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蒲京app下载10岁孩子记忆中的“文革”

前不久,有一位年轻的网友问我:阿姨!你经历过‘文革’吗?文革是怎么回事?

        四 回 话 本 (一)

                                                                王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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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回忆的插画

我怎么说的清楚这么大的问题!

                          引  子

       
前日,偶然见到一本记录贵阳文革纪实的小书,顺手翻了几页,竟看到内中有一幅钢笔画插图。觑眼细看,画面上人头攒动,似山若海,背景建筑物好熟悉!哦,是贵阳老百货大楼。再细看,画面上除了密匝的人群,还绘有贵阳大十字旧时的交管岗亭和栏杆。在画面的中央能看到有人在挥动着一面旗帜,百货大楼顶上左侧隐约有大量的纸片向下飘撒,大楼上面正对大十字街区的巨幅画像的伟人正俯视着排山倒海的人群。此场此景对于经历过贵阳文革运动的我来说好是熟悉。已是老眼昏花的我将图画推远后,图画侧面的空心字标题即跳入眼帘“一九六八.一.七.贵阳百货大楼前”。哦,却原来,图画是那年“411”大十字飞行集会的场景哟。

     
说到飞行集会,一般人似有些茫然,说到“411”,年轻一辈更是觉得云里雾里。就此,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只能告诉你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 。

第一回 革命风起云涌  四一一横空                    出世   

       
话说西元一九六六年,即那个史无前例大革命的头年。从六月份开始,大中学校就不上课了,做什么嘞?停课闹革命。这就非同小可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丢下书本,轰轰烈烈地投入到了这场大革命之中,秉承伟大领袖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最高指示,在上级派驻工作组的领导下,在学校里进行“斗批改”的运动。斗,是斗争混在教师队伍的牛鬼蛇神,以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理人。批,是批判十七年以来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和制度。改,是将旧教育制度改变为培养又红又专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革命教育体制。

       
于是乎,学校里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被工作组认定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理人被揪出来,除了大会小会的批斗,还被戴了高帽子,挂了黑牌子,画了花脸子,剃了阴阳头,坐了“喷气式”,站高台游走校园受尽侮辱已不在话下,末了还得关进牛棚接受劳动改造的精神和身体的种种折磨。一般老师则在自我批判和交代问题的同时,老实接受革命学生大字报的揭发和批判。

       
学生中也划出了“左中右”。左,自然是革干、革军、革烈、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者。中,即小商、小贩、教师、小职员者、中农、上中农出身一般者。右,就是黑五类、黑七类等出身不好者。每天在学校不是开大会斗争某老师,就是在班级揭发批判某老师某同学,再就是深入学习,自我检讨受毒受害的方方面面。对于出身不好的还必须加上一层,即深挖“阶级烙印”,自我批判在家庭受到的不良教育和影响。

       
校园里,大字报糊上了墙,标语口号满天飞,批判会、斗争会、检讨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召开。人们精神振奋,只嫌革命风浪不够汹涌,不够激烈。一切都是为了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在社会上,自从八月十八号有了红卫兵后,以伟大统帅标准装束的红小将冲出校门上了街,以“破四旧,立四新”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无畏精神,打砸封资修意识形态的路牌、商品,掀翻宗教殿堂庙宇寺院,砸烂泥塑古迹石雕文物,焚烧书刊典籍,抄家掘地,揪斗牛鬼蛇神……,极力施展暴力破坏之能事。真可谓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一曰: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二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三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此后不久,“大串联”的风帆在北京高校扬起,小将们为了祖国山河一片红,为了改变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串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炮轰”,“火烧”之声不绝于耳。“炮轰”针对当地领导机关,“火烧”针对当地领导者(时髦说法“当权派”)。其行动依据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见中央‘五一六通知’)”。这时候,率先来到贵阳的北京高校红卫兵有清华“号兵”、北航“红旗”、北大“井冈山”等组成的“南下串联队”。南串队深入各院校、机关和街道,宣传首都运动的新动向,号召将运动的烽火烧向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随即在省城发生了“8.31”、“9.5”等冲击省委机关,静坐省市委办公场所,围攻“当权派”的事件。一时间,攻击省市委的“炮轰派”与保卫省市委的“保皇派”的冲突针锋相对,越演越烈。运动就此打破学校、机关和工矿的界限,走向了社会。

       
且说运动面向社会展开,各学校和单位自行成立的造反组织林立,什么“主义兵”、“思想兵”、“红卫军”、“赤卫队”、“红战团”、“红革队”比比皆是。大家“杀”向社会,所持同一观点的组织自然形成一派,运动围绕维护和支持自己的这一派的观点而行动。大字报专栏上了街,自办的各种小报随处张贴。每逢各派有什么重大行动,墨汁和白石灰大标语刷在墙上和马路上,自行印制的传单像白鸽满天飞舞,旗帜似旌幡浩荡翩翩。

       
继而,在那年八月五日最高统帅“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和十二月底北京召开“彻底打倒刘邓为代表的资反路线誓师大会”后,最高层的运动意图已见端倪,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的革命路线已成大家的共识,各派都自诩为造反派,并以此为荣。贵阳的运动进而发展到反对或支持省市委及其在各级的执行者的模式中。这之中,贵阳的工人造反组织已成气候。进入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在上海掀起的“一月风暴”的鼓动下,贵阳的造反派以上海造反组织为榜样,一举夺取了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的领导权。其实,所谓省市委及其政府机关对运动的领导已在大串联时瘫痪,所谓的领导权早就不复存在了。而在此时,对工交生产、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等等社会功能的日常管理职能也全数交给了夺权的造反派,各级“当权派”都靠边站,等待的是接受造反派的揭发、批判和斗争。

       
“一月风暴”的夺权斗争起源于上海,贵州紧跟其后,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对运动具有绝对领导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时接见了贵州夺权造反派的代表,并以《人民日报》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表示支持与表彰。看来,贵州的运动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且慢,运动的领导层却落入了各造反组织为了进入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委会”,这一新的权力领导机构应获得相应份额的激烈争斗中。

     
毕竟在这之中,以当年春节后开始酝酿召开全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各派的势力平衡和代表名额分配最为纠结。在各派力量无休止扯皮和相互攻讦不肯退让的情况下,以省军区副政委李再晗为代表的最具强势的支左势力插手“红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力排众议地于1967年4月10日在贵阳六广门体育馆召开“贵阳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会”。由此引来持反对意见的贵医“226”、“东方红”、师院“66”和六中“狙击兵”对会场的冲击。
第二天,在部队的保护下,“红代会”强行开幕。贵阳的多个反对派组织吹起了冲锋号再次强行冲击会场。随后近万人游行到邮电大楼集会示威抗议,并以当天的日期为纪念,宣布成立贵阳大中专“411”红卫兵联络站。这样,一支庞大的红卫兵反对派组织就此跃上了贵阳文革中后期的政治舞台。而支持“红代会”的对立红卫兵组织也于两日后成立了以师院“支红联合会”,贵工、贵医“支红联络站”,贵中医“卫红战斗团”为主体的二百多个“支红”派组织,于当月二十八号这天联名发表“形势分析”文告,宣布与“4
11”派分道扬镳,誓作坚决的斗争。

       
距此之后,贵阳地区乃至省的部分专州、县的文革群众组织在文革运动中后期的角力和对抗,甚至武斗都集中在“411”和“支红”这两大派别的争斗上。就是未予参加两派组织的吃瓜群众,甚至一家亲人也都分别持有各自不同观点的倾向。两派不同的观点成了自认为自己最革命和对方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分水岭。总的说来,盼望早些结束混乱局面,认同稳定是大局的人,一般倾向“支红”观点,而希望继续革命,反对强权政治的人都持同情“411”的观点。虽然双方都在说自己是在保卫最高统帅,是在维护革命路线,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甚至大打出手在所不惜,难解难分。要知“411”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记得那是在1966年的夏天,我刚满10岁,过完暑假就是三年级的学生。

我就读的是我们镇上最好的中心小学。65年才竣工的教学大楼。混凝土结构。学校的大门在东边,是两扇银色的大铁门。南面是教学大楼。大楼一共有三层,18个教室和校长室,以及老师办公室。教室的课桌。椅子紫红色的油漆光滑透亮。课桌是上面摇盖的,靠背的木椅子。一边是明亮的玻璃窗,整个教室崭新铮亮。

大楼的西面是篮球场,北面靠南的是操场,靠西边是个能容下一千五百个人的大礼堂……。

四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学校环境也许是小学当中最好的了。

任教的语文和数学老师是共产党员,省级优秀教育工作者。语文老师兼我们的班主任。

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的学校环境一流!师资力量雄厚!

我从小是个品学兼优。能歌善舞的乖孩子;我的作文很好,经常由我的老师推荐发表在《中国少年儿童报》;然后学校有意栽培我,指定教导处主任(我的语文老师是副主任)担任我的作文特别指导,每个礼拜交一篇作文。还有一位老师单独指导我的舞蹈……

我在老师甜美的赞扬。百般的呵护。无微不至的关怀中长大。我的童年多幸福啊!

然而,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早上起床,吃好了爸爸煮的早餐,扎好头上两条小辫,和我的同学哼哼着歌去上学。

一进学校的大门,我们吓呆了。走廊。课堂。办公室。大礼堂……反正所有的角落都挂满了大字报。这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密密麻麻的黑字,中间夹杂着用红笔打叉的名字,纸的长度是由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纸和纸之间留了一些空隙,差不多紧挨着……

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当时的心情,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好奇,我们应该去我们的教室看看……

我们的教室在2楼。我们是跑上去的……教室的门敞开着,门是被砸破的,桌子。椅子,讲台都被砸烂了,我们平常椅子都坐的很小心的,深怕和后排的桌子摩擦碰掉油漆;每天都保持透亮的玻璃窗也都被砸烂了……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眼前的景象一片白色恐怖。

“怎么了?”……”怎么回事?”……”是谁搞的啊?”大家面面相嘘。

有个消息灵通的男同学奔来了,他告诉了大家:”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要积极响应号召!”……”我们要停课闹革命!”……大家又一次面面相嘘,……

又一个男同学奔来了,”蒂红!……你也被挂上大字报了!”

(蒂红我的绰号,也就是西红柿)

好象一颗炸弹在我们中间突然炸开,我被吓蒙了,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我的脸上。我没有任何的反映……然后我被同学拉着。推着去了大礼堂。

大礼堂正门的第三排就是写有我的绰号的大字报。过去了整整的40年了,当时的情景还是那么清晰的历历在目:

前面的都是文章的”帽子头”,现在我就把他简略了,……

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猛烈炮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烈火猛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孝子贤孙 ***!

教育路线这四个字和老师以及我的名字都是红笔叉过的,而且我和老师的名字都是被丑化了的。

那年我正好10岁,我经常受到不明不白的欺负。欺负我的都是高年级的同学,用当时的话讲,就是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他们有的向我吐口水;有的拉我的小辫子;有的拦在走廊上不让我过,要过就得钻他们的跨下过;有的还用石头砸我,有一次竟在去学校的路上被砸破了头。我们的老师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还有力量保护我们。我看到老师被学生打。被学生骂,说是要”打败资产阶级师道尊严”……学校的校长原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学校的校长和好多的老师,当然也有我的老师都带高帽子游街示众了,胸前还挂了牌子两只手也不是空着的,要敲锣。一边游,一边还有带红袖章的”红卫兵”逼着他们喊:”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孝子贤孙!”……”我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实走狗!”……

后来我们班的两个同学”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成为了”红色的革命小将”,他们两个都是”红五类”的子弟。他们两个都是很保护我的。

记得当时我校的”战略部署”内部决定了下一批的”游街”还有走”白专道路”的同学。”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我当然的就在其中。

我不敢去上学,又不敢回家,睡觉作恶梦。我每天哭。”红卫兵指挥部”还要我每天写一份检查上缴给他们,我错在哪里?要怎么写才能”通过”?

偶尔,我发现在大字报堆里有别人写的”检查”,我如获至宝,我就把他随便的改动一下交上去了,轻松的”通过”了。我就天天这样,
……

由于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红卫兵指部”的”正确领导下”,我的”检查”每次都写的”很深刻”,”触及了灵魂深处”,又有我班的红卫兵介绍,我终于第一批”解放”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不用”游街示众”了……

“解放了”,我重新获得了自由,在我幼小的心灵就已经深刻的体会了自由。诠释了自由……

天是蓝的,太阳会朝我笑,花儿会向我点头……

接着我也”光荣地加入了红卫兵”,还成为了<<红卫兵战报>>的编辑部通讯员,还”立志”,要”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闹命!”还要”势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才10岁的我就”革命”了!

我的回忆之河源源流长,暂时要刹车了。这是我记忆中的”文革”初期,我幼小的心灵最大的感触就是: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若为自由故——这辈子坚决不做教师;这辈子千万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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