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张雅娟|清代嘉庆年间东南沿海海盗活动高潮成因分析

从澄海的莱芜渡口到南澳岛的长山尾渡口,平底船需要摇晃50分钟。这是个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小岛,但是,在“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与这个海岛相伴的调子都不是平静柔和,而是桀骜不驯。在许多记载里,这个小岛都是“海贼”的同义词,是不时惊扰闽粤地方官员乃至中原王朝的一个噩梦,特别是在明后期,此地海盗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规模,均堪称“中国之最”。

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 1

要到闽粤之交的南澳岛去,渡轮是唯一的交通方式。从澄海的莱芜渡口到南澳岛的长山尾渡口,平底船需要摇晃50分钟。这里没什么现代工业,渔业、旅游业和风力发电是这个海岛的经济支柱,人们来这里享受沙滩、海鲜和新鲜空气。

作者简介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个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小岛。但是,在“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与这个海岛相伴的调子都不是平静柔和,而是桀骜不驯。在许多记载里,这个小岛都是“海贼”的同义词,是不时惊扰闽粤地方官员乃至中原王朝的一个噩梦,特别是在明后期,此地海盗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规模,均堪称“中国之最”。

张雅娟

“红头船”里的秘密

现任职于浙江工商大学,从事海洋史学、传播学研究,主持完成教育部课题一项,出版专著一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人们前往南澳,首先看到的就是“红头船”。这是一种用油漆把船头涂成红色的木船,在清朝末年,无数沿海民众就乘坐这种船只“下南洋”,以至于后来“红头船”就成了当时所有洋船、商船的俗称。

摘要:清代嘉庆年间,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次海盗活动的高潮,并持续数十年之久,清廷为了剿捕海盗曾派出大量的兵力。本文从海洋社会本身、清廷的海洋政策、水师作战能力、天灾人祸等几个方面分析此次海盗活动高潮出现的原因。

今天“红头船”仍旧被广泛用作渔船和商船。在去南澳的莱芜渡口,除了一艘平底渡轮和几艘快艇外,便大多是“红头船”,渡口附近还有一个公园就叫“红头船公园”;南澳岛上的船只的则几乎都是“红头船”。

关键词:嘉庆朝 东南沿海海盗 活动高潮

在潮汕一带,几百年来“红头船”都与当地人的生活和历史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种艺术化的民俗色彩。很少有人会想到,开始时,将船头漆成红色出于官府的强制,目的是切断当地居民与海盗的联系。

美国学者安乐博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一1810”。他将“中国海盗的海盗的黄金时代大致分为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明中期的倭寇:明嘉靖年间以陆制海的海洋管理模式造成海洋社会居民生活日益艰难

问题出在海禁政策上。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交界一带,早在宋元两朝鼓励海外贸易时,海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已经在悄悄绕开当时的市舶司偷偷进行贸易,同官商争利;明清实行海禁,让这些“地下贸易”也难做了,但这一带地少人稠的客观情况又让当地民众离不开海洋贸易,不得不继续“以海为田”。既然不能再合法“通蕃”,他们就干脆做了非法的“海贼”,于是“商船”转为“寇舶”,形成官府眼中的海盗集团。

清朝在平定台湾后开放海禁,恢复沿海商渔活动,允许商船赴日本、南洋贸易。但出于对海上敌对势力东山再起的恐惧,选择了从海洋退缩的政策,把海洋社会整合到以陆制海的管理体制内,在“重防其出”思想指导下,对海洋生业和海洋活动群体实施陆地性的管理。

另外,因为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自然就有因职责划分不清而扯皮之事,这在“靖海”上自然也不例外,“巡海官兵遇有歹船,妄执闽粤疆界之分,不肯穷追;及至失事,则互相推诿。”这无疑是助长了海盗的活动,于是这一带更成“贼艘出没之区”。

首先,清朝在沿海地区普遍推行保甲制,用管理陆地居民的办法管理渔民、船民乃至商船。清廷将“居民,以十家为率,开列十口,俱令环相结保。其结状如粮串联式,将互结人姓名之下,俱令画押,一发房收档,一存署稽查。如一家窝匪容隐不报,九家连坐。并取约保练首,令随时稽查”。乾隆五十四年,“查明闽省海岛四百五十七处,请将烟户众多各岛,责令汛弁保甲稽查。并据两司议详,选举诚实之人充当保甲,严加管束。其有渔户就山搭寮者,一过渔期,即饬拆毁。”渔民、船民、海商等海洋社会群体,则在澳甲制、船甲制下纳入沿海农业社会体制,成为编户齐民。

中国版的“金银岛”

澳甲制是保甲制在渔村的变种。嘉庆元年三月,福建司道会议设立澳甲条款,禀称:“1、严举澳甲以清烟户也。2、请列船号以稽渔户也。应着澳甲一律查明所辖户丁内,船若干只,各于门牌内填注。渔船每日采捕,俱令早出晚归。出洋时查明有无多带食米淡水及私送火药器械,回时有无夹藏盗赃、衣物、番银等弊。3、编籍丁壮以资缉御也。应令澳甲人等,将各该户年方精壮者,每澳共籍若干名,各置器具,自为防守,以备不虞。4、请严巡查以收实效也。查澳甲之设,每月内或州县亲身前往,或委员密查,将该县澳甲据实编查之处,出结通报。仍责成该管道府严密轮查。”六月,根据督抚批示,司道又拟“异籍寄居稽查宜严”、“商渔船只宜烙号给照”等三条,其中规定:“异乡搬来寄籍者,须查明来历,移取原籍邻佑甘结,并取该保甲甘结存案,编入甲內。偶尔住宿者,除寻亲觅故外,应由旅店、庙宇将每晚投宿客人,访查来历,方可租住。”严查商渔船只,烙号给照,“如系载货出洋,报县验明,给予印照,取具各澳保连环甘结,方许出口,不得多带食米、淡水及私送火药、器械等项禁物。其捕鱼船只,总在附近海澳处所网捕,所带食米淡水,只许备本船一日之需为率,不准额外多带。……所有每月出洋船只若干,某日某船由澳出口捕鱼,于何日回澳,着令该保甲按十日造册报县,由县通报查考。”通过这一政策,沿海渔民的家庭成员状况、船只数量都明确的标注在各家门牌之上,各家的情况掌握于甲长之手,出入都要汇报,并且采用连坐的方式,督促澳甲之内的居民互相监督。

虽然海盗集团在海上往来如风,但他们也需要一个陆上基地,一番选择之后,南澳岛成为一个最合适的“巢穴”:这里距离大陆的距离不远也不近,既足以和官府保持“安全距离”,又方便随时到大陆上“侵犯”一下;南澳岛上的居民在明初被朱元璋强行迁徙,留下大片田地可供耕作;岛上山势险峻,利于筑城修寨,有险可据。最重要的是,这里地处国际贸易的航道要冲,距离太平洋主航线不过几海里。

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其次,对于出洋船只,清政府则实行船甲制,严格限制商船和渔船的规制。“欲出洋者将十船编为一甲,取具一船为匪、余船坐连环保结,并将船结字号于大小桅篷及船旁大书深刻,仍于照后多留余纸,候出口时,即责成守口员弁,将该渔船前往何处,并船舵水手年貌、姓名、籍贯,逐一查填入照,钤盖印戳,并将所填人数照登号簿,准其出口入口。”
嘉庆二年(1797年),又题定:“出海商渔船只自船头起至鹿耳梁头止并大桅上截一半,各照省份油饰船头,两刊刻某省、某州、某县、某号字样,”
官府对商渔船只的建造实行严密的监察,船只规格、舵水人数、出海口粮、防卫武器都加严格限制。“制造商渔船只,其尺寸式样报明州县,核例相符,批准兴工。工竣亲验,编号入甲给照。商船由印官开明船用什物等项,船主、舵手姓名、年籍、器械并明,以便汛口察验。”
从海洋活动的源头开始,进行监控,将以海为生的的族群限制在地方官府可控制陆地范围內活动,导致沿海人民的海洋发展能力逐渐减弱。

就这样,南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版的“金银岛”,并且从它进入外界视野的第一天起,就和海盗故事有了扯不开的关系。那还是在宋孝宗淳熙七年三月,“海上剧寇”沈师“啸聚甚众,犯南澳,岭东震动三月”,广东常平提举杨万里集合了数郡兵力,平定了这一事件。从此,南澳开始在史书记载上作为“贼穴”出现,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荒岛而已。

清朝政府用管理农民、农业的方式管理渔民、渔业,使海洋生计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阻止渔民走向外洋渔场的限制措施,打击了海洋渔业。这等于把渔民从外洋逼回近岸,近海捕捞上升为渔民的主要生计。近海捕鱼亦被禁止时,渔民被迫登陆为农,兼以采捕滩涂海物救生,进而在海岸潮间线地带进行水产养殖。大量水居渔民舍舟登陆,流落在渔港村澳,或“讨小海”,或当补网等佣工,或肩挑负贩渔货,加剧了渔村的无序竞争。因侵占海界引起的渔村之间、宗族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又使渔民生计更为艰难。“沿海无地可耕,全赖捕鱼腌贩,以为仰事俯育之资。……若一概令其舍舟登陆,谋生乏术,迫于饥寒,势必铤而走险,将恐海盗未靖,而陆盗转炽矣。”

从此海盗的势力越来越大,顾炎武说南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为贼巢”;《南澳志》载:“终明之世,漳潮无安堵,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到了明朝后期,南澳一带的海盗势力已大到了动不动就“战舰数百,聚众万余”,横行海上,向过往船只征税,俨然一海上王国。

海洋贸易从外海压缩到近海

面对以上情况,中原王朝自然是一百万个不乐意,屡次征讨,但总是无法斩草除根。问题还是出在海禁上,正是海禁使许多人逐利的天性无法发挥,于是沿海许多豪门、官员、官员亲属都与海盗有着关系;对于升斗小民来说,不能“通番”则无疑于对生计有着巨大的杀伤力,于是就常常参与和海盗的私通接济活动,以“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率得厚利”,有的干脆加入“组织”,把海盗当成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海盗就具备了“民众基础”,官兵来围剿海盗时,沿海民众的反应则是“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

有清一代,由于入主中原的满洲贵族对海洋和海洋势力充满恐惧,从一开始便把沿海行驶的商渔船纳入海防管理的体系之中,严加限制。顺治时期,采纳黄梧等人之策,厉行迁界、禁海的政策。顺治十三年六月,“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朝又颁布了“严谨通海敕谕”,提出了实施海禁的原因和具体措施,将顺治时期一系列禁海政策尤其是顺治十三年的海禁令进一步系统化、明确化。与顺治十八年“严禁通海敕谕”相配套的还有“迁海令”,东南沿海居民被迫迁离世居之地,流离失所。康熙初年,清朝的“迁海”政策继续实行,并较顺治时期更加系统和严厉。虽然康熙八年开始有计划地让迁海居民返回旧地,也仅仅是对海禁政策的变通而已。虽然康熙二十三年复开“海禁”,它顺应了沿海民众生计、生活的需要,但到康熙五十六年,又一度禁止国内商船前往南洋贸易。雍正即位后,对康熙时期的贸易政策略作调整,“洋禁新开”,废除了禁止南洋贸易的规定,初步放松了对国内粮食流通的控制,但是总体上来讲,雍正朝对海洋贸易仍然严密控制,许多限制沿海边民下海捕鱼、经商的措施已经条例化,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海洋贸易的措施,从出海商渔船的颜色、梁头到海外贸易的物资、进出口岸的申报等方面都做了明细的规定。除了要求出洋船只准时按期申报之外,同时对出洋船只携带食米的数量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出海船只如果携带粮食进行出售图利或者接济奸匪,一旦查出,将米入官,卖米之人,分别治罪,守口员弁,隐讳不报者,革职。可是,出海贸易,风讯无常,凶险异常,如果不带足粮食水米,船上人员的生活是难以保障的,没有武器,遇到海盗抢劫,只好乖乖地投降任其掠夺了。这一政策对出海人员的生活是有很大影响的,并且严重影响了渔船、商船的远洋能力。乾隆帝即位后,他对海洋贸易的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事关民生和国家安全的粮食、丝绸、硫磺、火药、枪炮等商品严禁出洋贸易,对其他的出海物资也做了详细规定,对出海小船、小艇强化管理,严格限制商渔船所带武器,限制船上舵工、水手的数量,并禁止英国商人来华贸易等。在限制商船上,乾隆二十一年,曾将压舱用的石块也视为武器,严令加以限制:“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守口员弁澳甲兵役严拿解究。”、这种对商渔船军械的限制,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才有所松动。

“红头船”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做法是“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此外还限制民船营造规模,期望以此举加强对民船的控制。广东在南,南方属火,用色为赤,于是船头便漆成红色。

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依然沿袭乾隆时期的海洋政策,海洋政策愈加保守。在海洋的管理上,嘉庆帝强调最多的就是如何禁米出洋,如何断绝对海盗的供给,对于出洋船只所带食米严格审查,对于出洋船只的规制严格限制。嘉庆四年和嘉庆九年都曾下诏重申禁米出洋之例。到嘉庆时期,南北沿海商船虽呈增长态势,从渤海到南海,各段航线连接,构成陆岛贸易网络,但是通贩外国的商船呈下降态势,海外贸易地向越南、暹罗、马来亚、新加坡转移,航往传统海外重点贸易地日本、吕宋、巴达维亚的商船锐减,每年平均都不足十艘。

就在当今“红头船”大量停泊的南澳岛深澳湾旁,有一个名为“吴平寨”的村庄。

总之,在清代严格的海禁和海外贸易政策之下,海商出口贸易障碍重重海商和船上社会的经营活动受限,社会生活越发艰难。在茫茫大海载货航行的商船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难以应对他来自海盗的突然袭击。对于海商的这一弱点,海盗是深知内情的,所以对于过往洋面的船只,他们要求事先购买“票单”,回报是在他们控制的海域保证航行的安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海上保护费”。海商在清朝官府无力保护海洋贸易,极力限制商渔船的发展的情况下,请求海盗的保护或许也能算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这一点来看,清朝不合理的海洋政策在限制海洋贸易发展的同时,客观上是给了海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清廷水师作战能力微弱

清朝为除海洋大弊,防止海上反清势力重新崛起,实行严格“重防其出”的海洋政策,“海防设想的主要对象在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清代的海防任务的是有沿海驻防的水陆营兵承担的,沿海地区的绿营兵绝大部分被部署在本省本地区的治安防范的位置上,只有一部分水陆官兵被部署在沿海的军事要塞和城镇里,负有海防职责。清代水师由内河、外海两部分组成,外海水师又分为水兵和守兵两部分。历经康、雍、乾三朝,清廷在东南沿海布置了一条以海岸、海岛为依托,水陆相维的海防线,海上力量以驻扎海岛、海口的绿营为主,岸上以绿营陆师为主,又以八旗兵在沿海核心城市集中驻防,加以监控。在东南沿海苏、浙、闽、粤等省设置水陆绿营官兵二十一镇,戍兵布于崇明、定海、金门、海坛、南澳、琼州以及台湾、澎湖列岛等沿海主要岛屿,逐步形成陆岸为依托的层层相因的东南海疆防御线:外有海岛防线,中有水陆相系的海岸防线,内连沿海区域重镇的东南陆边线,重点稽查沿海商渔船只出入,对出洋船只的大小、所带米石、防御武器、进出港口、回港时间等都做了严格限制,制止航海、商渔力量的增长。

水师力量过于分散

总的来讲,清水师星罗棋布的布局导致它过于分散布防,海上力量主要用于防范居民私自下海出洋,稽查民船规格,技术技能以及载运货物、武器、粮食等。只能用以防范零星海盗,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海战。根据《洋防辑要》记载,在浙江洋面,浙江水师担负着河防和海防双重任务,海防任务重于河防任务,以海防为主的水师营自北向南主要有乍浦营、嘉兴协营、绍兴协营、定海镇、黄岩镇、温州镇、瑞安水师营、玉环营。浙江内河、外海水师官兵9400余人,拥有大小战船302艘。

福建水师。福建东南沿海凡二千余里,港澳凡三百六十余处,要口凡二十余处。额设水师二万七千七百多人,分三十一营,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艘。福建省的海防力量在沿海各省是比较强大的,又有各类海洋战船最多,如赶缯船、双篷艍船、双篷船、平底哨船、圆底双篷罟船、哨船、平底船、双篷哨船等。各船水兵人数以船只大小分配,多则三四十人,少则十余人。自清初以迄乾隆,削平郑氏,三定台湾,及嘉庆间靖海之役,福建用兵海上,较他省为多。福建岛屿星罗,处处与台、澎相控制,故海防布置,尤为繁密。雍正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奏陈操练沿海水师,并令闽洋水师巡视本省各口兼赴浙洋巡缉。嘉庆四年,闽省水师仿商船式改造战船八十艘,编为两列。自泉州之崇武,分南北犄角。由崇武而南,令南澳、铜山、金门及提标后营各镇将率船巡缉。崇武而北,令海坛、闽安及金门右营各镇将率船巡缉。骙以漳州之鼓浪屿设防尚未周备,增建砲台,置新式砲。

福建的海防在不同时期,侧重点随时异宜。康熙年间,因为郑成功势力的存在,漳州、泉州的海防工作格外受到重视。当时水师所用沙唬船不适于海战,便将其改造鸟船。施琅平定台湾,鸟船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嘉庆间,海盗蔡牵窜扰浙、闽、粤三省洋面,闽省的宁德、福州,泉州、漳州等地都曾是蔡牵侵犯之地,这些地方也就格外重视海防。在追剿蔡牵的过程中,清廷水师官员李长庚曾经造霆船三十艘,置大砲四百馀具,屡次击败蔡牵。在当时,闽、浙水师两省还有多次合作共同对蔡牵展开围追堵截之。但是福建海岸线、海岛线绵长,驻守相对比较分散,主要以海盗为其主要海防对象,没有集中驻防的水师基地。

广州水师。广东南境皆濒海,自东而西,历潮、惠、广、肇、高、雷、廉七郡,而抵越南。其东境始于南澳,与闽海接界。潮洲支山入海,有广澳、赤澳诸岛,皆水师巡泊所在。广州海防分为三重关隘。清初规制,设大小兵船一百数十艘,仅能巡防内洋,不能越境追捕,遇有寇盗,则赁用民船。康熙五十六年,始建广州海滨横当、南山二处砲台。乾隆五年,以广东战船年久失修,谕疆吏加意整顿。乾隆四十六年,巴延三以各海口时有寇船出没,于石棋村总口
设立专营,与虎门营汛联络。五十八年,吴俊以东莞米艇坚固灵捷,便于追捕海寇,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艘,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艘,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艘,分布上下洋面,配置水兵,常年巡缉。嘉庆五年,于沙角建砲台。九年,倭什布以粤海穷渔,伺刦商船,遇水师大队出巡,辄登陆肆扰,遂无宁岁,乃规划水陆缉捕事宜。十五年,设水师提督驻虎门,扼中路要区,以二营驻香山,一营驻大鹏,为左右翼。二十年,就横当砲台加筑月台,又于南山之西北,增建镇远砲台,置砲多具。二十二年,建大虎山砲台,置砲三十二具。

这是闽浙粤三省海防力量的总体部署情况。清代将中国的海洋分为内洋和外洋,内洋一般归州县管下,岛屿周围或作内洋或为外洋,与大陆距离远近也无一定标准,外洋一般归水师负责,具体界限不甚明确。清代沿袭了明朝的巡洋会哨制度,“即按照水师布防的位置和力量划分一定的海域为其巡逻范围,设定界标,规定相邻的两支巡洋船队按期相会,交换令箭等物,以防官兵退避不巡等弊端,确保海区安全。”为了保证巡哨制度的执行,清王朝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比如说,会哨时间和地点一般不能随意变更;如海上出现飓风等恶劣天气,不能按时巡哨时,要据实报告原因;嘉庆五年,因出海巡哨出现代巡的弊端,“如统巡一官,系总兵专责,今则或以参将、游击代之,甚至以千总、把总、外委及头目、兵丁等递相代巡,”嘉庆帝通谕沿海各省督抚,严禁他人代巡,负有巡洋会哨责任的统巡官必须亲身巡洋,如果被发现未能亲自巡洋,由总督题参革职等等。按理说,实行巡洋会哨制度以及严格的奖惩制度对于督促水师将士履行职责应该会起到积极作用,巡洋会哨制度应该能够保证清代边疆海防的安全。然而实际上,清朝的水师力量很微弱。划界巡洋限制了水师的作战能力,水师实行分防水域的活动对于辖区以外的海洋地理、气候以及水文情况并不了解,缺乏远洋航行的知识。早在雍正四年,闽浙总督高其倬就曾指出水师分防巡哨的弊端:“查闽浙之例,本处巡哨之兵,只在本处洋面巡哨,即总巡、分巡之员,亦只福建者巡福建,浙江者巡浙江。如此行走操练,止熟本处,不知他处,止知本省,不知外省。”在清代,实力雄厚的“海盗”帮派,其活动区域多在外洋,只有部分零星小盗才在内洋抢劫。清代水师的是“期于外洋不但不敢去,实亦不能去。其最勤者不过在内洋巡哨。若只在内洋巡哨,既能擒贼,不过小盗。其于海洋大盗,不但不能缉捕,并其来去踪迹且不能知矣。”实行分区巡防,还容易使各省水师借故推脱责任,这一点在嘉庆朝追捕蔡牵时显得尤为突出。

缺乏熟悉水上作战的官兵

按照水师官兵水上作战的能力,高其倬将其分为三等,“臣查熟悉水师之人,内有三等。其最高者,不但本处海洋情形无不熟知,即各处港口之宽狭、沙线之有无,何处外洋岛澳洋盗寄泊取水之所,何等日色云气是将作台飓回澜之候。因其熟极,故能生巧。实于巡防有益。此为第一等。其次或熟知数处情形,或熟知本处情形。此第二等。又其次者,于本处情形亦知大概,在船不晕,能上下跳动、运使器械,此为三等。其仅不甚晕吐,只坐舱内,不能上下跳动、运用器械者,此种不过充备人数而已。”然而“现在闽浙水师将弁、兵丁之中,如第一等者,或一营之中竟无其人,或仅有二、三人,而年近老迈、筋力就衰者居半;所有者不过第二等、第三等之人,而仅不晕吐、不能上下跳动、运用器械者参半。此等不知港沙之可以行走与否,不知岛澳之可以寄泊与否。行船搁浅撞礁,立有性命之虞。即内洋遇贼,尚难期其缉获,安望其巡捕外洋之盗?”水师不能适应海上生活便没有船上作战的能力,为此,高其倬奏请操练水师,但实施的效果甚微。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对水师兵丁不以试演水务为急,“辄称船身笨重,雇用民船。其意以民船出海捕盗,俱用本船舵水,不须兵丁驾驶,是以借词推诿,”大为不满,谕令各督抚“严饬舟师实力训练,俾驾驶娴熟,于战船出入风涛,务期帆舵得力。”嘉庆四年福建巡抚汪志伊在《议海口情形疏》中提到:“闽省弁兵,从前未免因生疏而怯愞,甚至晕船呕吐,数年来缉捕洋匪,拔弁于老渔,简兵于海户,配定舟师,频年在海涉历风涛,获犯颇多,技艺日臻娴熟。是操练之效,即收于缉捕之中,更不必舍缉捕而别筹操演也。”以缉捕代替操练,故水师的作战能力并没有实质性提高。嘉庆十一年,嘉庆帝就曾忧心忡忡地指出:

“近来该弁兵等于操驾事宜全不熟习,遇放洋之时,仍系另行雇募。此等舵工,技艺高下迥殊,其雇值亦贵贱悬绝。向来各省商船,俱不惜重价雇募能致得力舵工。至兵丁等出资转雇,价值有限,往往合该兵丁等数名分例,亦仅得次等舵工,是名为舟师,实不谙习水务,又岂能责其上紧缉捕乎?若水师不能操舟,即如马兵不能乘骑,岂非笑谈?战船出没风涛,呼吸之间,一船生命所系,若非操驾得力,有持无恐,焉能追驶如意?”

巡哨制度形同虚设

嘉庆朝,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日益严重,水师任务较以前繁重。嘉庆六年,福建水师提督李南馨鉴于各营总兵、副参、游击、都司、守都要出洋不到,无法亲身巡洋,边请旨建议由他人暂代巡洋以便宜行事。嘉庆帝体恤水师官弁辛苦,遂传旨准行。八年,署福建布政使裘行建议
:由于追捕海盗所费不赀,为避免无谓的浪费,似不必远涉大洋,冲波缉匪,只需在海口设置战船,仍照沿岸会哨例,使贼不敢近岸,军民即可安堵。前一项规定的实施,破坏了原来巡哨制度不能找人代替之规,给一些不认真或者无心巡哨的水师官兵以逃避巡哨的正当借口。后一请求,巡防只放在近口岸,使得远洋更成为朝廷管辖真空,商渔船在这一区域的活动更无法得到官方的保护,海盗便有了活动的机会。

综上所述,查缉海盗是清代水师巡哨的主要任务之一,它还负有盘查民船资格、技术技能以及舵手人数多少,是否携带各种违禁货物等,对于来到中国海域的外国商船既有保护其安全的责任,又有稽查其走私的任务。从这些任务看,清代前期的水师职能类似现代的海上警察与海关。“它不是一支主要用于关于反击侵略的海上力量,只是一支维护社会治安的武警部队。”再加上他巡哨范围只在近岸内洋,可想而知,对于往来在外洋的海盗,水师只能真的是望洋兴叹了。

缺乏战斗力强大的战船

海战中,战船在战争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嘉庆时,程含章“尝半载在洋,与贼连战数次,颇知其略”。他在《复林若洲言时务疏》中说:

“大抵外海之战,与内河陆路异。何则?……其战也,惟持船只炮火之多寡大小为强弱,而又有雾、有雨不可战,无风、大风、逆风、逆潮皆不可战,必天日晴朗,风力适中,师船乃出。……方战之时,必以船大炮大为贵。故以大船攻小船,如以虎驱羊,一可当十;以小船攻大船,如以卵击石,十不当一。”

乾嘉之际,清廷仿造性能较好的民船如广东的米艇和福建同安梭船,分派粤闽水师各营,但因为本身的制造技术和尺度都有严格限制,依其样式仿制的战船也难免受到影响。嘉庆年间,战船不足敷用,往往便添雇商船,但商船的防御能力基本上处于最简陋的水平,战斗力很弱,一旦征用进入军队,自然也影响到水师队伍的战斗力。因此,清廷对民船的限制最终影响到了国家海上军队的力量,这无疑是他们的海洋社会管理措施“自坏长城”的恶果之一。

水师腐败现象丛生

除了巡洋会哨制度的弊病、水师战船的落后之外,清代水师中的腐败现象也较为突出。他们随意勒赎出海商渔船,引得颇多民怨。嘉庆朝时,两广总督吉庆奏报:“粤东沿海穷民,素无恒产,类皆自造渔船,出海采捕,稍获微利,养膳身家。惟查从前滨海州县,往往借给船照需索陋规;而炮台弁兵及海口巡检,复以稽查验照为名,到处勒取规银;运盐船只,硬要鱼虾。扰累多端,以致所得鱼价,除应付规费,所剩无多;不足以供养活;不免饥寒,遂起盗心,竟有出海为匪。”

而对贸易商人的侵害,浙江温处道秦瀛曾揭露,官兵不能保护商渔船,反而对商渔船吃拿卡要,随意诬陷,“哨船不敢近盗船,见商船辄横索赀财,商船不与,便指商船为盗船”。这种渎职犯法的行为很普遍,更有甚者,勒索不成,杀人夺财。如广东潮州府澄海县樟林镇林判以海运致富,“以赀雄里闬中”,兵备官派人送纨扇并带信给他,欲借银十万两,林判不借。兵备遂诬林判“私通洋盗”,发兵抄家,附会成狱,并匆匆“斩之于市”。

官兵还勾结海盗准其出海,更有甚者向海盗私自出卖武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嘉庆九年,嘉庆帝调那彦成赴任两广总督,赴任之初他就对广东省海盗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广东洋匪较多,一由营伍废弛,一由经费不敷,营伍之所以废弛之故,皆因兵丁等多与洋匪生气相通,每遇出洋巡缉,该兵丁等不但不能出力并与洋匪相通消息,致令远扬。且与本管督抚提镇各官渐不知畏惧。文员虽亟欲设法擒捕,竟致无计可施,无缘所带兵丁与洋匪潜相勾结,呼应不灵,即欲督捕亦非一人所能剿办。是以动形掣肘。洋匪趁间劫掠,肆行无忌。”“附近沿海各村,多有沟通洋匪接济之人,亦间有图利愚民以该匪肯出重价,竟有其同类私用小船买米两者。至各口岸兵弁虽不能指明其沟通,然米粮私自出洋者甚多,此类竟毫无见闻,亦大有可疑矣。”

在闽粤一带,海盗与会匪、陆路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官方并非不知,有时只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开方便之门而已。这一点,嘉庆帝是有所了解的。嘉庆十年六月初十日,嘉庆帝在给那彦成的谕旨中曾提到“洋匪与土匪勾结为患日聚日多,皆缘吏治因循,营伍废弛,历任地方大吏不能督率文武实力整顿,以致积习难返。”嘉庆年间,水师与海盗之间相互沟通串联的关系也给日后剿捕海盗带来深远影响。

水师是清朝控制海洋社会的主要军事力量,清朝水师建立伊始就是执行海禁的工具之一,站在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发展的对立面。平定台湾、解除海禁之后,清朝在限制民间造船和商渔出海活动能力和范围的基础上,完善了以岸防为主的海防体制,水师执行海上警察的功能,根据布防的位置,在规定的海界范围内,实行巡洋会哨制度,保护合法商船、渔船的安全,取缔走私、偷渡、抢劫等犯罪活动。由于荷兰海洋势力退出中国海域之后,在较长的时期内未再出现来自外国的海上威胁,养成清朝统治者“有海防而无海战”的观念,水师制海能力不断弱化。官方以陆治海的思维,用管理陆路军队的方式来治理水师,水师之中缺乏熟悉水性的官兵,水军不足临时抽调陆路兵丁应战,这些都无法保证水师有着良好的作战能力,不要说抵御西方来的装备精良的舰队,就连实力强大的国内海盗势力抵挡起来都成问题。因为,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清嘉庆年间的海盗,无论是初年是安南艇匪,还是后来壮大起来的蔡牵、朱濆、张保、乌石二,他们的船只、炮械优良,有些都是在清军之上的。

三、 沿海地区官府控制力的下降

清朝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由保甲制和宗族制来实施。实行保甲制的宗旨在于“联甲以弭盗贼”,清代的保甲制基本沿袭了明代,仍以十家为甲,十甲为里,十里为保,十保为乡,主要内容为:“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明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
……客店立簿稽查,寺庙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由此可见,保甲制是一种以个体家庭为基础,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而构建起来的一种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保甲是负责纳税、巡察、监视罪犯和秘密社团,保甲长对手中户册要随时查核填注,每逢季末或每隔半年赴县呈报,同时倒换册薄。在中国古代“有身即有役,有役即有赋”的赋役原则,政府可以通过人身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但是雍正元年开始改行“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和乾隆年间编审制度的废除等一系列措施,保甲制丧失了原来的作用。自乾隆以来,“户籍呈报,敷衍从事,保甲之制等于赘,不见功能仅余流弊”,嘉庆朝时连保甲制度的执行都成了问题。在沿海地带,随着“海禁”的放宽和取消,“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人口流动较前更是大增,尤其是永久性移民不断增加。移往广西、四川、海外的广东移民更多。粤省向无鱼鳞烟烟户册,保甲之法,久未遵行。”保甲制的崩溃,保甲制度所具有的维护乡里治安、司法、封建教化等功能亦随之丧失,清朝官府利用保甲对基层社会的的控制力因之减弱。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既是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也是一种经济合股方式,宗族从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控制着基层社会。宗族有自己赋予自己规约的权力,凭此规约可以对宗族成员实施惩罚。“在必要时,宗族还施医舍药、操办丧事、照顾老人和寡妇,特别是兴办义塾,”其在思想感情、文化教育、价值规范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基层社会实施着有效控制,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的正常运作、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有着十分特殊的作用。正因此,自康熙二十年前后始,清廷积极支持并扶持宗族共同体的发展。至乾隆初年,各地宗族数量增加且每一宗族的规模也显著扩大。然而,随着宗族势力的日渐壮大,宗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同政治上的统治者权力对等的势力同时也暴露出诸多消极作用。为维护与强化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自乾隆三十一年起,
“清王朝采取限制宗族法、散毁族产、削弱族权等一系列措施。打击宗族势力,这种打击直到嘉庆中期才停止。

在清朝官府的打击下,宗族势力一度衰落下去,这虽然减弱了宗族势力对王朝专制统治的挑战,但同时也使宗族共同体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特殊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更显弱化。清嘉庆年间剿捕海盗的过程中,阮元任浙江巡抚期间,严行海禁,加强巡逻整修碉堡炮台,招募乡勇,并连用保甲、澳甲等基层组织来加强对沿海人口的控制,那彦成和百龄在广东任上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姑且不论保甲、澳甲制度是否完全符合海上社会管理规律的要求,起码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对于沿海基层的管理是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的。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保甲和宗族制度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基层社会的动乱开始大规模出现。

四、自然灾害与社会骚动的频发

在近年来关于清代灾害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嘉庆时期处于自然灾害多发的高峰期。李向军以《清实录》为主,依据官书、方志、档案、笔记、文集中的有关资料,统计出顺治元年~道光十九年全国共发生水、旱、风、霜、雹、火、蝗、震、疫等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并以历年受灾州县数,制成清代诸省区灾况年表及灾况变动图。其中康熙十三年和乾隆九年出现过两个灾害高峰期,后趋下降,再经乾隆末嘉庆初一个小小的升降波动,便一直上升,于道光十九年达到高峰。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又以此为基础,补充了包括散藏在台湾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近1
000余种地方志资料,增加了旱、涝之外的饥馑、霜灾、雪灾、雹灾、冻害、蝗灾、海啸、瘟疫等8个考察科目,重新编绘出1470~1950年间涝灾、雹灾、雪灾等10年平均振动曲线。他们的研究也显示出清代自然灾害出现过有过这样两个群发高峰期:其一约在顺治七年~康熙十年;其二约在雍正八年~乾隆十五年,其中乾隆五年为峰值年。后趋下降。乾隆末嘉庆初出现一个小小的升降波动,而后,自嘉庆二十五年起,一直保持大幅上升的趋势,于光绪六年左右达到最大峰值。

东南沿海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常见的灾害有水、旱、风、震与瘟疫等。以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年的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为例,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大水”,五十七年“感化里五峰澳內一带禾苗变葱,不能结实,岁歉。”五十八年“禾苗复变葱。”五十九年“八月大水,坏田庐。”六十年“三月四月,米腾贵,五月每斗价八百文,民多流殍。”嘉庆四年“四月初十夜蛟,见大雨如注,双溪水暴涨,几浸城版,至十一日巳刻,水始退,坏庐舍、漂人畜无数,桥梁多圮。”
漳州府情况也差不多。嘉庆二年,漳州府知府金城禀称:“卑府前年调任漳州,正当灾后价昂,斗米千钱,仓无粒谷……真觉粒谷如珠。”
民生益困,社会矛盾激化,“乾隆五十九年水灾后,二府械斗之风大炽。”

除了旱灾、水灾这些对于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的灾害外,在东南沿海还要遭受海洋天灾,影响较为严重的有台风、风暴潮和海啸。于运全在《海洋天灾》中指出,清顺治朝以来,闽台两地成为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常见的灾害有水、旱、风、震与瘟疫等,每年都给沿海地带带来巨大损失。

明清以来,沿海居民人口不断增加,为解决不断加剧的人口矛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积极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广种经济作物,发展商品化农业,拓展海外贸易或者直接向海外移民。“沿海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使许多原来的粮食产出区变成缺粮区。”“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大多变成缺粮区,粮食主要靠两湖和海外供给。这样带来的直接隐患就是每当歉收、灾荒来临,不法粮商囤积居奇,饥民抢米风潮不断。”沿海人民的生活越发困苦。

一般情况下,天灾严重之时,也最容易发生社会暴乱。沿海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使得民众生活越来越困难。为了能够维持正常的生存和生计,各地民众的起义和反抗行动不断。尤其是嘉庆朝,先后有三省苗民起义,三省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天地会在闽粤地区活动不断。灾荒和战乱,使得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于是,“当教徒发难,西北骚动之际,而东南沿海,有海贼之乱,其剧烈程度亦不下于教匪。”

五、结 语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清代嘉庆年间,清廷不正确的海洋管理政策使得当时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受挫,海洋社会的贫困在安南“艇匪”、“夷匪”入侵下更加恶化,海商难以进行远洋贸易,导致中国东南海洋社会激烈的震荡和分裂,水师战斗力不断下降,于是乾隆末期到嘉庆中叶,东南沿海海盗风起云涌,海盗又一次走到历史舞台的前沿。

文章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责编:李毅婷

声明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