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汪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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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1月10日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供給側改革」後,圍繞着這一目標的討論與如何推進,至今絡繹不絕。但現實改革的落實正應了那句經典的話:「說易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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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同三简介

如何警惕「供給側改革」成為宣傳的口號,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4月19日的一個會議上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提法,對這個概念認識上的差別,會對實際執行產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影響。現在存在一種傾向,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地「調結構」混為一談。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壓縮過剩產能,主要用政府投資和政府補貼去「扶持」新技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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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同三博士,男,1948年7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理论、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与经济分析与预测、产业政策研究等领域。
1978-1982,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士;
1982-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1985-1986,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外投资部,项目经理;
1987-199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1986-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其中于1989年、1992年分别两次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5年被任命为副所长,1998年被任命为所长。2006年被推举为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

吳敬璉強調,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他還進一步指出,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實際早就提出。中國在1981年就提出要提高增長質量,優化經濟結構,1995年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2002年再次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12年強調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則提出了「引領經濟新常態」,再到2015年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提法的共同核心都是創新和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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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來誠心誠意請教的。有幾個具體的問題:

1990年,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成员;
1991年被社科院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成员;
1997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如何看待供給側改革的難點以及中國此起彼伏的房地產風險、金融債務壓力,日前專訪了蘇格蘭皇家銀行(RBS)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志鵬。他主要負責中國經濟、貨幣政策、匯率等方面的研究。此前7年曾就職於UBS投資銀行,任中國高級經濟學家,所在團隊長期在亞洲貨幣和機構投資者評比中名列前茅。胡志鵬還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博士候選人,並擁有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其論文曾發表於《經濟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經濟》等國內一流學術期刊。

一、有錢的單身漢一般都在哪裡消磨時光?(請列出酒吧、飯店、健身房的名字和詳細地址。)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國企是困擾當下改革的最大掣肘

二、我應該把目標定在哪個年齡段?

论文、专著:
1.《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系列报告1991年——2006年,第一执笔人,每篇约8000-10000字,社科文献出版社
2.《积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4月25日
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人民日报》2008年4月7日
4.《在着力保增长中提高科学发展水平》,《人民日报》2009年1月7日
5.《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6日
6.《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月
7.《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0.8万字
8.《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3
9.《控制投资过快增长 大力加强薄弱环节》,1万字
10.《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11.《从宏观视角认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
12.《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机遇,在有效的应对中化解挑战——继续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日报》2011年1月10日
13.《把科学发展的主题贯穿<十二五>发展始终》,《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5月16日
14.《正确处理速度、结构、特价的关系》,《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10月14日
15.《认清经济形势 把握调控重点》,《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12月26日

:供給側改革(註:指調整經濟結構,使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去年至今都非常熱。「三去」(註:指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目前看來也引發了一些社會下崗問題,比如東北等地。您怎麼看打破剛性兑付(註:剛性兑付指投資者買入高風險高收益理財產品時,由銀行及信託公司最後兜底,承擔投資者的損失)的風險?包括今年GDP定的浮動值很高。

三、為什麼有些富豪的妻子看起來相貌平平?我見過有些女孩,長相如同白開水,毫無吸引人的地方,但她們卻能嫁入豪門。而單身酒吧裡那些迷死人的美女卻運氣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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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鵬:確實,從目前的跡象來看,我沒有看到太新的變化。即便是供給側改革的口號喊出來,也說了市場化的思路來解決,但實際操作中,很多情況下還是政府主導。

四、你們怎麼決定誰能做妻子,誰只能做女朋友?(我現在的目標是結婚。)
——波爾斯女士。

汪同三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1986年到培育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属于新兴的一门学科,在迎头赶上之际,那一代数量经济学工作者,尤其是科班出身的他,有良好的机会参与国际/国内前沿的科研工作。例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主持的世界模型联接项目(Project
LINK)与该所合作,尝试首次建立“中、美、日三国联接模型”,汪同三作为中国模型设计的主要研究人员,和同事一起钻研攻关,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并与世界模型联接成功。
1987年,数技经所投标承担了国家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借鉴国外成果的同时,勇于创新,首次在国内采用了大道模型理论,成功地设计出中国的大道模型体系。汪同三是该模型的主要设计、研究和分析者之一。在世界经济计量学会1989年远东会议上,汪同三关于中国大道模型的论文受到大会重视,他本人也被指定为小组会议主席。同时,该项目出版的系列专著于1989年获社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于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还是在1987年,汪同三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继续深造,师从中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家乌家培研究员,并于199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了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之一。汪同三撰写的博士论文《宏观经济模型论述》,在总结分析国外各种宏观经济模型的优缺点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中国改革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宏观模型应具备的要素以及与西方模型的异同。论文被评为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依此出版的专著获社科院第二届优秀成果特别提名奖。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的,该专著在2007年再版后,依旧获得了广泛好评。
1991年,数技经所承担了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汪同三领导、组织和参加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研制,负责经济形势分析,组织预测指标的计算,并担任预测报告的主要执笔人。该项目在经济理论和模型技术上都有创新,课题组对中国经济形势运行做出了准确的把握和预测,这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填补了我国在国际经济学界的一项空白。该课题的预测结果多次与实际数据仅有微小的差距,在我国同类预测中独占鳌头而广受赞誉。目前该课题组每年两次的经济预测成果,及其出版的系列《经济蓝皮书》多次被评为“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全国优秀畅销书”等,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因为研究成果卓著,汪同三两次获得破格晋升,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并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获得中国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宏观经济模型和经济计量分析的经验,增进了汪同三对经济理论和现实世界的理解,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对中国经济和宏观调控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自2003年起,他一直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自2005年起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用自己的知识报效中国,为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尽绵薄之力。
经过近三十年的科研工作,汪同三发表和出版了数百万字的科研成果,涉及领域包括: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宏观经济模型、经济预测、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政策分析,等等。从中选出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并非易事,难免挂一漏万,下面选取关于数量经济学理论和研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做一简要介绍。
总结和发展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根据中国的改革历程,主张在转型社会主义模型中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的作用
通过对比和分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模型的特点,扬弃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出更准确地再现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与反映社会制度和人们行为的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并且及时地反映出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经济机制的变化,是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模型的必然要求。由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计划色彩必然存在,另外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短缺或者不平衡是常态,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必须走出早先的单纯供给导向的“迷谷”,同时又不能是单纯需求导向的。
早先的社会主义模型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明显。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财政金融货币价格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中也必须加强相关内容。在改革初期,存在金融调控政策软弱和财政调控政策应用不足的问题,随着改革深化,金融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必然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财政政策的自主性更强,政策不当产生反作用的情况减少,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独立性增强,各司其职。中国宏观模型必须适应具体国情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经济理论-数理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的科学程式,加强模型方法与经验判断的有机结合,在模型中充分反映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通过政策分析和政策模拟,使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与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完善形成互动。
以汪同三为主要参与人员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既与早先的计划经济模型不同,例如价格从原先的外生变为部分内生,除了某些特殊商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仍为外生的,总的价格水平和部门价格水平都成为了经济运行的结果;也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模型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决策机制、分配制度都不相同。这要求在理论基础、建模思路和方法上都有所突破。该模型成功参与了中美日三国模型的连接,至今还在经济分析、预测和政策模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预测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提出衡量判断我国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以及预测中必须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
在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是否“过热”或者“过冷”的争论。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以经济发展规律为依据。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不论什么经济系统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经济波动规律。在制度相对稳定和具备结构自行调整机制的一般条件下,判断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有总体性指标、总供给与总需求之差、投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率、物价、“瓶颈”部门的制约程度、存贷款比例、货币发行量、净出口、库存变化、非经济指标。经济处于高峰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过热”,经济总量指标增长很快只是经济过热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之中,市场机制尚未发挥充分作用、经济结构也不尽合理,这就使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变得更加复杂。
在指标之间的表现方向相反时,不能简单地根据个别指标说经济是否过热,而应具体分析经济的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总量的问题要用总量的方法解决,结构的问题要施以结构的对策,归根到底,坚持不懈地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根本措施。
在总结了多年的预测经验后,汪同三认为要进一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必须着力消除模型本身的趋势外推惯性影响以及预测者的思维惯性影响。结合国内外形势,对模型不断进行修正,尤其要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起伏变化较大,尽管从1992年以来,相邻两年的变化有所减小,但高增长年与低增长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例如1992年与1999年就相差了1倍,达7个百分点之多。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几乎是没有的。这说明了中国在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程中,还有很多路要走,同时也表明,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仍然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出现转折点的时候。
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主要觀點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投資率偏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結構性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有關,或者說這些經濟結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問題的反映。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因此,不斷提高居民收入,並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導向,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因此,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导向,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一些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也逐步突出起來。在宏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投資率偏高。在宏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投资率偏高。投資率偏高是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投资率偏高是长期困扰我国的问题。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我們主動保持了較高的投資率。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我国主动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在制定“八五”計劃時,提出了30%的投資率指標,並以此投資率來綜合平衡宏觀經濟增長計劃。實現較高投資率是后發展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重要優勢,世界上不乏通過一定時期的高投資使本國經濟迅速增長的例子,但其投資率都沒有達到過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樣高的程度和這樣長的持續時間。投資和消費是國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長期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長期偏低的消費率。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消費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礙。消费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碍。從長遠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當,會造成長期國內有效需求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不利於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从长远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長期的投資率偏高,再加上投資結構不合理,還會引起其他結構性問題的產生和惡化。长期的投资率偏高,再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还会引起其他结构性问题的产生和恶化。投資率長期偏高又導致了另一個結構性問題: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增長滯后。投资率长期偏高又导致了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投資增長過猛是造成經濟過熱時期三次產業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投资增长过猛是造成经济过热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而長期的投資率偏高以及投資結構不合理,則是導致三次產業結構不平衡加劇的基本原因之一。而长期的投资率偏高以及投资结构不合理,则是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加剧的基本原因之一。投资增长过快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在微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在微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於經濟增長速度。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將造成較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和社會問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造成较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问题。上述三个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
改革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人收入水平,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而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政策的根本宗旨,也是在宏观调控中保持适当投资率、注意提高消费率的关键。增加居民收入,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在初次分配中取得报酬的份额的多少,不是简单地由社会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这需要政府从制度上保护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的基本利益,在劳方与资方决定报酬水平的博弈中更多地支持劳动者这一弱势方。随着国力水平的提高,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次,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这要求居民日常收入水平能够超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水平,逐步积累财产,还要求在全面提高所有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积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注重公平。政府要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规范的市场环境,才能使广大群众由合法手段和渠道取得合法的财产,取得合法的财产性收入。
利用历史归纳方法,强调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并总结了中国1990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速下降时宏观调控的特点和经验
深入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需要分析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政府干预是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承担的职能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广泛而复杂,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其目标是多重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
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效果,需要分析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的内涵。从政府干预的三方面的内容——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的内涵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虽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与长期问题的解决有机结合起来,但宏观调控的重点主要是解决短期的经济稳定问题,调节总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第二,虽然宏观调控效果是否明显依赖于经济社会制度框架,但宏观调控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制度性问题。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时,不能把宏观调控的范围泛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先后出现了三次经济增速下降。1990~1991年“硬着陆”之后增速下降,中央采取了扩大投资的对策,通过人民银行注入资金的方式来启动市场。这次调控的特点在于所采用的措施主要是行政手段。1998~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经济增速下滑,并出现了通货紧缩。中央及时进行宏观调控,从1998年起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这次调控的主要特点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国债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使正在抑制经济过热、减缓增长速度的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过快的问题。中央强调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次调控的特点在于,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经历了特点各异的多次磨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宏观调控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当前,宏观调控思路清晰、决策正确,国家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见事早、动手快,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性在不断增强。此轮调控,应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出扩大内需,政府切莫孤军作战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启动宏观经济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取得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尽如人意。扩大投资需求,仅靠政府的投资拉动是不够的。国家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虽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有投资,然而对于带动社会投资增加的作用却不十分明显。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增发国债的力度、扩大财政赤字的幅度均不宜连年维持下去。除非由于国内外重大因素影响,才可能延长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非国有投资不旺的根本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资金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问题,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进一步用好用活国家财政投资,避免政府孤军作战,更好地带动社会投资的全面启动。
从长期来看,只有启动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最终启动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增长。从扩大内需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依靠扩大投资需求还不足以有效拉动宏观经济增长,而必须实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向启动。造成非国有投资增长停滞的原因同样主要是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不振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合理。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扩大,例如不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例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等等。
因此汪同三呼吁,扩大内需,需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对已出台和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应该继续认真研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稳妥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稳定居民未来预期。

包括東北地區去產能去庫存也好,最後實際上還是政府在做,在推動,選哪家企業”去”,怎麼重組,背後還是地方政府發揮最核心最主導的作用。這個過程中,肯定不可能不兼顧其他目標,所以不管是力度上或步伐上,可能很難像我們覺得理想的那樣去推進。

下面是一個華爾街金融家的回帖:
「親愛的波爾斯:我懷著極大的興趣看完了貴帖,相信不少女士也有跟你類似的疑問。讓我以一個投資專家的身分,對你的處境做一分析。我年薪超過50萬,符合你的擇偶標準,所以請相信我並不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從生意人的角度來看,跟你結婚是個糟糕的經營決策,道理再明白不過,請聽我解釋。
拋開細枝末節,你所說的其實是一筆簡單的「財」、「貌」交易:甲方提供迷人
的外表,乙方出錢,公平交易,童叟無欺。
但是,這裡有個致命的問題,你的美貌會消逝,但我的錢卻不會無緣無故減少。事實上,我的收入很可能會逐年遞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
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我是增值資產,你是貶值資產,不但貶值,而且是加速貶值!你現在25,在未來的五年裡,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麗的容貌,雖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度會越來越快,如果它是你僅有的資產,十年以後你的價值甚憂。
用華爾街術語說,每筆交易都有一個倉位,跟你交往屬於「交易倉位」(trading
position),一旦價值下跌就要立即拋售,而不宜長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
聽起來很殘忍,但對一件會加速貶值的物資,明智的選擇是租賃,而不是購入。
年薪能超過50萬的人,當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們只會跟你交往,但不會跟你結婚。所以我勸你不要苦苦尋找嫁給有錢人的祕方。
順便說一句,你倒可以想辦法把自己變成年薪50萬的人,這比碰到一個有錢的傻瓜的勝算要大。
希望我的回帖能對你有幫助。
——羅波.坎貝爾(J·P·摩根銀行多種產業投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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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還擔心,可能會造成新的扭曲。說是要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私人資本進來參與重組和企業改造,現實當中肯定還是不可避免的私人資本有疑慮,最後的結果還可能是關停的那些恰恰是民間的私人性質的,兼併做大做強的可能還是跟地方政府關係最緊密的地方國企。

二○一一年十月

:是否可以說國企是困擾當下改革最大的掣肘?

照 片

胡志鵬:確實是這樣,說白了,實際上很多問題都在國企方面,包括大家說現在債務增長很快,也主要是國企。私人企業方面,槓桿控制的很好,從經營狀況來看,不管是收入下滑還是盈利下滑,基本上也都是國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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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現在都不太好說還用”改革”這個詞了,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從中央提的內容來看,基本上就是調整和重組,這是它希望做的。要是把這個說改革,也談不上太明確的改革,大家其實一直期待的是國企改革,希望能有更大力度紮紮實實去推進,但確實意識形態方面造成的干擾還是非常大,很難以比較快的速度往前衝。

汪同三

所以,這種情況下,先做供給側的調整和重組,可能是希望順便推一把國企改革,引入一些混合所有制民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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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也很關鍵,但要說能做多快,那就很不明確了。如果看「兩會」時關於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很多是老的,包括簡政放權,鼓勵創新創業,改善公共服務,有些就比較虛了,比如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還有新加的化解過剩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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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波房價復蘇比以往更加脆弱

汪同三

:去產能、去庫存的話,大家很擔心房地產又是個問題,今年以來很多城市都漲這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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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鵬:每個政策選項都是一把雙刃劍,推房地產,就會發現存在新的問題,這波房地產回暖實際上也正常。因為貨幣寬鬆了一年半的時間,即便它結構性供求格局有多麼不利,那也會有一個週期性復出,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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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波房地產跟以往回暖相比,有兩個會很重要的不同,一個是一線城市跟其他城市的差距在房價的增速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增速差比以往更大,每一輪反彈都是一線城市帶頭,跌的時候也是下降得比較快,但是這輪比以往更突出,分化比前幾輪更大,可以從資源配置角度說,大家越來越聰明瞭,知道全國只有一線城市供求格局最好,所以願意往這裏配。

责任编辑:方鸿琴

第二,這輪槓桿比以前發揮的作用更大,即便是官方統計到的數據來看,從流量方面來看,通過房貸購房融資的比例已經逼近09年的時候,但從貨幣寬鬆的度來說,怎麼也不算09年全面寬鬆的態勢。

所以,這種情況很值得警惕,更何況這裏面還有很多P2P、首付貸等根本統計不到的場外槓桿,如果把這些算起來,這輪槓桿推動的特徵更加明顯。這次貨幣寬鬆之後的金融資產上升非常明顯,也就造成這波房地產復甦比以往更加脆弱,因為它更侷限於一線城市,而且更容易受到槓桿波動所造成的衝擊。對宏觀經濟,肯定還是有一兩個季度企穩的效果,少少能帶動經濟有周期性好轉,但是因為它波及的範圍還是比較窄,目前為止,三四線稍微跟上一些,但不是很強的勢頭。

這種情況下,只能說是企穩,還類似於2012年、2013年那波由房地產、貨幣寬鬆帶動的實體企穩,但遠遠不能與08、09年很強的反彈對比。

我覺得房地產也刺激了,貨幣也放水了,可以幫助中國經濟爭取一定時間,但這個時間恐怕也就兩三個季度。

說白了,還是靠舊的增長引擎來刺激一把,然後帶來了階段性回暖,持續時間可能還是比較有限。關鍵是看這段企穩之內,真正能推哪些東西,能不能把改革落實,否則後面會很難做。

人民幣貶值壓力還在,歸根到底來自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

:金融風險方面,比如人民幣貶值壓力,現在是穩定了,今年內是否會反覆?

胡志鵬:現實是短期內很難得比較平穩的階段。一方面是因為美聯儲加息預期推後;另一方面是中國確實有週期性回暖,短期內硬着陸的風險是沒有了。
當然,央行過去也強化了與市場的溝通,政策解釋的力度也在加大,都有效果。所以說,現在是一個階段性的平穩期。但是本質上來說,貶值的壓力還在,這個壓力應該說歸根到底還是來自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

這種風險可以階段性平息一些,但如果改革與轉型沒有實質性進展的話,過一段時間又會重新出來,而且它可能伴隨着你的週期性下滑,或其他金融系統不穩定,出現一些波動,它可能會有集中的爆發,爆發的就跟匯率貶值壓力一起。

這種局面,坦白說,沒有好的政策選項,單純是匯率政策本身,是沒有任何一個選項把這個局面能夠改觀,包括之前有些人說一次性貶到位,但貶到位,會有很多的連鎖反應是根本沒法預計的,而且市場預期一般會賭大幅度貶值後,會不會有第二次。

如果一下子推到完全自由浮動,目前條件下也不具備,因為市場很明顯就會加強預期自我實現自我強化的風險,會造成對中國資產的賣出,這不是一個穩定的選項。也可以退回到以前的相對封閉,但那種情況是一開始就要改革的,那是很僵化的匯率制度,在目前美聯儲怎麼樣都要加息的情況下,守住那種匯率制度明顯是很差,特別是容易收到市場投機性的攻擊。

所以,現在做的是中間價,走一步看一步比較温和的貶,這種做法也是容易出現問題的,因為很大程度上,它沒法在根本上打消貶值的預期,這個預期,如果市場壓力大的話,還是會自我實現,還是會造成外匯儲備相當於持久戰一樣的消耗。

另外對國內資產價格也會造成邊際上不穩定的效果,而且這三者之間還會形成惡性循環。

坦率說,我不覺得匯率政策有任何完美的解決方案,這個解還是得在化解系統性風險上下功夫,匯率這塊的困局鑰匙本身不在於匯率本身,而在中國經濟基本面方面。

化解債務危機,最關鍵要恢復GDP增長動能

:中國的債務,這幾年上升非常快,前面您也提到。會不會繼續這樣走,未來會成為一個特別大的難題?

胡志鵬:這個風險實際上比別的風險更大,為什麼?因為對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共識。

周小川行長談這個問題時,也只能說,我們需要高度警惕,他也強調了中國有特殊性,比如高儲蓄率,銀行融資佔比比較高,不能完全可比。

所以,理論上到底有沒有一個警戒線,到了警戒線就會出現很大問題,好像也不一定。實際上用每一單位債務所創造出的產出效率,相比以前不斷在下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效果。因為創造名義GDP能力下降之後,償債能力也下降了,這就逼着要借更多的債。

這個過程是很危險的,可能到了某一步,就沒有辦法持續下去,未來需要做一些債務方面的重組。現在也不能說直接硬去槓桿,2013年也都試過了,硬擠槓桿的話,反而帶來的衝擊更大,可能直接就把名義GDP給崩掉了,跟當時希臘效果一樣,適得其反。

因此,只能慢慢化解,慢慢化解。現在比較明確的一個辦法是槓桿轉移,債務負擔更多轉移到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賬上,又或是讓居民多承擔一些。其實,這些也不解決問題,最關鍵還是把GDP增長動能恢復過來。這個一旦可行,其他問題都迎刃而解,因為它是債務率的分母,它如果做大了,直接就把債務率消化下去。

像2002年到2007年,當時名義增速增長非常快,債務率是往下降的,就是因為名義增速很快,也就是說當時沒有靠很多的借貸、信貸、貸款、融資來支持增長,它是一個很強的內生性增長。

當然,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改革還是很慢,轉型也很慢,一直找不到新的增長點,不管是總需求,還是總供給與生產能力,都有一個結構性週期往下掉的趨勢,如果沒有辦法扭轉,那可能就走到日本那樣的泡沫,最後債務不斷轉移,全都集中在政府手上,然後私人部門全面萎縮,不願意投資,不願意消費,所有事情都由政府來做,政府通過財政支出去投資,央行通過印鈔票給債務做背書,真走到日本這步,不是不行,也不是不可持續,那種情況就是另外一種狀況了。

至少國內現在還沒有人希望走到那一步。但是我感覺,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這是概率比較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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