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戴笠点评国共:中共壮汉子我们病汉子

本就对阎宝航有所戒备的戴笠听到这里,勃然色变地对阎说:“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赛跑,还得拉着他后腿,不让他跑”。

军统在抗战中的作为军统积极的抗战,是国共两党正式合作共同抗战建立后,由国内战争转向一致对外和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的政策指导下实施的。三、军统抗战之复杂表现进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集团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反对中共提出的全面抗战方针,军统更是展开了策反、分化、监禁和“防共、反共”等复杂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巩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必须作出具体的细致的分析和评价。“两统”虽为各自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但在禁共、反共方面却有着一致性:共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共同监视中共在国统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及中共的活动,共同破坏《新华日报》发行,共同监视中共的舆论宣传等。

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浙江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

作为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工头目,戴笠有比常人更清醒的头脑和敏感的神经,尤其是他的强烈的反共意识,使蒋介石分外欣赏。抗战以后,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阶段。戴笠公开的反共口号不喊了,但隐蔽的反共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经常对身边的军统大特务们说,要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仍然看到中共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把共产党消灭,大家都将死无葬身之地。由于戴笠所从事的特工活动,使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堕落看得更为透彻,因而他对国共两党在未来的公开斗争中的处境更为忧虑,并处处不忘利用合作阶段对共产党处处加以限制和打击。

中共;戴笠;抗战;特务;蒋介石;国民党;情报;别动队;特工;抗日

都说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嫡系,先后有“五虎上将”、“八大金刚”(陈诚、蒋鼎文、顾祝同、刘峙、何应钦、张治中、钱大均、陈继承)、“十大元帅”(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唐生智、朱培德、陈济棠、陈绍宽等9人,而另一位则是蒋介石自己)、“十三太保”(胡宗南、戴笠、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等;可是,具备上述三条的,只有陈诚、胡宗南、蒋鼎文、戴笠这4人,所以他们是蒋介石一生最宠幸的部下。

1938年1月,军委会成立政治部,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康泽上任后,邀请“东总”负责人、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参加拟订计划,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有的所谓组训民众办法作为蓝本,进行研究,意在对动员民众问题加以限制,设置障碍。这个计划受到在政治部内工作的共产党人的批评,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也对这个计划极力加以批评。一天,戴笠设宴招待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吴瀚涛、田雨时等东北人士。

作者简介:王华斌,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研究生部副教授,合肥
230022;黄家盛,中共阜阳市委党校副教授,安徽 236008

陈诚,字辞修,浙江丽水青田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1924年黄埔军校建校之初任上尉特别官佐、教育副官,翌年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后历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有“小委员长”之称。他既是“黄埔系”的主要代表,又是“土木系”的首脑。他个子矮小,忠于蒋介石,且能代蒋受过,还是蒋的干女婿,是蒋一生最宠幸的人,“五虎上将”、“八大金刚”均有其名。

席间,阎宝航再次批评康泽的这个动员民众计划与抗战精神背道而驰,对动员民众问题除了取缔限制,还是限制取缔。善于逢迎讨好、意图升官的吴瀚涛危言耸听地接上去说:“我们今天不能再来个双十二,张学良已经铸过大错,我们不能再铸个大错,一切都应听从中央。”本就对阎宝航有所戒备的戴笠听到这里,勃然色变地对阎说:“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赛跑,还得拉着他后腿,不让他跑”。宴后,颇谙人情世故的戴笠自觉席上对阎宝航态度粗暴,于是又个别委婉其辞地对阎抚慰说:“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虽如此,戴笠关于“病汉子”“壮汉子”的观点,倒是多少对国共两党的状况说了老实话。

内容提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军统抗战之一个侧面,不仅仅要考察其组织机构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其在抗战中对整个抗战形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本文以史料为依据,细致、具体地分析、评价军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组织活动,以求较为真实地反映军统复杂的历史面相。

胡宗南,字寿山,原名胡琴斋,浙江镇海孝丰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共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1950年兵败后去台湾,曾在大陈岛指挥沿海游击部队;后历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排“十三太保”首位。

为了有效地与“壮汉子”进行斗争,戴笠从各方面调整部署,充实人员,要用所谓“看不见的力量”进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尤其重视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斗争,吹嘘要在中共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周围筑一条无形的封锁线,紧紧地把延安困在里面,然后再派出大批特工打入延安,里应外合,彻底破坏中共组织,实现蒋介石用几十万军队在西北无法达到的目的。

关 键 词:军统机构;组织活动;史学分析

蒋鼎文,字铭三,浙江诸暨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死后追晋陆军一级上将。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他毅然丢开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兵站上校参谋肥缺,连降4级,出任黄埔第一期第二学生队区队长,旋任上尉军事教官,后一直为蒋介石所看重。抗战期间历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和第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兵败后引咎辞职。晚年在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他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八大金刚”之一,又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

戴笠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虽早有布置,但收效甚微。1936年,戴笠曾指示马志超办了一期“特警训练班”,这是军统历史上最早的专以打入边区为目标的训练班,并从南京派遣有对共斗争经验的特务骨干娄剑任队长,用半年时间训练了五六十名学生。期满后,挑选了小部分高材生混入延安,但很快因无法立足,只好撤回,戴笠原打算通过这些潜伏特务建立延安组的计划只好放弃。西安事变后,特务处在陕西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暂时停顿。

军统在抗战中的活动,是在蒋介石集团采取的抗战路线指引下实施的。在整个抗战中,军统既进行了积极的抗战,又进行了消极的抗战。这种“双重性”的行为特征,对整个抗战形势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浙江衢州江山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特务头子。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早年到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等人。因得到蒋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大肆暗杀,手段凶残。但抗战中为中华民国立下卓着功勋。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身亡。“十三太保”之一。

1937年初,“西北剿总”撤销,成立军委会西安行营,蒋调军政部次长顾祝同任行营主任。戴利用这个机会,派大特务王天木随顾祝同入陕,重建西北区。1937年夏,又调原西北区第一任区长张严佛第二次入陕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张严佛第二次入陕不久,就与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觉五等人针对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密谋策划,在西安建立了“特种会报”制度,联合西安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建议由西安行营新任主任蒋鼎文批准,于1937年11月正式施行。“特种会报”每星期举行1次,参加成员分别是西安党政军警宪特的最高负责人,内容就是座谈关于中共问题、进步党派、青年学生等各方面的动态,商讨研究对策。

一、军统组织机构的形成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继CC团①之后,于1938年3月正式成立。1928年,蒋介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为加强军队的军政素质教育,特委派前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组建“军事杂志社”,在南京设总社,其它各大城市设立分社。以推销《军事杂志》作掩护,实为搜集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情报。1930年底,蒋介石免去了王柏龄的职务,改派胡靖安、戴笠负责“军事杂志社”工作。1931年初,戴笠向蒋提议建立正式的情报调查机构,得到蒋的首肯。“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建立,胡靖安为主任,戴笠为副主任。1931年9月,蒋介石重兵对苏区中央根据地组织三次疯狂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蒋介石打破了军阀割据的格局,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那期间,国民党的领导层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蒋软禁了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与南京相分离的政府……9·18事变,实际上没有遇到中国人的抵抗。”②此时,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下野。1931年11月,蒋召集黄埔学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滕杰、郑介民、戴笠等十余人训话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③言谈中授意建立秘密组织,以“拯救党国”。滕杰等人按蒋意旨,谋划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组织,进而去领导全民。”④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华复兴社”。1932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蒋自任社长。4月,成立其内层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力行社政纲宣布:“蒋介石是国民党唯一的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听从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⑤力行社吸收了很多热血青年参加组织活动并使其核心部分保密,在其外围建立了“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又在二级组织外围建立了范围更广的第三级组织“蓝衣社”。力行社设有干事会和检察会,蒋亲自核定干事13人,检察5人,以贺衷寒、康泽、滕杰为常务干事,周复为检查会书记。由于社会上并不知道“力行社”的存在,故把“力行社”称为“复兴社”。在蒋认为,情报“尤其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武器”⑥。“力行社”一成立,就聘请德国顾问为总社干部培训情报人员,并在总社下设特务处,专门用来搜集中共及反蒋派别的情报。1932年初,蒋在江西“剿共”时,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搜集中共苏区情报的“谍报科”(后改称“南昌行营谍报科”)。该科以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科长。193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随之更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室”,后又扩充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领导。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挂牌,首任处长桂永清,不久戴笠继任处长。因为力行社成立前,戴笠已在主持一部分情报工作。特务处不同于先前成立的“调查室”,“调查室”主要是从事侦察与情报活动,而特务处则从事全面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特务活动。特务处的成立,标志着特工组织已初具规模。随后,戴笠便运用力行社的力量壮大特务处组织系统。其机构组成人员,至少1/3以上是由力行社的组织关系而来。“探本溯源,力行社实开其先河。”⑦特务处成立之际,国民党内已有一个特务组织,就是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为特务处为一秘密组织,不便于利用军警力量公开活动,经费也不易解决。因此,1932年9月,蒋让戴笠兼任“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一职。“军统局”是政府法定机关,有正式的编制和经费预算。这样一来,特务处不但活动经费得到了解决,而且还可以利用“军统局”第二处的招牌来扩充实力,又具有独立性,不受陈立夫控制,可谓一举三得。1934年夏,由于航空署长徐培根纵火焚烧南昌飞机场一案,南昌行营谍报科工作不力未及时破案,蒋怒撤邓文仪谍报科长职务,派戴笠到南昌收编谍报科。南昌行营谍报科被收编后,徐州、武汉行营谍报科及浙、赣、鄂、皖、桂、黔、陕等省的保安处谍报股(有的称“调查股”或“第四科”)先后由特务处掌控,进一步扩充了特务处的组织力量。由此,特务处的势力渗入国民党军事机关及地方保安系统。至1937年底,其“直属工作单位已增至六个区,二十余站,一百数十个组队,编制工作人员达3600余人,并拥有电台200多部,配置遍布全国各地。”⑧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宣布解散CC团,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自任团长;会议还决定由陈立夫领导的大杂烩式的“军统局”第一处扩充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徐恩曾任副局长。第二处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力行社特务处并入其中。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通常人们所说的“军统”,就是指戴笠领导的军统局。1938年8月,戴笠将原“军统局”第二处的各科、股升格为处,军统总部在武汉正式挂牌。10月,武汉失守,军统局本部迁至重庆。戴笠呈准蒋介石,逐步调整机构,扩大编制。其先后控制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航邮检查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等政府部门的实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9个团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从1938年3月开始,军统还先后在临澧、黔阳、贵州、兰州、重庆、汉中等地开办各种训练班;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和“武装别动队”;“还有若干地方武装,及约80万伪军,在其控制动用之中。”⑨“当其盛时,戴氏部属,遍及全国,武职中少将人员,辄以百计。”⑩1942年4月1日,特务头子康泽参观军统展览室、陈列室后,惊讶地感叹:“戴笠的军统组织系统庞大得太惊人!”仅至1943年,军统“拥有各式电台569座,特工单位709个,均遍布于全国各地。”抗战进入后期,军统“罗家湾本部工作的直属特工就有1500余人,军统成员超出4万余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