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受贿罪的构成要素之一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张伟在《现代法学》2018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受贿罪构成要件涵摄下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文章中指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素之一,需要结合其与其他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基于受贿罪的客体与核心特质,“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归属于客观要件,否则难以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相契合。

在对腐败“零容忍”,“拍蝇打虎”正当酣的时下,法律应当成为“反腐利器”和“开路先锋”,而不是软弱无力,甚至成为掣肘。
根据刑法,除非是“索贿”,其他的必须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才构成受贿罪。这往往成为部分官员为己辩护的“尚方宝剑”。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入罪条件、量刑标准等规定不合理,已然成为打击贪官的法律障碍。对此,相关部门正在调研论证受贿罪,已总结一些腐败案例,或将降低受贿罪门槛,出台更严厉的规定,提高刑罚威慑力。
长期以来,“为他人谋利”成为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理由是“为了突出受贿罪的权钱交易性”。司法实践中也能更好地区分“受贿犯罪”与“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的界限,避免刑罚打击范围的扩大。
受贿犯罪具有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但当把“为他人谋利”与否作为受贿犯罪法定要件,过高设置受贿犯罪入罪门槛,往往成为一些贪官为己辩护的“尚方宝剑”。尤其那些“拿钱不办事”的和以“礼尚往来”之名行受贿之实的贪官,实践中更容易逃脱惩罚。
其实,行贿人之所以挖空心思不断向贪贿者送钱、送物、送美女,无非是看中后者手中的权力及其带来的“溢价效应”,而不管这权力魔杖是能马上变现的现实利益,还是感情投资、长期投资、预期兑现支付的“期权”,或者“找靠山”、“傍大腿”,其中都逃不脱权钱交易、利益勾兑的实质。
很多行贿者没有那么“低俗”,把“谋利”欲求直接说在嘴上、写在脸上,而是假以各种天花乱坠、自欺欺人的名义借口,比如“礼尚往来”;受贿者也不会那么“没文化”,立马“承诺”,而是心照不宣,予以笑纳。很多贪贿行为,并非“过路交易”、“一锤子买卖”,不可能出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般赤裸裸权钱交易情节,而是“润物细无声”、“路遥知马力”,彼此“心照不宣”、“心中有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把是否具有直接、明显的“谋利”情节作为法定入罪要件,是对贪贿行为复杂性和犯罪分子狡猾性的认识、预判不足,是对受贿犯罪门槛的不当拔高,不符合客观实际,表现为立法的呆板和机械化。
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受贿罪的认定上都未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作为公约缔约国,必须与国际接轨,立法不能滞后。
在把反腐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中,法律应当成为“反腐利器”和“开路先锋”,而不是软弱无力,甚至成为掣肘。但“谋利要件”等不合理规定的存在,使得现行刑法受贿犯罪门槛过高,无论法理层面、贪贿现状和国际国内形势需要,都严重滞后,从当初立法的谨慎异变为如今反贿赂犯罪的一大漏洞,沦为反腐惩贪的法律障碍。“谋利要件”不是贪官“保护伞”,更不能成为反腐路上的“绊脚石”。如何完善刑法相关规定,降低入罪门槛,破除反腐掣肘,成为当务之急,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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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权钱;利益;政法大学;核心特质;客观要件

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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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要件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张伟在《现代法学》2018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受贿罪构成要件涵摄下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文章中指出: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素之一,需要结合其与其他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基于受贿罪的客体与核心特质,“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归属于客观要件,否则难以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此前提下,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的超过要素,仍然面临着令人尴尬的司法处境,在功能运用与程序证明层面都有明显的不协调之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客观方面强调的是权钱交易而非“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索贿”与“收贿”中区别对待“为他人谋取利益”,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无实际必要。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作者简介

客观要件

姓名:林晨 整理 工作单位: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已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从受贿罪的客观行为来看,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

(1)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索贿是受贿人以公开或暗示的方法,主动向行贿人索取贿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挟的方式,迫使当事人行贿。鉴于索贿情况突出,主观恶性更严重,情节更恶劣,社会危害性相对于收受贿赂更为严重。因此,本法明确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

(2)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收受贿赂,一般是行贿人以各种方式主动进行收买腐蚀,受贿人一般是被动接受他人财物或者是接受他人允诺给予财物,而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传统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则不成立受贿罪。同时认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已经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酌解答》也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据此,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要求实际上使他人取得了利益。我们将这种观点称为旧客观说。旧客观说存在许多问题,如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相符合,与认定受贿既遂的标准不相符合,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相符合,于是有人提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客观要件,而是主观要件(主观要件说)。但这种观点对刑法规定进行了扭曲解释,也容易不当地缩小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因此,我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其内容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前或者之后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以权换利的约定,同时使人们产生以下认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可以收买的,只要给予财物,就可以使国家工作人员为自己谋取各种利益。这本身就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犯。这样理解,也符合刑法的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故符合刑法将其规定为客观要件的表述;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是一种许诺,不要求有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一种许诺,故只要收受了财物就是受贿既遂,而不是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才是既遂。

对于当事人来说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就是自己判罚的基础,如果自己不能及时的处理就会导致自己的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对于有关的司法人员来说在案件的判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有关的要件,对于此类问题国家的有关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

延伸阅读:

受贿罪罚金是多少

2018年受贿罪量刑标准和立案标准

2018最新受贿罪量刑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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