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古代学术笔记是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汇集了前人宝贵的治学成果和经验,张之洞称之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记录和撰写学术笔记也是古代学人读书为学,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治学学风的体现。学术笔记的写作还是一种重要的治学方法,胡适在《藏晖室札记·自序》中写道:“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考据、辩证类”则是比较狭义一些的学术笔记,以随笔或札记等形式记录作者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有“札记”“日记”“杂记”“杂志”“随笔”“笔谈”“笔丛”“纪闻”“述闻”“读书记”等多样的命名。清代学术笔记蔚为大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学术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之。

新蒲京338棋牌下载,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

学术笔记;札记;记录;考据;论语;顾炎武;治学;汇集;学风;随笔

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户华为整理

[关键词]陈澧;汉宋;王懋竑;顾炎武

古代学术笔记是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汇集了前人宝贵的治学成果和经验,张之洞称之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记录和撰写学术笔记也是古代学人读书为学,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治学学风的体现。学术笔记的写作还是一种重要的治学方法,胡适在《藏晖室札记·自序》中写道:“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古人撰写学术笔记的传统,直至今天仍有独特的价值和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陈澧(1810—1882),广东番禺人,字兰甫,一字兰浦,人称东塾先生。陈澧早年受业于广东学海堂,秉承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所著《切韵考》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汉学旧辙,融合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晚年所著《东塾读书记》,阐发孔孟要义和五经大旨,考索经学源流正变,通论古今儒学得失,为其代表作。

“笔记”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其含义有二,一是指执笔记录;一是指与韵文相对应的散文文体。“笔记”被目为一个门类,在目录学著作中,一般被归入“小说”“杂家”和“杂史”类。中国古代以“笔记”作为书名,始于宋人宋祁的《笔记》。笔记不拘体裁、内容,形式灵活多样,有着“随笔记录”的性质。

在陈澧经学观的演变过程中,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王氏的影响,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使陈澧契接朱子学,这是他会通汉学和宋学的关键;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则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陈澧,以下详述之。

尽管“笔记”之名出现较晚,但“笔记”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传统。“大事书之于册,小事简犊而已”之说实已开笔记之先河。先秦诸子散文中许多征引神话传说、轶事传闻来阐明政治主张的论辩素材,也是笔记的源头。我们熟知的《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也有“笔记”之意。据《汉书·艺文志》载,《论语》为孔门弟子汇集各人所记孔子言行整理编辑而成。章太炎说:“《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论语》……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矣。”

被称为“汉学护法”的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倡乾嘉汉学之风。道光四年创建学海堂,仿抚浙时的诂经精舍例,以经史小学课士。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说:“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师法……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训诂考据学在广东兴起,而学海堂则成为汉学重镇。

中国历代笔记浩如烟海,体系非常庞杂。近人刘叶秋先生撰有《历代笔记概述》,将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辩证三类。前一种近似于古人所称的“说部”“小说”。而历史琐闻类笔记,也有人视为历史笔记,有着补正史之缺的重要史料价值。“考据、辩证类”则是比较狭义一些的学术笔记,以随笔或札记等形式记录作者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有“札记”“日记”“杂记”“杂志”“随笔”“笔谈”“笔丛”“纪闻”“述闻”“读书记”等多样的命名。

1826年,时年十七岁的陈澧应学海堂季课,开始接受乾嘉朴学教育。从1826年至1844年,是陈澧治学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陈澧尊奉汉学,撰写了《切韵考》、《说文声统》等音韵学专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等天文、舆地、历算类考据专著。散篇的考据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图说》、《深衣说》、《校毛传也字说》、《月令考》等。

中国古代学术笔记源远流长,两汉经注、章句训诂实已开学术笔记之先路。大体而言,在中国古代笔记史的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以大量的志怪笔记为特色,唐代笔记以历史补逸、轶事、琐闻为大端。考辨类笔记从杂史琐记中真正分化出来,是到了宋代的时候。

1844年,是陈澧治学的转折点。会试南归途中与友人李碧舲的争辩,促使陈澧反思汉学,正视宋学。他说:“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全赖甲辰出都,途中与李碧舱争辩,归而悔之,乃有此廿年学问。”学术视野的拓宽,使他摆脱了乾嘉汉学的束缚,陈澧说:“少时只知近人之学,中年以后,知南宋朱子之学,北宋司马温公之学,胡安定之学,唐韩文公之学,晋陶渊明之学,汉郑康成之学。再努力读书,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学欤?”

学术笔记随着宋代考据与辨证之学的发展而兴起,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是古代学术笔记中举足轻重的作品,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出入百家,考辨色彩浓厚。学术笔记在元代得以继承,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分别为元代初年和末年学术笔记的代表作,记叙、考证、议论兼具。明代虽有学风空疏之讥,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杨慎《丹铅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谢肇淛《五杂俎》等尚为可观。

1844年到1850年,是陈澧治学的第二阶段,是其经学观的酝酿时期。走出训诂考据学的旧辙之后,内忧外患的时局使他迅速融入到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中。他认真研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称赞他是有志之士,但对“以夷攻夷”说并不赞同。陈澧认为,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并非治本之术,根本之道在于强国强兵:“为今之计,中国贵乎崇廉耻,核名实,刑政严明,赏罚公当,则可战可守,外夷自不敢欺。不循其本,而效纵横家言,为远交近攻,近交远攻之说,譬如人有虚赢之疾,不务服药培补,而但求助己者出与人斗,可乎?……国威已振,大患即除,何必复攻之海外,以成奇烈哉?海外奇烈,语见《圣武记》。”从埋首考据到关注现实,这一转变促进了陈澧通经致用观点的形成,强调正人心、崇廉耻、清吏治乃务本之策,表明陈澧开始认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学要义。

清代学术笔记蔚为大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学术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之。”并且开列出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臧琳《经义杂记》、王鸣盛《蛾术编》、赵翼《陔余丛考》、陈澧《东塾读书记》等“最可观者”十余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的学术笔记有500多种。清代学术笔记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化,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方面都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学术笔记已经成为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便开清代朴学之风。立足不同时期的清代学术笔记,我们能够一窥清代学术的演进路途。

1850年起,陈澧研读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对朱子学有了真切体悟,以此为契机,远绍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确立了兼采汉宋、通经致用和回归孔孟的经学观。这是陈澧治学的第三阶段。此后三十余年的读书治经,是这一经学观的逐步深化和具体展开的过程,《汉儒通义》的编纂和《东塾读书记》的撰写都贯穿着这一经学观。

古人学术笔记的撰写,每每积年累月,坚持不懈,有的是从学术日记、读书日记发展而来的,非一时之作。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为学术考证笔记,其中“华阳博议”是他十五岁时撰写,而“玉壶遐览”与“双树幻抄”成文时,他已五十一岁,《四库全书总目》称:“此其生平考据杂说也。”顾炎武《日知录》荟萃其毕生心力,他在《与友人论门人书》中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种,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王鸣盛将他的学术笔记命名为“蛾术编”,“自志其续学之勤”,形容自己的学术研究如蚂蚁衔土,积渐成大,这部学术笔记是他30年心血结晶。陈澧《东塾读书记》蕴含其一生的学术精华,论议精辟剀切,为世所重。他说:“著成此书,生平志业亦粗毕矣。”

1850年陈澧写信给徐灏说:“近得王白田《朱子年谱》,其附录《朱子要语》一卷尤精,亦欲付玉生刻之。澧于此书,微有所得,不敢告人,但可为老弟道之耳……吾两人读书皆同,惟宋儒书弟未读。此不可少,又不宜再迟,盍及今读之。百年以来,专门汉学者多不读此,亭林、百诗则熟读之矣。”徐灏与陈澧同龄,精研训诂小学、乐律和算学,和陈澧的为学兴趣相仿。此前陈澧与徐灏的来往书信中,多谈及训诂小学方面,从未劝他读宋儒书。可见从1850年起陈澧对朱子学有了重要体悟,故而劝徐灏必读宋儒著作。信中举顾炎武和阎若璩的治学为例,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陈澧摆脱了乾嘉学术的束缚,能从今至古,由近及远地考察经学源流正变。超越闻见之知,突破时代的学术风气,这是陈澧最终成为通儒而非专门家的重要原因。第二,清初汉学下开乾嘉考据思潮,但与乾嘉学者不同的是,他们面临着“走出理学”这一课题。顾炎武尊崇程朱理学,兼融汉宋;阎若璩虽崇汉抑宋,但对程朱理学也未轻易贬损。顾、阎对理学的态度固然有不同,但他们都熟读朱子书。陈澧指出这一点,说明他的汉宋藩篱趋于消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户华为整理)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对陈澧的经学观有怎样的影响,分析他写给徐灏的另一封信,可以约略得到答案:“来示云,百余年后,士不复区分汉宋,到此自是胜境,其流弊则有浅尝之病,过此以往,又不知作何补救之法。澧则谓此病已见,不待百余年后矣……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尽时文之为害,此朱子所云欠小学一段功夫。我辈既无势力以振之,又不尚声华标榜,惟有著书专明小学一段工夫,以教学者,使其易人,或学者渐多,有可望也。以朱子之覃精著述,博极群书,而末流之弊,至入于空疏固陋,岂非欠小学工夫之故。朱子本重道问学,而后儒学之,反成偏重尊德性矣。近儒号为明小学,然其书岂学僮所能读?则虽谓之欠小学工夫可也。初学欠小学工夫,岂能读近儒奥博之书,此其所以易衰歇也……如能补小学工夫,则汉学宋学皆有基址,然后可以义理考证合为一矣……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四科……德行、文学,即宋学、汉学两派也。此两派者,其末流之弊,皆人于无用。然使四科之人,不交争而偏废,则空山之中,有一二腐儒,拱手而谈理学,埋头而治章句,皆大有益于世,无用即是有用。惟以一端,倡率天下,而靡然从之,则或为空疏,或为繁碎,不但无用且有害矣。”

第一,认为朱子主道问学。王懋竑作《朱子年谱》的宗旨之一即是辨明朱陆异同,驳朱陆早异晚同之说。王懋竑认为朱子早年偏于尊德性,晚年则主道问学,与陆象山早同晚异。基于此观点,王懋竑选录了朱子1173年以后的论学要语158则,成《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附录于《朱子年谱》。实际上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尊德性和道问学,涵养用敬和进学致知,下学和上达是统一的。朱子与门人弟子论学,往往因人说法,以纠其偏,故而或言尊德性为本,或曰道问学为先。但王懋竑基本上只选录朱子强调道问学的相关论述。朱子在《答许中应》中说:“夫道之体用,盈于天地之间,古先圣人既深得之,而虑后世之不能以达此,于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诲饬于后人者,无所不备。学者正当熟读其书,精求其义,考之吾心,以求其实,参之事物,以验其归,则日用之间,讽诵思存,应务接物,无一事之不切于己矣。来论乃谓读书逐于文义,玩索堕于意见,而非所以为切己之实,则愚有所不知其说也……”朱子因驳许说之偏,故而强调由读书以穷理。王懋竑选录了此信,认为这充分证明朱子是主道问学的,并加以考辨发挥:“《答许中应》:‘熟读其书,精求其义,考之吾心,以求其实,参之事物,以验其归’,则致知处即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读书所以为学,未有为学而不自于读书者。读书不离于章句训诂之谓,朱子晚年与人书,其发明此意甚详,故曰‘持敬穷理,不是两事’,盖屡言之。”陈澧完全接受王懋竑对朱子学的定位,在上封信说“其附录《朱子要语》一卷尤精”,在本封信则明言“朱子本重道问学”,这是陈澧读此书最关键的心得。

此前陈澧研读朱子书是从《文集》人手,而《文集》和《语类》卷帙浩繁,且其中相当部分是谈理学义理的,陈澧对之难以契合。而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于不大的篇幅中,对朱子的为学次第、学术思想纲目并举,论述简明,考核精当。细读此书者,必然折服于朱子的研精经史,博学多识。对沉浸汉学多年的陈澧而言,此点尤易引发共鸣,所以他推崇朱子是“覃精著述,博极群书”,当然,这也加深了陈澧的“朱子本重道问学”的观点。由此,宋学和汉学,理学和经学就找到了相通处,陈澧会通汉宋,尊郑亦尊朱的经学观实由此发其端绪。

第二,汉学自乾嘉以来,兴盛了百余年,此时已显衰象;而宋学在宋、元、明七百年问盛极,有清以来依然衰而不歇。陈澧认为,朱子讲下学才能上达,(《朱子年谱》及附录《切要语》中此类表述极多)即从洒扫、应对、进退的小学工夫达至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这种由易到难、从浅到深的为学次第使宋学有了绵长的生命力。他由此得到启发而反思汉学衰歇之由,原因之一是欠缺“朱子所云小学一段工夫”,所以仅仅百年就风气渐衰。朱子所说的小学工夫,主要是指洒扫、应对、进退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道德启蒙教育。陈澧所言,则是指训诂、音韵、天文、算术、地理等方面的启蒙读物。编写启蒙读物,并非读《朱子年谱》之后才有的想法,但把缺乏入门读物作为汉学衰落的重要原因,则是读《朱子年谱》的心得。陈澧晚年所作《东塾读书记》贯穿了引导初学的宗旨,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展开。

第三,考据的重要性,先前陈澧屡言之,而拱手谈理学也有益于世,则是他的新见解,可见陈澧已把义理提到与考据同等重要的位置。以道问学的维度推尊朱子学,一方面突出了义理的重要,另一方面则强调读书为先,由此,读书与穷理应当并重,考据和义理必须统一。陈澧提出,以小学工夫打下治学的基础,并兼采汉学的考据和宋学的义理。这些都以“朱子重道问学”为其前提,王懋竑的经学观在陈澧经学思想的演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陈澧指导门人王峻之读朱注《论语》,每日一章,陈澧说:“又知,看《朱子年谱》觉有着手处,此已得其门而入,将来不可限量,愿更勉之。”可见陈澧认为《朱子年谱》是朱子学最好的入门书,他本人受益于此,并指点后学也看此书。顾炎武尊朱子,排陆王,而且对朱子学亦取其道问学一面,这和王懋竑《朱子年谱》的纲领是一致的。王懋竑是陈澧尊朱的引导者,研读《朱子年谱》,接受“朱子重道问学”这一基本看法,并由此契接顾炎武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这是陈澧经学观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陈澧,其荦荦之大者有三,以下分述之。

其一,治经兼采汉宋,以义理为本。顾炎武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小学考据只是解经的工具,阐发经典中的义理才是治经的根本。《日知录》卷一专论《周易》,略举数例,可见顾炎武以义理为本的解经宗旨。比如“朱子周易本义”条,考察《周易》经传的卷次和经传分合的流变之后,顾炎武说:“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沉之书,而《易》亡矣。”解《易》要以寻绎大义为要务,主张以义理解《易》,反对象数派学说,表彰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颐的《伊川易传》:“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之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顾炎武认为,《周易》大旨切于人事,解《易》、用《易》,要落实在崇德寡过,修身治世的人伦日用上:“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无大过矣。

乾嘉汉学家发扬光大了顾炎武倡导的考据实证方法,却无视其寻求六经大义的治学宗旨。陈澧说:“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如是止矣!‘学而时习之’,‘何必日利’,义理愈紬绎,愈深愈博,真无穷矣!”汉学最大的弊病在于只重考据不讲义理,陈澧独具慧眼地指出顾炎武等人熟读宋儒书,就是强调义理的重要性,以重义理纠汉学之偏。他说:

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

陈澧仿《日知录》体例作《东塾读书记》。《东塾读书记》卷四专论《易》,陈澧认为《周易》切于人事,其大旨是教人崇德、寡过、修身,解《易》要以义理为本,推崇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颐的《易传》,驳斥象数派易学。这和顾炎武的易学观完全一致。陈澧解《书》、《诗》、《春秋》诸经也同样遵循顾炎武兼融汉宋、考据为工具、义理为根本的治经宗旨。

第二,通经致用,经世济民。顾炎武博极群书,研精经史,但他治学的归宿在于明道救世。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张舜徽先生认为:“顾氏研究经学的宗旨,归于致用,努力探求先民制作原意,想把几部经典中的主要理论,运用到修己治人的实际方面去。”顾氏门人潘耒指出,《日知录》的著述宗旨是明体达用,匡时救世:“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陈澧说:“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把顾炎武比做孟子,推尊之意无以复加。而振纲纪、正人心、美风俗,这正是顾炎武经学思想的核心之义。

陈澧说:“仆近年为《学思录》……今以论著之大旨告足下:仆之为此书也,以拟《日知录》,足下所素知也。《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问寡陋,故亭林振之于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日知录》于经学、史学、吏治、风俗以至博闻掌故无不赅备,《东塾读书记》则专论学术。陈澧在《与黄理压书》中说:“读书三十年,颇有所得,见时事之日非,感愤无聊,既不能出,则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至于学术衰坏,关系人心风俗,则粗知之矣。笔之于书,名曰《学思录》。”明学术,才能正人心、兴教化、致太平,此可谓得顾炎武经世致用观之精义。

第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经学观。“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出自《论语》,顾炎武独具匠心地拈出这两句,以此倡导学与道的统一,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这是顾炎武学术思想的总纲领。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顾炎武把圣人之道概括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经验主义方法重新诠释孔子学说,消解了本体论形态的宋明心性之学。这和他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这一命题所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把理学消融于经学中。

陈澧深受顾炎武的影响,也以朴实的经验论阐释孔孟之道:“后儒见佛书高妙简易之说而心羡之,乃于《五经》、孔孟之书求高妙之说以敌之。而不知《五经》、孔孟之书无高妙之说也。如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曰:‘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又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者’,如此而已。岂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巍巍荡荡乎?”宋明理学家普遍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只有曾子得其传,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明确指出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门弟子皆得其传,反对理学家对孔子之道所作的形而上解读,这和顾炎武的观点完全一致。陈澧说:

澧谓必以一贯为受道,《论语》二十篇中,无夫子告颜子一贯之语也,何以颜子亦受道乎?颜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为受道无疑矣,此即一贯无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记所闻,故重载之。”然则颜子所受博文约礼之道,诸弟子所共闻,岂单传密授哉?

“约之以礼”也就是“行己有耻”,“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观点可谓深得圣人之意。陈澧还指出,“约之以礼”就是“忠恕”之道:

顾亭林说“予一以贯之”云:“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日知录》卷七此说最明白。《诗》三百者,多学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贯也,约也。“思无邪”者,忠恕也,礼也。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以“一以贯之”诠释孔子之论《诗》,陈澧又以顾氏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引申阐发《日知录》之说。陈澧以顾炎武之说教其长子宗谊:“吾不敢望尔读万卷书,但望尔读《论语》、《孟子》,且望尔读《论语》第一句,《孟子》第一句九字而已,诵而行之,便是士人。若天下士人皆诵此、行此二句,天下太平矣。”“学而时习之”即“博学于文”,“何必日利”即“行己有耻”,遵顾氏之教,即遵孔子之教,士人以此为法,太平之世可期。陈澧也以此教导菊坡精舍门人:“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以顾炎武治学纲领著书、教子、课士,顾炎武可谓陈澧治学之宗主。

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阐发孔子之道,显现出超越汉宋、回归孔子的治学趋向。他在《与人书》中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知其异,会其同,综贯历代经学,兼采众说,《日知录》的写作贯穿着这一治学方法。张舜徽先生指出:“他的治经,本不满足于拘守一个时代、一个经师的说法以自画,特别强调了融会贯通的重要……他一方面尊信汉唐旧说,提倡人们读《十三经注疏》;而另一方面,也不鄙薄宋、元、明人的经学著作。”顾炎武考辨经学源流,博采历代经说,最后折衷于孔子,这也深刻影响了陈澧。

陈澧说:“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他返回儒学的源头,以孔门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科之分合考察、总结历代经学之流变得失。他说:“自宋以来,学术迭变,固由风气之转移,亦由门户之争竞。有争竞,故有兴衰。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之四科。德行,道学传也,言语,文苑传也,文学,儒林传也,政事则大而将相、小而循吏传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无,故孔门兼收而不偏废,尤不交争,争则有胜负,有胜负则必偏废,偏废则天下受其害矣。近著《四科论》一篇,以明此意。欲学者各因所长,以成其学。”四科统合,则经学的完整性得以体现,学术与治道归于统一。分而言之,则为经学、理学、经济之学、辞章之学。陈澧认为,历代儒学或得四科之全,或得四科之偏,都是孔学支脉,皆有可采之处。《日知录》博采历代经说,《东塾读书记》也如此,不仅采汉注、唐疏,也采宋元经说。“宋儒经说,正当择而取之,以为汉注唐疏之笺,岂可分门户而一概弃之乎?”比如,《易》卷采程颐的《易传》,《诗》卷采朱子的《诗集传》,《尚书》卷采蔡沉的《书集传》。顾炎武之学是通儒之学,陈澧之学亦然。

嘉道之际的今文学和理学经世思潮对陈澧的通经致用观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在此详论。

综观陈澧的经学思想,解经而兼采汉宋,读经以明道致用,最后会通汉宋,回归孔孟,倡导学术与治道的统一。陈澧远绍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得其经学观之精义。他推尊顾炎武为明末之孟子,某种意义上,陈澧亦可谓晚清之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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