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app下载中国民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成功召开

2014年11月7日-8日,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主办,大连海事大学民商法学研究所承办,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及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协办的“合同履行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大连海事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烟台大学、海南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福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3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大连海事大学民商法学研究所主任翟云岭教授主持。

民商法论文:学说创见与立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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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致辞:

时间:2016-08-11 13:27点击: 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评论:- 小 + 大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由我校牵头承办

研讨会首先由大连海事大学副校长潘新祥教授致辞。潘校长对此次研讨会能够在大连海事大学举办表示感谢,对各位远道而来的国内法学界知名专家学者莅临海事大学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潘校长简要介绍了大连海事大学的历史、学科特色,对该校法学学科的优势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今后学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承办此类学术研讨会。最后,潘校长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多了解大连海事大学,多支持学校尤其是法学学科的发展,并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这里是一篇学说创见与立法贡献,从一个侧面展示新中国民商法发展进程,以期与法学界广大同仁一道,助推中国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与繁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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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大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焱致辞。周焱院长对国内民商法学界的一流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表示作为一名司法实务工作者能够在工作中运用民商法理论知识正确地运用法律正确地审判案件处理纠纷,都是拜在座各位专家学者所赐,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大家的学生。祝愿国家法治进步,祝愿民商法学理论研究繁荣,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早设立的专门从事民法教学和研究的机构,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自1950年成立以来,长期立足于中国的法制发展实践,致力于中国民商事法学理论的构建与完善,全程、深度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民商事法律法典化活动[2],并成为该历史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60年发展史向我们展示,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科始终与新中国民法学理论和新中国民商事立法同呼吸、共命运,其不但是新中国民商法学理论创建的主导力量,而且是新中国民商事立法体系化和法典化的重要学界推动力量。

澳门新蒲京app下载 ,来自全国的300余名法学学者参会

最后,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烟台大学前校长郭明瑞教授致辞。郭明瑞教授首先转达了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对本次研讨会顺利召开的祝贺。表示非常高兴能够来大连参加此次研讨会,感谢大连海事大学民商法研究所能够承办此次研讨会。大连海事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学科特色的大学,为国际海上运输和国内海上运输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以司玉琢教授领衔的海商法学科在全国是一流的,学校的民商法学科在全国也有相当地位。此次研讨会选的时机非常好,选题非常好,选的地点非常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市场法律制度、编纂民法典”宏伟目标,所以此次研讨会对于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具有积极的价值。合同法作为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完善合同履行制度,确实是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现在社会的发展与当初制定合同法时已经不一样了,制定合同法时电子交易、网上购物几乎没有,但是现在网上交易合同的履行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现在对合同履行制度理论与实践进行研讨对于完善我们的合同法及民法典的编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值人民大学法学院喜迎60华诞之际,我们简要回顾人民大学民法学科发展轨迹,[3]从一个侧面展示新中国民商法发展进程,以期与法学界广大同仁一道,助推中国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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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以“合同履行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整个研讨会分为第一单元、第二单元两场。

一、新中国现代民法学的思想起源:商品关系说

年会前夕,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

第一单元主持人:崔建远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早在1954年冬天,中国人就开始勾勒中国民法典的蓝图。但作为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土壤的文化,法律必然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烈影响,我国当时并不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民商法及民商法学。直到改革开放后佟柔教授提出“商品关系说”,新中国现代民法学才得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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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湘教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978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给中国民法学带来了孕育和成长机遇。但当时经济体制处于逐步转轨和变革中,调整相应经济活动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也处于摸索和论争中。对于如何建设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框架,民法学者倡导制定民法典,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经济法学者则以当时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关于加强经济立法的提法,以苏联经济法学理论为基础,倡导把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随之而来的便是长达七年的“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大论战。[4]其核心问题就是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分问题。该论战不仅涉及到民法的调整对象和制度构建问题,更涉及到中国民法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构建。

年会期间,与会代表围绕相关主题展开分组讨论

崔建远教授:尊敬的潘校长、周院长、郭校长、翟云岭教授,各位在座的同学:根据会议的安排由我和刘凯湘教授主持第一个单元。我们这个研讨会是自由的,大家可以自由发言,我自己有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第一,我在仲裁过程中遇到一些案件,有备案的合同和不备案的合同,也就是所谓黑合同,白合同,阴合同,阳合同,双方在履行过程都与黑合同、阴合同相符,而与备案的那个白合同、阳合同有距离,那么这个时候履行到底怎么认定?双方到底履行的是哪一份合同?算不算适合履行,发生违约的问题如何处理。第二,当合同由第三人履行时,第三人履行到底是否清偿了合同项下的债务?合同债务是否消失?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法律后果是什么?第三,实务中出现的以物抵债问题,在当事人只有以物抵债的合意,而没有实际交付抵债物时,是否应以大陆法系的要物合同、实践合同的学说,也就是代物清偿制度来对待?如果我们事后发现抵债物存有瑕疵,那么被抵的债是否已经消灭了还是继续存在?如果被抵的债务已经消灭,而用以抵债的物有瑕疵,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第四,就是前几天我上课跟学生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到底是否应承认物权行为。涉及到一个买卖合同,买卖标的物是一个箱子A,而债务人实际交付的是B,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只有承认物权行为才能恰当的处理,不承认就不行。学生反驳我说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假设现在说这个箱子在大楼上挂着掉了下来落到了买受人的手里,那你说出卖人是清偿还是未清偿?对此,承认物权行为还是不承认物权行为是不是不一样,诸如此类。第五个,从履行的对立面来讲,标的物是人民币,债务人没有在约定时间内支付,只要超过履行期限而没支付,是否就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方就有权解除合同。一般观点认为,只要一方当事人超过时间没有支付,就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就有解除权将合同解除。还是不这样认为,按预期履行或先履行来对待,首先按照《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第3项就是先催告一下,催告期间届满仍未支付的,才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而解除合同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的民法学者[5]深入参与了此次关键的学术大讨论,并提出了对本次论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术主张。其中具代表性的当属佟柔教授,其当时提出的“商品关系说”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成为新中国民法学理论的奠基石。

 9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主办,湖南大学法学院牵头,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和湘潭大学法学院共同承办的中国民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在长沙召开。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特邀的参会代表等300余位知名教授、学者齐聚星城,共同探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重大问题研究这一主题。

刘凯湘教授:受云岭教授指示,第一单元由我和崔建远教授来主持,由于我们研讨会也没有指定发言人,所以我和建远教授商量由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来,大家一起讨论。有这么几个问题跟大会主题是契合的:第一个是不完全合同理论。我国引入不完全合同理论比较晚,不完全合同理论对违约救济和强制履行到底能起多大的法理上的解释作用。第二个是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关系的问题,比如说有效的合同是不是一定要全部按照约定来履行。比如对赌协议我们通常在法理上认为是有效的,最高法院曾搞了一个二分法对赌协议对股东股是有效的,对目标公司股是无效的。我们学界认为,不管对股东股还是目标公司股都是有效的。但是在有效的前提下,履行的时候是不是要全部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第三个是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的影响问题,好像这个问题在学理上是很清楚的,发生不可抗力就可以不履行合同,而且不履行也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不可抗力到底怎么样影响合同的履行。第四个是情事变更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市场的变化、价格的不正常波动非常普遍,到底哪些属于情事变更,哪些不属于情事变更。是属于不可抗力还是商业风险,到底怎么来界定?第五个问题是合同履行不能的理论与实务,到底什么情形属于合同履行不能。第六个是合同法的鼓励交易原则如何来体现?合同法的很多的原则诸如公平原则、合法原则、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这些在民商法中都有,惟有鼓励交易原则是合同法所独有的。那么合同法的鼓励交易原则在合同的司法实践中到底怎么体现?第七个问题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关系问题,他们有没有区别,到底能不能划分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商事合同的规则,如效力的判断、履行的判断与民事合同到底有何差别?

1979年8月7日—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的“民法与经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是民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就调整对象问题的第一次正面理论交锋。会上,佟柔教授作了题为《我国民法的对象及民法与经济法规的关系》的主题发言,并提出了着名的“商品关系说”。他提出,尽管民法“内容包罗甚广,但在本质上是调整当时社会中商品关系的”。[6]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着商品关系……就要有一个民事立法,而这个民事立法必以调整商品关系为主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关系存在于哪些范围,存在多长时间,在它存在的范围、地点、时间内,我们的民法就在这个范围、地点、时间之内起作用。基于“商品关系说”,佟柔提出了由“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债和合同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新中国民法体系。

 
在27日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为此次年会致辞。在致辞中,王利明教授谈到新中国民法学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提出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重大问题研究这一主题,就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后,民法学者应该承担以下责任:要尽快制定民法典,不断完善我国的民事立法,让法律体系保持与时俱进;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民法学理论体系;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不断创新研究方法论,除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外,法经济学研究、法社会学研究、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等都应当成为民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吴汉东教授宣布了2014年;佟柔民商法发展基金青年优秀研究成果奖的评选结果,杨立新教授宣读了第七届;佟柔民商法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与第七届;林诚二·尖角杯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优秀研究成果奖表彰名单。理事会还增选了理事、副秘书长。开幕式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教授主持。

1981年,佟柔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学系统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原理》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商品经济说”为基础,对中国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原理作了系统阐述。该书一经出版即成为中国各大高等法律院校民法学教学的主要用书,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新中国现代民法学的理论基础。[7]佟柔教授在市场经济道路尚未确立的年代提出的该理论,后成为奠定新中国现代民法学基础体系的重要论断,并成为《民法通则》第2条的立法基础。[8]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杨震教授主持了大会主题发言环节。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教授、烟台大学原校长、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明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建远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尹田教授等五位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依次作了题为《人格权立法中的重大问题》、《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的重大问题》、《继承法修订中的重大问题》、《新时期民事立法和法律实施的重大问题》、《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问题》和《民法总则立法中的重大问题》的主题演讲。

二、新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全程推动和理论贡献

  大会还就人格权法立法、民法总则立法、继承法修订、不动产登记制度、新时期民事立法和法律实施的重大问题等议题举行了分组讨论。

自1954年第一次民法法典化运动以来,虽然我国先后四次启动民法法典化工作,但受经济体制变动的影响和法典化研究水平的限制,四次法典化运动都无果而终。直到2002年全国人大决定采用“分阶段、分步骤”的法典化道路,新中国民法法典化之路才获得了较为清楚的发展方向。在理论界,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始终是这一进程的积极倡导者、全程参与者和大力推动者。其构建的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理论体系,为立法机关的法典化活动提供了直接、全面、权威的立法资讯和参考资料。可以说,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深深地打上了人民大学几代民法学人的烙印。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成立近30年,历届年会成果皆丰,众多法学学者的学术成果对我国民法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次民法学年会,全国各地的民法学专家、学者带着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聚集星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交流。年会的召开,必将为更好地推动我国民法的发展,促进民法典的出台,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法治昌明,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出贡献。

全程深度参与四次新中国民法法典化运动

1954年,新中国民法法典化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郑立教授等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之邀请参与起草研讨活动,掀开了人民大学法学院民法学人60年来深度参与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的序幕。

1962年,民法法典化再次启动,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佟柔教授和赵中孚教授深入参加了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人民大学民法学人对民法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为法典化工作提供了积极理论支撑。[9]

1978年11月,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商品经济战略的提出,民主法制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第三次民法法典化运动启动。佟柔教授等人应邀参与起草民法典。但因遭遇了“民法法典化活动时机尚不成熟”的质疑,立法机关决定先制定一批社会急需、条件又比较成熟的单行法规,暂不制定民法典。基于该计划,《民法通则》于1986年诞生。在《民法通则》制定过程中,佟柔教授等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就其中诸多重大疑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大量立法建议。佟柔教授此前形成的商品经济背景下的民法学说为《民法通则》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其提出的“商品关系说”直接被《民法通则》第2条所采纳。

1998年,我国第四次民法法典化工作启动。当年1月1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五位民法学者[10]座谈民法典起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王汉斌副委员长遂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委托由九位学者[11]组成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新一代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仍然是本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的重要力量之一。第四次《民法典草案》于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并未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是决定采用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先制定民法典的各个部分,然后制定统一的民法典。

除四次民法法典化和《民法通则》外,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同样是1999年《合同法》、2007年《物权法》和2009年《侵权责任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合同立法中,王利明教授等新一代人民大学民商法学者继续全程参与国家立法。例如,王利明教授对合同的概念作了精辟论述,对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作了深入分析,并对我国合同法“不能采纳德国法上的履行不能、瑕疵担保制度”的主张作了可行性论证。这些都为合同立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12]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为从编撰学者建议稿、参加起草论证活动、组织国际国内高端学术会议等方面向立法机关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物权法》历经10余年起草论证和8次草案方得以颁布,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伴随着走过了每一次艰辛历程。典型的如,物权立法于2006年进入攻坚阶段,但物权法上的平等保护原则等理念和制度设计却遭到了违反宪法的质疑和批评,人民大学民商法学者对所涉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证,对此种质疑作了有效地回应[13],并终推动了物权立法的成功。

全面构建中国民法典的理论体系

比较法上法典化的经验表明,一个科学合理的民法体系或者民法典体系,离不开一个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理论体系的背后支撑。在法典化正式完成之前,是否存在一个民法典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具有决定性意义。就新中国的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而言,应当说,中国民法学理论界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已经为民法法典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参考体系。

在该理论体系的构建进程中,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无疑是为重要力量之一。除了几代人民大学民法学人长期以来为中国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提供的理论积淀外,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14]结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编撰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系列丛书,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和制度设计做了深入研究和详细说明。该系列丛书是对王利明教授组织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深入说明和精辟诠释,共有5本,涵盖建议稿的八篇全部内容,包括总则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以及侵权行为法编。本套书集权威见解、前沿理论、翔实资料、完整体系于一体,已经受到了广大法学界人和国家立法机关的广泛参考和借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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