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控制差异:电视节目模式的市场逻辑

电视节目模式是一个电视节目如何进行改编再制的一整套程序和规范,其设计和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加一个节目在另一个地点和时间的适应性”(Moran&Malbon,
2006:
6),电视节目模式“通过对特别的行业知识的包装而成为一种装置或处方”(Moran,
2009)。

本土化(Indigenization)这个词,虽然听起来颇为理论和专业,但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本土化的探索,小到沙县小吃开遍全国、青岛KFC出售啤酒套餐,大到一个专业、一项政策在本土当地的融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各种本土化的亲历者,可以说本土化是任何外来事物进入本地都不可避免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作为一种跨国流动的文化产品,电视节目模式早在电视诞生之初便已出现。1990年代以来,电视节目模式的国际贸易更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但国内学界对此现象甚少关注。因此本文致力于追溯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在参阅大量英文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按照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将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总结了电视节目模式全球流动的规律,尤其分析了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在1990年代以来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原因。

电视节目;文化;节目;全球化;控制

本土化的讨论和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并不是某一个学科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而是许多社会科学学科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一种学术研究的范式及实践逻辑。

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全球流动

电视节目模式是一个电视节目如何进行改编再制的一整套程序和规范,其设计和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加一个节目在另一个地点和时间的适应性”(Moran
&
Malbon,2006:6),电视节目模式“通过对特别的行业知识的包装而成为一种装置或处方”(Moran,2009),可以应用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节目生产之中。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与知识遭遇碰撞中,近二三十年接受高等教育栽培的各种社会科学的教育工作者均无可避免地、或生吞活剥,或东拉西扯、片片断断地“学习”着欧美知识。等到进入了某个特定环境,个人与群体的具体难题迎面扑来,必须“动手动脚”推进一线实务工作时,“尽信书不如无书”反倒是脚着陆、接地气的第一步。之后,在社会现场中,面对真实不逃不躲,卯力投身不怕狼狈,他者的容颜自然而然地柔软了工作者的身段,启迪着工作者的心灵。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Television Program
Formats

电视节目模式的建立使电视节目能够结合原产地之外的社会文化情境来进行再生产,这种方式保证了全球电视工业对各种地方特殊性的适应能力,其中所显示的正是跨国媒介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调整。

当这样的践行之路走过数年,工作者自然而然会“长出”分辨与取舍“知识”的务实力,追寻着与自身实践相呼应的认识与理解。“知识”本身无中西之争,而是使用知识的知识人的问题。每一位理论产出的学者,都反应了他在某一种特定社会内部,某个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存在。辨识与取舍是读书人的责任。(夏林清,2016)

张建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17);彭侃,香港漫会大学传理学院研究生。

一、可借用的节目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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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跨国流动的文化产品,电视节目模式早在电视诞生之初便已出现。1990年代以来,电视节目模式的国际贸易更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但国内学界对此现象甚少关注。因此本文致力于追溯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在参阅大量英文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按照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将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总结了电视节目模式全球流动的规律,尤其分析了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在1990年代以来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原因。

电视节目模式本身是全球文化工业的一种创意性产品,其市场目标在于推动一档电视节目进行跨国的再生产。电视节目模式的流动只是输出电视节目的生产知识,为不同社会依据本土文化进行电视节目的再生产留下了空间。

正是基于此,我特别想要和大家分享我本人对于本土化的理解。过去十年,我一直处在本土化的历程之中,无论是之前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还是现在在做的婴幼儿睡眠的本土化,无一不是真切发生的。

As a kind of transnational cultural product, television program formats
emerg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since 1990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television program formats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domestic scholars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at trace back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television program formats.
Based on a lot of English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archiv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above-mentioned development process into four pha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ases are presented and the global flow
patterns of television program formats are summarized. Moreover,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xplosive development of television program
formats’ international trade since 1990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为实现节目的成功移植,电视节目模式有一套标准化的制作程序和规范,用以指导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地方团队来对电视节目进行本土化。在电视节目模式交易中,这种制作程序和规范也就是在行业内被称为“宝典”的东西,其中包括概览(run-throughs)、预算、脚本、布景(set
designs)、图表、选演员程序(casting procedures)、主持人形象设计(host
profile)、选手选择(the selection of contestants)等内容(EBU,
2005)。节目宝典为节目的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框架,本土制作者在此框架内结合本土市场的需要,对一档电视节目进行改编再制。

社会工作讲求“人在情境中”的视角,若是高屋建瓴地剥离出自己去看待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很难“嵌入”的。我经常看到本土化被抨击,甚至被“污名化”,认为本土化是不必要的,是某种新一轮的建构,或者是一种学术上的强占地盘,着实颇为痛心。

电视节目模式 国际贸易 全球流动 television program formats/international
trade/global flow

在节目宝典所提供的制作框架中,最重要的是对节目规则的借用。电视节目模式的创意在于用一种独特的节目呈现方式来表达某种意义,这种独特的节目呈现方式主要是通过节目规则的设置来实现的。节目规则显示了节目的特质,在电视节目模式的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节目规则的规定性同时也使其成为可以借用的结构方式。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本土化”应该有哪些层次,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笔者将在接下来一一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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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规则在电视节目模式的本土化过程中与地方情境相结合,可以用来表现面向本土社会的各种文化意涵。《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在引入不同国家和地区时,都沿用了答题、求助、进阶、赢奖的节目规则,而在奖励的额度和形式、题目内容、选手的选择等方面则依据本土的社会情形和观众的需要重新进行考量和设计。

一、什么是“本土化”

电视节目模式,指的是以独特的叙事元素为核心、以具体的形式细节规定(如时间长度、布景、灯光、台词脚本、音乐、特效、主持人风格、制作安排等)为内容、且经过市场检验具有可移植性与可贸易性,能服务于特定节目内容再生产的制作程序。它常常由某档优质节目的开发商总结,由发行商向原创地之外的国家授权,在制作手册和顾问的帮助下,再造出迎合这些国家观众的本土化版本。作为一种跨国流动的文化产品,电视节目模式早在电视诞生之初便已出现,至今已有数十年历史。1990年代以来,电视节目模式的国际贸易更经历了迅猛的发展,目前的年贸易额达到了上千亿元,《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老大哥》(Big
Brother)、《达人秀》等成功节目模式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引进海外电视节目模式也正在成为一股势如破竹的潮流,截止2013年2月,国内各电视台公布的引进模式便已超过了40档。但国内学界对电视节目模式的国际贸易却甚少给予关注。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分阶段梳理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呈现出其中的一些发展规律,为国内学界和业界提供参考。

从叙事方式来看,电视节目模式区别于有脚本的娱乐节目(scripted
entertainment),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维度”(Chalaby,
2011),它是“过程性”的,只提供总体的动力机制和故事框架,具体的情节的起落、转折则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并没用事先的约定性。

“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语义上通常可以理解为外来某种事物与本国、本地、本民族存在环境和条件相互适应的程度,
以及内化为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特色事物的适用性程度的过程(纪德尚,2005)。可以说,本土化有两个基本的阶段,即外来“引入”阶段和“内化”阶段。

一、1940年代晚期—1970年代中期:国际电视节目模式的萌芽阶段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日常生活,其实都存在“本土化”的需求,从事物的普遍性上来说,“本土化”就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无论是理论上的学术取向,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经验取向,社会学科始终存在着外来知识体系与本土知识体系之间的学术交流,而这种观点的交融与碰撞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世界性范围内的由外来引入到内在根植的本土化过程。

尽管电视节目模式要直到1990年代才得到电视商们普遍的重视,掀起一股开发的热潮,但其历史却可追溯到电视业起步之时。当这种新兴媒介寻找荧屏播放的内容之时,此前已发展多时的广播业自然成为了参考的对象,早期的很多电视节目都是基于广播节目的模式发展而来的。

本土化概念的普适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根据广播节目模式授权改编的跨国电视节目是BBC于1947年4月24日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无知是福》(Ignorance
is Bless)。这档节目利用了美国纽约电台《无知的下场》(It Pays to Be
Ignorant)的模式。[1]而第一档真正跨国传播的电视节目模式则是《我的台词是什么》(What’s
My
Line?)。这档节目1950年2月2日在CBS电视网播出,主要内容是四位嘉宾猜测参与者的职位,参与者只能用Yes或No来回答提问。[2]节目在美国大获成功,播出长达17年。BBC的Maurice
Winnick克隆了这档节目,于1951年7月16日在BBC开播,在英国也大受欢迎,BBC每年都播出2季一直到1963年,而当年的授权费仅为300英镑。[3]其后电视节目模式的跨国流动逐渐发展起来。但到1980年代之前,电视制作商往往只是简单模仿和剽窃电视业较发达的国家的电视模式和创意。

第一,是指在地域上具有的普适性,即这种“引入——内化”模式形成的本土化过程不是存在于某一个地域上的个别现象,而是适用于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一个具有普遍现象。

这一阶段的电视节目模式流动主要是从美国流到欧洲、澳大利亚和拉美部分国家。反向的流动则要等到1970年代早期,美国CBS电视网采纳了BBC
的情景喜剧模式《一直到死不分离》(Till Death Us Do
Part),制作美国版本于1971年1月播出。[4]

例如,我们常说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指外来知识在中国内化的本土化过程,以此类推还可以有美国化、印度化、日本化等等。尽管不同国家因外来知识的引进方式、转化机制等不同,
导致各国各学科本土化的路径和形态也不尽相同,但其内在的共性均是按照由“外来引入”转向“内在根植”模式的要求而亦步亦趋地发展着。

在国际电视节目模式发展的早期历史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连锁式”授权制作模式节目的商业模式的浮现。1952年,一档在巴尔的摩当地电视台播出的儿童节目《游戏屋》(Romper
Room)大获成功。但开发这档节目的夫妻档Bert Claster和Nancy
Claster拒绝了CBS电视网买下这档节目的要求。他们决定模仿美国当时开始兴起的授权连锁经营模式,授权美国各地电视台制作节目的不同版本,并开发出节目衍生商品如书、玩具等。到1957年时,已有22家电视台引进了这一节目模式。到1963年时,更有多达119家美国电视台制作本地版《游戏屋》。[5]而节目的国际版权则被创办于1952年的Fremantle公司获得,将节目推向澳大利亚、日本等地。由于国际电视节目模式的贸易网络此时尚未建立,《游戏屋》模式的发行是挨个向各个地方电视台推销的,这种方式费时而费力,因此效仿这种做法的美国节目并不多。尽管美国电视业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美国的几大电视网们和节目商们此时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将制作好的电视节目出口到世界各地,电视节目模式没有得到特别重视,出口贸易还只是零星出现。[6]

第二,是指学科发展上的普适性,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方法移植、成果应用等方面,一旦有了对某种学科理论发展的需求并且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就会出现相应的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倾向(纪德尚,2005)。

二、1970年代晚期—1980年代晚期:国际电视节目模式的初步发展阶段

也就是说,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存在于学科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和选择,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或学科差异而有所限制。

到1970年代晚期,一家名为Fremantle的公司将电视节目模式的国际贸易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家公司由媒介从业者Paul
Talbot创建,在1978年取得了当时首屈一指的美国游戏节目制作公司Goodson-Todman旗下所有节目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代理权。此前,已有几档Goodson-Todman的游戏节目被改编到欧洲,包括《我的台词是什么》(What’s
My Line?)、《敲钟》(Beat the Clock、《利欲两心》(Two or the
Money)。而Fremantle的加盟大大加快了Goodson-Todman的节目模式输出到欧洲的步伐,很快,欧洲各地改编自Goodson-Todman旗下模式的节目已多达40档,其中尤以英国最多,包括《我有一个秘密》(I’ve
GotaSecret)、《价钱是对的》(The Price is Right)、《说出真相》(To
Tell the Truth)、《密码》、《配对游戏》(The Match
Game)、《家庭问答》(Family
Feud)等。此外,Talbot电视——Fremantle旗下的国际业务部门代理了美国其他几个重要的游戏节目制片人旗下的节目模式,包括制作《约会游戏》(The
Dating Game)和《新婚生活》(The Newlywed Game)的Chuck
Barris;制作《一万美元金字塔》(The 10000 Pyramid)的Bob
Stweart和制作《我们做个交易吧》(Let’s Make a Deal)的Monty
Hall等。这使得Fremantle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游戏节目商。据估计,在1980年代时全世界有一半左右的游戏节目模式是由其制作或发行的。[7]

第三,是演化过程的普适性,即本土化的过程不是事先设定要发生的,而是一种必然的倾向,具有其内在的特定生成过程的规律性。

除了Fremantle,其它一些重要的电视节目模式商也开始出现。在澳大利亚,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模仿美国游戏节目的电视制作人Reg
Grundy于1970年代晚期与美国游戏节目公司Goodson-Todman签订了合作协议,负责代理Goodson-Todman的节目在欧洲和中东之外地区的版权。Grundy环球公司(Grundy
Worldwide)[8]也由此发展起来,它是第一家设立了全球制作公司网络的模式开发商,在欧洲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包括将一些澳大利亚肥皂剧模式推到了多个欧洲国家。[9]在英国,Jeremy
Fox于1979年成立了Action
Time,致力于向英国市场推销美国的节目模式。在荷兰,Joop van den
Ende和John de Mol
在1980年代分别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电视公司,后于1994年合并为赫赫有名的Endemol公司。

这种规律性表明,只要它具备了“引入” 和“内化”
的基本生成条件,且合乎本土化生成过程的规律,本土化可以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发生。只要它具有对某种学科或理论发展的期求和学术取向,且不违背其本土化生成过程的规律,本土化可以在任何学科或理论发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1980年代掀起了一股打造国际品牌的热潮,这股热潮也影响到了电视节目模式开发商,使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将节目创意和制作知识以更为细致和系统的方式组织成可全球售卖的商品,打造国际性的节目品牌。这些公司在1980年代带动了电视节目模式的第一波国际化潮流。

如果我们认同本土化生成过程的普适性及其生成规律,那么就可以确认本土化是学科理论发展的一种基本范式。

这一时期,跨国流动的电视节目模式主要是来自美国的游戏节目模式,而改编这些模式的则主要是欧洲各国的电视市场。如在意大利,1983年播出的《价钱是对的》、1985年播出的《约会游戏》和《重磅炸弹》(Blockbusters),1987年的《新婚生活》(The
Newlywed Game)和1988年播出的《家庭问答》、1989年播出的《命运之轮》(The
Wheel of
Fortune)都是模式改编节目。法国则相继改编了《约会游戏》、《价钱是对的》、《命运之轮》和《新婚游戏》(以上三档节目均于1987年在法国播出),《危险边缘》(Jeopardy,
1989)和《家庭问答》。英国的BBC和ITV则更加频繁地采用美国的电视模式,光是1990年就有14档播出节目的模式来自美国。[10]

二、如何理解本土化

在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模式是《命运之轮》,被23个国家改编,其次是《价钱是对的》、《约会游戏》、《家庭问答》和《危险边缘》等节目。但总的来说,模式节目的影响力仍然非常有限,因为它们大多是白天播出的游戏节目,不像电视剧集和黄金时段节目那般受重视。制作和发行电视节目模式的公司则仍然处于电视业的边缘位置。关于国际电视节目模式的版权意识也未建立起来。直到1980年代末期,来自南美、西欧、澳大利亚等地的制片人还专程跑到美国,在酒店里录制电视节目,以备回国后模仿制作。不过也有模式开发商开始借助法律加强对模式的保护,如1988年,英国一档流行的游戏节目《机遇在敲门》(Opportunity
Knocks)的制片人Hughie
Green发起了对新西兰电视台的诉讼,因为后者近乎一模一样地抄袭了这档节目。尽管就连新西兰电视台的辩护律师也承认新西兰这档节目在很多元素上与英国版的节目雷同,但最后此案的终审法院英国枢密院却判定新西兰电视台并无侵犯版权。审理法官认为Hughie
Green所呈现的每集节目的脚本非常简单,且并不完整,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想法,并没有足够的原创性,因此不能获得版权。[11]这一案例使电视节目模式开发商开始思考如何使得模式能被纳入版权保护的法律范围,并付出了诸多努力。

在这一点上,我想以我之前在社会工作专业的浸润经历,来说明这个本土化的过程。

节目模式开发商加强了对模式各组成部分的细化,并尽量以详尽的档案保存下来。因为版权法中尽管没有专门针对电视节目模式的保护条款,但对文学、戏剧、音乐、艺术和数据库等创意作品则往往有明确的保护措施。而一个电视节目模式中往往也包括了上述种类的创意元素。开发商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将这些元素记录为脚本、制作宝典、音乐库、场景设计或现场问题的数据库等详尽档案,使电视节目模式的各个组成部分得到版权法的保护,进而使整个模式被间接纳入版权法的保护范围。[12]除了版权法外,开发商也会尝试运用其它的法律来加强对节目模式的保护,如商业保密法、反仿冒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等。有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将节目模式名字、宣传标语注册为商标。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是指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即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发挥功能的过程,是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之后的适应性变化。(这里的中国社会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

可以说,本土化所反映的这种变化和过程,不但强调外来者对它所进入的社会文化区域的适应性变迁,而且特别强调后者的主体性,即它是站在后者的立场,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本土化对外来者来说是文化适应的过程,对本土来说则是文化选择、融合与接收的过程,它反映了两种行为模式、处理问题方式之间的互动(王思斌,2001)。

也有学者提出,本土化用“本土导向”这一概念阐发更为恰当。“本土导向”是本土化及专业化在本土的结合。本土化假设人类问题有普遍性和相似性,外来经验在外在场景是成功的。归纳国际经验,检验其多大程度上适应本土,并采用旋进思路形成适合本土的做法,可以有利于解决本土经验无法解决的问题。专业化则基于本土事物和外来事物的某些相近性,按照“专业”的框架提炼本土经验,并将其在本土未来和外在世界进行演绎,这正是对本土经验普适性的检验。本土导向的架构包括了两个过程:一是外来经验的本土化过程;二是本土经验的专业化过程。(顾东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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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on 和Abo el
Nasr(1988)指出一开始使用本土化这个词语,是用来描述那些不适用于西方工作理论的其他社会结构下的工作。他们强调任何实务工作要遵循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特定特征,并且指出实务的本土化是从“引进(importing)”到“扎根(authentication)”的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把引入的西方工作体系中所包含的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特殊社会需求、价值观和文化体制来进行修正和改变。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当代很多实务工作(例如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等)中显现出了“专业霸权”,出现了一些西方工作者将西方理论和技术在不考虑本土文化和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现象。Midgley(1981)也批判了在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的观念、技术以及体制的这种状况。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并因此而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来建立一种新的专业霸权主义。

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冲突是相当明显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相关争论基本上基于两个核心预设:第一,社会工作是西方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下现代化的产物。第二,本土化的过程是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因为它是质疑西方社会工作的权威并且试图寻找可以与当地文化、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话的话语体系(Gray&Fook,2004)。

基于以上预设,Tsang 和
Yan(2001)讨论过是否有必要在引入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本土化的概念框架和体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他们认为在嵌入本土环境的过程中,本土化涉及到了社会工作实践的四个层面:

第一,意识形态或者说是行动逻辑。价值观层面的整合以及合法化可以凝聚起来处在共同意识形态下的共同体,并且决定他们行动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目的论。由文化场域来决定,并且受到到个体和社会的双重形塑;

第三,寻找相关的本土知识。作为本土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必须认识本土需要的多样性以及本土情境下的文化相关的实践发展;

第四,技术论。如果采用适当的文化相关的工作方法、技术,会使实践进行地更加有效,因此不用完全照搬西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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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i
Hwedie(2011)强调,“本土化”是指作为实践基础的理论、价值观和哲学基础必须受到本土因素的影响的一个过程。本土化强调文化层面的转变,因为本土化与社会工作者的自身社会经验、共享图景、知识储备和所处社会的制度框架是相关联的。由一个跨文化的实践到“变为本土的”实践则是指所有的实践、思路、工作过程和技巧必须符合现有社会的社会建构的现实。

总的来说,由西方世界观、价值观、概念、理论、方法论等主导的知识体系在非西方国家运用时,应该适当修改或被重新定义以此来符合不同社会和文化情境的特点。故此,本土化的目的就是使得教育、研究和实践符合本土情境。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得出本土化过程应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K Yip,2005):

1、符合地方需要的西方工作实践的一种本土适应过程。(Payne,1997)

2、促使工作实践开展实施本土政治、社会、文化场域的过程。(Walton and Abo
El Nasr,1998)

3、本土化的知识体系,意识形态以及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工作模型的技术及技巧的掌握。(Geertz,1983;Jinchao,1995;Mohan,1993;Yip,2001)

4、对于西方工作模式的专业霸权有所反思。(Drucker,1993;Midgley,1981;Nagpaul,1993)

5、根据本土社会结构及实践经验重组微观及宏观层面的工作模式的技术及技巧。(Roan,1980)

三、本土化的层次

西方的许多实践有一种程序化和标准化的倾向,如IFSW(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和IASSW(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中对于社会工作的全球化定义以及社会工作教育的全球化统一标准。

无论在建立全球统一标准的过程中,还是在发展文化相关的实践过程中,对于普适性的认同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元素。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文化的相关本身就挑战着普适的知识体系,以及主流言论的文化霸权(Wong,2002)。然而,“本土化“这个概念就是尝试带出更多元化的声音以及适合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方式,从而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本土工作实践的本土基础。

终究,本土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生和推展有它自身的阶段性,也有其本身内在的逻辑层次。

本土化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有西方的研究在前线,但不谈“化”而搞本土研究则会脱离现有的学术轨道,完全另立一套,导致两种学术体系无法对话。

所以,必须强调的是,本土化不要陷入建立中国工作模式知识体系的误区中,它是为专业体系加入一些中国议题的元素,是一种知识的拓展,进而推进整体上的发展。

四、本土化的路径

笔者这里要借助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阐述来说明本土化过程。在吉登斯的学术体系中,之所以用“现代性”而不用“现代化”这个词,主要是考虑到一度被认为是客观自然过程的“现代化”,实质上却通常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过程。

中国社会具有与现代性的起源地欧洲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现代性对它来说属于外来文化,政治精英和知识权威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土传统与外来新传统之间的关系。诚然,现在的很多社会学科也面临着类似的“现代性”的问题,知识权威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在引入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时就做出选择,以便这门专业学科得以在中国进行有效地传播和教授。随之而来的,才是如何将这些“去政治化”的专业知识运用在本土场域里的实践。

基于上述情况来看,学者们认为本土化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研究西方工作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容之处,再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

第二,对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促使国际的工作经验与本土社会工作的比较和碰撞;

第三,分析两种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化它们之间的亲和性;

第四,在此基础上从事实践,扩大两者之间的相容性,以实现优势互补。

这样就可能形成适合中国需要的专业某种实务工作,即本土化了的专业工作。(王思斌、马凤芝,2011)

就本土化过程本身而言,笔者认为不仅仅应该关注实践过程中的本土化,而且应该同时关注专业知识的本土化。即本土化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本土化

这一阶段的本土化是指将某个学科或者实务从西方引进中国的时期,对于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各方面进行“过滤”,主要的功能是“去政治敏感性”以及“去文化敏感性”,将在中国体制内合法性的部分,和西方知识过滤后的专业性的部分保留下来,传授给专业学习的学生或者从业人员。

2)第二阶段本土化

这一阶段的本土化是指当具有专业背景的实践者在中国场域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逐渐会感受到所学专业知识(经过第一阶段本土化后的专业知识)在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障碍,或者所学知识不具备良好的文化适切性,导致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价值理念产生冲突矛盾,这时就需要本土化。这个阶段可以称作是一种“专业性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层面。

值得反思的是,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专业对于政治体制和文化基础的依赖性。仍以社会工作为例,各种研究和实践表明,西方社会工作移植到中国之后,经过知识精英去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性之后,仍然会有不适应的状况。

我们所谈及的本土化是一种“选择性本土化”,即我们选择性地站在某些群体的立场,在某些群体的话语体系中进行一种策略性的转变,以求社会工作专业可以扎根中国。

就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存在这样的特点:政治体制的基础没有改变,专业工作的主体没有改变(如给原本的非专业性的社区工作者培育社会工作知识)。

社会工作经过“本土化策略”先是适应现实的体制现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然后经过长期的实践,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加入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相关的一些改良措施,最终回归专业的社会工作。

理论上来说,现时的国情及政治体制文化环境,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本土化过程来说是有所影响的,不过这不是今天要探讨的重点。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我们一线的实务实践者所接受的专业教育并非来源于西方第一手资料,但这并不妨碍实务者获取专业知识,并做出将西方形成的专业的工作理念积极内化的努力。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本土化并不是另立门户,不是什么“邪教”一般地自成体系。本土化的前提一定是专业理念不能变,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那可真的是搞事情了。

所谓的专业理念,必须有专业价值观的支撑,在专业价值观的支撑之下,去用更加本土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每一个实务工作者本身就嵌入在自身的逻辑圈里,在呈现专业自我的同时,作为个体都是自带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的,而这些生命智慧加诸于本土实践时,就会碰撞出新的经验。

无论何种咨询,本质上是服务的提供者与服务对象进行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强调增权和参与,这也是作为一个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进行互动的过程。

本土的工作模式应遵循”价值观——方法——过程——效果“的逻辑来发展,也就是“坚持专业价值观理念——程序方法的本土化和处境化——过程目标与结果目标的统一”的模式来建构范式。

就睡眠咨询而言,无论是在咨询过程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例如隔代养育、合睡、家庭边界不明晰等,还是在咨询关系本身,例如建立和维持专业关系、结束专业关系,专业自我的衡量等,还是更实际的,解决睡眠问题的方式方法,都会遇到本土化的需求,深刻嵌入的实务工作者是无理由没有感知的。

如何剥离本土经验和专业知识,或者说在怎样的范围和限度里运用本土经验和人生智慧来帮助实务工作者解决本土问题,确实没有定论,也没有一个严格的边界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本土经验和人生智慧有助于解决本土情境下派生的实际问题,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产生排斥。

前段时间用碎片时间看完了《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这本书,Ethan
Watters在这本书里提到了诸如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流行心理疾病在非西方国家的形成和被认识历程。其中有一些观点令我印象深刻,他提到:

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如何思考心理和精神疾病——他们如何给症状分类和排序,如何医治并预期病程和疗效——这些都会影响疾病的本身。不管致病原因为何,我们无一例外地依靠自己的文化信念和传说来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文化对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内心的影响,通常是一种本地且私人的事。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全球通用的疾病模板,而是对左右该疾病的个人与文化力量的本土化理解。

诚然,睡眠问题(行为性的)并非疾患,但它的影响机制毫无疑问地冲击着家庭内部。我们在感谢发现并建立这个知识体系的人的同时,是否也需要保有一定的文化敏感性呢?

共勉!

Reference:

夏林清,2016: 林壑万里清——社会与个人的改变之道,社会治疗书系总序

纪德尚,2005:“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的再认识”,《河北学刊》 2005(6)

王思斌,2001:“试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2)

顾东辉,2009:“本土导向:灾后社区社会重建的实践智慧”,《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J Midgley.1981.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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