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帝国擦肩而过

乾隆皇帝画像

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赴京觐见乾隆皇帝,于是,当时世界上的两大帝国有了一次错位的遭遇。从英国使团来到大清帝国的第一天起,两种文化、两种制度就处于不断的对话、交锋之中。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文化、心态、意识的差异,在不断沟通、斡旋的过程中,双方并未真正交手。

当时的大清帝国,虽已开始由盛转衰,但在“十全老人”乾隆的心目中,大清即为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当两广总督郭世勋向乾隆上奏英使远道而来为其祝寿一事时,乾隆龙心大悦,将之视为天恩浩荡,福泽万邦,化外之民,远来恭贺。于是下旨相关州府,为英使北上提供方便,并悉心关照英使在华的生活事宜,以示其“怀柔远人”的体恤之情。

但是,在祝寿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乾隆及大清官员们无法预见的,却是英国使团访华的真正目的—打破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拓展英国的对华贸易。或许,应当说,大清帝国上上下下从不觉得能从与英吉利的贸易中获益。大清地大物博,天朝光宅四海,历来都是薄来厚往,无须费心与外国通商贸易。事实亦是如此,英使随后所获赏赐,其经济价值远远高于其所供之物。

在两国使臣交往中,争议最大的,便是英使觐见乾隆的礼仪。清廷坚持英使应对乾隆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则强调,大清与不列颠王国乃地位平等之国家,若大清同级官员亦能向英王行同等礼仪,则英使亦乐意为之。这当然不是乾隆及大清官员们想要的答案,双方一直为此争执不休。最后,清廷以“化外之人,有绑腿之俗,不便叩头”的托辞让步,同意英使在觐见时以单膝下跪行礼。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

随后,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开放通商口岸、设立英使馆及减免课税等请求。乾隆认为大清乃天朝上国,物产丰厚,因此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条件,最终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马戛尔尼没有完成英王的使命,但却不是无功而返,在华期间,使团成员留心观察、记录大清帝国的山水风物,民俗人情,回国之后即编辑出版,成为当时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大清官员则忙于翻译、修改英王给乾隆的书信,以悦龙心,粉饰太平。

之所以说“错位”,在于两大帝国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于大清帝国而言,中国乃泱泱大国,泽及天下,虽有华夷之辨,却无疆域之别。所以,英使远道而来,是番邦朝贡,而非两国交往。而当时的大英帝国,方兴未艾,意图藉访华开拓大不列颠的海外市场。与中国之交往,自是两国之间的往来,理应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因此,双方之争便成了错位的“名实”之辨,大清帝国力图保全的,是天朝上国的威仪;而大英帝国所觊觎的,则是两国交往中的潜在利益。

马戛尔尼风光而来,郁郁而去,他的外交失败同时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个屈辱与灾难的时代。二十三年后,英国第二次派遣访华使团,英使拒绝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而遭驱逐,又二十四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清的“天下”随之被列强瓜分,中国已不再是中央之国,中心与边缘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大英成了“日不落”帝国,站在了时代的风头浪尖。可历史从来都是峰回路转,变幻万千,一百年后,美国后来居上,取而代之,那时的大英帝国,已是日暮黄昏。

古来写史,总期望以资借镜,为今人所用。当今中国发展迅速,崛起于东方之林,又成为区域格局的中心。时过境迁,以天下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早已被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所代替,国与国之间的往来遵循着复杂、微妙的游戏规则。如今回顾马戛尔尼访华时的礼仪之争,所暴露的,无疑是大清统治者的自欺与荒谬,但是,天下作为世界观,已然嵌入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成为华夏民族性格与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历史的背后,需要反思的,是天下这样的世界观究竟为崛起的中国带来什么?是历史的包袱,还是民族的动力?

言其沉重,在于我们背负这样的包袱已经太久,言必称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这使我们在失意时变得阿Q—念念不忘祖先的四大发明,而在得意时多少有点目空一切,中国又成了“天下”,这并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民族主义的过度彰显反而会造成区域国际关系的紧张。言其为民族复兴的动力,则在于天下之中蕴含的人文关怀,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倘若抛却帝国,摒弃霸权,天下作为世界观,当下仍可开出新意,天下可视为一种德性,一种宽容,在和而不同的境界之下,人们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二百多年过去了,饱经沧桑之后崛起的中国,需要保持怎样一种心态,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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