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精准量刑机制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福州是全国18个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地区之一。我院以精准量刑建议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从基础、机制、制约三个维度出发,进行全面探索与尝试,形成了具有鼓楼特色的精准量刑建议模式。以规范化建设为基础提升能力和水平。与法院联合制定交通肇事、故意伤害、强奸、盗窃、诈骗等常见罪名《量刑参考表》。

董史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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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罚;认罪;证据;罪名;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权在推进司法规范化、强化法律监督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有效实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精准量刑”的现实选择。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实现量刑建议规范性,提高法律监督质效,笔者认为,应当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从四个方面探索建立精准化量刑机制。

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一项重大司法制度变革。该制度从新时代我国社会治安维稳形势的大局出发,关注审前羁押率高、诉讼时限长的负面效应,通过减少对抗的方式实现刑罚目的,致力于提高诉讼效率、修复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在此,从辩护律师的视角出发,结合辩护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检察机关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些建议。

江伟

以建议互通为依托,开拓检律互动新关系。一是以精准量刑建议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围绕适用罪名是否正确、量刑起点是否恰当以及认罪表现等问题,尝试与辩护律师、法官进行量刑沟通,形成具有减少社会对抗、节约诉讼资源为特色的量刑建议模式。二是提出量刑建议要阐释具体理由。量刑建议不应太简单,不能提出建议即了事,而应阐明建议的具体理由,只有这样,控辩双方才能就量刑进行充分辩论,确定合理的量刑界限,取得法庭对建议刑期的认同。三是庭前尝试交换量刑意见。司法实践表明,许多在庭审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控辩双方并无实质性的争议。如果在庭前召集控辩双方针对相关问题,比如基本事实、量刑层次发表意见,对不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对存在实质性争议的问题明确具体争论点,就能够在庭审阶段集中精力解决双方的争议事项,进而提高庭审的质量和效率,而这正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所需要的,故庭前交换量刑建议值得尝试。

一、应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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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准量刑为纽带,建立诉审衔接新模式。精准量刑不是具体确定刑期的建议,而是以带有一定幅度的建议为主要方式。精准量刑不意味着一律禁止提出具体的确定性建议,在某些情况下提出具体确定的建议可能有更好的效果,如某些简单的、常见多发的案件,经过长期起诉审判实践,量刑规律比较好掌握,犯罪与刑罚之间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在此情形下提出具体确定的量刑建议具有可行性。而且,我国刑法对某些犯罪也规定了具体确定的法定刑,在此情况下只能提出具体确定的建议,可与法院建立“精准量刑建议规范化”工作机制,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提交后的调整程序进行规范。如果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发现漏罪、出现新的量刑情节或根据量刑标准和方法确定的基准刑不一致等情形,可提出征询意见,检察官经过综合考虑后,可以调整量刑建议。对于被告人当庭认罪态度发生变化的,如因案件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建议法庭延期审理,重新提出新的量刑建议;若系无理由撤回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则撤销原量刑建议从宽幅度。

刑诉法修改后,在最高检的带动下,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工作机制,给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提供了各种工作便利,极大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少地方还制定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办案指引》《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的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习惯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速裁程序结合起来,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限定适用于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轻微刑事案件。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刑罚的案件,适用比例较低。此外,对于职务犯罪案件、涉黑涉恶案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案件等,有的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适用起来还存在较多顾虑。

福州是全国18个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地区之一。我院以精准量刑建议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从基础、机制、制约三个维度出发,进行全面探索与尝试,形成了具有鼓楼特色的精准量刑建议模式。

以规范量刑为契机,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法律是抽象的、一般的,而案情是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其中不乏特殊现象,这就要求司法人员要加强量刑规范。一是可以推广量刑基准刑的适用。所谓量刑基准刑,即对已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个罪,在排除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的情况下,仅依其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应判处的刑罚。如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罚可以取中间线六年为基准刑。当然量刑基准刑不能简单地以中间线作为基准,而应根据罪名的不同,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如对故意伤害案件,可将轻伤二级的量刑基准刑确定为有期徒刑一年,轻伤一级的则确定为一年零六个月。二是建立相对完善的量刑建议标准。确立科学的量刑建议标准,才能保障各级各地检察机关提出具有合理性和统一性的量刑建议。同时,量刑建议标准的设定,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减少法外因素影响裁判的可能性。目前,建立相对完善的量刑建议指南是一个可行的做法,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量刑建议的适用,而且可以减少量刑失衡问题,兼顾量刑质量与效率。限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可以省级为主制定量刑指南标准。三是加强人工智能与量刑建议的结合。引入量刑建议系统、同案同判系统等信息化智能辅助办案工具,为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提供大数据参考。同时,收集近几年内某地区内办理的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抢劫、盗窃、诈骗等常见犯罪的量刑建议和裁判结果,分罪名比对差异,对其中差异率较高的几种罪名进行分析总结,通过系统分析得出量刑结论后,比对确认后决定最终量刑建议。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法没有限制适用罪名的情况下,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来看,所有符合条件的案件均可以适用。基于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建议检察机关能够制定督促办案人员积极适用该制度的内部考核制度、奖惩制度,提高认罪认罚案件的适用率,最大限度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价值和功能。另外,基于我国对不同类型案件规定了不同刑事政策,前述的职务犯罪案件、涉黑涉恶案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仍应当保持从严从重打击的立场,因此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应当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包括适用的程序、量刑建议的幅度等。

以规范化建设为基础提升能力和水平。与法院联合制定交通肇事、故意伤害、强奸、盗窃、诈骗等常见罪名《量刑参考表》。收集近三年来我院办理的23种常见犯罪的量刑建议和裁判结果,分罪名比对差异,对其中差异率较高的几种罪名进行分析总结,探索减少差异的可行方法。督促侦查机关及时、全面、客观收集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的相关证据,注重完善重大案件提前介入机制,必要时及时启动自行补充侦查,确保与量刑有关的证据全面可靠。引入量刑建议系统、同案同判系统等信息化智能辅助办案工具,为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提供大数据参考。

以量刑监督为抓手,建立检察法律监督权威。一是完善“量刑说理”制度。“量刑说理”是指参与量刑程序的各方都对己方所提出的量刑主张或作出的量刑裁决充分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书中要明确量刑的依据,包括法定情节、酌定情节、案件特殊性、相关判例等等。辩护方则需对建议从轻量刑的意见作出系统的阐释,做好情、理、法等方面的论述与引证。二是建立未采纳量刑建议说理机制。对于未采纳量刑建议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审查,如果是法院据以量刑的认定事实、证据或适用法律错误的,应按照抗诉程序依法提出抗诉。如果是法院量刑不当,但不属于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可以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说明理由。用好刑事抗诉与量刑建议这两个杠杆。三是做好定期专门案件监督。定期组织对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缓刑、减轻处罚等案件,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罚或单处罚金等诉判不一案件的评查,掌握特殊类型案件的量刑建议采纳情况,形成专门分析报告,为接下来规范量刑提供依据。同时,做好相对不起诉案件的评查,邀请人大代表、辩护律师代表参加案件公开听证,运用诉讼式审查方式,确保不起诉裁量权规范行使。

二、应将“认罪认罚”作为一个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以量刑协商为依托开拓检律关系新格局。充分运用证据开示,提审、讯问时向嫌疑人出示在案证据种类及所证明的内容,使其充分了解认罪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充分听取侦辩双方关于量刑证据收集完整性、合法性的阐述,围绕适用罪名是否正确、量刑起点是否恰当以及嫌疑人认罪表现等问题,与律师进行充分探讨。创新建立诉前会议机制,对证据和量刑情节有争议的案件,邀请侦查人员、辩护律师、值班律师等参加,在诉前解决争议问题,提升认罪认罚适用率。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在实践中,从宽的幅度如何掌握,还有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退赃退赔等其他刑法规定的量刑情节之间究竟是包含关系还是独立关系等,目前还没有定论。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积极性。

以量刑调整为纽带构建诉审衔接新机制。今年3月,我院联合区法院会签《关于刑事案件精准量刑建议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对精准量刑建议提交后的调整程序进行了规范。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发现漏罪、出现新的量刑情节或根据量刑标准和方法确定的基准刑不一致等情形,可提出不同量刑意见,检察官综合考虑认为确需调整的,经与被告人重新达成合意后调整量刑建议。对于被告人当庭认罪态度发生变化的,如系因案件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建议法庭延期审理,重新提出新的量刑建议,若系无理由撤回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则撤销原量刑建议从宽幅度。

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大多数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作为一种从宽情节,应独立于刑法中的自首、坦白等情节。笔者对这种观点深表赞同。首先,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从宽措施,不同于刑法规定的实体评价标准。其次,该制度与自首、坦白等量刑情节相比,有其独特的内容“认罚”。换言之,“认罚”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并不能为现有刑法中的量刑情节所包含。最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以效率促公正、修复社会关系。将“认罪认罚”作为一个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等于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的刑罚优惠,这更能提高其积极认罪认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

以量刑监督为抓手确保司法公正统一。建立未采纳量刑建议说理机制,对根据法官意见调整量刑建议仍未被采纳,或者法院未作出不采纳说理的,发出检察建议要求法院进行书面反馈。与此同时,建立内部评查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定期组织对不起诉,建议适用缓刑、减轻处罚等案件的评查,邀请人大代表、辩护律师代表参加不诉案件公开听证,运用诉讼式审查方式,确保不起诉裁量权规范行使。

关于“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建议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不同的证据情况设定不同的幅度,情节较轻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例如,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可以从轻20%至30%;对于案发时间长、取证条件差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主动交代事实进而找到涉案关键证据的,最高可以从轻50%;侦查阶段即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大于审查起诉阶段才认罪认罚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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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制定量刑协商的程序性规定

姓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江伟 工作单位:

量刑的轻重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可见,刑事诉讼法赋予了量刑建议实体性裁量的功能,基本相当于法院的判决,直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期。而量刑协商程序又是量刑建议作出的必经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刑协商程序与量刑建议之间,犹如法院开庭程序与判决一样。因此,必须重视量刑协商的独立的程序性价值。

在目前实践中,量刑协商的程序性价值并没有完全凸显出来。以笔者辩护的案件为例,有一些案件没有协商程序。例如,有的检察机关承办人收到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后,自行提出量刑建议,然后让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签字确认。当后者提出不同意见时,只是简单回应说“如果不同意不签字,量刑建议会更重”。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只是配合办案人员而已,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协商”。还有的检察机关承办人在量刑协商环节不通知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律师,只是让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签字,实际上剥夺了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权。

笔者认为,量刑协商必须有相应的程序性规定。例如,对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提出的启动认罪认罚程序的意见,原则上检察人员应当同意,除非该案件不符合认罪认罚的条件。不同意适用的,必须出具书面回复意见,阐明不能适用的理由,且该法律文书应当归档备案。另外,量刑协商程序可以比照法院的开庭程序设计,包括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核实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以及认罪是否自愿,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量刑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量刑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检察人员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量刑意见进行回应,没有采纳的还要说明理由。对于检察人员的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直到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确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为止。整个量刑协商过程应当记录在案并归档,由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签字确认,有条件的还要全程录音录像。同时,也应当明确违反程序的法律责任,例如检察人员故意不启动认罪认罚程序的,或者故意不同意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提出的启动建议的,在考核时应予以否定评价。检察人员威胁、胁迫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该协议无效,相关违法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为了保障量刑协商程序的有效开展,建议检察机关制定一部精细化的量刑细则,明确不同案件不同情况下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其他量刑情节的从宽、从严幅度可以参考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这样,控辩双方开展量刑协商有统一标准,能够保障量刑协商的效率和质量。

四、确定刑量刑建议更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一般有两种模式:确定刑模式和量刑区间模式。通常认为,前一种模式可以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罚的心理预期,后一种模式有利于保障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笔者认为确定刑量刑建议更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具体理由是:

第一,确定刑量刑建议符合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构造。认罪认罚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的诉讼构造不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认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对立的双方,也正是基于这种对立关系,案件最终要移交法院这个中立的第三方居中裁决。换言之,不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构造呈现“三角形”模式。但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这种诉讼构造发生了变化。由于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在定罪量性方面的一致性,双方不再是对立的双方。这种情况下,法官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关注的重点从犯罪事实和证据的审查认定,转移到审查被告人签署量刑具结书是否自愿,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否真实、合法,是否反悔,量刑建议是否有明显错误等。换言之,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法官的职责内容发生了变化。正如刑事诉讼法第201条所规定的,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当然不会影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确定刑的量刑建议能够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罚的心理预期,缓解其焦虑情绪。笔者在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发现,尽管他们大多希望诉讼程序能够尽快终结,从看守所转移到监狱。但他们最大的压力还不是生活的问题,而是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他们以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有犯罪嫌疑人说:刑期确定后,我宁肯在监狱待一年,也不愿意在看守所多呆一天。可见,确定刑的量刑建议更能满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需要,也更能容易调动其认罪认罚的积极性。

第三,确定刑的量刑建议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具体而言,就是确定刑的量刑建议能够降低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反悔的概率,防止因为法院判决的刑罚结果与其预期之间存在反差而产生心理波动,收回之前的认罪认罚意愿或者提出上诉。笔者办理一起认罪认罚案件时,犯罪嫌疑人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告诉我:“这个案件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是二至三年,如果法院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我就确定不再上诉,如果判决我二年零六个月及以上有期徒刑,我就一定上诉。如果判决二年以上、二年零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我就考虑一下再说。”这充分表明了量刑区间模式对被告人心理造成的影响。(检察日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法学博士 关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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