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概念、内涵和路径

管理学;情境化;概念、内涵和路径

首先基于《管理学报》“管理学在中国”专栏7年来的相关文章,梳理了管理学者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直面中国实践—多元化方法论—改善学术评价机制”诸方面的共识,并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剖析;然后,尝试从研究的“时间维度”、“情境维度”、“分析维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研究认识论框架,以期对中国管理学术转向“直面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有所助益。
脱节多元方法论 学术评价 认识论探索
《管理学报》从2004年创刊伊始,就在努力营造一种全新的学术氛围。从早期“中国管理论坛”栏目到系统介绍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中国管理学派园地》①,直至2008年3月首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成功举办前确定的新栏目“管理学在中国”,经过7年的努力,已经刊发了一批尽管在科学样式上缺乏“严谨性”、“实证性”,却足以展现“质疑、反思、批判”精神的学术文章。这些学者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检讨,对“直面中国实践现实”的呼吁,对主流研究范式的“冒犯”,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的“抨击”,不仅体现了中国管理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②,也是对国际管理学界动态的积极响应。本文意在对上述共识加以简略地梳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进一步地剖析,然后,尝试从研究的“时间维度”、“情境维度”、“分析维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研究认识论框架。
1“脱节”—“直面”—“评价” 1.1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反思
在《管理学报》作者群里,罗纪宁[3]最早提出了对管理学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质疑。郭重庆[4]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中国管理学界“自娱自乐”的不良倾向,提倡“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一个延伸性解读见文献[5])。罗珉[6]则对西方管理学学术霸权表达了不满。同时,《管理学报》对于“脱节”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转向对其成因、机理、危害的反思[7~16]。
关于“脱节”的成因,张玉利[7]提出了一种基于“管理实践水平差异”的解释,认为“脱节”是先进理论与落后实践的脱节,而相对于先进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又常常是滞后的。孙继伟的一系列文章,则提供了对“脱节”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认为“脱节”的症结在于“管理学应用链偏长”,“管理学研究者客户迷失”[9];“方法迷失”[11];而且“价值迷失是实践迷失和客户迷失的深层原因”[10]。希望研究者应当“自我救赎”,为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自己才有价值[11]。
陈劲等[16]批评工具理性的泛滥,陈春花[14]认为规范研究走向了极端,从而使研究“只有方法而没有价值”,也是对“脱节”成因的合理推测。吕力[12]认为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本质是方法论问题,并就“技术取向”的认识论进行了探讨,开启了对“脱节”问题的哲学反思[13]。杨乃定[16]则对影响管理学科的5个内外环境障碍进行了梳理,即“庸俗化障碍、学科类障碍、方法论障碍、实践性障碍和成长性障碍”,也指出了“脱节”的一些典型特征:“‘唯方法论’论”、“问题虚无”。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学理上,期望解决“脱节”的疑难;还是响应官方号召,以及满足社会、实践者的现实需要,如何让中国管理研究能够“直面实践现实”,就成为一种“必然”。
1.2直面实践的问题意识和策略建议
针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现实”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涉及“直面”的“问题意识”,比如韩巍[17,18]的“转向社会学”;罗珉[6]的“人文精神、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问题”;周建波[19]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和“社会进程”;武亚军[20]的“本土重要战略问题”;田志龙等[21]的“从企业的实际问题提出研究问题”;陈劲等[15]的“实践导向管理研究”;杨乃定[16]的“基础研究”;王鉴忠[22]、齐善鸿等[23]对“异化”的反思。其中,陈春花[24]的一组追问更具本质意义,即“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中国管理实践的独创性在哪里;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是什么”。彭贺等[25]给出了较为系统的思考,认为“直面”具有7个特征,但笔者以为最关键的两条是“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问题,研究方法服务于问题的系统解决”。②关乎“直面”的研究策略。比如刘文瑞[26]的“文化对管理的多维型塑”;李垣等[27]的“整合”;蓝海林等[28]的“嵌入”;段明明[29]的“跨文化比较”,尤其是蓝海林等[30]的“市场分割”;郭毅[31,32]对情境的具体化,即复合“悠久的中国文化、80多年中国共产党独创的资源动员机制和30年的改革开放”作为本土管理研究资源,及“对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探讨”的示范,都很有启发性。
至于如何践行“直面”,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比如彭贺等[25]提出“直面”的3种模式:“阅读书刊,了解实践;蹲点企业,观察实践;介入企业,改变实践”,认为“后两者”最值得提倡。陈劲等[15]则强调“横向课题、沟通频次和时长”的重要性。陈春花[24]也主张“深入地去观察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方式转向实践观察和实践研究,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框架”。当然,张玉利[7]则认为“不能单纯地看学者们是否经常深入企业调研或开展管理咨询服务,是否在企业兼职,甚至是否自己在创办企业,也不能单纯地看学者们研究的课题是否主要来自于企业”。
1.3改变学术评价机制的呼声和建议
围绕上述认识,多位学者讨论了改变现有学术评价机制的必要性。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比较保守,倾向于在学术内部调整(详见韩巍等[5];杨乃定[16]);另一种则比较激进,倾向于从学术体系“内—外”入手,寻求大幅度的变革[8,9,15,25,33~35],并明确地提出了“管理实践研究实践派管理理论”的表述。
彭贺等[25]认为“研究成果的衡量以在管理实践中的实际成就为标准,评价体系中应将实践者纳入”,应该“改革注重短期学术论文发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孙继伟推荐了一种兼顾“同行研究者、读者、使用者”的“四个一”评价指标[8],强调“实践客户最重要”,“不再片面强调刊物等级指标”[9],进而提出“实践派管理理论”的评价标准:“鉴别性和优劣性指标[33]。陈春花等[34,35]提出实践研究评价的两个维度:实践导向和创新导向,而管理实践研究的价值评价应满足4个标准:①实践性,研究要以实践价值作为首要目的;②理论性,研究要以理论的形式贡献实践;③推广性,反映成果的外部引用及应用;④验证性,反映成果本身的效力。陈劲等[15]则希望“重新构建管理研究评价体系”,强调“解决实践问题,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需要从企业、政府、公众三方面评价”,并认为“研究成果的实践性评价最为重要”。
2重要共识——多元而不是单一的研究范式
尽管“脱节—直面—方法论—评价”的思路更合乎逻辑,但笔者还是愿意对“方法论”加以单独讨论。在大陆管理学界,罗珉[36,37]对多元范式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与中国主流学术取向比较,其影响力则非常有限。非实证研究学术成果难以发表,个别学者对主流学术范式的质疑不仅应者寥寥,而且颇有“僭越”之嫌。纵览7年来“管理学在中国”主题下的文章,在“直面中国实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这一新语境中,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主张已逐步成为一种共识。随着对狭义实证研究不同视角、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反思[7,11,12,15,16,38~41],以及部分学者在经验研究中从问题出发所形成的切身感受和研究直觉[21,24,30,42~47],使多元范式的合法性及应用前景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现。
“狭义实证研究”被滥用之弊已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张玉利[7]质疑的“为实证而实证”,陈春花[14]提醒的“走向极端”,陈劲等[15]论及的“工具理性”,杨乃定[16]指出的“‘唯方法论’论”,刘人怀等[41]批评的“粗制滥造”等构成了一幅极具讽刺性的学术缺失画面。孙继伟等[11]对管理研究方法进行了非常生动的类型学划分,所谓“杀牛术、杀鸡术、屠龙术、剪贴术”。吕力[38,39]从哲学视角对实证范式进行了反思;韩巍[40]则质疑了实证研究在“客观性、普适性、可重复性”上的承诺,认为实证研究同样具有主观建构知识的特征。
不少学者从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出发,拓展了多元方法论的诸多面向。案例研究被广泛推崇[21,30,42~44,46]。偏质性研究方法,如“深描(thick
description)[30,45]”、“历史分析”、“比较分析”[30]、“企业史研究”、“田野研究”、“事件史分析”[42]等也进入学者的视野。吕力[13]和高婧等[46]则明确地提出对“思辨研究”的重视。韩巍[48]发表了《管理学界应该接纳思辨研究》。
观察“管理学在中国”学者群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可能存在差异),学者们的方法论取向大致可分为三大类:①国际接轨主流规范派的学者,如李垣等、杜荣等、张玉利。②调和派学者,他们当中又可以分为3个亚类:a传统派,比如李平倾向于先定性,后定量的传统思路;田志龙等也强调国际规范,但认为结合中国情境更适宜案例研究。b折中派,也可以说是矛盾派,蓝海林、陈春花、杨乃定较为典型,一方面视野很宽、包容性很强,同时声明自己离主流不远,但某些提法又与主流有较大的距离(尽管他们对此并不敏感)。c明显倾向质性研究,比如刘人怀等、苏敬勤等。③非主流取向,学者构成比较复杂,比如陈春花、蓝海林、皮圣雷、郭毅、梁觉、李福荔、曹仰锋、李平。当然,吕力、高婧、杨乃定、杨生斌、韩巍最需要进一步为“思辨研究”证明。

胡望斌,南开大学商学院;杨坤,南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服务管理、生产运作管理、项目管理,天津
300071

任兵,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网络、创业与创新、国际商务;楚耀,南开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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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4.04.003

有关如何在本土管理领域发现和提出新问题,WERNER讨论了3个方向:①在跨国背景之下,研究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国际化过程、子公司关系、知识转移等;②针对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员工行为和管理实践的差异,提出和分析问题并做比较;③以北美之外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寻找研究问题的焦点。TSUI认为现有的管理学研究针对后2类的研究发现仍然十分不足。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北美之外的其他情境,管理学研究影响力都还明显落后。MEYER将这种情况归因于学者们选择了西方广泛研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并认为亚洲的管理学研究缺乏创新性。但这并不仅仅局限在亚洲,MARCH分析了北美和欧洲各自4种领先的期刊,发现在北美期刊中只有11.5%的作者、审稿人和参考文献不是来自北美;而在欧洲期刊中,来自北美的作者、审稿人和参考文献是37.4%,表明北美研究范式在欧洲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3共识的再剖析
借由上述讨论,可以形成一个与研究者观察相符合,且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思路:“脱节—直面—多元评价”。因为“理论与实践脱节”,所以要“直面实践/现实”;而“直面”,则需要多元化方法论,最后,新旧研究范式的冲突、融合,甚至转向,则必须冀望于学术评价机制的改变。应该说,这场由中国部分管理学者自觉参与的边缘性学术“运动”,既是对国际学术动态的积极响应,又是对中国研究现状的深切反思;不仅初步确立了与“中外主流/非主流研究范式”对话的基础,也有望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当然,我们深知“范式革命”的艰难,尚有很多难题必须审慎对待。
3.1“脱节”辨析及对“直面”的启示
一方面,“管理学在中国”的学者需要深化关于“脱节”的经验研究。在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容易看到激情的批评,辛辣的调侃及零散的例证[7,11,16,40,41],却没有更为充分的检验,比如基于大样本的统计及典型性的案例分析。大家似乎很熟知“脱节”的现状,且成为一种“共识”,但中国管理学界到底“脱节”到什么程度,还需要一些比“印象—感受—不证自明”更可靠、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另一方面,还需要对“脱节”有较深入的辨析。首先,“隔阂”与“脱节(irrelevance)”不同。因为理论一定是对经验事实的“抽象”,“理论与实践”存在某种程度的“隔阂”是必然的。成功的理论固然可以对经验进行较为准确的解释,对实践者有所启发,影响其心智和行动,但理论不可能与经验事实完全一致,理论与实践的“隔阂”不可能被无限地消弭。其次,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管理知识是研究者基于客观事实所形成的一种主观建构。在管理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脱节”现象值得区分,即研究态度的“脱节”和研究方法的“脱节”。第1种“脱节”,近似于孙继伟[10]所谈到的“价值迷失型”学者的作为(此处无意于对严重学术失范者价值取向的讨论):研究者缺乏对学术的足够尊重,学术素养有待提高,满足于“照葫芦画瓢—囫囵吞枣”式地模仿研究,执著于“为论文、课题、职称”而研究,从研究之始就无意于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所以才会遭到郭重庆[4]、TSUI[50]措辞严厉的批评。由此而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往往流于众所周知的“常识”[16,40]或是对常识的“冒犯”[7]。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不仅普遍,而且似乎日趋严重。第2种“脱节”,主要来自一批“真诚而不得法”的研究者,印象中,这种“脱节”尤其在一些海归学者及其忠实的跟随者中较为常见。他们立足于管理知识的“普适性假定”,主要借重西方管理理论,按照成熟的研究范式(尤其是美国构念、美国量表)“解读”中国的管理实践,往往表现出“肢解”甚至“曲解”现实复杂性的“非现实倾向”[51],从而使其严谨的学术成果同样有可能遭遇到质疑和冷落。如果可以假定美国学者在研究态度上远比我们(事实或许并非如此,见文献[52])更符合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约定,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偏误,应该同样适用于解释多数美国学者在“脱节”方面的困扰。显而易见,针对这种“脱节”的批评就主要应当是围绕方法论、认识论展开真诚的“学术对话”,这与我们对“第1种‘脱节’”的指责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所谓“直面实践/现实”就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①我们不能一味地用西方现成的管理知识来“肢解/曲解”中国的复杂现实。意味着研究的起点和对象必须是中国管理的实际经验,要对组织实践有更真切的观察、理解、体会;②更重要地,应当反思如何调整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思路——这种设想虽然已经被杨国枢具体化为一整套本土研究策略[45],应该还有继续拓展的空间。换言之,所谓“直面”,不仅仅是对中国实践“问题意识”的唤起,以及回归到中国实践那么简单(无论深入到何种程度)。
3.2多元化与严谨性
考察“管理学在中国”学者群的方法论立场,笔者有些“意外”地发现单纯强调国际接轨的主流派似乎变成了少数派。我们当然希望这种“共识”能够不断扩散,无论是范式的冲突、更迭,还是研究纲领的调整、进化,这种认识都非常有利于管理学者从“问题”出发,从“智慧”出发,而不仅仅是热衷于“时尚话题”和“流行技术”的追踪、模仿。“多元化取向”要想真正取得合法性,还面临一些挑战:①不同范式的通约问题,尽管在美国管理学界,多元化取向已取得不少成果[53];而且已成为欧洲管理学会使命的一部分:”EURAM
places a strong emphasis on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nd promotes critical examin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oots of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xis.”③但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的冲突依然激烈。毕竟,范式的差异,总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就开始分化的[54,55]。②针对大多数调和派学者,一方面,往往从问题意识和研究经验出发,包容甚至主张“多元化取向”以摆脱“脱节”的困扰;另一方面,也还是更多倾向于接受实证研究的“规范性/严谨性”要求,或与“实用性”的平衡。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技术难题,因为“严谨”在狭义实证研究者看来,是一套“客观”的、满足“可重复性”要求的技术规范。只要研究者采用一致的问卷搜集数据,理论上,统计分析的结果是不可能因人而异的。凡是对多元方法论有一定了解的学者可能都会意识到,尽管案例研究有一些“经验性规范”,尽管“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有一定的研究程序,也可以借助软件提升“研究效率”,但这类研究的关键步骤、关键技术却只能是“主观的”,是严格依赖于研究者的经验和洞察力的,而不是“技术规范”的。更不用说,这类研究从“问题意识”到“证据收集”,也就是整个研究过程的起点、过程,必然存在因为“主观选择”而产生的分歧(即使“深描”也不能幸免)。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一种“相对主义的规范标准”,又如何真正地实现多元化。③针对严格的“非实证主义”研究者,即使我们拒绝实证研究“信度/效度”的评价标准,强调“共鸣/理解”,强调“可靠性/可扩散性”,也不能只沉溺于“争夺话语权”,进而走向“anything
goes”。比如吕力[13]、高婧等[46]为“思辨研究”的合法性辩护,但如何评价思辨性研究的规范性,是否可以达成某种共同的标准[48]?
3.3管理知识的“实用性”
部分学者从“脱节—直面”出发,在德鲁克“管理是行而非知”的感召下,跨越了“知识属性”这一重要命题,将管理知识的“实用性/有用性”当做焦点,从而转向“实践性知识”,提出实践管理学,认识论的技术取向[13,15,33]。其实,无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致用之学”,还是德鲁克所断言的“行”而非“知”,还是认识论向“实用主义”靠拢,都不足以构成对管理知识“本质属性”的有效说明。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在“什么是管理知识的实用性”,进而在“如何判别管理知识的实用性”上进行必要且充分的探讨,更不用说达成一定的共识[56],比如同样是大师级的管理学者马奇[57]对“实用性”就颇多异议。在笔者看来,我们应该警惕这种“激进的跨越和转向”。考虑本文的主旨,笔者就此只提出2个视角、1个猜测供大家参考、批评:
管理知识(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存在一种显著的区别。因为自然科学知识与人类的关系是一种严格的“主体—客体”关系,尽管人类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对自然加以干预,但无论我们对自然认识到什么程度,对自然干预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我们认识水平),那些“知识”背后的“规律(out
there)”都是自动地在发挥作用,是“亘古不变”,与人类“无关”的。管理知识与人类的关系则更是一种“主体—主体”关系,实践者可以通过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达成与研究者的“视域融合”。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管理学知识对于组织生活的“干预”或者“强制”[57],必然取决于一种“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甚至是“文化性”的“人类自主选择”,而这种“选择性”还会带来人类合作方式的进一步改变。因此,管理知识背后的“规律”是经由我们“选择”且不断“建构”的,不是“自动起作用”的,也不可能是“亘古不变”的。我们发现了自然界的规律,可以进行检验或加以利用;但我们所“揭示”的“管理规律”,既可能被实践者加以“选择”,从而使被排斥的部分丧失被检验的可能。而“规律”本身也可能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该如何确保“管理知识实用性”的客观实在性?
即使实践者采纳了某些管理知识(包含“因果性”承诺的规律),比如我们采纳了“TQM”,且从经验上观察到了组织整体/局部管理品质的改善,就足以说明“TQM”的实用性吗?比如“解决问题,提升绩效”。沿着“实践者与管理知识关系”中的“自主选择性”,不难发现,恰恰因为组织“情境”的多样性(存在一系列难以测量的状态和变化),以及“特定人”的复杂性,包括只有内部人才掌握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会使组织实践TQM的过程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从而使我们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上都很难倚重现有的研究方法把组织绩效的变化归因为TQM的显著影响。换言之,我们很可能无法构建一个可靠的人类组织实验环境,以获取那种严格的“因果关联”,所以,管理学者才更习惯于用“相关性”取代“因果性”[58]。如此,我们又如何判定TQM是真正实用的呢?
更危险地,当我们希望用语义含混的“实用性”作为评价管理知识的依据时,实用主义者可以找到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证据[59]让学者难堪。因为在管理实践中,“望梅止渴/歪打正着”是完全可能的,即一种虚假/错误的知识未必不能“解决问题”,未必不能带来“组织绩效的改变”,那么,此类“实用性”该如何判别?当然,笔者也极力主张“直面实践”,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关键是如何给“实用性”一个更合理的界定(比如马奇[57]似乎也认同一种长期的有用性),给出进一步的鉴别。可能与有些学者对“实用性”的理解不同,笔者以为管理知识必然是“实用的”,但其“实用性”应该有3种不同的表现:其一,是指那种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知识,可以摆脱情境、人为因素的干扰,比如一种管理信息系统的植入或生产装配线的改进,它们具体、有效,适于“quick-fix”(以部分狭义的管理科学研究成果为主);其二,是指那种能够帮助实践者改善“人与组织结构、流程、气氛互动方式”的实用知识,它不可能摆脱情境和人为因素的干扰,所以这种知识需要包含大量情境和人际互动的细节,否则,就会表现出显著的歧义性(以高质量的经验研究为主);其三,是指那种能够改善个体心智、行为习惯的实用知识,也可以摆脱情境、人为因素的干扰。事实上,它就应该是那些专门对实践者个体加以改造的知识(以思辨研究、哲学、伦理学反思、宗教为主)。不过,在笔者看来,第1种知识具有典型的“工程学色彩”,处理的主要是变量关系而不是人际合作的现实问题。只有后两种知识才是严格意义的管理知识。在这种认识视角里,我们当然可以讨论管理知识的“实用性”,当然也可以质疑管理知识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尤其针对后两种知识而言,可以找到一种判断“实用性”的更具“操作性”、“包容性”的标准,比如:①该研究是否讲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马奇的说法是讲一个精彩的故事,笔者注),从而在思维、行动的系统性方面对实践者有启发性?②该研究是否能够在本质结构和机制层面有深刻的洞察,从而在心智和行为的改变方面对实践者具有启发性?如果管理研究必须回到科学的怀抱,就增加一个追问:③是否符合经验事实和逻辑?
3.4如何改变管理研究评价机制
在几篇涉及“评价机制”的讨论中,学者们倾向于采纳了一种更具系统性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孙继伟[8]建议将“同行研究者、读者、使用者”,陈劲等[15]建议将“企业、政府、公众”,彭贺等[25]建议将“实践者”纳入评价体系。这种带有“制衡机制”的评价体系显然是一种更为理想的设计,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存在巨大的困扰。姑且不论多元化评价系统中主体“动机”的来源、差异,“评价标准”的分歧,“辨别能力”的高低——如何在“实用性”上达成共识。单从中国管理学界的现状出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首先是出钱资助研究的政府对学术成果的“实用性”就缺乏关注,那么花钱的研究者怎么会把“实用性”当做研究的标尺,主动把紧箍咒往自己头上戴?其次,政府管理学术还得依靠学者的参与,而学者的地位、名望、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从政府拿钱的能力,钱多了,产量就大,档次就高,奖励就多,已经习惯了自娱自乐的学术看门人及其跟随者,又怎么会在意“旁人”说三道四,怎么会“受制于”公众、实践者、读者而改弦更张呢?况且,以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值得那么期待吗?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府与学者“上下同心”的“合谋游戏”——大家更关注的是“数字和名头”,政府要数字,学者要名头,所以到处是“发了,中了,得了”,以及“千百十”,“江湖城”!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证明了什么,解决了什么”!
在笔者看来,今天的评价机制已经是铁板一块。冀望政府不现实,冀望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不现实,改变学术评价机制只能依靠学者自己来解决,因为良知,因为孙继伟等[11]所说的“自我救赎”,而学者的“战场”更多是在论坛,在杂志;是“声音”,是论著。笔者以为更现实,更值得期待的是那些具有话语权的“领导型学者”[30],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张五常[60]所谓的“学术独裁”,给普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更加明确、更加坚定的指引——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管理研究,什么才是研究者应该追求的“实用性”。当然,笔者也希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学术界可以更加开放地面对那些更理性的政府官员、更有鉴别力的实践者和更加成熟的受众。
4管理研究认识论的探索:对于“范式革命”的一个尝试性回答
基于上述共识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希望给出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回答仝允桓所提出的一个“悖论”色彩的质疑——管理研究为什么会“方法更‘科学’,内容无意义”[61];同时尝试对TSUI[50]提出的“范式革命”给出一种解答。鉴于笔者及合作者已经发表的系列文章[40,48,62,63],在管理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思路”、“情境结合下的方法论取向”、“实证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思辨研究合法性辩护”等问题上形成的认识,笔者认为管理研究之所以“真诚而不得法”,需要“直面中国实践”,需要“多元化方法论”,其症结就在于,我们太习惯、太满足于生产“截面的”、“去情境的”、“可测变量关系”的研究。长期忽视了“时间性/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即数据关系在时间上的“可重复性”;“情境”的重要性,即跨越空间上的“稳定性”;“非可测因素”的重要性;整体性视角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管理知识的可能形态加以重新的梳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较为系统地思考了与管理研究相关的几种知识形态,框架中多是约定俗成的用语,因此无需特别说明,但是有两处例外:①笔者用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覆盖了人们常常习惯采用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笔者认为,只要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组织经验,它们都应该是经验研究,都是对于经验世界的一种“主观建构”[40],各种经验研究的策略、方法虽然不同,但在与经验世界的关联上没有本质区别。与习惯认识可能不同,定性研究不仅仅可以是定量研究的准备,更为关键的是,它还可以处理定量研究难以处理的组织经验;②笔者已经尝试给出了管理研究中“思辨研究”的一个定义,并分析了它的主要基本特征[48],并通过一张表格来直观地呈现这一认识论框架。
从这个框架中容易看出,管理知识主要有3种形态:①经验研究涵盖了各种直接以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②非经验研究包括两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另一类是数学模型,它们都是对经验世界的高度抽象,都试图对本质问题做出猜测,但演绎的方式不同。同时,它们并不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明,但都不拒绝经验事实的检验。③哲学研究主要指针对管理知识生产全过程、研究者、实践者提出的反思和批判。如果我们把这张表当做一个透镜,不针对某些具体的研究,它似乎倾向于怀疑一大批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上比较主流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自己类似的研究)的“实用性”,因为从这张表不难发现,大量主流研究主要是在截面化而非历时性、去情境而非情境化、片段式而非整体性的认识论中生产缺乏重复性、可靠性的碎片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救助于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本研究的样本有如下局限性,情境有如下局限性,所以,你不必认真对待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免责。当仝允桓质疑为什么“方法更‘科学’,内容无意义”时,借由这个框架很容易给出比较肯定的解答,而且显然,方法的“规范/严谨”永远不能保证“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和“研究成果”的价值,因为偏差是从认识论上就开始的;当大家责怪大量的研究与实践脱节的时候,借由这个框架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被这类研究忽视的那些现象,很可能是管理实践中真正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中国本土管理者的某些实质特征。如果学者批量生产的管理知识,都可以免于“时间、情境、系统分析”的审查,这样的成果怎么可能“不脱节(irrelevant)”,不“talking
to ourself”[65]。

为响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向中国的管理实践开展理论研究”的号召,继2010-2012年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成功召开之后,由《管理学报》杂志社发起,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承办的2013′“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于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在南开大学商学院顺利召开。会议共收到103篇论文,吸引了来自国内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界、杂志社及咨询公司的120余位代表参会。针对中国企业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背景下面临的创新、创业与成长机遇和挑战、科技与管理创新、国际化发展、企业家使命和领导力、企业软实力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近年来,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中国企业的研究越来越多,这表明以中国为样本或在中国情境下开发管理理论在世界管理学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世界管理学研究领域向北美研究范式集中的“同质化倾向”使研究者忽视了新情境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该现状也驱使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的TUSI呼吁“有经验的学者和新一代年轻学者能够共同合作,通过深入的情境化,提出更新颖的问题和理论构建来完成全新情境下的研究,发展多元化的研究视角”。随着学界对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大部分研究者却出现了针对新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开发的瓶颈,所创建的管理理论不但没有独特性,其对实践界的启发也越来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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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学研究的中国情境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

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研究者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针对管理研究的现实相关性,有学者提出管理学界需要“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另有学者提出中国管理学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成果严谨有余,却切题不足。一些学者围绕管理理论的独特性和普适性展开讨论,其中一个观点认为“如果将管理视为纯粹的工具和中性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本土管理学,正如不可能有中国物理学与中国化学一样”。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使其具备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其决定了30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特殊性,也带来了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曙光。在国际学术界,学者更多地讨论了情境化研究对揭示中国情境的独特性,以及创建基于中国情境的新理论的价值,然而,目前还仅仅局限于对中国情境的独特性的认知正在由消极逐渐转变为积极,从被动承认其合理性逐渐转变为主动揭示的阶段。

要想让管理学知识更有尊严,更加“实用”,不是重新订立标准,不是越俎代庖,不是另起炉灶,不是用“实用性”削弱“规范性”,不是马奇[57]所讲的“明争理,暗争利”,而是重新认识“实用性”,改善管理研究的认识论。在笔者看来,尽管管理知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主观建构,但我们却没有权力在自己的心智尚不够发达的时候,选择一种太过狭窄的视角来期望实现马奇所洞察到的那种“强制”,更不用说这种视角仅仅是从美国舶来的。我们必须与管理知识保持一种开放的、系统的、反思的,而不是封闭的、简化的、固执的姿态,而方法论的多元化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多元化的研究不能只遵循一种规范。我们要逼近现实,讲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真实的故事;我们要尽可能从比较完整的故事寻找“新发现——概念、视角、框架”,以及提供一种能够被实践者意识到的启发性。它应该能超越常识、已有理论,甚至经验。
什么样的管理研究能够产生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从新认识论框架出发,笔者认为有2类当然的备选者:第1类为经验研究:①特殊的案例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故事及其诠释。它需要追溯历史,尽可能长期地“观察、体验”,反复地“收集、比较”,以满足科学研究的艰苦标准;它也需要“理论、直觉、洞察力”,以满足研究的智慧标准;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完整性”才会尽可能剔除种种“浮浅的归因,片面的解读”。②定量经验研究需要将其视野向“历时性、情境化、整体性”扩展,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以获取更适用于解释中国本土经验的关键变量,而且应该不断提升测量的可靠性。③定性经验研究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经验细节,更深刻的意义挖掘,以促使更多“隐性事实”得以“显性化”。第2类为“非经验研究”。④思辨研究管理学界应当接纳思辨研究[48],因为它更接近现象的本质,更接近根本的结构和机制。假如多数研究者认为管理世界一定存在普适性知识,笔者更相信唯有对经验世界的超越才会让愿望得以实现。同时,请原谅笔者对于“数学模型”的怠慢,因为个人始终认为管理世界中“最普适”的知识一定是改变人们心智、行为的“伟大思想”,而不是任何“经验法则”。应该是出于个人的无知,至少在管理世界中,笔者(尊重自然科学,但拒绝科学主义)看不出思想必须用数学来包装的必要性。
中国管理研究真的处在“十字路口[66]”,真的需要一场“范式革命[50]”吗?笔者认为,这一新认识论框架的构建可以给出一种较为明确的解答。其“残酷性”在于,它似乎可以“草率”地断言,管理学界已经积累下来的大批学术成果,不管在前文提及的任何一类实用性上,都不大令人满意。这些研究无论给学者们带来了多少荣耀、地位和利益,请允许笔者“狂妄性”地推测那些曾经让学者引以为豪的个人资产或许转眼就会成为一笔沉重的负债!
5“历时-情境-整体”视野下本土领导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感受而非经验
正因为新认识论框架的构建和冲击,由席酉民主导的本土领导研究团队(因为笔者参与其中,以下简称“我们”)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探索之路。从对本土化领导研究课题申报伊始,我们就试图从动态过程、从情境、从系统视角出发研究本土领导,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完成我们的设想,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实证的、诠释的”,甚至“批判的”的各种研究范式。我们不断提出猜想,不断加以反驳,期望用更丰富的经验证据,研究者的体验、领悟以及洞察力,不断逼近那个可能的事实,并随时准备对我们自己的探索加以反思、批判。
基于研究与新认识论可能的关联,我们可以暂时搁置那种寻常的“规范性/严谨性/科学性”质疑,可以“拉大旗做虎皮(比如援引AMJ、ASQ、AMR、SMJ上类似的研究)”以平复饱受批评的焦虑。但客观地说,我们所设计的研究计划,已经给自己带来了巨大挑战。正因为大多数研究者长期接受“狭义的实证研究训练”,缺乏对组织内部复杂性的必要认识,我们大家对“历时性、情境性、整体性”研究的驾驭能力都显稚嫩。当我们“强迫”自己进入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统计学等知识场域,期望以多重视角寻求一种系统的知识建构时,作为研究者,我们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年轻”和知识积累的贫乏!尽管如此,当我们有机会从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出发,并由此开始我们的冒险旅程时,我们坚信无论是国际的、国内的;无论多么主流、多么高档、多么高产,只要它是“去情境、截面化、还原论式”的研究,都不再可能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我们深知,对于人类组织实践的研究,基于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的要求,其视野不可能被无限地放大。然而,如果我们曾经的选择是严重片面化的,尽管我们总要为“系统化视角”确定必要的边界,但这样的研究至少更接近经验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接受挑战。最后,我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找到某些局部的“解决方案”,更广泛的“系统思维”,最为重要地,是探索如何改善中国组织领导者及被领导者的“心智和行为”。
6结语
本文首先梳理了“管理学在中国”学者群历时7年在“脱节—直面—多元—评价”的共识,接着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几点疑难做了剖析,最后,以笔者前期的研究为基础,针对上述难题,尝试从“时间维度”、“情境维度”、“分析维度”探索提出了一个直观的管理研究认识论框架,并对徐淑英提出的“范式革命”进行了初步解答,期望对中国管理学界有所助益。笔者无法保证自己研究的真确性,只能以自己对学术的真诚示人。或许,个人的智慧总不免会受到历史无情地捉弄和嘲笑,我们十分有限的能力也不足以支撑自己在这条坎坷之路上走得更远。但笔者真诚希望“管理学在中国”能感召并汇聚更多的中国管理学者,在已经形成的共识上,不畏压力,不惧阻力,坚持信念,坚守立场,回归“质疑—批判—反思—探索”的学术正途,切实提升中国管理研究的品质和影响力。
我们会成为一个勇于承担,善于开创中国管理学美好前景的学术共同体吗?唯愿“面向未来,春暖花开”!
注释:
①本文无意涉及“中国管理学派”的相关论述、争鸣及后续发展,但正如刘文瑞[1]的评价,争鸣本身恰恰体现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其他文章的选择也受到笔者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
②尽管郭毅[2]认为比较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管理学界主体意识的觉醒依然任重道远,但“管理学在中国”专栏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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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巍,男,陕西西安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本土化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和谐管理理论,E-mail:hanwei69223@163.com,广东深圳518060

根据论坛的主题,由周建、任兵领衔的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研究团队针对近年来国际期刊发表的有关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以及如何开展中国情境化的管理理论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在国际顶级杂志见刊的还只占少数,但一些有代表性的国际学者关注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国际管理学界所关心的共同问题,同时也重视从国际视角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所面对的特殊问题,而且这种趋势正在逐年上升。有关中国管理的研究,涉及2个关键问题:什么是“中国情境”?如何通过“情境化”建构中国管理理论。

诚然,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管理理论研究、发现新问题、建构新理论有诸多问题,研究者忽略产生问题的真实情境抑或是脱离情境提出假想的研究问题都是“没能做正确的研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2个讨论前提:其一,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发现必须是建立在对中国情境的深刻洞察和解读之上;其二,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的解读乃至新理论创建必须是独特的。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①什么是中国情境?②情境化的研究与理论创建有何关系?③如何做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晓雁

任兵指出,“中国情境”包含了双重含义:①中国独特的制度、法律和经济环境,是影响企业运营的区位概念;②超越了地理和边界的文化变量,意味着是一种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理解、接受、互动的行为、信念、假定和价值范式。在界定中国情境的概念和意涵的基础上,任兵提出,深度情境化的管理学研究是值得倡导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的目的是创造新情境下的新概念、建立围绕新概念的新关联/新逻辑,并做跨文化比较分析。此外,以创造新概念和新逻辑为导向的深度情境化的研究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①提出情境特定的新思想、新概念;②发展情境特定的新逻辑、基于新概念的新关联;③跨文化分析,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关于情境化研究,任兵提出了几点建议:①踏踏实实做理论,好的理论研究工作不会脱离实践。②理论创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给自己时间发展新理论。③不要让对理论界的批评阻止我们选择正确的态度、方式和方法进行管理理论的研究和探索。④在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除了借鉴西方成熟的研究方法论,如扎根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来创建理论,还需依据中国情境的创造性探索。

1 “中国情境”及其研究内涵

华南理工大学陈春花也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国内目前很多研究成果从中国管理实践、中国语境与情境、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强调了中国管理的特殊性,即个性,却忽视了对管理共性的追求。所谓的中国“情境”更重要的是要能指导中国实践。陈春花建议未来应该做到以下几点:①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恰恰应注重一般管理理论的建构,而企业管理过程中则需要注重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实践。②应该更多地综合实证、实验、演绎等科学方法,而不是单纯采用所谓“思辨”的方法,否则造成研究结论经不起推敲,导致相当部分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认可。③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需要回归本质,注重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全球语言,以规范的方法研究理论问题,最终将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问题提升到一般理论问题。④未来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透过中国本土管理现象探索存在的一般规律,提炼出具有普世价值的管理新理论以提升其指导实践的范围及价值。

研究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展开,而情境的含义很宽泛,包括人、文化、环境、行为、组织;不同的制度、公司和个体层面是情境;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所有制状况也都是情境。

中国人民大学毛基业认为,目前对中国特殊管理现象的探索尚未成为本土研究的基本选择,仅是偶然事件而已,大量的中国本土管理现象尚未被识别和探索,但这正是做出理论贡献的基础和源泉。管理学研究之道就是做好3个对话:①通过与文献对话来找出缺口或填补缺口、做出贡献。②通过与实践对话来从实践中挖掘有趣的现象(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并用研究结论来指导实践。③通过与理论对话来找出理论需要拓展或修正之处,在一定的理论(原理论或/和与现象有一定拟合度的新基础理论)引导之下进行系统性演绎或归纳,以得到新理论。通过基于规范案例研究方法的归纳式研究和基于演绎逻辑的大样本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国情境中的特殊现象进行研究,构建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来解决理论“困境”,也就是文献中的矛盾或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特色管理现象。

那么,什么是中国情境?为何要界定中国情境?围绕已有研究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在表1中列示了对这2个问题的理解。

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和中国人民大学徐二明则分别指出,中国目前的特点和独特情境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期。中国的转型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不匹配。未来一旦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那现阶段针对政府、企业和市场的一些研究成果就会失去意义、价值和作用。由于目前中国市场还不完善,政策也可能不断调整,不完全以市场资源配置为基础,不太适合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转型期也缺乏可以构成理论的原理论,目前还不能独立于西方的理论体系之外。由此,要开展中国情境化的管理学研究就必须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国的特点,注重构建中国情境化的相关理论,但同时要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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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尔大学的赵东城也分析了中国情境问题,他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营特征都有其特点,欧洲情境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是经营环境、日本是经营主体、美国是资源,而中国则是机制,并提出了以机制理论来分析中国管理实践的思路和方法。

学者们对这2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PENG等关于大中国地区组织和管理学研究状况的综述类文章是同类文章中最早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PENG用“Greater
China”来指代中国情境,用China-related和Greater
China-related的表述方式来描述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而LI等的综述文章中则把“超越了地理和边界的文化变量”加入了对“中国情境”的界定当中,这从制度层面对中国情境进行了解读。徐淑英等第一次对本土研究进行了解读,即,在研究模型中包括本土变量,并对比不同国家文化在概念上的差异;他们认为本土研究方法提出的理论比直接应用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具有更高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LI等的研究指出,中国情境是暗示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制度情境,而这些变革影响了商业体系的演化、社会分层、劳动力市场、雇佣结构、收入情况和社会公平。关于为何要界定中国情境,JIA等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组织和管理研究非常合理和可行的情境”,学者们可以在中国情境下开发出新概念、重新定义旧概念、改变测量方式、重构变量间关系、找到现象后的新逻辑。

南开大学齐善鸿等建议要做好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首先要理解泰勒的“科学管理”本质,并结合中国的“道本管理”思想对泰勒的本质论进行阐释说明。南开大学李亚楠等认为中国管理离不开跨文化管理,并将势科学应用于跨文化研究,探讨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方式。青岛理工大学乐国林等认为,“和”、“变”、“用”思想深嵌于中国的文化典籍,是中国情境的重要体现。在解读“和”、“变”、“用”的中国文化蕴含基础上,提出了其在中国本土情境管理思想中的内涵与维度。北京邮电大学霍煜梅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可从根本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哲学指导和智慧启迪,并通过实例分析以佐证。华南理工大学叶广宇等认为,中国区域制度环境差异化是中国情境的重要特征,且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下企业制度地位对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影响机制。广铁集团谭人中分析了中国管理实践中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基于这一独特现象,分析了中国的独特文化成因以及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影响。武汉工程大学吕力认为,易学在解释“管理与环境”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而易学管理理论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适与共通的。中西互释是建立管理学中国学派、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唯一途径。

2 如何开展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

2 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

情境化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首先得到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关注。ROUSSEAU等认为,组织行为研究中情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①组织领域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将模型从一个情境向另一个情境的应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②多样化的工作和工作环境将会明显地改变员工组织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导致过去的理论不太适用于当代管理实践。鉴于此,她们鼓励学者们在组织研究领域更多地进行情境化研究,同时声称组织行为学期刊会更倾向于接收在研究方法等方面融入情境的研究。

部分学者还从中国文化背景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章凯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关于是否存在普适性理论的问题,目前存在3种观点:①管理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管理具有艺术性,管理没有规律可循,管理没有理论。②普适的管理理论是一定存在的,这种理论建立完善之后可以用于指导不同文化下的管理实践,可以东西方通用。③管理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存在脱离具体文化的普适性管理理论,管理理论具有情境性、文化性。基于此,章凯总结了有关中国管理理论如何发展的2条路径:①应用和修正现有理论,致力于演绎式的理论发展与检验。②聚焦本土特色问题,着力于对中国独有的文化背景和管理现象给出解释。其中路径一所隐含的假设是文化具有普遍性,现有管理理论的成熟度已经足够高;路径二所隐含的假设是文化具有特殊性,管理理论具有情境性,本土管理的相对稳定性较高。

情境化可以产生新洞见,从而鼓励开展基于特定情境的研究。TSUI认为“特定情境”或者本土化的研究是最有助于全球知识库积累的研究,是超越现有理论边界的最高的情境化水平的研究。那么,如何开展“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针对这个问题,JIA等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相关方法。他们对现有实证研究的“情境化”水平和情境化“维度”做了3个层次的划分,本文借鉴该分类来分析如何做情境化的管理理论研究。其中,情境化程度被分为3个层级:①情境不敏感;②情境敏感;③情境特定。从第1级到第3级,体现了情境化程度,以及在不同维度上的情境化水平的差异。

对于中国管理理论如何发展的方法和路径问题,天津财经大学于立提出“实事求是”的思路和观点。对于“实事求是”,过去简单地理解为说真话、反映实情,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实事”包括现象、案例、数据、事件。“求”是一种过程,可以通过理论逻辑、数学推导、证据证明等方法求证;发现结论则是“是”,这既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定理、定律、充要条件,如此,方为“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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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和途径,众多学者在大会“圆桌论坛”环节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华中科技大学张金隆结合《管理学报》的发展历程,认为引导的作用很重要,因为科学管理的发展是适应了工业革命。在现今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管理研究,需要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要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中外管理》总编杨光基于《中外管理》杂志、海尔、三星、苏宁等企业的发展案例,提出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是管理模式的突破,企业家必须做一些“前无古人”的事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欧阳桃花则认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组件供应商与下游互补方的创新挑战深刻地影响核心企业的创新轨迹;而客户-组件供应商的动态关系推动了复杂产品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华东理工大学郭毅则强调要注重中国情境和中国现象,高度重视商科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在管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天津爱波瑞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洪艳认为,管理理论对我国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离不开中国管理模式的支持。中国企业正面临国际化等多方面的挑战,没有比现在更需要有中国特点、中国文化的管理模式了。华中科技大学田志龙认为,中国企业面临转型,处于追赶期,正确地选择发展路径对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很多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选择非洲和南亚,而中国学者多赴欧美,学者们应该多去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地方做研究。北京大学武亚军认为,中国管理理论要发展,首先要清楚什么是好的中国管理理论。美国近期提出的既高于纯学术理论,也高于多学科和问题导向的理论——“善”的理论值得借鉴。要实现它,理论、问题、素材、研究方法和基本的视角5个要素很关键。南开大学王迎军在总结论坛嘉宾发言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问题、全球视野、历史脉络和实践导向四大方面。

被许多管理学者所采纳的情境不敏感和情境敏感的方法,它们都是借用西方现存理论,并应用于中国情境中来解释新情境中的现象,这称之为“理论-借用”模式。“理论-借用”模式下的研究是低程度情境化的研究,对此,WHETTEN等主张学者们应该从理论视角上“向已有文献回馈一些更好的东西”,这要求研究者至少要做到情境敏感。即低程度情境化的研究要摒弃情境不敏感的研究方法,把对特定情境的理解加进去,以带入新的理论或信息。XIAO等采纳“系统借用”的方法,将BURT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引入对中国4个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中,并分析网络结构的影响。笔者提倡JIA等的第3级情境化的研究方法,即基于情境特定的创造或介绍。这种研究大多是现象驱动的,是一种“深度”情境化的研究,其以情境中的现象作为出发点,在特定情境的隐含逻辑之下,从已有理论中获得启发,阐释对新现象的新的理论理解,这称之为“现象驱动”以及“理论-启发”式的研究。这种“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模式的研究更有可能产生理论创新,比如围绕该现象通过理论-启发模式提炼和总结新概念,并围绕该概念发展新的关系逻辑,等等。

关于如何处理管理理论开发与文化情境的关系,章凯认为,美国管理学者所擅长的中层理论和细微理论的开发很多仍处在情境理论化阶段,中国学者进行跨情境研究是做出理论贡献的有效途径;而套用现有理论的演绎式研究和强调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归纳式研究则不利于做出这类贡献。就具体的发展道路而言,章凯认为有3股力量在催生科学范式:①科学哲学的转变;②系统科学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③中国古代哲学智慧重放光辉,以及人性回归。他还提出中国管理研究的路径:融合中西长处(中国人思维和西方人的手段)、聚焦现实问题、洞察管理事实、构建理论原型、创建研究方法、兼容文化差异。

这种研究并不少见,转型经济时期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和管理现象驱动了很多此类研究,它们对新情境下的新现象进行的全新解读对世界管理学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例如,研究者们提出了中国企业的多种战略选择(关系网络、公司间关系、公-私混合的治理模式等)及其在应对制度约束中的重要性,这与西方文献中通过构建创新能力等核心竞争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另一些学者围绕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有关所有权和产权变革的现实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应对变化的制度环境时在创新性和先动性方面比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好,这是以所有制为情境的跨情境分析。此外,商业体系的变革、民营企业的涌现、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和雇佣结构的改变引发的员工职业流动性研究等,都是现象驱动的深度情境化的研究。

清华大学的罗家德从战略思维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引出的科学问题。他认为,中小企业创业者的战略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紧密配合的,但他们又如何在复杂实践中发掘和把握涌现的机会?且如何让机会“涌现”?罗家德强调了“布局”这一中国独特思维的作用。他通过一个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反复使用社会网络的案例,展示分析了“布局”的思维:①强调长期人际关系的经营;②强调核心能力和个人的气性;③逆向思考。罗家德强调,机会既是建构出来的,又是偶发的,这2种情况同时存在。而“布局”的内涵就是“在建构和偶发之间怎样中庸动态平衡出你最后想要找到的机会”。

以上研究都是隐含在特定情境下的,相关理论的提出也是与情境紧密相关的。“情境”却是不断变化的,情境的发展变化凸显了“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范式的意义。笔者认为,当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断转型,管理学者在这个动态变化的情境中进行管理理论研究,所提炼的理论更应与情境变化紧密相关。一个典型研究就是社会学界的市场转型理论。在管理学界,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逐渐深入,关系网络的演化(结构和功能的独特性或差异性)及其对企业成长和绩效影响的变化也创造了重要的理论研究工作。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其他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以及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于立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管理实践,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跳单,并结合已有双边市场理论分析了跳单的涵义、产生原因、具体分类、应用领域等。清华大学杨百寅结合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深入分析了中国文化背景的独特性,包括西方经典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不适用性,提出了中国管理实践中的“主人翁行为”,分析了其内涵、维度、测量及其实证应用。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闫希军结合天士力推进传统产业创新和国际化过程,谈到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部分科学问题,尤其强调理念创新。他认为,创新首先是一个理念的提升或变革,没有理念的提升与变革,创新就缺乏方向;而中国管理实践的科学问题需要探索如何实现理念创新,确定什么样的理念创新,以及怎样实现理论创新的引领作用。

3 情境化研究的渐进性过程

3 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创新

本文希望进一步拓展JIA等的研究结论,来讨论如何创建中国管理理论;并强调中国管理学研究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是建立在“深度”情境化基础上的,以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的研究范式为指导,历经新情境现象的概念化、拓展基于新概念的新机制、新关联,以及跨文化分析3个阶段,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新理论创造的3个关键环节以及新理论创造为导向的渐进式研究过程,见图1。

3.1 包容性发展与绿色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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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仝允桓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面对两大挑战:①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极大减少了贫困人口,但是收入不均等现象也在加剧;城乡区域和不同省份之间在医疗、教育、金融、信息技术等领域差异较大。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口继续增加、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弱,这是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就是清洁技术和金字塔底层战略,这2个战略的整合需要社会机制和商业机制的共同作用。这种关注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关注金字塔底层人群的包容性发展的汇合可称为“绿色跨越”;它将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绿色技术应用结合起来,实现“绿色跨越”,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图1 基于特定情境的新理论创造为导向的渐进式研究过程

绿色跨越主张寻找基于市场机制的解决方案,从企业盈利前景的角度而非以往单纯的社会责任角度关注企业创新活动,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将企业保持自身的持续竞争能力与维持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目前,中国在可持续创新方面、在BOP模式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而且在可持续创新的社会嵌入模式、产业链模式等方面,中国一些企业的做法在世界上也是很出色的。当然,还应该实现在更大范围内对这些模式的推广。

3.1 新情境现象的概念化

3.2 创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管理机制和组织体制范式

中国本土学者在保持对转型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最新理论前沿同样敏感的前提下,加上对中国特定情境下隐含逻辑的深入理解,使得提出全新概念或分类成为可能。在对中国情境中的现象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扎根理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GLASER认为,研究者们可以“通过自己在收集数据过程中产生新概念”进行理论创新;并认为概念抽象于并超越时间、地点和人,因而“得出的概念假设适用于其他相关的、自然涌现的时间、地点和人,并可以通过与新数据作对比来修正”。与此相反,STRAUSS等认为,扎根理论的流程要求研究者必须要弄清案例所在的潜在情境,如时间、地点、人物、方式、结果、为了谁以及目的如何,否则会忽视情境的力量并阻碍进一步的概念化,因此必须非常小心和具体地把情境构建到理论中去。

南开大学戚安邦认为,我国2005年提出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2006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还是中国的管理创新问题。虽然学术界和国家政府部门都对此十分重视,但是中国的管理创新究竟应该怎么做依旧是一个难题。

本文采纳后者的观点,源于东西方文明长久的相对独立发展和有限沟通的历史造就了彼此之间的诸多不同。一些相关研究佐证包括:①儒家人伦、中庸之道等中国文化导致了中国独特的管理特征;②中国很多有意义的独特现象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找到源头,如阴阳思维、中庸之道、人情关系、家长制领导等。笔者认为把差异的东西表现出来更有意义,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更能促进东西方的相互启发和沟通。

戚安邦认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源于美国。我国在2005年借鉴美国“innovate
America”,提出了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路,顺应了中国的发展需要,因为这是从“世界工厂”走向基于知识经济的第二次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中国如果仅依靠“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必须面向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以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活动作为创造社会财富、增长经济的主要途径。中国必须培养自主创新的企业,而自主创新最重要的是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SMITH等通过研究32位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的理论研究过程,发现高质量、高影响力的研究是学者们对他们所研究的现象和现象所在的情境深入理解和研究的结果。这进一步呼应了笔者的观点。由于西方研究越发成熟,发现新的有意义并与现象紧密相关的“大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基于新情境的研究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远不限于仅对西方理论的修正,而更在于采集更本源的中国管理文化和智慧,建构新理论。此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经历高度动态变化的阶段,也为创建新理论提供了理想场所,基于中国情境提出情境特定的创造性全新概念是完全可行的。

此外,要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管理机制创新十分重要。管理机制是一种面向不断寻找信息、消减风险损失、扩大风险收益的管理,而不像日常运行的周而复始、不断重复,这可以借鉴项目管理的分析思路。要实现管理机制的创新,真正要做的是从职能导向型的组织和社会向项目导向型的组织和社会转型,以及怎样去创建创新型社会。具体包括政府下放各种各样的审批权限、全社会的政体和团体都努力为创新活动提供空间、鼓励建立更多创新和冒险倾向的强矩阵组织等实体。

创造情境特定的全新概念的研究有很多,这也成为了许多理论研究的起点。比如,在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资本市场脆弱、产权不够明晰且制度不确定性很高。NEE由此分析了具有中国改革特征的“市场转型”概念,并提出了反映地方政府和其他集体所有制势力渗透到商业企业中这一现象的“本土社团主义”概念。围绕针对中国情境中“存在特殊的亲密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XIN等提出了“关系”的概念,并比较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关系重要性的不同认识,发现民营企业经营者比其他企业经营者更注重关系。BOISOT等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特点出发提出了“网络资本主义”概念,阐述了中国从“采邑制”向“家族制”的演化路径与西方典型的从“采邑制”到“官僚制”再到市场的演化过程存在的显著不同。

3.3 真实控制权与公司治理

可以看出,中国情境下由现象驱动而涌现出的理论具有更高的影响力,因为这样的理论有较高的新颖性和启发性。本文所讲的新颖性,是指发现新情境下的新现象并产生新理论;启发性,是指理论能够激发其他研究者的灵感,促进人们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现实更全面或深入的认识,以及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高闯教授认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可分为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控制权争夺问题以及终极股东控制与剥夺问题。针对第2类问题的终极控制权,一般认为,股东的持股比例直接表现为控制权,而实际中的控制权与此相去甚远。

3.2 围绕新概念拓展新机制/新关联

股东控制链分析范式偏重于按照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的逻辑界定控制权和终极控制权,而忽视了股东利用社会资本来影响其他股东、董事及经理人员的决策倾向或偏好,以利于实现及强化其对上市公司最终控制这样一种现实。这在中国企业的控制权研究上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应该考虑中国企业所处的特定情境,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条件下形成的分析范式来解读中国企业的控制权。

围绕新概念建立或拓展新机制、新关联是对新现象所在的理论领域的进一步完善。围绕新现象的新概念、新机制被提出之后,很多后续的研究问题会被发现。比如,自“关系”概念被提出以后,学者们继续开发了多种机制,诸如基于关系的战略、当地依赖、优先关系、关联关系等,这些研究的开展逐渐架构和丰富了关系理论,并不断完善和促进了关系理论体系的形成。

真实控制权的存在不仅依赖股权,也不能仅理解为事实上的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是有区别的。真实控制权表现为对公司决策的实际影响力,既包含法律、法规制度赋予股权资本所有者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影响力,又包含社会网络连带、习俗、惯例赋予社会资本所有者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影响力。

3.3 开展跨文化分析

3.4 合法性战略、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

本土研究应该在跨文化研究之前完成,因为只有这样开展的跨文化研究才更有信心。跨文化比较并不仅仅是一个检验理论在不同情境下的普适性的过程,更是一个互相启发和理解的过程。CHILD等的研究发现,中国和匈牙利同样处于经济改革和“市场转型”阶段,在两国经营的合资企业中本地管理者都表现出防御性的恭顺态度、尊重权威以及与高层保持良好的关系。另有学者发现,在中国“市场转型”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创业行为都受到政府的很多干涉,这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海交通大学李垣认为,中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体现在2个方面:①转型期特征。体现为快速而长期的增长及潜力与不充足的资源、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较强的政府影响力之间的矛盾。②传统继承特征。表现为影响企业的价值观和战略思维。中国和西方在认知基础、权利基础、社会信任和发展条件上都存在差异。

跨文化分析是中国本土研究与世界管理学界沟通和交融的重要一步。然而,现有的大部分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研究还不能把在中国得到的新概念和新机制引入其他情境进行跨文化比较。现实情况是更多的研究是将在西方开发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进行检验,然后进行中西比较。比如,CHEN通过样本对比了美国员工和中国员工在奖励分配方面的偏好,发现中国员工喜欢差异原则,美国员工喜欢平等原则;EARLEY发现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人在由内群体成员(同乡或校友等有共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工作小组中表现更好;TAN等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动态复杂的不利环境时,倾向于采取防御导向的战略,而美国企业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会采用前瞻的而非防守的策略,等等。这样的研究手法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是本文提倡的从事深度情境化的现象驱动的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路径。

就合法性而言,缺乏资源的小企业不断“山寨”创新,其中不少成长为有影响的企业;而有实力且被官方认可的大企业尚缺乏构建创新范式的战略设计和布局。对于面临制度转型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积极争取政府和市场的认可与支持,能够更好地获取创新资源和发展动力。企业主动获得合法性有利于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然而,获取合法性需要成本,如果主动争取合法性过程的成本太高,则这一战略反而不利于产品创新。

由于情境本身的宽泛性、多层次性、动态性以及独特性,植根于中国情境所开发的管理理论的普适性也需要在“情境的背景”之下讨论才有意义。在东西方情境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从事中国西方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研究所得结论的普适性意义,即“高情境”背景下产生的理论能否在“低情境”下被直接借鉴或检验是值得商榷的。

争取市场和政府合法性对产品创新有着不同的非线性影响:争取市场合法性与产品创新存在着倒U型关系,而争取政府合法性与产品创新存在着U型关系。由此,要同时关注市场与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争取市场与政府合法性对产品创新有积极的交互影响:企业同时影响市场和政府来获取合法性的动态能力对产品创新具有积极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对组织合法性与产品创新具有调节作用,需综合利用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动态能力推动企业创新。

情境化的研究意义在于:人们对世界某个局部的阐释会引发他人对世界其他局部的好奇,比如,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研究可以引发其他情境中的管理学者的共鸣或者好奇心,并通过碰撞启发相互的新思想。当然,在“特殊性”与“普适性”之间的徘徊仍然存在。比如,TSUI认为,在不同情境下开展更加多样性的研究可能造成不同情境间理论的“碎片化”,并影响知识的整合;但TSUI同时提出,相比而言,“同质化”对世界管理学知识的发展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更大。

4 总结

4 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学研究的互动

中国的管理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挑战和复杂局面。管理学者也一直在反思过去经验,运用科学思维,直面管理实践问题,正如郭重庆院士所期望的:“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践行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在前3届论坛中,众多学者从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内涵、路径、评价、探索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本届论坛更是邀请到了众多知名学者且平行安排了大量主题发言,力求为广大学者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为中国管理实践研究提供更多启迪和思路。

致力于从事新理论创造为导向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对世界管理学研究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提供了与世界管理学知识的对话和互动空间。关于在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学研究互动过程中如何构建东西方情境中的对话,WHETTEN等提出了2种方式:①使用熟悉的概念和方法描述新现象;②使用新的观察和新的研究机会来通告当前的观点。这2种方式都强调从已有的研究出发,从而使新情境下的研究与现存理论处在同一话语体系之下。本文进一步拓展了WHETTEN等的观点,借以提出中国本土研究与世界管理学界互动的“发现-解读-沟通”模式,见图2。

本届论坛的学术特色和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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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情境问题的认识
学者们围绕“中国情境”的内涵与特点、“情境化”与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方法、“中国情境”与中国文化、“中国情境”与国际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展现了不少共识性的观点。

图2 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与世界管理学研究的互动

进一步强化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导向
论坛围绕大会主题“挑战·创新·突破——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内容百花齐放,探索与争鸣不断,进一步扩大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学术影响力。

发现
发现新情境下的新现象。现象的发现需要洞察力,而洞察力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理论的启发作用。

挖掘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推动“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的把握和挖掘,并围绕中国独特文化背景、中国管理实践发展方向、中国管理科学问题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尽管目前在很多基础问题和领域还没有形成完全共识,但对于推进中国管理实践、发展中国特定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引导性。

解读 对中国情境下的现象作出阐释,即研究的主要过程。

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进一步融合
更加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会报告、圆桌论坛、论文交流等每一个环节都既包括学者,也包括企业家、期刊杂志和咨询公司代表,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实践者愿意进行交流与合作,这将有力推动实践导向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

沟通
本土研究和世界管理学研究的交流,并可以对西方情境或其他新兴经济体情境下以及自身的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南开大学商学院张玉利认为,这些年管理学界对中国情境管理研究的必要性已产生高度认同,进步也很大,本届论坛从“中国情境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挖掘中国文化和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进而丰富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中国的创新实践与理论研究”3个方面展现了很多精彩的学术观点。张金隆也指出,本届论坛在以往成功举办的基础上,通过更多的嘉宾演讲、学者和企业家互动、论文作者发言,进一步扩大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更好的效果,相信论坛一定会为中国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在中国情境中对新现象的富有洞察力的发现是驱动深度的情境化研究的起点。解读和沟通的过程则是创造具有跨情境启发性理论的关键环节。研究过程中是否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能否以准确、恰当的表达来降低情境间沟通的困难,决定了理论是否具有良好的沟通性;而通过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则可以为更多研究问题的发现和更有效地开展研究提供启发。

中国本土研究者对中国情境进行深入理解、解读并向世界管理学界传递的一个成功例子是“关系”理论。“关系”这样一个从汉语中脱颖而出的表达方式能够在世界管理学研究中引发共鸣,不在于它是否在其他情境中“普适”,而在于它是鲜活的、生动的,是冲击了已有理论的惯性思维的,是极具东方色彩和逻辑的,这也是新概念所应体现的价值所在。

然而,由于本土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有限,以及国外研究者对中国情境的不熟悉,导致本土研究结论在得到主流范式认可方面仍面临合法性门槛。良好的沟通一方面要求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解释我们的研究情境;另一方面,要仰仗科学的方法论。田志龙等认为,在探讨中国管理实践研究时必须借鉴国际规范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在对新情境下的独特现象进行解读时能够说服更多来自不同情境的学者的理解和认可。当然,为了更好地获得理解,在写作上,减少语义学上的偏差是必要的。在很好地表达出我们的研究结果之后,研究者则可以考虑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分析了。

5 结论

本文以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与西方已有理论相比存在独特性为前提,对如何有效地开展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做了讨论,但没有深入地探讨中国管理的本质属性、管理的来源和产生机制等元管理学相关内容,这都需要今后作更加深入的探索。另外,本文仅仅对英语世界里的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今后还应纳入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对相关问题展开更全面、更有说服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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