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京338棋牌下载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对接

中国法治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吸收国外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还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5月26日,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主办的第一届“文化传统视野下当代中国法治”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司法中的文化传统”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李德嘉

更加积极主动听取社会公众意见,认真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性,以练达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以平和的姿态体现司法的温度

实现传统与现代法治对接

中国传统法强调天理、人情与国法的统一,而此三者中,天理与人情其实可以视为国法的价值内涵,因此,顺于天理、人情的司法裁判往往并不有亏于国法。过去,有人认为古代司法中天理、人情往往高于现实的法律,据此说明古代司法的不确定性。也有人将中国传统的司法模式看作是一种“卡迪司法”。之所以产生此种误解,主要在于如何评价情理在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作用。

近年来,群众对法治和司法的关注度逐年提高,保护自身安全的诉求已经逐步上升到维护人格尊严的高度。这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法治成果的一种体现。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个性注定了中国的法治必然有其独特性。比如,天下观念、天人合一理念、中庸和合思想、亲伦传统等构成了支撑中国法治主体的要素。”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拥军提出,与传统相对接,才能使我国法治建设更具有现实性、可操作性。传统与现代法治对接的途径,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实,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严格援引成文律令是古代法官的重要职责,至于民间财产、田土等细故的纠纷,法官倾向于参酌情理进行裁判,虽不直接援引律文,但判决结果却常与“律意”暗合。可以说,古代法官处理案件的理想境界是“情法两尽”,使得裁决既不曲法也不亏情理。“情法两尽”的裁判技艺背后反映了古代法官通过情理释法的裁判智慧。情理是增强法律论证效果的重要资源,也是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依据。

现实中,司法引发的一些舆情,成因十分复杂。有的是裁判释法说理不够透彻清晰,让人产生误解;有的是案件审判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导致外界质疑;有的是触及道德伦理,引发道德评判。对此,司法机关必须反躬自省。在新媒体环境下,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更加积极主动听取社会公众意见,认真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性,以练达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以平和的姿态体现司法的温度,努力形成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通过对传统经典理论、思想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梳理与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以现代价值对其进行反思批判,是有益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魏志勋认为,经典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后人对其不断进行诠释。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的当下,需要借助传统的理论资源,同时注入现代基本价值,从而为实践提供更为持久的指导,并使相关经典理论获得恒久的生命力。

严格适用成文法是古代法官的重要职责

正因此,必须借助重大、热点案件宣传法治观念,普及法律知识,上好法治公开课,让人民群众树立证据裁判、人权保障、程序公正等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法治规则,共同推进法治进程。必须始终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通过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让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有更多信任感,对权利保障有更多获得感,对法治建设有更多参与感。

在当代法治环境中发展传统文化

传统司法实践中的情理与法律的关系远非“情大于法”或“法不容情”所能简单概括,实际上,严格依据成文法裁判案件是古代法官的职责,而“屈法申情”则是君主权断的重要表现。

刑事审判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刑事审判工作贯彻法治原则,坚持严格司法、依法裁判,是原则与底线。同时,还应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法律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分配,一个案件的审判,首先要最大限度追求法律正义;也要兼顾社会普遍正义,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深入了解和把握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情风俗等边际事实。在刑事审判领域,无论是制定司法政策,还是办理司法案件,统筹兼顾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才能探求和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钱继磊认为,孝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于维系家庭、维持社会基本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当今时代,应该对孝及孝崇拜进行审慎而理性的反思,对传统美德的孝进行重新诠释和限定,充分认识到“孝”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与限度。

概言之,古代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必须做到“一断于法”,根据情理弥补法律漏洞或衡平成文法由君主的最高司法权力所掌握。君主一方面可以通过修正成文法的方式来实现因情立法,在立法的制度层面对于不同的情形设置不同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君主也可以通过直接参与个案的审判来实现个案的公正处理,以矫正成文法的高度抽象化所带来的弊端。

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不能走极端、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坚决防止一强调独立审判就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期望和关切,一强调倾听群众呼声就放弃独立审判的原则和要求。一方面,坚持依法独立审判的司法原则,始终保持理性、客观、冷静的司法态度,对案件的处理做到实事求是,决不能做出违反事实和法律的裁判。另一方面,坚持司法的民主性,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通过畅通司法公开的渠道,认真倾听人民群众诉求,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审慎行使司法审判权,努力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司法机关的公正无偏。

不过,情理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姗姗表示,情理内涵既包括了人情、事理以及规律等内容,又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道德要求的内容。

对于普通的州县法官而言,情理往往表现为处理户婚、钱债、田土等民间细故案件中过人的调处技巧,深谙人情事理的裁判智慧。在民间生活中,具体案件中的情法冲突比比皆是,如果审判案件的基层官员不能根据案情中的具体情理平衡情法对双方的争议进行调处,死守法律的规定裁决,则恐怕难以平息两造的纠纷。如果凡是需要突破成文律令的规定而参酌情理的案件都由皇帝来决断,将这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民间细故都请天子一一参酌情理予以裁决根本就不现实。

司法的社会效果建立在依法裁判基础上,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司法公信。没有良好的法律效果,良好的社会效果就无从谈起。将更多精力放到提高司法审判能力上来,严格司法、公正裁判,讲求司法公信和法律效果,同时注意以案释法,通过入情入理的传播,培育和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观念,就能努力实现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就能更好地做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让人民司法在历史的长河中,焕发应有的光彩,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情理内涵在我国当代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的传承和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内涵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基于该情感产生的道德评价、善良风俗,以及人与社会发展共同遵循的普遍道理等多项内容。二是其内涵需要加以限定,我国当代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的情理为“小情理”观,具有公意性。张姗姗解释道,情理在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的适用遵循一定逻辑,其适用主要体现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三大说理环节中,是事理与法理的重要补充和说明。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时候,古人区分了民间细故和重要刑案的处理。对民间社会中的民事案件,古人视之为细故,并不是不予重视,对民事关系的处理,古人往往依靠民间的自治。

在谈及善良风俗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应用现状时,李拥军认为,一方面,善良风俗在家庭与邻里之间内部领域、私人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司法裁判中的应用,呈现出高增长趋势;另一方面,法官对善良风俗的应用模式可分为直接应用、重述应用、隐含应用和变通应用。直接应用以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的适用为主要类型,重述应用和隐含应用都采取了对善良风俗的转化性使用策略。

对于民事关系,州县法官一般都会参酌情法,按照人情的现实要求进行灵活地调处,而不必拘泥于律令的成文规定。熟知州县讼事的清代官员方大湜就指出:“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

实现传统本身的自我更新

对于重要刑案,一方面各级法官根据事实和成文律令的规定审理案件,严格依照律令的要求裁判。而另一方面,在审判程序的设计上,当事人可以通过制度渠道将案件逐级诉至中央司法机构,乃至于惊动圣听,由中央司法机构来参酌情理,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法理精神、天理人情等多方面因素作出裁决。

现代法律秩序的构建,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完整的现代化需要有现代的法律制度、现代的法治意识,以及作为其共同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的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合力完成。沈阳师范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金星认为,法的现代化应当通过借鉴更为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来实现,而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现代法治观念的启蒙,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构建。

传统司法裁判中情理的释法说理功能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朱振认为,对于法律传统需要区别对待。法律传统具有自我更新机制。当下,法律传统需要新的制度表达,在方法上需要会通中西,对理想生活的形式做出价值判断。朱振以“亲亲相隐”的历史命运为例谈到,容隐制吸收了近代法律的自由和平等观点,获得了新的制度表达并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容隐制的近代化就是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古代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所援引的情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法律系教授刘艺工提出,还要善于将国外的法治经验与中国法律的本土资源有机结合,只有这样,中国的法治建设才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是探究事物背后的人情和事理,考察行为人在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形和心理态度,更重要的是发现行为人之所以如此行为是否具有可以矜宥的特殊缘由,从而指引法官正确适用法律。

记者 赵徐州 实习记者 黄亚楠

二是释法说理的资源和依据,主要是法官援引情理资源中的伦理原则与价值准则对实在法进行论理解释的活动,情理在司法中并不是以法律代替物的面目存在,而是作为法律解释的伦理资源而出现的。比如,在下面的案例中,就充分体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是如何通过儒家经义中的情理原则来解释法律的: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案例中所言的“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是当时的实体法规定。因此,有审判者认为按照本条,甲应该被处以弃市的刑罚。

而董仲舒则根据儒家经义中蕴含的情理解释法律,认为该妇甲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私为人妻”罪。董仲舒指出了两点问题:

第一,以春秋中所阐明的义理来看,“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春秋之义并不禁止夫死无男之妇女改嫁。因此,该案中的甲妇改嫁的行为虽然有违法律,但是并不违反春秋经义中早已确立的伦理原则和成例。

然而,董仲舒并没有断然以春秋之大义否定法律的效力,认为法律无效而妇女无罪,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第二点理由。

董仲舒认为,该妇女的改嫁并不是其自己的主张而是听从了其母亲的教令,他认为儒家原则主张“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妇女甲的改嫁是由于母命难违,并不具有意图再嫁的私心,因此,即便是根据实在法禁止“私为人妻”的规定,该妇女也不能构成本罪名。

董仲舒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并没有突破成文法的框架直接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而是以儒家经义中蕴含的人情和事理对法律进行解释。儒家经义在春秋决狱的裁判中并没有取代成文法的地位,如果以现代法学的观点来看,情理在裁判中的地位恐怕更加接近于判决书中说理部分,使判决的说理能真正做到情法两尽。

情理在古代法官审理案件中充分发挥了强化释法说理的作用。在法律与情理之间,情理是法律得到良好运行的基础。如果司法过程中,法官能够做到既不“亏情”也不“屈法”,以情理来增加司法过程中法律适应的合理性,也使当事人更易于接受法官的判决。故此,情理在司法中的作用,实际上是通过在司法过程中落实儒家道德原则以增加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具有了判决说理的意义。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指出:“上之所为,一与理合,即不待教令而自孚;上之所为,一与理悖,则虽加刑戮而不服。”随着古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充分儒家化,儒家价值观以一种弥散性的方式渗透入整个接受儒家教育的官员阶层,儒家伦理原则逐渐成为古代法官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情理成为古代法官解释法律的重要价值资源,以充分体现儒家价值观念的情理解释法律,不仅使法律的适用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也易使判决结果符合社会传统情理司法的现代价值公众的伦理标准。

传统情理司法的现代价值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律的发现实际上是法官如何借助法律获得正当的个案裁判的问题。现代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发现是通过不同阶段的法律解释,寻找到具体案件的裁判规则,然后将抽象规则具体化的过程。古今法律发现过程的最大差异在于:与权利本位、高度抽象化、类型化的现代法律体系将人的行为作为规制中心不同,古代法官在法律发现过程中的逻辑起点是现实中的人。

传统“情理”司法将不同伦理、情感、利益关系中的当事人作为逻辑起点,传统司法中的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首先需要还原当事人在案件中的伦理关系和情感角色,充分考虑案件当事人在不同人伦情感关系中的独特性后,才会参酌法理进行裁判。

古代司法实践中的“情”与“法”之间并非相互对立,情理中所体现的儒家伦常与人伦情感本身是古代立法者从事立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因此,古代社会中的“情”与“法”其实常常可以通约,情理是法的精神内涵,而国家律令则是情理的规则化体现。

基于此,古代司法过程中,情理常常可以作为释法说理的重要资源为强化法官适用规则的正当性。同时,情理也可以帮助法官正确理解法律,准确适用相关规则裁判案件。更为重要的是,在律令之间发生矛盾、律意模糊不清或规则与情理相抵触而无法适用的情形时,情理成为法官从事法律续造的重要伦理资源。

情理之于现代司法的意义是,法官应该从情理思维中发现抽象法律规则背后活生生的个人。情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物,屈法申情不应该是司法的常态,情法两尽才是法官司法裁判的重要目标,以社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解释法律,正确引导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和法律发现,是传统司法中情理思维的重要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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