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西周青铜 周野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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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中的“礼”有两种呈现方式:作为仪式规程的“礼仪”与作为物质载体的“礼器”。礼器是举行仪式的主要道具,在具体的仪式场景中,所用礼器的种类、数量、置位及排列组合方式等皆有与礼仪相对应的规则,我们称之为“器用”。先秦时期“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习俗,为我们提供了用以“复原”历史场景的丰富资料,而通过对礼器器用组合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随葬礼器中提取更多、更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可以印证或修正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得出的某些结论。

2012年6月,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村民在挖掘房屋基础时分别发现了青铜器等文物,随后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积极配合文物考古工作,在一座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中考古出土了青铜礼器31件、玉器2件、陶器1件和兵器与车马器等,其中16件青铜礼器上都铸有族徽、族名等铭文。

名曰“周野鹿鸣”,何谓“周野鹿鸣”也?引自《诗经》,有云:“周原,堇荼如饴。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而今,便融合成了这“周野鹿鸣”一词,也是从周代开始,青铜时代的文明辉煌开始在中原大地兴起。

对墓主人身份的确定,是考古活动的重要内容和价值成果。就商周墓葬而言,青铜器是判断墓主身份族属的重要线索。目前,学界通行的判断方法和依据主要有:随葬器物中所见数目最多的族徽或人名;墓中重要器物的铭文;处于墓葬特定位置的青铜器。但器用组合的存在提醒我们,对商周青铜器所蕴含历史信息的判定和提取,应该在考古学背景下对青铜器诸类别的整体组合形式、类别内部组合形式、器种数量关系与组合关系等进行全面考察;继而结合历史时段与器物分类,确定各种器类在组合关系中的定位以及各器类在等级身份等方面的象征含义,由此得出的结论似更加合理、准确。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说,这批青铜器组合完整、器形巨大、造型优美、铭文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从墓葬形制、铜器类别、铜器铭文、出土陶器等方面判断,墓主人不是姬姓周人,而是与周人在灭商战争中的同盟军——户姓的羌戎人,宝鸡石鼓山墓地可初步确认为户氏家族墓地。

上海博物馆的特色馆藏,即是国之重器的青铜器,因“上博”的青铜馆早已名闻天下,记录这埋藏远古的墓葬文化。由陕西省文物局、上海博物馆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三方携手,共同推出的文化艺术的盛宴:“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再一次珠联璧合的联结起来,这好似一种默契,或是一种宿命的缘分。

学界研究墓葬随葬品组合一般有如下方法:其一,将墓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或多种器类作为组合关系来考察,如鼎簋组合、爵觚组合、爵觯组合、尊卣组合、盘盉组合等。其二,将墓葬中存在的不同器类视作不同组合。其三,将墓葬中相同器类的不同数量关系,视作不同组合,如鼎、簋的数量变化。其四,将墓葬中所有随葬品的不同数量,视作不同组合。学界对随葬组合的研究进行了各方面的尝试,但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并不一致。

据介绍,青铜器上发现的铭文虽然字数不多,但信息量大。涉及的族徽有鸟、正、万、户、冉、曲、单、亚羌等,涉及的人名以日名为主,有父甲、父乙、父丁等。虽然该墓涉及日名、族徽器物众多,但墓主人只能是其中之一。由于日名是对过世之人的称谓,一般是天干字前加上亲属的称谓,在商代最为流行,但姬姓周人是不用日名和族徽的。由此判断,这座高级贵族墓凡涉及族徽与日名的器物,都是非姬姓周人的。

石鼓山商周墓地

笔者认为,实可将青铜器器用组合关系析分为如下数种关系来考量:其一,功用组合:指不同功用的器用组合。一套完整的功用组合应包括容礼器、乐器、兵器及车马器等,这个功用组合与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玉器及其他材质的器物共同构成贵族墓葬必备的完整组合关系。其二,器类组合:指青铜器不同器类之间的组合,具体指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类别。其三,器种组合:指青铜器不同器种之间的组合,是相对于器类的下一级组合,具体指食器中的烹煮器与盛食器、酒器中的温酒器、盛酒器与饮酒器、车马器中的车器与马器等。其四,器形组合:指同种青铜器不同形制之间的组合,如食器鼎之方鼎与圆鼎、鬲之分裆鬲与联裆鬲、酒器壶之方壶与圆壶、乐器钟之甬钟与钮钟等。其五,器件组合:指同种青铜器相同形制之间的数量关系,如食器中用鼎、用簋数量,乐器编钟数量等。在此基础上分析墓葬铜器的组合关系,充分考虑不同类别与形制器物间共时与历时的差异与相互关系,才能避免研究“变成主观的数字游戏的危险”。

刘军社说,在众多青铜器中,“户”族器物是首次发现,其中两件户卣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应属一对列卣,户彝则是目前发现商周方彝中体型最大的一件。三件户氏青铜器放置于大型铜禁之上,处于墓室北壁正中,属于最突出的位置。从摆设情况看,铜禁上放置户彝、户卣(大)、禁(小)、户卣(小,置于小禁之上)和斗。这六件器物为一组,由于摆放位置显赫,我们推测这一组器物应当是墓主人的器物,也就是说这个“户”就是墓的主人

石鼓山商周墓地位于宝鸡市渭滨区东部。自1980年代以来,在该处多次发现商周青铜器。通过2012年到2013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证明该处是一个重要的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以其中的3号墓、4号墓为代表的该遗址的重要发现,荣获“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礼器组合反映重食特征

由于该墓出土了唯一一件陶器——高领袋足鬲。一般认为高领袋足陶鬲是姜戎族典型的器物。同墓出土的“亚羌”器罍的族徽之下还铸有“父乙”二字,表明商周时期主要生活在关中西部等地的“羌方”与商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也间接表明墓主人非姬姓周人,是姜戎人(姜姓戎人为羌人的一支)。

201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宝鸡石鼓山进行考古作业,陆续发掘了一批商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造型别致、制作精良、世所罕见的珍贵文物,为商周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资料,对当时历史、文化、礼制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湖北随州叶家山、陕西宝鸡石鼓山等新发现的西周初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青铜器。器用内涵认知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进一步挖掘这些青铜礼器蕴含的史料价值、深入揭示周初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可能。

同时,从亚羌父乙罍摆放的位置看,紧靠铜禁,与户器紧靠在一起,也处于显要位置。“亚羌父乙罍”主人虽然起名依照商人,但其族属无疑是羌族。“亚羌父乙罍”的位置与户器关系密切,可能表明他们是同一个族属。

此次展览中,已集中对石鼓山西周贵族墓最新出土的文物珍品的展出,其中尤以出土青铜器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3号墓和4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为主。展品中包括了部分极为稀见或首次经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精品,如球形体的凤鸟纹簋、龙纹以及两件以鹿为主体形态、综合诸动物特征而成的牺尊等。渭滨区高家村刘家文化墓葬则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头龛。

叶家山西周墓地反映了西周封国的墓葬情况。其中,M65“曾侯谏”墓出土食器方鼎、分裆鼎、圆鼎、簋、甗、鬲,共十三件;酒器爵、觯、尊、卣、漆壶铜釦,共七件;水器盘、盉,共两件。宝鸡石鼓山墓地处于西周统治核心区域——王畿地区,其中M3中食器组合壁龛占出土青铜礼器壁龛的3/5,而M4中更是出土有食器鼎、簋、甗、簠、甑,共三十八件之多,接近墓葬出土青铜礼器总数的80%。

刘军社认为,扣除与日名相关的青铜器物,初步判断属于墓主人的器物共15件,分别是禁、户彝、户卣、斗、扉棱鼎、乳丁纹鼎、觯、盆式簋、方座簋、双耳簋等。那么,其他族属的器物为什么会出土于户氏家族的墓葬?其实在西周前期墓葬随葬的青铜器中,除墓主的铜器之外,普遍还有更多的铜器不是墓主的。一般认为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也就是武王灭商战争中的战利品和传世品。

石鼓山墓地是一处平民与高级贵族墓葬俱有的商周墓地。4号墓与3号墓一样,同属于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中型墓葬,两墓年代均已进入西周;两墓主可能是夫妻关系;这里的文化属于“姜炎文化”,人群可能属于古代的姜姓族群。石鼓山的发掘,为陇山两侧古代姜姓族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墓地出土的丰富多彩的青铜礼器,十分有益于商末周初青铜器特点的认识和把握,以及相关铸造工艺的深入研究。

从上述两处墓葬青铜礼器器用组合反映出的特点并验之于过去发现的同时期王畿、封国及地区性宗族墓葬,我们可以发现,西周统治核心区域内铜器墓随葬铜礼器组合,与叶家山曾侯、羊子山鄂侯、琉璃河匽侯及疑似管国故地的郑州洼刘等西周封国以及大河口霸氏等地区性宗族墓葬之随葬铜器组合,特征一致。这说明,早在西周初期,周人已建立起一套较完备的以食器为中心的青铜器用组合关系,即食器:鼎、簋、甗;酒器:爵、觯、尊、卣;水器:盘、盉。周人的文化特质随着封邦建国与文明同化,播散到更广阔的地区,因而在空间与时间上显示出持久而顽强的生命力。

陕西宝鸡是周人的发祥地,世有青铜重器出土,为古代中国的青铜时代研究提供了重多的标准器。专家认为,此次户氏家族墓地的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丰富了宝鸡地区商周封邑的分布区域,更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和家族文化史的发展等提供了新资料。(来源:新华网)

3号墓

空间位置蕴含文化信息

先来介绍比较重要的3号墓址。3号墓是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北部的东、北、西壁各置两个壁龛,用来放置随葬品;下有较宽的二层台,内有木质棺椁葬具。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工具等。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等分析,这是一座西周初期规格的贵族墓葬。

在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摆放位置及其与其他器物、墓主人遗体的相对空间位置,往往赋予其特定的象征意涵。比如钺曾被视为石斧或石铲,但依据它在墓葬中相对人体的摆放方式而被判断为武器,也是某种社会权力的象征而非单纯的生产工具。因此随葬铜器在墓葬中的方位及其位置关系,对于判断其性质用途,进而探索古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以及族群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3号墓出土青铜礼器共31件,其中有的器形硕大、造型规整、纹饰精美。长方形龙纹禁以及上面放置的方彝、一对大小不等的凤纹卣的组合,为首次发现,也是唯一经过科学发掘的一组青铜禁及其组合,对青铜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方彝、方座簋、龙纹禁、凤纹卣等都是极为罕见的青铜器珍品,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艺术欣赏价值;以尖刺状乳钉纹和宽厚的勾曲形扉棱为代表的装饰风格,表现了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的一贯特点。

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采用“青铜器区位分析”的方法——既要分析青铜器在墓葬中的置放位置,又兼顾青铜器之间的组合关系,同时考虑如时代、等级、性别、地域等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差异。

墓葬的多壁龛形制和出土的陶质高领袋足鬲,具有刘家文化的特点,表明其可能属于商末周初生活在关中西部姜姓族群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墓葬中最显着位置放置的铜禁组合上的方彝和卣,都铸有铭文“户”,或认为墓主可能是户氏家族的成员。

叶家山M65的礼器摆放情况为食、酒、水器分别按大类分开放置,且组合器物如鼎簋、尊卣、盘盉等相邻放置,体现出大类分放、组合器靠近的特征。同样的情形也见于竹园沟BZM13男性墓主、琉璃河M251、M253等多座周初典型墓葬。

4号墓

周代王畿地区的一些典型墓葬中,如2003庄李村M9与灵台白草坡M2的器物摆放方式是食器分置酒水器两端、酒器聚置的方式。庄李村M9的食器铜鼎、铜鬲与铜甗在北部二层台上,铜甗与酒、水器罍、尊、爵、卣、盉、斝相邻,这些器物自北向南依次摆放在二层台东北部,食器簋与斝相邻。这种置器方式似意在突出酒器,而这些墓葬中多有斝、瓿、罍等大型酒器,特别是斝、瓿,主要流行于商代,说明这些墓葬与商人关系密切。

4号墓址的情况是为中型规模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四周设熟土二层台。东、北壁各置3个壁龛,西壁置2个壁龛,壁龛未见封门,底部铺席,龛内青铜器多叠压搁放,器物上亦盖席。椁室近长方形,置于墓底二层台内侧,木质葬具,墓主为仰身直肢。此墓的时代当为西周初年。

石鼓山M3的五个壁龛中,三个为食器组合,两个为酒器加水器组合,似显示出其礼器组合亦存在按功能和用途分类的趋向,即食器组合与酒、水器组合分开。滕州前掌大M11、M18的器物摆放方式与此类似。鹿邑太清长子口墓,其随葬器物亦是北椁室以食器为主,西椁室以酒器为多。

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陶器、彩绘漆木器、玉石器等。壁龛内随葬青铜礼器共50件,有食器、酒器、水器等,时代既有商代末年又有西周初年。其中龙纹为考古出土时代最早的青铜,对商周之际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凤鸟纹球形簋,器形、纹饰精美,富有浓郁的宝鸡地区青铜器特色;一对大小不等的鹿形牺尊形象生动,制作精致,艺术价值极高,为青铜器中罕见的精品。

由此可见,西周初期墓葬铜礼器摆放位置因等级、地域、族属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大致说来,在器物基本组合较一致的情况下,摆放位置上存在着按大类分置;食酒水器分置;酒水器聚置、食器分置酒水器两端三种情形。前两种情形似通过食器鼎、簋组合等的绝对优势数量体现出周人重食的文化特征;将食器分置酒水器两侧,突出酒器地位的置器方式或与周初的殷商遗族有关。如果从器物基本组合的层面来看,周人的文化特性被普遍遵循,而从置器位置等器用方式上看,似乎殷遗的文化方式仍有一定程度的存续。

该墓的形制以及随葬的陶高领袋足鬲和圆肩罐,具有刘家文化的显着特点,应该与3号墓同属于当地姜姓族群的墓葬。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周诸侯墓葬青铜器用与族群认同研究”

1号墓、2号墓

(作者:杨博,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由于破坏严重,1号墓、2号墓的层位关系、遗迹现象、墓葬形制都不甚清晰明确。1号墓出土器物共18件,青铜礼器有鼎、簋、尊、卣等,车马器有弓形器、当卢、銮铃、铜泡等,除此另有兵器类,以及有玉鹿、蚌泡等;2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一鼎二簋共3件。根据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分析,结合同出的兵器、兵马器等的特点,两座墓葬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引人注目的是1号墓出土的1组3件青铜护甲,这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护甲,为研究商周时期的甲衣制作以及古代战争装备史提供依据。

龙纹禁

这里特别要来说一下此类青铜器,之所以非常特别之处。这种器物是基于与政治的关系,君主为告诫身边的官臣,不得过量饮酒,或暴饮暴食,以至少了忧患,而麻痹大意,或许这也是一种君王的训诫,借由青铜器来表达罢了。此类青铜器体量较大,是用于承放酒器的扁平长方体青铜器。因未见自名,也就是不知道这种器物出土后可以得证实的名字,所以后人据东周文献称之为“禁”。而这“禁”就如这字面意思,警示着为官之人,少饮酒,以达到洁身自好。

大型龙纹禁及与之配套的方彝、卣、斗等酒器,则是首次由科学考古发现的禁与酒器的组合,这对认识和了解此类器物的使用和组合状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此外,还有部分玉质、陶质文物也将一并展出。

考虑到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与上世纪初在宝鸡戴家湾被盗掘的青铜器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本次展览还特别借展了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宝鸡戴家湾出土青铜器,包括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禁组器一套,以及现藏天津博物馆的龙纹禁一件。上海博物馆将促成这三件目前世所仅见的西周铜禁的首次聚首。

陕西的文化珍宝,除了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外,还有如陕北秧歌剧和世界非遗《西安鼓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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