身感受到院庭长审判管理和监督为办案带来的好处并予以认可;但也有部分法官认为,院庭长的审判管理和监督对办案来讲可有可无,甚至成为掣肘。现阶段,非试点法院大部分法官仍习惯藉由院庭长直接指导或帮助协调个案获得帮助;试点法院法官也有在个案上获得帮助的需求,但大部分法官同时对类案裁判尺度的统一表现出强烈关注。对于一线法官而言,院庭长办理特定案件的示范指导意义大于办案“越多越好”的案件分流意义;但基于客观收案形势,他们(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也希望院庭长能够适当增加办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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