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鲁迅的最后十年》读书笔记【1/5】

本人大四,复习近代史。其中提到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国民党坚持三民主义。大陆与台湾有段时间因为主义原因无法调和。那么这两个主义本质上有何不同呢~马列主义回答了了破坏什么,建设什么,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三民主义没有。

 
 一直都想写一篇与台湾有关的文章,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情结与台湾有关,这种情结可能源于课本上的日月潭、马关条约,可能源于国家统一的政治宣传。第一次以一个相对成熟的目光注视台湾是在高中的时候,也就是四年之前的台湾大选,2012年我正好18岁。那一次台湾大选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不是获胜的马英九,而是落败的蔡英文,她说:“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回荡了很久。

1927年4月11日,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同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46岁的鲁迅被迫来到上海。此后,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恐怖统治时期,鲁迅以一种抗争者的姿态走过了最终十年,于1936年10月病卒。

三民主义的核心价值来自于西方自启蒙时期以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来自于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理念,因此即使是老蒋那种事实上的独裁者也没办法从理论上宣称独裁是正确的、是要长期坚持的。国民党当年在台湾搞白色恐怖的法理依据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而这个条款顾名思义就是说:现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之中,独裁是紧急状况下不得已而暂时实施,一旦社会恢复安定,政府就会还政于民。国民党是这么说的,历史证明也是这么做的。

 
 几乎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种国家叫做西方国家,有一种政治叫做民主政治。从小在电视中围观了无数次的美国大选都比不上那一次的台湾给我带来的振动大。可能是因为年龄,可能是因为民族感情,从此之后我对对岸就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对岸有一个岛屿,岛上在菜场买菜的屠夫可以拍着桌子对“总统”说:“菜价太高了,我们怎么活?!”1996年的台湾大选,是中国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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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是从小在这个主义光芒照耀之下长大的,都懂。

 
 那以后我读了很多台湾作家的书,龙应台的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三毛充满诗意与爱情的撒哈拉大沙漠,廖忠信笔下的海峡两岸。蒋经国的那一句:“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让18岁的我在某个漆黑的夜里对着电脑屏幕不寒而栗。

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 ,他是不会放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他不愿成为国民党的“帮闲”,知识和权力的结合于他是不屑的,竟至于一个人要对抗“所有人”,迫害与压制不期而至。

另外,现在的台湾政治上早已实现民主化,国民党也早已从过去的革命党、专制党改制为现代民主体制下以争取选票为主要存在目的的政党,本质上跟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是一样的。三民主义早已不是台湾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当代台湾也没有全社会的指导思想),不会出现在中小学教科书之类的地方,顶多算是国民党的一家之言,而且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在逐渐被淡化。故而本问题下某答主臆测“台湾贪官在监狱里必须学习三民主义”的情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多说一句,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曾经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政治课教共产主义,那美国政治课一定会教资本主义”来着,而且还很替自己脑子里臆想出来的“美国政治老师”犯愁,好奇他们是怎么把“资本家剥削奴役劳动人民”这件事说成正确的。

 
 那段时间我对台湾二字有一种复杂而又真切的感情,那仍是一片我期盼国家统一的孤岛,同时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仰视着这个岛屿部分的精神气质。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仰视的目光改换了角度。当昨天大选的结果尘埃落定,我对朋友说,我好像对民主失望了。

在这本只有十几万字的书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激烈的思想市场,看到鲁迅先生的竭力抗争。全书是从七个方面来展示鲁迅与当时的中国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文学:“革命文学”》、《自由与人权》、《书报审查制度》、《专制与改革》、《知识分子的内战》、《国家、民族、统一问题》。在书籍作者林贤治先生的笔下,我们试着真正走进鲁迅与他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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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民主?民主本身解决不了问题,民主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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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台湾的民主中我看到了什么?

读书笔记(一):鲁迅是怎么批判“一党专政”的

 
 我看到了台湾在民主政治之后的二十年内经济发展停滞,两党交锋,轮流上台,可是台湾的经济却不复蒋经国时代的荣光。

读书章节: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我看到了台湾的青年一代不问对错,只看颜色,凡是与大陆相关的都必须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抗争而抗争,执政者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立场只是一味地顺应民意。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我看到今天台湾的政客们在拿自己的民族与历史斗嘴,如果说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妥协与制衡,那妥协之中绝不应该包括自己的国家与祖先。德国也是民主国家,但绝对没有哪一个德国政客愿意为希特勒翻案,正如没有一个今天的台湾政客有资格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做辩护!

  • *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 * 泪揩了,血消了;
  • *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 *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 *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 *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回望近代史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外来的主义,中华民族有两千年的历史,先秦诸子百家为这个古老的民族贡献了这么多的思想与哲学,然而七十年前这两个舶来的主义不仅撕裂了中国,还爆发了一场死上千万的内战。五十年后,当两岸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当我们以为两岸人民已经褪去对主义的狂热的时候,开启民主政治的台湾,在短短十年之内又被两种主义撕裂。

*
*这是鲁迅在1926年编订的《华盖集续编》时在末尾写的“八句话”,写于发生“三一八惨案”的当年。国民党一面清党,一面北伐,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12月东北易帜,中国宣告“统一”。

 
 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常常思索,这个世界绝大部分实行两党政治的国家,都有左翼和右翼政党,为什么七十年前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不能用宪政解决问题,为什么在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之后,两党依然义无反顾地用内战解决问题。

中国进入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时期。

 
 当我面对今天台湾民主的种种,我忽然有了一种悲观的念头,是不是这个民族,是不是我们这片土地的国民生来就缺乏心平气和解决政治分歧的基因,是不是这个有两千年大一统历史的古老国家从来都不能包容不同的意见与声音。

由一党专政所确立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党组织对国家以至全社会实行高度控制。一党专政,用阿伦特的说法,是以新增的一个阶级——官僚阶级,特权阶级——“将国家当做私有财产来占有”。凯尔斯在其名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有一节专门谈到“政党独裁”,说在一党制国家里,领袖崇拜、个人自由的完全压制、宪法的无效性、集权经济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各种民主制度,都无实际意义可言。选举和全民公决的唯一目的就是掩盖独裁的事实。然而,靠清党和杀戮上台的国民党,连选举和全民公决这些形式都给废弃了。

任何阶级、政党或群体,要有效地掌控和运用权力,都离不开组织这个因素。从秘密组织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指导后,特别重视组织的扩大和完善,从群众组织直到特务组织,都有党插手领导。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研究著作中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政府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不然就被认为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从历史上来看,出自民间的组织被认为是充满爆炸性因素的。任何一个能够控制民众运动的新兴组织的产生,都构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只有在它形成之前将其摧毁。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为组织总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像公民对统治者效忠一样,新兴的组织意味着新领袖的出现,而新兴的领袖就构成了原有统治者的事实上的对手。结果便是:过去一个长时期以来,所有新兴的组织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便开始注意吸纳学生,领导和组织群众,成立大小团体、工会。清党时,同样利用组织的力量消灭异己,统一效忠于新领袖。美国学者派伊所以说中国“易于统治”,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米切尔斯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无论谁说到组织,都是在说寡头统治。”对国民党来说,这是合适的。

这样的党,既然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大小组织,便有能力推行思想统治。所谓“训政”,“以党义建国”,实质上意含了思想的控制。蒋介石上台后,政治宣传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正统性和统一性。1928年开始,国民党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

美国学者兰比*沃拉指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府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充分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依赖权势的综合病症;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政治而非通过复杂的机构网络来接受政治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忠于宗派,利用裙带关系、腐化堕落、惯耍阴谋的政治;公家事务和私人生活不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不分的弊病。

1927年,鲁迅到了上海以后,正直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建立以至相对稳定的时期。鲁迅概括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这时,鲁迅反对“一党专政”,开始从清党杀人转向党国杀人,转向对正统性和统一性的揭露上面;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对民间性、异端性、反叛性的辩护。

鲁迅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而不是物质主义和宪政主义。这里的“人”纯指个人,具有充实的“内部生活”和“个性尊严”的人;“旨在立人”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重在国民个体素质的改造和培养,个人主义的发扬。显然,他是主张以个人对抗集体,以精神对抗物质,以至物质化的一切形式,包括宪政主义在内。如果缺乏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则很容易为打着各种旗号的政党和领袖所利用,无条件服从国家专制。鲁迅是重“实质民主”而轻“形式民主”的,这与他自觉的奴隶身份以及自许的“思想界之斗士”的使命有关;但是,对宪政形式的轻视或忽略,毕竟给他的政治思考留下一定的空洞地带。

吉姆*麦克奎甘在论及批判知识分子的时候,相应地使用了一个“不满的文化”的概念,并且指出,这种不满的文化以其不间断的对传统力量和现存秩序的反抗,而成为文化监督范围内进步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它是所有官方文化政策驱之不散的幽灵。鲁迅在“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的压迫之下,以他的强韧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反抗,成为现代中国的“不满的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的象征。

【深度阅读,每书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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